校长领导行为的影响因素：从学校内部分析
肖长珊，张九洲
(大理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云南大理，671003)
[摘 要] 学校内部的各种因素对校长领导行为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从学校内部加以探究，可以发现学校内部制度、教师、学生是制约校长领导行为的三大因素。具体来说，学校内部制度的合理建设与权力控制、教师追随者角色与专业化水平、生源差距与学生个性差异都是校长在实施领导行为时难以回避的症结所在。
[关键词] 校长领导行为；学校内部制度；教师；学生
校长领导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这个系统经常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时时刻刻都处于不断运动与发展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脱轨”或“离向”现象。领导行为(leadership behavior)一般指“一个领导在从事指挥和协调群体成员工作过程中的特定行动，它可以包括建立工作关系、表扬和批评群体成员、对群体成员的福利和情感的关心等方面的行为”[1]。校长的任何领导行为最终落脚点都是学校，进而学校内部的各种因素对校长领导行为的影响便是举足轻重的。厘清来自学校内部的影响因素，可以使我们对校长采取某种领导行为的缘由及其所遭遇的困境有更为清醒的认识。
一、学校内部制度：校长领导行为的前提与依托
当前，很多校长在实施领导时都将目光投向了学校内部制度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学校发展规划、梳理学校制度的活动。不可否认，这是教育改革的规律性和学校发展的必经之路。学校内部制度为校长选择与确立何种领导行为提供参考因素，同时还影响到某种领导行为能否有效地贯彻和实施。一个富有活力、健全完善的学校内部制度会让校长在领导时得心应手，而漏洞百出、流于形式的学校内部制度则会让其寸步难行。
纵观学校制度，学校外部制度带有更为浓厚的控制性与强制性，与之相比，学校内部制度通常是根据学校自身的特点和现实需要来制定规划的，带有浓郁的学校风格，似乎更具有自主性和个性化。但当我们去窥探其本质时，不难发现，学校内部制度的构建仍然处于权力的制约和掌控下。实际上，由于各种利益关系和力量对比关系的存在，国家权力的介入和干预，以及各种微观权力的衍生与扩散，学校教育中形成了一个受到各种权力关系所决定的权力场域。[2]置身其中，学校内部制度的建立自然摆脱不了极其严厉的权力控制。那些权力伴随一整套策略、手段和技术，不断地影响着学校的内部制度。
权力控制在多种层面对学校内部制度实施控制、引导和调节，使其有自身独特的运作方式。当学校的内部制度在学校管理中开始运作之时，新一轮的权力控制便展开了，校长在无形中成为了权力控制的主体。很多校长在构建学校内部制度时都会说是为了“维持学校秩序”“为学校改革提供制度保障”，看似没有任何权力控制的踪迹，但实际上，大多数校长都会将制度建设作为自己在领导过程中行使权力、树立个人权威的利器，也就是说，内部制度其实是校长领导过程中的一种权力控制的行为。校长借助内部制度得以在整个领导过程中施展自己的权力，看似没有“说话”，实则在用制度作为替身，让制度替自己“说话”。校长借由内部制度来完成领导学校时的权力控制本身是合乎情理的，这也是当下学校管理的重要特征。校长借助学校内部制度进行领导，比起直接发号施令更能让组织成员信服与接受。
但如何把握权力控制的度，这是校长在实际的领导过程中极具挑战性的一个难题。部分校长只是单纯根据自己的管理理念与自身意志来构建制度，这就使得学校内部制度成为了校长的个人产物，校长的领导行为中充满了专制与控制性。这种控制性的领导行为在短期内对于维持学校各项工作秩序有着一定的作用，但它与现代教育管理理念相去甚远，也不利于学校长期的建设与发展。因此，校长借助学校内部制度的权力控制来实施领导行为时，要破除“制度独占”的习惯，转向真正的“制度共建”，这样，校长的领导行为才能更为科学合理。
二、教师：校长领导行为的追随者与影响者
在当下的学校变革实践中，许多学校把目光投向了学习型组织，都致力于逐步摆脱传统的科层化管理模式，建立起了学习型学校的运作模式。学校组织结构的转变给校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教师作为追随者在组织转型建构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教师是消极模式的追随者时，可能会高度适应原先的科层化管理模式，教师在很大程度上会顺从校长建构出的组织情境，被动地接受校长的一系列指令，其自主性遭受极大的抑制；重效率轻“人性”的组织管理方式增加了教师负担，严重影响他们身心的健康发展。校长在领导教师群体走向学习型组织的过程中，需要建构教师积极的追随模式，鼓励教师作为追随者能更多地参与决策制定，为校长的有效领导增添活力。
社团成员间缺乏信任，彼此间存在非良性竞争，多顾忌，老带新须加强；与成员初期设想差距较大，会议较多、虚泛空洞事宜较多等问题，导致部分成员中途退出；社团的设施设备需进一步完善，硬件的完善，传承性才能更好的提高。
无论身处何种学校教育情境中，教师毫无疑问都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校长处于教师与外部思想、人员关系的中间，正像大多数三角人际关系一样，存在着不断的冲突与困境。校长如何处理(或避免)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些关系是否形成了一个革新的“百慕大三角”。[3]教师是校长领导最直接的追随者，教师的专业化程度与教师文化影响着校长的领导理念与领导行为，同时，教师对校长领导行为的支持程度直接决定着校长领导行为的效能。
