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使华与苏联对华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马歇尔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初期，美苏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中各自利益的考虑，在处理中国问题上既合作又斗争，但正是在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调处时期，随着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的瓦解，欧洲冷战格局正在形成，马歇尔的调处未能阻止国共内战的爆发，中国逐渐成为亚洲冷战的主战场。中国内战是以美苏矛盾加剧为背景展开的，中国内战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又是冷战扩展到亚洲并随后发生多起局部战争的关键因素，在这一进程中，苏联对外政策的演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局势的走向，抑或说给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对于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研究，西方和苏联学者起步较早，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论著。①冷战结束后，由于大批苏联档案和部分中国档案的解密，西方、俄罗斯和中国学者充分利用这些新史料，发表了许多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论著。②本文主要利用中、俄、美三国的档案文献，尤其是近年来解密的、国内学者尚未系统利用的俄罗斯外交文件集，如《俄中关系文件集(1946-1950)》第5卷和《苏美关系文件集(1945-1948)》，此外还参考了中苏关系重大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录，③试图重新探讨马歇尔调处时期苏联对华政策演变的过程和原因。以往学界认为，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发生在1947年底到1948年初，但笔者根据对新解密苏联档案文献的研究，认为马歇尔调处与苏联政策的转变存在着内在联系。在马歇尔调处时期，苏联对华政策已经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即从支持国民党政府转变为有条件地支持中国革命。
战后初期东亚格局是建立在雅尔塔体系基础之上的，美苏关系体现确立重建地区性结构的两极原则。就远东地区而言，美苏对维护战后秩序具有一致的观念：首先，它们都要阻止日本东山再起；其次，它们力图维护各自在远东的势力范围，避免相互碰撞，为此双方都倾向于建立缓冲地带；再次，莫斯科和华盛顿都准备支持蒋介石政府，条件是它要尊重苏联和美国的在华利益。苏联对中国东北和新疆感兴趣，美国则把中国视为未来地区秩序的基石，取代以前日本地位的民主国家。
蒋介石政府的确极为衰弱，尽管苏联和美国都对蒋氏政权感到不满，但它们别无选择。莫斯科和华盛顿一面在试图巩固蒋氏政权，一面在促使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在美苏看来，战后中国的走向不外乎有四种可能性：一是缓冲国，二是亲苏，三是亲美，四是民族主义的。苏联和美国最初倾向于第一种可能性，因为它们知道不可能把整个中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特别关注巩固中央政府的地位，对苏联来说，重要的是控制与其接壤的中国边疆地区，在这样的利益结构下，双方有可能达成妥协。1946年1月，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范宣德在评价美苏在远东的关系时写道：“我们高兴地看到，俄国的观点与我们不难调和，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④苏联也认为，只有采取与美国合作的方针才能维护雅尔塔体系的存在，而维护雅尔塔体系就能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⑤
尽管当时美苏还维持着战时的同盟关系，也表现出在战后继续合作的意愿，但双方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美苏关系又存在着竞争性的一面。中国在东亚的中心位置使之成为地区结构的关键性因素。美国注重将中国变成对其友好的国家，这样就能使太平洋地区力量的重新组合有利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利益，并使中国起到抵制苏联“扩张”的作用。当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西方殖民体系面临土崩瓦解之时，美国领导人希望中美友好能确保远东的安全与稳定。
苏联在华利益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它使新疆、蒙古和满洲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旅大地区建立遏制日本的战略基地，密切和满洲的经济联系以巩固其远东的经济基础，从而确保其边境地区的安全。同美国一样，苏联关心的也是对其友好的中国，但由于莫斯科奉行试图支配中国某些边远地区的政策，使它未必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与中共保持联系的同时，苏联政府优先考虑发展与蒋介石的关系，中苏同盟条约缔结后，苏联在满洲势力范围的法律基础取决于蒋介石地位的稳固性。因此，安全因素导致了斯大林在二战结束后对同美国和国民政府的合作感兴趣，而不是积极地支持中共。
