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义德后殖民理论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借鉴和改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文论文,理论论文,领导权论文,赛义德后论文,葛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3)06-0734-06
赛义德(Edward W.Said)是当代西方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的开创者和主要的代表人物。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赛义德在建立他的后殖民理论时，借鉴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某些思想，同时也对葛兰西的某些观点进行了改造。本文从赛义德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借鉴和改造这两个方面来进行一番探索。
一、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借鉴
赛义德后殖民理论主要有两大思想来源：一是福柯的话语理论，二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因此，福柯和葛兰西被人们认为是赛义德思想上的“两位老师”[1]。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直接来源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具体来说，赛义德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借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在文化领域进行革命的重要性
通常的革命理论强调革命的核心是暴力革命，但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葛兰西则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问题不仅包括物质层面上的暴力革命，而且还包括在精神层面上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非暴力形式的革命。这是因为，资产阶级不仅用暴力手段来维护它的统治，而且还从文化方面来支配无产阶级。文化上的支配就通过占有文化领导权来行使文化霸权。葛兰西认为，马克思对文化领导权问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无产阶级要想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仅仅依靠暴力革命是远远不够的。他说：“政治领导权只是统治职能的一个方面……为了行使强有力的领导权，就不应该仅仅指望政权所赋予的物质力量。”[2]在他看来，文化上的非暴力革命的重要性绝不比政治上的暴力革命低。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文化上的革命比政治上的暴力革命更为重要。他说：“一个社会集团能够，实际上也必须在取得政权之前就开始行使‘领导权’。”[2]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治领导权之前不仅可能先取得文化领导权，而且必须先取得文化领导权，夺取文化领导权是夺取政治领导权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在文化领域发动一场革命是必不可少的。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被赛义德所看中。赛义德剖析了西方人研究东方的学科——东方学(Orientalism)，认为东方学中也存在着像葛兰西所说的霸权。他说：“在任何非极权主义的社会，某些文化形式支配着另一些文化形式，正如某些思想比另一些思想更有影响力一样；葛兰西将这种具有领导权的文化形式称为霸权，要想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权，或者更确切一些说，是文化霸权运作的结果，使东方学具有我一直在谈论的那种持久性和强力。”[3]赛义德仿照葛兰西的做法，把东方殖民地国家对西方宗主国的反抗分为两种，一种是收复领土的反抗，另一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抗。前者属于物质层面上暴力反抗，后者属于精神层面上的非暴力反抗。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抗就是文化反抗。赛义德认为，东方殖民地国家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自主，就是因为东方人没有消除西方的文化霸权。东方人收复领土的革命已经完成，现在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一场非暴力形式的文化革命。只有这种非暴力形式的文化革命才能使东方民族真正获得独立和自由。
赛义德主张在文化领域里发动一场革命，是将葛兰西关于阶级问题的文化革命理论在民族问题上的运用。他像葛兰西一样，充分认识到在精神形式的文化领域中进行革命的重要性，把文化领域中的革命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
(二)把知识与权力联系在一起
赛义德为什么要同葛兰西一样强调文化领域中革命的重要性?这得从他们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看法谈起。葛兰西所谈的文化是狭义上的文化。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的一切创造物，它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方面。葛兰西所说的文化仅仅是指精神文化，这种文化也就是知识。葛兰西认为，知识与权力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知识就是权力”[2]。在这方面，葛兰西的观点与近代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观点有相同的地方。培根早就指出：“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4]但是，葛兰西所说的知识与培根所说的知识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指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社会科学知识，后者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知识。培根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人权从神权的垄断下解放出来。培根认为，人权要想战胜神权，人们就必须掌握自然科学知识，人们拥有了自然科学知识，也就意味着拥有了权力。在葛兰西所处的时代，主要矛盾不再是人权同神权的斗争，而是被统治阶级同统治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要想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掌握文化领导权。当然，尽管在知识种类上有所不同，但葛兰西和培根都看到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由于知识具有权力的特征，所以统治阶级就用它来作为控制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通过文化(知识)这种非暴力性的手段来控制被统治阶级，比暴力手段更经常、更广泛和更有效。