（2）我见这会稽城市中的人，有穿着那宽衫大袖的乔文假醋，诗云子曰，可不知他读书也不曾！（元·无名氏《渔樵记》第一折
最新的研究认为，“在追随行为中比在领导行为中更容易识别领导力，因为只有个体愿意承认并接受他人的领导地位和行为影响，产生了追随行为，领导者身份才被承认，领导关系才会建立”[4]。因此，明确并重视追随者和追随行为对于领导者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对于校长而言，在整个领导过程中最首要的追随者便是教师。校长的领导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教师作为追随者的自我实现，校长与教师在教育场域及其关系互动过程中共同创造了一个包含领导者和追随者的相互牵制的动态系统。Oc和Bashshur提出，“当领导者需要依赖追随者获取信息时，追随者更容易对领导者行为产生影响。而基于认知理论的内隐领导理论认为，追随者的认知结构会影响他们对领导者的认知以及对领导行为的评价，进而影响领导者的行为”[5]。
新课程改革对教师角色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它要求教师具有很高的素质与能力，这对于教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现阶段小学教师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教师的学历相对较低，并且，部分教师的教育理念陈腐，局限在“以分定学，以分定教”，不注重学生其他方面素质的培养。此外，还有一些师资来自非师范院校，他们缺乏专业的教育教学技能训练，职业认同感不强。校长在领导管理学校的过程中需要高质量的教师队伍的支持，但现实情况是我国小学教师队伍的质量总体上是偏低的，校长在进行领导时即使有好的想法和措施，也苦于缺乏合适的帮手，只能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
分别配制Li、Na、Mg、Ca(均为1mg/L)以及不同质量浓度Zr的混合标准溶液，以考察Zr基体对Li、Na、Mg、Ca测定结果的影响，见表3。
杜威曾说：“在学校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7]学生在学校教育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无论是何种领导风格的校长，他们都不会否认在领导过程中要致力于促进学生的长远发展，通过营造良好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促使他们在一个优化的环境中健康成长。因此，在学校教育中，学生自然就成为校长领导的落脚点与归宿。
学生这一因素是如何影响着校长领导行为的？最为直接的影响来自生源。就城乡生源的差别上来看，农村学校的生源质量与城市学校的生源有一定差距。教育生态学把教育理解为一个“与其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生态环境密切关系的，由时间和空间构成的、开放而实在的生态系统”[8]。对于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而言，他们处于两个差异极大的生态系统中。就拿各自拥有的社会机构量来说，各种政府机构、大量的公共服务机构、大型的商场、公司，加之来自不同区域的人群，使得城市成为一片汪洋大海，学生从出生便从中汲取各种信息；反观农村，获取信息的途径比较少。显而易见，城乡的生源差异在学生进入学校前就已经显露无遗了。这种差异来自父母遗传和家庭教育，更归结于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城市的孩子会从父母各式各样的职业中获取大量的信息，从而产生“代际遗传”，此外，他们还可以在社区、同伴、公共场所中得到源源不断的信息。
三、学生：校长领导行为的落脚点与归宿
当然，针对小学教师先天受教育程度不高的问题，可以通过后期的职后培训来加以弥补。但是，很多时候，对教师的培训过于流于形式，小学教师培训制度也不够健全，并且，一部分教师的学习能力并不强，尤其是年长的教师，现代化的培训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吃力的。总的来说，年轻教师有活力，但是经验不够，稳定性差；年长的教师经验丰富，但是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差。校长的领导行为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契合新的教育教学理念，促使年轻教师或年长教师都能挺身而出，成为校长领导行为的强有力支柱。
式中：X为样品中元素的含量，mg/100 g；c为测定用样品中元素的浓度，μg/mL；c0为试剂空白液中元素的浓度，μg/mL；V为样品定容体积，mL；f为稀释倍数；m为样品质量。
实现教师专业发展是校长领导需要着力促成的目标之一。而在当前的教育改革中，教师专业发展陷入拘泥思维定势、疏于价值认知、束于理论匮乏等种种困境，推进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在实践层面进一步有效开展的决定性因素是教师专业水平的整体提升。[6]因此，校长在制定和规划一系列改革措施时必须考虑是否有助于提高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
从教育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学校的学生拥有更适宜学习成长的土壤。现在国家在推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也在努力为农村学校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但即使有了相应外部资源的保障，在面对差异如此之大的生源质量时，问题重重的农村生源在最初就严重制约着农村校长的领导行为。给予他们的外部资源很难在学生身上得到有效的利用，因此，校长的领导行为便会表现出乏力、低效的感觉。