苏联对华政策的另一个层面是它与中共的关系。双方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并不表明苏联一定要支持中共，维持雅尔塔协定所确立的在华利益是其基本原则，苏联只有同美蒋合作才能确保在华利益，而不可能考虑支持中共的政策。在斯大林看来，苏联的国家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只有当别国的革命与苏联国家利益一致时，它才会给予鼓励和支持；当两者相抵触时，它就会予以阻止和反对。⑥何况抗战时期中共与苏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了矛盾和分歧。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就告诫周恩来，对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⑦在战争末期，苏联已明显表现出对中共的不信任态度，甚至缔结中苏条约这样重大的决定都没有事先通知中共。对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合作的前景，笃信国际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自然也深感不安。⑧
当时美国驻苏临时代办乔治·凯南也意识到中共的独立性并不符合苏联的意愿，他认为中共“是所有共产党中最成熟的，发展自己牌子的马克思主义和固有的传统”。按照他的观点，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未必会与中共合作，“假如符合苏联的利益，苏联就不会允许意识形态的顾忌妨碍自己与中国‘反动派’达成协议……认为苏联寻求在满洲建立主要由延安的共产党人组成的政权，这样的假设是错误的……各种政治色彩的驯服的机会主义者比清一色的延安人员更符合苏联的利益，因为后者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是可以接受的，但由于其民族主义情绪，可能证明是强硬的”。⑨
战后的中国就处在“三国四方”即美国、苏联、国民党政府和中共的互动框架内，成为东亚地区矛盾和冲突的焦点。蒋介石依仗美苏的支持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企图用武力解决中共问题，国内局势正在一步步滑向内战的边缘。中共除非按照大国的意愿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谈以避免内战的发生，否则不可能得到意识形态相似的苏联的支持，更不用说美国了。由此可见，此时中共处于非常孤立的境地。
1945年《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就不断地破坏这个协定，国共军事冲突不止，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因其“扶蒋反共”政策破产而被迫辞职。美国既不能抛弃蒋介石又不能支持他打内战。美国军方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评价不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6年10月14日《美国对华政策》的秘密报告中指出，蒋介石政府不能战胜中共。美国空军领导人也反对直接干涉中国，建议增强蒋介石的军队，把毛泽东的军队编入其中。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协议应当成为统一的基础。美国军方并没有夸大中共从苏联获得援助的意义，认为中共靠自己的力量也能消灭政府军。⑩
1945年11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马歇尔为特使，前往中国完成调停国共冲突的特殊使命。12月15日杜鲁门的对华声明表明，美国对华政策依然是扶助蒋介石，不过由助蒋武力统一，转变为标榜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11)马歇尔的使命就在于“运用美国的影响”达成上述目的。1945年12月16日至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三国政府宣布不干涉中国内政，不支持蒋介石打内战，(12)这似乎为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在调处的第一阶段，马歇尔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国共和平解决争端的措施，促成了有关协定的达成。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谈判在1946年初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先后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和《关于军队整编及通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等文件。