赛义德受葛兰西关于知识就是权力这一观点的影响，也认为知识与权力是密不可分的。赛义德对西方人研究东方的东方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被西方人作为一种学科的东方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它同葛兰西所考察的知识一样，是一种具有权力特征的东西。赛义德在分析近代英国驻埃及的一位代表及总领事克罗默这样一位典型东方学家的一篇政论后指出：“克罗默再一次强调，关于臣属民族或东方的知识使他们的管理(对东方殖民地的管理——笔者注)既容易又有效；知识产生权力，更多的权力要求更多的知识。”[3]由于东方学具有权力这一特征，所以它就不仅仅是一种学科，更是一种意识形态，与那些纯粹学科性的知识是不同的。赛义德说：“Orientalism一词的词尾‘ism’就强调了它与其它任何学科的不同。”[3]作为意识形态的东方学也就是东方主义。东方主义也就是文化霸权主义。东方学作为东方主义，它的目的不是要向人们传播知识，而是谋求西方对东方的支配权。
葛兰西认为，知识中的权力对人的控制不是通过强制力来进行的，而是通过人们对它的自觉、自愿的认同来实现的。赛义德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说：“我的整个论点是，当我们认识到作家和思想家的内在的控制是生成性的而不是单方面的禁止时，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像文化这样无处不在的霸权体系所具有的持久性和生命力。毫无疑问，葛兰西、福柯和雷蒙德?威廉姆斯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试图表明的正是这一点”[3]。当然，赛义德并不是认为只在东方学知识中存在着权力，同葛兰西一样，他认为其它知识中也存在着权力，只不过是东方学知识中的权力比其它知识中的权力更为明显，例如，他在谈到语言问题时指出：“权力与知识的共存在近代语言学中远没有在东方学中那样突出。”[3]
赛义德像葛兰西一样，把知识和权力联系起来，充分认识到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把知识与权力联系在一起，是赛义德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又一个方面的借鉴。当然，赛义德这一理论同时也受到福柯的权力理论的较大影响。
(三)把革命重任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
既然知识与权力密不可分，那么谁占有了知识，谁也就拥有了权力。知识历来是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行使文化霸权，就是因为它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所以，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它就必须加强教育，大力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人人都应该成为知识分子。他说：“一个政党的全体成员都应当被看作知识分子。”[2]如果无产阶级有了自己强大的知识分子集团，那么它就能占领文化阵地，就能动摇乃至推翻资产阶级在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同葛兰西一样，赛义德也认为消解西方文化霸权的使命必须由知识分子来完成。在他看来，西方人之所以能够行使其文化霸权，就是因为作为知识分子的东方学家剥夺了东方人表述自己的权力，剥夺了东方人的话语权。东方人要想消解西方的文化霸权，就必须夺回表述自己的权力，就必须“重新拥有文化”[5]，即重新拥有东方自己的民族文化。要想拥有自己的文化就必须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只有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才有自己的文化产品，才会有自己说话的声音，才不至于让西方文化一统天下。
葛兰西虽然并未否认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认为人民群众也是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但是，葛兰西认为人们群众只有在知识分子的领导下才能进行革命。他说：“如果不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把自己组织起来，人民群众就不能使自己‘受人注意’，就不能获得应有的独立；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管理人员，也就是说，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2]在葛兰西那里，人民群众是普通人，而知识分子则是精英阶层，因为知识分子对革命有系统的认识并且具有创新意识。他说：“革新不能来自群众，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如此，除非通过精英的中介。在精英这里，人的活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连贯的、系统的、始终在场的认识，一种明确的、坚定的意志。”[2]一句话，只有知识分子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同葛兰西一样，赛义德虽然也没有否认普通的人民大众在话语革命中的作用——“属下能够说话”，[3]但是，他认为只有知识分子才是消解西方文化霸权的中坚力量。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详细探讨了东方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抗。他考察后殖民理论的先驱人物塞萨尔、法侬等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邪恶本质的揭露，分析了文化民族主义“三剑客”钦维祖、杰米和马杜比克等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评，颇为详细地分析了恩古吉、萨利等人对康拉德的小说《黑暗深处》的改写等。除了重写宗主国经典著作外，赛义德认为，东方第三世界的作家还必须进入到西方宗主国的上层社会之中，打进西方主流话语之中去，打破主流西方话语的完整性，对主流话语进行改造，从而达到消解西方的话语权垄断的目的。总之，在赛义德看来，消解西方文化霸权虽然也需要东方的普通人自己敢于“说话”，但是更需要东方知识分子的强有力的斗争。
赛义德和葛兰西都看到知识分子在反对文化霸权中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在文化领域的革命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总的来说，赛义德虽然借鉴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但是，他同葛兰西一样过分强调了文化革命的重要性，并且是孤立地就文化谈文化，从而使他后殖民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一样，都带有唯文化主义色彩。
