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对美国软实力的削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伊拉克战争论文,实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的软实力是美国在全球推行霸权政策的重要基础。软实力就是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而非强制就能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软实力资源包括文化的吸引力、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利用国际机制的能力三个方面。约瑟夫·奈认为，在全球信息时代，可能获得软实力的国家需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一是其主流文化和观念更接近普遍的全球规则（它目前强调自由主义、多元主义、自治）；二是它最具有多渠道的交流，因而对于各种问题的定性也最具有影响；三是它的国内和国际表现能够增强其信誉。而美国无疑在这些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1]（P73）。
2003年3月，美国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一时展示了美国的硬实力，但是，伊拉克战争削弱了美国文化的吸引力、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利用国际机制的能力，美国的软实力在这场战争中明显受损。
一、美国的结盟体系出现裂痕
美国的结盟体系出现裂痕，使美国的软实力受到了很大的损害。美国结盟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就是美欧联盟，美欧联盟是美国霸权体系的重要支柱。冷战期间，美国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与欧洲结成了政治和军事同盟，并积极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冷战结束后，美国从全球战略利益出发，仍然非常重视美欧关系。但是，2003年，法国和德国没有像1991年海湾战争、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2001年阿富汗战争时那样支持美国，而是明确反对美国对伊动用武力，这大大出乎美国的预料。这不仅反映出美国与法德之间的战略利益冲突已经表面化，而且还意味着美国与以法德为轴心的欧盟之间出现了一个大的裂痕。在伊拉克战争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提出了“老欧洲”和“新欧洲”概念，表示美国要对这两部分采取不同的政策。由于美国的主要欧洲盟国反对美国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坚持让国际组织对伊继续实施核查，并在安理会上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从而导致了所谓“大西洋裂痕”的出现，冷战后美国苦心经营的美欧联盟体系几乎面临崩溃。伊拉克战争后，美欧分歧仍然十分明显。可以说，伊拉克战争使美欧之间的矛盾完全暴露出来，“大西洋裂痕”也明显扩大。
对于因伊拉克问题而加剧的美欧分歧，应当说是由于美欧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文化的不同和战略利益的不同造成的，而伊拉克战争只不过是催化剂。美欧之间世界观、安全观和治理观方面的分野是造成美欧裂痕不断扩大的政治文化原因。这些观念性分歧虽然尚未触及由美欧共同分享的西方价值观的核心，但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了美欧集体认同的危机和集体身份的淡化。从双方近期关系来看，布什政府尽管有强烈的修复美欧关系的愿望，但是由于美国在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大气变暖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巴以冲突、反恐等问题上与欧洲盟友都存在分歧，双方关系难免不太和谐，甚至可能再次出现重大裂痕。加上现在的欧洲已经不是过去躲在美国核保护伞下的孱弱的欧洲，而是具有强大经济实力，军事上追求独立防务、外交上追求独立外交政策的欧洲，欧洲的独立自主倾向不断上升。因而，“大西洋裂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很难得到根本弥合，美欧矛盾至多会因双方关系的调整而得到暂时缓和。当然，美欧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存在的，美欧之间不仅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继续合作，而且还要共同面对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的挑战，美欧仍是重要的战略伙伴，美欧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也会出现矛盾缓和的趋势。但是，从长远来看，美欧分歧难以弥合，美欧之间的摩擦会经常出现，美欧联盟会逐步变得脆弱。
美国战后霸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它的结盟体系。如果霸权国的结盟体系分崩离析，它的霸权地位就会严重受损，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就会下降，对国际机制的控制力也会降低，因而它的软实力就会明显下降。所以，美欧结盟体系出现裂痕无疑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
二、伊拉克战争使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削弱