就苏联而言，它从雅尔塔协定所获取的在华权益已经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得到了法律上的确认。雅尔塔体系是美苏共同设计的，中苏同盟是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缔结的，因此维持和扩大苏联在远东的势力范围，离不开与美国及国民党政府的合作。中共同国民党的冲突势必使苏联陷入尴尬境地。从道义上讲，苏联不能听任蒋介石消灭共产党，但从现实考虑，它又不能支持中共，否则，中共既不能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苏联又可能因得罪美蒋而失去已经到手的果实。不难看出，马歇尔调处是符合苏联利益的，苏联对华政策必然是和美国保持一致，持中立立场不失为最佳选择。
1945年12月31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在与蒋介石会谈时强调，建立统一民主的中国既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又符合联合国全体成员的利益。(13)1946年1月20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说：“至于(马歇尔)将军，中国和苏联都对他的使命持肯定的态度。苏联政府对华政策坚持最近三国外长会议的公报，亦即它希望中国避免内战并走上民主化和内部力量统一的道路。”莫洛托夫说，现在中国的事情似乎搞得还不坏。(14)
中国共产党最初欢迎马歇尔调停，对中国和平民主的前景抱有信心。1946年2月6日，周恩来告诉彼得洛夫，“根据马歇尔的表现来判断，可以说现在美国人干得好，他们力图帮助中国建立国内秩序，停止混乱”。他是这样评价马歇尔在第一阶段的工作：“应该说如果美国人不积极干预的话，国共至今也不会停火。”(15)
但是，按照中共领导人的观点，马歇尔最初表现出来的公正客观态度并不能改变美国政府扶助蒋介石的一贯立场，而蒋介石也未必同意按照中共的意愿实现和平。毛泽东在1946年1月7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中国问题依然复杂。国共斗争有许多特殊性和曲折性，中共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所有这一切都应当充分认识到。美国插手两党之间产生的实际问题，对其效果所引发的后果，特别应当预见到。”(16)周恩来也认为：“在这方面，他们(美国人)既帮助国民党又帮助共产党。这只是事情外在的和暂时的方面。美国人企图建立未来支配中国的基础，中共深知这一点，也利用他们目前的措施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尽管以后必定遇到很多困难。”(17)
在马歇尔来华不久，中共中央就希望争取英苏同意，让两国的大使也参加调解，成为三大国联合调解。对于美国人，中共是难以信任的，因而出于利用美苏矛盾的考虑，认为如果苏联参加将利多弊少。(18)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力求苏联在外交上配合我们这一和平合作的方针”。(19)中共方面认为苏联应该参加调处，理由是蒋介石和马歇尔在谈判中提及满洲问题，这个问题涉及苏联的利益，应当在苏联参与下进行讨论，但苏方答复说，满洲问题现在谈还为时过早，因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马歇尔都没有正式提出该问题。(20)
当时国共争夺的重点是东北地区。马歇尔处理东北问题的原则是，既要使国民党在东北占据统治地位，又要尽量避免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因此他在东北采取了援蒋运兵与调处国共武装冲突双管齐下的政策。(21)美国深知东北问题对维持国民党统治来说至关重要，决不能让中共乘虚而入。早在日本投降前一个月，美国陆军情报部门的负责人Р.Е.皮博迪就断言：“失去华北和满洲的原料资源，目前的中国国民政府将不能在北方同共产党竞争，因而就不能建立强大和稳定的国家。”(22)杜鲁门关于马歇尔使华指示信中所谓“停止敌对行动”，不是简单地把全中国一视同仁，而是说“尤其在华北停止敌对行动”，也就是把华北和东北区分开，为东北例外留下伏笔。(23)
苏联最关注的是按照它对雅尔塔协定的理解，把中国东北变成其独家的势力范围。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苏联承认中国对东北及新疆的主权，不干涉中国内政。当然，苏联奉行“中立”和“不干涉”政策是有条件的，即国民党政府必须恪守中苏条约，维护苏联在东北的权益，最好是承认东北是苏联独占的势力范围。苏联同意国民党接收东北，条件是尊重苏联的权益，不允许第三国势力向东北渗透。斯大林告诫来访的蒋经国：“中国需要自己对东三省，而不是别人对东三省的政策，这种政策不是针对任何人，也不是其他国家操纵。”(24)1946年1月4日国务卿贝尔耐斯致电马歇尔说：“斯大林否认在满洲援助共产党人，并说他们在那里没有军事力量”。他估计“目前斯大林打算履行与中国的条约，不会有意做破坏我们统一中国之努力的事情。”(25)
当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后，苏方要求中共照顾苏联的处境，撤出东北，到热河和锦州一带发展力量。但中共中央未听从苏方的劝阻，反而果断地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从各解放区抽调大批官兵入关。
苏联曾计划1945年10月底从东北撤军，但获悉美国船只运送国民党军将于10月10日在大连登陆后，担心美国插手东北事务，便一方面拒绝国民党政府的要求，(26)另一方面决定延缓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并支持中共军队在东北适当发展，以对抗美国。(27)10月初，苏军建议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派20万到30万部队进入满洲，苏军将提供大量军事装备。10月中旬，苏军鼓励中共东北局在东北“放手些干”，迅速派人“接收工业中心及城市工业”。苏军代表还表示可协同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作战，甚至建议中共将党的中心移到东北。(28)