二、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改造
赛义德和葛兰西探讨的都是文化领域中的革命问题，因此葛兰西理论中的不少观点可以为赛义德所用。但是，毕竟葛兰西探讨的问题属于阶级问题——无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而赛义德探讨的问题属于民族问题——东方民族反对西方民族的文化霸权，所以赛义德又不能全盘照搬葛兰西的理论。更为重要的是，葛兰西的思想属于本质主义，而赛义德由于受福柯和德里达等人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而持一种反本质主义立场。所以赛义德必然要对葛兰西理论中某些观点进行改造。具体来说，赛义德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改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哲学上的反本质主义改造
葛兰西在哲学上是一个本质主义者。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现象和本质之分。他赞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他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结论是最令人满意的答案。”[2]不同的社会关系造就了人的不同本质，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本质，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本质。资产阶级文化也有它自身的本质。与葛兰西不同，赛义德由于受到福柯和德里达等人的反本质主义观点的影响而认为任何事物都不存在本质。他在1994年为《东方主义》一书再版的后记中声明：“本书的观点显然是反本质主义的，它对东方和西方这些类的名称表示强烈的怀疑，并十分小心地避免为东方或伊斯兰辩护，甚至避免对它们进行讨论……我说过，像‘东方’和‘西方’这样的词语，没有与之相符的作为自然事实而存在的稳定实体。”[3]
文化的本质是权力。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文化领导权以后，就要牢牢抓这个领导权不放。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就是用一种领导权来替代另一种领导权。革命以前的领导权在革命以后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是发生了领导权的转移。权力作为知识的本质并不会在革命中被消灭。权力作为一种本质性的东西与现象是共存的。葛兰西虽然认为国家政权在将来会消失——“不难想象，在将来以管理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笔者注)，国家的强制成分就会逐渐消失。”[2]但是，他并不认为国家从此就成为没有任何权力本质的纯粹现象性的东西，只不过是国家的权力本质发生了变化，变为另一种形式。比如，在将来以管理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学校仍然作为一种具有权力特征的东西来行使它的教化功能。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以后，文化仍然具有权力的功能，只不过不再是资产阶级文化那种压迫功能。
赛义德一方面把知识与权力联系起来，揭示出了东方学中的权力本质；另一方面又通过反本质主义把知识与权力割裂开来，要把权力从知识中驱逐出去。他从东方学知识中揭示出权力本质，并不代表他是一个本质主义者。他恰恰是从反本质主义的立场来剖析东方学的。他认为，知识并不必然具有霸权本质，东方学中的霸权这一本质性的东西是东方学家人为地加上去的；知识中的霸权是应该而且是可能被消除的；在东方学中文化与权力的合流是一种非正常的、错误的现象；后殖民理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使文化成为一种没有霸权的文化；当知识中的霸权被消解后，文化也就同权力完全分离开来而成为纯粹学术性的东西。他说：“我再次强调，这是一个超越障碍而不是维持障碍的过程；我相信《东方主义》一书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当我说人文学科的研究是以理解的方式寻求对强权支配的思想进行超越而走向一种无霸权、非本质主义的学术类型的时候。”[3]
赛义德反对西方文化的霸权本质的观点是对的，但他的反本质主义的观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任何事物都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世界上没有无本质的现象。黑格尔说得好：“事物的直接存在，依此说来，就好像是一个表皮或一个帷幕，在这里面或后面，还隐藏着本质。”[6]透过帷幕去看幕后隐藏着的本质，是历来哲学家的根本任务。
(二)立场上的折衷主义改造
从反本质主义出发，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文化在本质上就是坏的，无产阶级文化在本质上就是好的。因此，葛兰西旗帜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资产阶级文化霸权，他同马克思一样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赛义德从反本质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文化没有好坏之分，不能说西方文化本质上就是恶的，东方文化本质上就是善的。因此，他虽然反对西方霸权主义，但是又不站在东方民族主义一边。当他谈到东方的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等对西方的东方主义的批评时，他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虽然我总是力图保持一种批评的感觉或反思的超然，但在这些观点之间，我将不做出裁决，除了说对于现实的、真实的或真正的伊斯兰教或阿拉伯世界这样一个主题，我一直在明确地回避表明自己的立场。”[7]他的《东方主义》一书在1978年出版以后，在东方的伊斯兰国家颇受欢迎，一些伊斯兰人把他当作伊斯兰世界的伟大民族英雄。但是，赛义德对此并不领情，他认为他根本不是站在伊斯兰国家一边并替伊斯兰世界说话，是伊斯兰人误解了他。同葛兰西明确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立场相比，赛义德的立场毫无疑问是折衷主义的。这样，赛义德就把葛兰西旗帜鲜明地站在某一边的立场改造为介于两者之间的折衷主义立场。