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合法性很低的战争。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明确确立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是第一个明文规定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的国际公约。《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只有两种合法使用武力的行为不受限制和禁止。一是单独或集体自卫。《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二是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42条所采取的行为。《联合国宪章》第42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如认第四十一条所规定之办法为不足或已经证明为不足时，得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此项行动得包括联合国会员国之空海陆军示威、封锁及其他军事举动。”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显然是缺乏合法依据的，并严重践踏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在伊拉克战争中，全世界只有35个国家支持美国，但坚定反对其发动战争的国家数目大致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很多国家认为，和平手段也能达到解除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使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目的。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美国等国家提出的对伊动武的决议后，美国仍然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可以说，如果美军进入伊拉克之后，能够发现或者找到伊拉克“藏匿”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萨达姆真的在战场上使用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还多少可以为其战争行为找到一点“合法依据”。但是，美国政府至今没有找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并且它最后还不得不承认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情报有误，承认伊拉克并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当一个霸权国在没有充分理由、也没有权威国际组织授权之时，就对一个弱小国家使用武力，无论其硬实力多么强大，都会受到全世界对其合法性的质疑。质疑的根本问题就是：谁给了你这样的权力？谁还能制约你的权力？一个世界体系中的超强国家不经授权对另外一个国家使用武力至少违反了两条国际规范：第一，违反了主权原则；第二，践踏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制度[2]。正因为如此，就连美国人自己都认识到了，伊拉克战争使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受到了严重的损害[3]。美国“单边主义”军事干涉可能在军事上一时得手，但在道义上无疑是失败者，在国际社会也会留下穷兵黩武、仗势欺人的名声，并损害美国的国家形象。同时，美国这种违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对其与国际机构和盟国的关系也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并降低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三、美军虐俘事件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形象
美军虐俘事件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形象，从而也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第一个鼓起勇气向上级告发虐俘问题的是在阿布格莱布监狱执勤的美陆军第372宪兵连军士约瑟夫·达比。起初，他也和许多美军士兵一样，觉得自己来伊拉克是帮助那里的人民从萨达姆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但是，到伊拉克之后，他发现自己所看到的美军虐待伊拉克人的情景与他所理解的“解放者”形象格格不入，最后终于鼓起勇气把真相揭露了出来。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对恐怖嫌疑分子可以使用“压迫和威胁”的技巧是经过政府最高层批准了的。一份重要的备忘录记载，“9·11”事件4个月后，司法部一名法官建议乔治·W.布什总统和美国军方在反恐战争中不必一定遵守有关囚犯处理的国际法，这为虐囚事件铺平了道路。2004年5月初，在关于美军虐俘事件的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参议员约翰·W.瓦勒（John W.Warner）说：“对战俘的虐待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和完全不能接受的违反军事规则和条令的事件。对我们国家和美国军队的声誉和信任的损害会潜在地削弱美国军队及其家庭以及为了自由事业与我们并肩战斗的联军所付出的重大代价和牺牲。在美国军队其它值得骄傲的历史中，这一次美军领导力和纪律的焕散程度表现出一个特别罕见的时期。它损害了所有美国代表的价值观念的共同意志和传统。”[4]十分明显，在这一事件中，美国对于人权问题采用了双重标准，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美国人权政策的虚伪性。
美军虐俘行为有相当的普遍性，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负责人的话说，是“系统行为”，而不是孤立和偶尔为之的行为。美军虐俘事件反映出美国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的许多问题。第一，美军虐俘行为或许不反映美国的规范性价值，但它却反映了美国文化中的某些不良倾向。虐俘事件中表现出的暴力和性侮辱倾向令人发指，这同美国文化的暴力倾向和性泛滥倾向密切相关。第二，美军虐俘事件不是单纯的境外现象，而是美国国内“容忍暴力的监狱文化”的一种延伸，其国内的虐囚事件每年有数十万宗之多。美军虐俘事件不仅暴露了其人权外交的虚伪性，也暴露了其国内人权领域中的问题，使美国“人权卫士”的形象大打折扣。
美国政府一向注意自己的国家形象，花费大量的金钱并通过各种手段来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以辅助其全球战略的推行。但是美军虐俘事件充分暴露了美国推广人权和民主使命的虚伪，使美国的形象从“解放者”一下跌至“侵略者”，美国的“人权神话”完全破产了，从而显露了美国国家形象的负面真相，削弱了其文化价值观念的吸引力。
四、美国民主改造伊斯兰世界的计划严重受阻