尽管如此，苏联只是把中共当做借用力量，莫斯科赞同中共军队秘密进入东北，不过是作为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以便确保其在东北的利益。苏联主要还是希望通过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来实现自己的意图，对中共在东北的发展加以种种限制。1945年9月18日，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卡夫通-斯坦科维奇在与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彭真交谈时，答应把沈阳军火库中10万支步枪移交给中共，当中共部队前来接收时，却被苏方告知由于国际原因而不能移交。10月，中共代表告诉在烟台的美国记者，苏联人将一支在满洲的中共游击队解除了武装。1946年2月，张家口的中共人士抱怨苏联人运走了那里的日本军火。(29)
美国的抗议使苏联确认了它所保证的路线，(30)同意国民党军接管沈阳和长春，苏联又转而压制中共。11月中旬，苏联决定将长春铁路沿线城市全部交给国民党政府，要求中共军队必须撤退到铁路沿线50公里以外，并不准进入苏军驻扎地区，苏军撤出之前不得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此后，苏军还禁止中共在大城市中采取有碍中苏条约的行动。(31)苏军态度突变使大批赤手空拳出关的中共部队无法得到日军的武器装备，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将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1945年11月13日，林彪和彭真写信给苏联侦察总局的Г.图马尼扬中将：“我们许多老部队和新部队还没有枪，非常需要武器，因此恳求您从旅顺或其他任何地方将1万支步枪、600挺轻机枪和900挺重机枪运到辽阳交给我们。因为时间紧迫，我们只好向您求助。”(32)林彪之所以向苏联情报部门负责人求助，是因为苏军当局不肯通融，而苏联情报部门不隶属于苏军司令部，有较大的行动自由，更何况收集美蒋的情报也需要中共方面的配合，所以有可能帮助解决燃眉之急。
中国共产党人领教了老大哥实用主义的滋味，不能不有所抱怨，(33)但也不愿意使双方的矛盾尖锐化，苏军的存在毕竟有利于中共在东北发展势力。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陈云指出：“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的。”他认为苏联协助国民党接管东北是“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他希望党内能够对苏联“为了执行中苏协定”而采取的措施予以谅解。(34)
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苏联通过旅顺军港租用权、在大连港的特权和控制中长铁路，从而获得了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和经济特权。然而，单凭这些协定并不足以把东北变成苏联独家的势力范围，要达到这一目的，还必须与国民政府签订垄断性的中苏经济合作协定。否则，美国资本随时可以打入东北，与苏联竞争。就经济实力而言，苏联根本无法与美国抗衡。(35)苏联的担心不无根据，因为国民政府已表现出利用外资开发东北的意向。1945年10月2日，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委员张嘉
告诉彼得洛夫，“中国政府计划吸引外国资本来进一步发展满洲的工业”。(36)
有鉴于此，对于苏联来说，“美国妄想向华北和满洲渗透，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苏联刚刚消除了日本的威胁，“决不允许把满洲变成另一个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场所”。(37)1945年11月15日，张嘉与苏方经济顾问斯拉德考夫斯基会晤，苏方提出包括东北地区154个工矿事业的清单，要求中苏双方合作。张嘉表示，在政治局面未获解决前，一切均谈不到。斯拉德考夫斯基声称如经济合作达成协议，则政治局面亦随之明朗。(38)
中苏经济谈判超出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范畴，广泛的经济让步意味着苏联完全控制满洲的重工业，如果国民政府同意将美国的势力排挤出东北，损害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导致中美交恶，这就意味着中国对外只能依赖苏联。(39)中苏东北经济合作谈判的障碍，首先是双方对在满洲的日本工业企业归属问题的分歧。苏方认为它是红军的战利品，中方则认为这是日本对华赔款一部分。其次是苏军从满洲搬迁的日本企业设备问题。(40)
国民政府并不排斥中苏在东北的经济合作，首先是希望用经济合作的诱饵促使苏联协助国民党军顺利接管东北。1946年4月4日，王世杰在与彼得洛夫会谈时强调说，只有在中国军队占领东北各省的所有领土之后，在重庆谈判过程中达成的协议才能最终完成手续。(41)其次，马歇尔可以允许中国在一定限度内答应苏联的要求，这个限度便是中苏条约的有关条款。2月8日，马歇尔对王世杰说：“如果能够就中苏条约中暗含的那种让步方式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的话，那么就可以作出这种有限的让步。”(42)