赛义德之所以要对葛兰西的明确立场进行折衷主义的改造，一方面是由他的反本质主义立场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是由他所探讨的领域与葛兰西研究的领域不同有关。赛义德和葛兰西虽然都是探讨消解文化霸权的问题，但是，葛兰西探讨的是阶级领域里的文化霸权问题，而赛义德探讨的是民族领域里的文化霸权问题。在阶级领域，资产阶级文化就在于为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服务，无产阶级文化是要消灭剥削和压迫。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就成了正义和真理的化身。而在民族领域，东方人虽然受到西方文化的支配，但是东方文化也并不是正义和真理的代表。比如，东方的伊斯兰文化像基督教文化一样，也具有明显的普世主义特征，充斥着浓厚的霸权主义色彩。只要一有机会，东方文化也会像西方文化一样发挥它的霸权作用。因此，赛义德并不主张用东方文化霸权来替代西方文化霸权，他在东方主义一书的结尾指出：“最重要的的是，我希望通过本书使读者明白，东方主义的替代并不西方主义。”[3]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与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正义与非正义，而东方民族主义与西方霸权主义并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区别。因为作为邪恶象征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真正对立面不是东方民族主义，而是非霸权主义。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实际上有两个对立面：一个是它的受害者——东方民族主义，一个是它的反面——非霸权主义。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两个对立面是不重合的。赛义德想站在非霸权主义立场上来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这种立场看起来似乎公正、合理，但实际上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威胁不大。因为它在反对西方文化霸权时，也反对东方民族主义。东方民族主义向来是对抗西方文化霸权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赛义德的做法在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同时，无意之中也帮了西方文化霸权的忙。就赛义德并不笼统地反对西方文化以及不走向与东方主义相反的另一个极端——西方主义——来说他是正确的，具有一定的辩证思维；但是他由此而根本不站在东方人一边的立场会削弱他的反文化霸权的力量。正如穆尔—吉尔伯特所指出的：“折衷主义可能既是《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力量所在，也是它的弱点所在。”[8]很显然，葛兰西的明确立场使他的理论对无产阶级具有很大的号召力，而赛义德的折衷主义立场会使他的后殖民理论对东方民族有多大的感召力就值得怀疑了。
(三)文化上的多元主义改造
葛兰西在哲学上坚持一元论，这种一元论反映在文化问题上就是主张无产阶级文化一统天下，实行无产阶级文化的一元主义。葛兰西认为由于资产阶级文化在本质上就是坏的，因此资产阶级文化应该被消灭，应当用无产阶级文化来取代资产阶级文化。与葛兰西不同，赛义德从反本质主义立场出发，他只反对西方的文化霸权而不反对西方文化。在赛义德看来，西方文化并没有固有的邪恶本质。西方文化中的霸权并不是西方文化的必然产物。因此，他不主张用东方文化来取代西方文化，而主张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共存共荣，主张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相互依存，主张达到一种多元化的文化局面。赛义德认为将来理想的文化是一种自由游戏的杂交文化，也就是多元主义文化。他说：“一切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一种文化是独有的和纯粹的，所有文化都是杂交的、异质的、千差万别的和多元的。”[5]葛兰西要建立纯正的无产阶级文化，而赛义德则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单一的、纯粹的文化。他说：“我的主要目标是联系而不是分裂，我之所以对此有兴趣主要是由于哲学上和方法论上的原因——所有文化形式都是杂交的、混合的、不纯的……”[5]
赛义德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多元主义改造也并不仅仅是由他的反本质主义立场决定的，同时也是由他的研究领域与葛兰西的研究领域有所不同决定的。在阶级领域里，主张通过消灭资产阶级的方式来消解中产阶级的文化霸权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观点；而在民族领域里，显然不能通过消灭西方民族的方式来消解西方文化霸权。葛兰西主张通过釜底抽薪的方式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葛兰西不仅要消灭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而且要消灭资产阶级文化，因为资产阶级文化霸权来源于资产阶级文化。要想消灭资产阶级文化，又必须消灭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资产阶级文化的直接来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消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要方法就是发展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并用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征服和同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葛兰西说：“任何谋求统治地位的集团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为‘意识形态’地同化和征服传统知识分子而斗争，这种同化和征服越是迅速和有效，该集团就越是能够发展他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2]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同化了，那么资产阶级文化也就断绝了来源。没有资产阶级文化，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可言。赛义德的研究领域与葛兰西的研究领域有很大的不同，在这里，不可能通过征服同化西方民族、消灭西方文化的方法来达到消解西方文化霸权的目的。葛兰西和赛义德两人的观点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里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赛义德主张文化多元主义是对的，但是，把文化多元主义建立在反本质主义基础上，这就使他的后殖民理论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就赛义德要消解西方文化霸权而不笼统地消灭西方文化来讲是对的，但是他把西方的文化霸权同西方文化完全割裂开来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西方文化霸权就存在于西方文化之中，没有无文化的赤裸裸的霸权。我们不主张消灭西方文化，并不是因为西方文化没有本质，而是因为不是所有的西方文化都有霸权。对于那些有霸权的西方文化，我们必须铲除它或改造它，比如法西斯主义。
收稿日期：03-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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