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是美国实施“整合”中东、民主改造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个步骤。但是，尽管美国运用战争手段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民主改造伊拉克面临重重困难。美国学者艾利特·A.科本（Eliot A.Coben）就说：“推翻萨达姆后的伊拉克问题表明，尽管美国的军队训练有素，但美国不能找到对于建立秩序和开始建立民主体制来阻止伊拉克陷入暴力和无序的领导和管理核心。”[5]首先，萨达姆执政的20多年培养了一大批以提克里特家族为核心的“保萨”势力，他们把持了伊拉克的党、政、军、宪、特等各个部门。这些人不会随着萨达姆政权的崩溃而瓦解，还会继续成为伊拉克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因素。其次，伊拉克是个多民族国家，政治派别和宗教团体众多，各种政治力量的背景、主张和所代表的利益各不相同，相互积怨很深。今后在伊拉克权力分配问题上，各派免不了会有一番明争暗斗。伊拉克大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约占人口的54％，在伊拉克掌握权力的大部分是逊尼派，约占人口的32％。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并且，伊拉克的民族问题也很棘手。现居住在伊北部山区的库尔德族人约占伊人口的20％。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在伊北部建立“禁飞区”，北部的库尔德人已逐渐形成了类似独立国家的实体。一旦库尔德人独立，就极可能在相关国家产生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整个地区更大的动荡。因此，如何让什叶派和逊尼派、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和睦相处，将是伊拉克重建面临的一大难题。
以伊拉克战争为突破口，进而实现中东地区的政权性质和国家体制“脱胎换骨”的改变，是美国改造中东地区的战略蓝图。美国“大中东计划”的要点是美国和欧盟国家联手，向以色列、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和阿盟22个成员国提供援助，帮助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实行改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心脏地带伊拉克扶植亲美政权，已经并将使当前阿拉伯世界出现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与变化。温和的阿拉伯国家压力倍增，沙特等海湾国家担心美国控制伊拉克后，其在美国能源格局中的地位下降，将不得不按美国的模式进行政治改革。而要在中东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国家推行“美式”民主的主、客观条件并不具备，且会触及一大批利益集团，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现政权的统治，并且激进的中东国家可能更加穷兵黩武。就充满变数的中东格局而言，如果美国继续在阿以争端中奉行双重标准，漠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并继续以反恐为借口打压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安全形势严峻的中东地区就很难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换言之，如果没有巴勒斯坦问题和伊拉克问题的合理解决以及中东和平进程的实质性进展，美国改造中东地区的战略意图就难以如愿。这样，美国在传播意识形态方面将受到打击，从而损害美国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五、伊拉克战争没有达到预期的反恐目标
对于“9·11”事件，美国政府拒绝深刻反省，也没有找到消除恐怖主义的有效手段。“9.11”事件发生后，许多有识之士，包括美国的有识之士都对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许多国家（包括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认识到，恐怖主义在全球的肆虐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大了贫富差距、使许多国家被“边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美国政府无意认真反思和检讨其对外政策的弊端，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依然我行我素，并且特别倾向通过以暴易暴的反恐战争来消除恐怖主义。
美国急于发动反恐战争，与美国希图通过反恐战争推行其霸权战略不无关系。借反恐之名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使美国顺利实现了“倒萨”目标，拔掉了横亘在美国单极霸权之路上的一个硬钉子，美国一时间向世界展示了自己超强的军事实力。然而，“倒萨”成功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单极霸权之路就从此坦荡无阻了。“倒萨”固然使美国的霸权战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从长远来看，其负面影响是明显的。最明显的后果就是单边“倒萨”使美国的“软实力”下降，这不仅大大抵消了“倒萨”的收益，而且使反恐的目标更加难以完成。
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反恐战争的第二阶段，这场战争也没有达到预期的反恐目标。以暴制暴的手段根本无法消除恐怖主义，反而使恐怖主义分子制造出了更多的惨剧，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仍然存在，针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目标的恐怖袭击越来越多，令人防不胜防。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认为，当前是穆斯林战争时代。“在所有穆斯林世界中，特别是阿拉伯人中，存在着强烈的对西方国家及其财富、实力和文化的不满、愤恨、忌妒和敌视。”[6]显然，以暴易暴的方式并不能解决问题，并且只会使矛盾更加激化。这不仅暴露了美国解决国际问题方式的单一性和武断性，由此激发的中东地区人民对美国的仇恨也降低了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力。
从以上各方面看，伊拉克战争无疑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约瑟夫·S.奈对当前美国软实力的衰退表示了担忧。他说：“近年来，反美主义已经增强，美国的软实力——基于美国政策和价值观念合法性的吸引力——处于衰退之中。”[7]伊拉克战争对美国软实力的削弱也表明了美国硬实力的有限性，说明美国的霸权战略与美国实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