苏联显然是试图借助经济合作协定以实现独家控制东北的目的，而国民政府只同意实行有限的合作，即拿出一部分工矿企业与苏联搞合作。(43)即便如此，中方也不允许苏方控制这些合作企业。(44)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中，国民政府之所以采取强硬立场，是因为美国不能任凭苏联为所欲为。1946年1月30日，哈里曼和马歇尔向国务卿贝尔奈斯建议，“如果我们现在默许苏联的要求”，“俄国人将会控制满洲的工业和经济，这将严重损害美国的商业利益和整个‘门户开放’政策”。他们主张，美国政府“应向俄国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采取更为合理的态度”。(45)2月11日，美国政府照会苏联，中苏两国政府正在谈判的关于满洲企业的协定，违反了“门户开放”原则，是对美国人特别明显的歧视。至于日本在东北企业的归属问题，美国认为日本在满洲工业企业问题与日本赔款政策直接相关，应该由美国和中苏两国政府共同采取行动来研究解决。(46)5月12日，马歇尔对蒋介石说，至于满洲，我们当然希望看到大连成为真正的自由港，希望美国商业与其他国家一样进入满洲。(47)
国民政府在谈判中也毫不掩饰背后有美国撑腰，有意打“美国牌”来压苏方让步。2月19日，财政部长俞鸿钧对彼得洛夫说，满洲问题不仅仅是国共关系和中苏关系的问题，也是中苏与欧美关系的问题。(48)中国外交部“对苏方认为东北一部分日人企业作为苏军占领品之见解，坚决反对，并就此项立场与英美各国保持一致步骤”。(49)
在上述谈判破裂后，苏军的迅速撤退给国民党政府一个措手不及。当时国民党军队主要集中在沈阳一带，兵力也不敷分配，一时无力接管苏军撤出后的所有城市，因此苏军的迅速撤退给中共造成了占领一些大中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极好时机。(50)在这段时间里中共得以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建立了广泛的地方政权。
1946年3月27日三人军事小组签署的东北停战协定，蒋介石从未准备认真执行，苏联完成从东北撤军以后，东北局势已成内战态势，关内也是危机四伏。在马歇尔调处的第二阶段，美国开始推行双重政策，即一方面援蒋内战，另一方面又促蒋和谈。马歇尔也是一面调停，一面帮助国民党向东北运兵，扩大东北内战。马歇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考虑到东北国共力量的对比，担心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处于劣势会影响政治上的谈判筹码。(51)马歇尔认为“必须衡量国民政府在共产党在北方日益增加的军事集中以及在武器(取自日本在满洲的弹药库)方面也同样增强的情况下在一个广大地区接收主权的正当需要”。(52)不难看出，美国促蒋和谈的方针逐渐让位于援蒋内战的政策。
1946年4月，国共双方在东北还处在势均力敌的状态，但经过四平之战后局面显然变得对中共非常不利，东北民主联军不得不放弃了四平、公主岭、长春、吉林等城镇，迅速向北满地区撤退。6月国民党军推进到松花江边，企图北犯哈尔滨。6月7日，美国驻华外交官史密斯致电国务卿说：“中国军事情报部门怀疑共产党军队能否守住松花江北岸，因为他们在人员和装备方面处于劣势。国民党军队已经在吉林渡过了松花江，道路状况良好，政府军能够向哈尔滨推进。”(53)为争取主动，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和西满军区司令员黄克诚分别于1946年5月底和6月初向中共中央提议主动放弃哈尔滨，以便休整主力，诱敌彻底分散兵力，各个击破之。6月3日中共中央对此表示同意。(54)
东北战局的变化引起了苏联方面的关注。1946年5月20日，苏联内务部向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报告：在红军部队撤离满洲后，国民党军队加紧向满洲各县和城市的行政机构、中共的支持者和八路军部队展开军事行动。(55)他们也知道国民党军之所以能占上风是与美国的支持分不开的。还在5月7日，苏联国家安全部第一局局长费金就告诉副外长洛佐夫斯基：“根据我们获悉的情报，5月1日和2日，大约2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葫芦岛港登陆，以确保美国人训练、配备军服和装备(其中包括火炮、迫击炮和坦克)的国民党军乘坐美国的舰船运到满洲。”(56)
如果说苏联尚能容忍国民党军控制南满地区，但对于和苏联接壤的北满地区则是事关其安全的缓冲地带，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国民党占据。张嘉也感到“苏联对于北满，仍有老观念，即认为系其势力范围……至满洲里至绥芬河之铁路，据报已……改为……宽轨”。(57)再说，国民党军接收南满后，苏联方面领教了他们是如何“尊重”其权益的。国民党军强行停止了中长铁路苏联管理人员和铁路员工的工作，抢占了铁路的仓库和全部财产。此外，在国民党控制区的苏联公民还遭到迫害。在这种情况下，中长铁路无法正常经营下去，苏联政府被迫指示在中长铁路工作的苏联员工回国。(58)
国民党当局完全不顾及苏联在南满的利益，不难预料，一旦国民党军占领了北满地区，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权益除了旅大之外就丧失殆尽了。苏联自然不能听任国民党军进入北满和彻底打垮东北民主联军，确保苏联边境安全的唯一选择就是加大对东北中共的支持力度，更何况自苏军撤离东北时起，苏联就考虑到与中共的军事合作是其唯一的支撑点。(59)