在学校教育生活的表象背后，存在着一个“教育场”，也称为学校文化生态场。“它是由教育范式、教育理想、学校文化精神、组织规范、活动形态和物质支持系统组成的相互关联的具有层次性、整体性、结构性的网状文化生态系统，发挥着整体周流、互动共生、有机关联的文化生态功能。”[9]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了学生极具个人特色的潜质，当这些孩子进入学校便会将这些差异反映到学习以及日常人际交往之中，进而造就了学校多元文化生态环境。在教育文化学中，我们把学生文化视为未成熟的青少年亚文化，需要正视的是，在这里“未成熟”并不是贬义词，它是对学生文化多维度、深远发展的可能性的一种期盼。这种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对学校文化提供现实的动力并指出了可能前进的方向，更重要的是赋予了学生文化以无限活力，进而促进学校多元文化生态环境的形成，让学校能够蓬勃发展。
校长在面对学生之间天然存在的差异时，首先要正视这一事实，并且大力培养学生的优良个性品质和独特性。盲目强求一致和统一，忽视差异和个性，会使整个学校的教育生态单调和乏味，丧失教育的活力，更不可能实现学生群体的差异发展。学校教育有其规定性和指向性的教育要求与方向，一味让学生放飞个性，也会使学校的管理陷入混乱的状态，这对于校长领导是一个十分棘手却无可避免的难题。校长在制定相应的教育教学措施时是否能把学生的多元差异考虑到？他们的领导行为是否兼顾到了学生的共性与个性？面对学生的多种需求，他们的领导行为又是否切实有效？这些都是学生生源差异对校长领导行为带来的现实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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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校长领导行为不是一座孤岛，它置身于学校内部这一海域中，其间的种种因素都在牵制其行动。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学校内部制度是校长领导行为的依托，教师是校长领导行为的追随者，学生是校长领导行为的最终归宿，要在教育实践中综合调控各方的影响，促使校长更好地对学校进行领导与管理。
参考文献：
[1] Bemard M. Bass.Stogdill’s handbook of leadership[M].New York： Free Press，1981.
[2] 李松林，金志远.教育场域：权力的运作与学生的境遇[J].当代教育科学，2017(13).
[3] Michael Fullan.教育变革的新意义[M].武云斐，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 UHL—Bienm，Riggio R E， Lowe K B， et al. Follower-ship Theory：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14(1).
[5] Epitropaki O, SY T, Martin R.et al. Implicit Leader-ship and Followership Theories “in the Wild”： Taking Stock of Information-processing Approaches to Leadership and Followership in Organizational Settings[J].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13(6).
[6] 王志广.教师专业发展的困境与超越[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11).
[7] 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8] 范国睿.教育生态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9] 徐书业，朱家安.学校文化生态属性辨证[J].学术论坛，2005(5).
[中图分类号] G47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3712(2019)07-0142-03*
*[基金项目] 大理大学2018年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研究项目“U-S-G协同创新视角下滇西农村中小学与高校教师教育合作机制的实践研究”；大理大学科研课题项目“地方本科院校专业课程转型研究”(JGV1-125)；大理大学科研课题项目“基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地方高校专业课程转型与结构优化研究”(KYJY2017Y19)。
[作者简介] 肖长珊(1995—)，女，云南大理人，大理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张九洲(1971—)，男，湖南邵阳人，博士，大理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收稿日期] 2019-01-10
标签：校长领导行为论文; 学校内部制度论文; 教师论文; 学生论文; 大理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