为了应对危局，中共方面频繁向苏联求援。这些情况都由苏联内务部秘书处上报给苏联最高层领导，《俄罗斯现代史档案目录》已有披露，(60)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仅仅是些目录条文，笔者尚无法查找到具体的档案内容。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从一个侧面判断出斯大林高度重视在东北的中共军队的情况。斯大林偏好通过小范围的“决策小组”来讨论并决定重大问题。到二战结束时，斯大林组成了五人领导小组，除他本人外，还有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和米高扬。(61)莫洛托夫是外交部长，贝利亚负责情报机构，二人都与制定对外政策有关，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则分管其他事务。内务部之所以把中共求援的情况上报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是请求他们作出决定，如果苏联领导人对此不重视的话，内务部就可能不会多次上报这些材料。
此时，毛泽东不会不和斯大林商讨东北战局的问题。从1945年至1949年，中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的联系主要是毛泽东和斯大林通过莫斯科派到延安的联络员进行特别秘密通信。(62)但1946年期间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通信，中俄双方大部分尚未解密。(63)尽管如此，毛泽东在1946年6月25日给林彪的电报可以间接证明斯大林同意了中共的要求，毛泽东告诉林彪，“友邦(指苏联)在将来可能在外交上给以援助”，但又告诫林彪不要依赖苏联的援助，要“全靠自力更生”。(64)
6月中，东北战事方酣时，苏联通过其驻华外交官非正式地向美国驻华外交官提出第一次警告：迄今苏联对中国问题采取不插手政策，但如果美国再继续奉行这种对苏联带有“进攻性”的政策，苏联将不能坐视。美国方面立即意识到这是苏联表示有可能进行“积极干涉”。(65)
《俄罗斯现代史档案目录》1946年7月20日之后没有发现内务部再向斯大林等人报告中共方面求援的条文。一方面，在东北停战后，中共军队暂时获得了喘息时机。1946年8月1日周恩来告诉马歇尔，“相对而言，满洲的局势颇为稳定”。(66)另一方面，也不排除苏联方面满足了中共的请求，开始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援助。德国学者埃娃-玛丽娅·索尔贝格披露的日本战俘奥平四郎的证词也说明了这一点。(67)
如果国民党占领长春之前，马歇尔在积极调处东北停战的同时，通过有控制地援助蒋介石来加强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的实力地位的话，那么，随着国民党军占领长春，东北南部基本上被国民党占有，马歇尔认为目的已经达到，现在是全力用政治谈判解决东北问题的时候了。从此时起，马歇尔转而坚决要求国民党停止军事行动。(68)马歇尔不相信蒋介石能把东北的中共军队主力消灭，也不相信东北战火殃及华北与华中，对国民党政府会有什么好处。他不仅担心自己的调解使命可能失败，更担心内战扩大，最终会给国民党政府带来灭顶之灾。此外，马歇尔也不愿意看到国民党军的行动招致苏联的干涉，他向蒋介石指出，“政府军在满洲的部署，不应当根据有效地抵抗苏联政府可能采取的进攻行动来决定。不可能在满洲维持适合此类重大防御性质的充足的”兵力和供应物资。(69)他一再呼吁蒋介石下达停战令，甚至警告国民党当局说，如果国民党军队不停止进攻，他就退出调解。(70)
根据马歇尔的提议，国共双方经过磋商，于1946年6月6日分别发表自次日12时起在东北休战15天进行谈判的声明。6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东北休战期延长至6月30日。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于6月30日停战时效再次期满后，蒋介石又宣布在东北无限期停战。东北休战谈判最终还是破裂，但它有利于中共军队的休整和根据地的巩固，为以后在东北取得优势打下了基础。
就在中国局势一步步滑向全面内战的时候，战后初期东西方合作关系并未如斯大林所期望的那样，长久地维持下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石。双方矛盾和冲突的尖锐化，导致战时的大同盟不可避免地趋于瓦解。1946年初斯大林态度强硬的讲话、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和乔治·凯南的长电报，预示着冷战格局正悄然形成。1946年9月27日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关于美国对外政策行为的报告，全面批判了美国战后的对外政策。报告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是竭力使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完全受美国垄断资本的控制……马歇尔将军的所谓‘调停’使命不过是为了掩盖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中国正在逐步地改造为美国武装力量的桥头堡”。(71)由此可见，苏联对马歇尔调处的态度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从与美国协调立场来维持雅尔塔体系到把它视为美国控制中国的手段。
在美苏走向冷战的大背景下，当美国寄希望于蒋介石建立一个统一的、能与苏联相抗衡的中国时，却又不得不在蒋介石坚持内战的情况下，继续给予后者以支持。(72)7月初全面内战爆发，美国国务院曾有过一种考虑，即在取得苏联坚决不插手的保证后，美国停止援蒋。但这只是一时的想法而已，占主导地位的主张是，中国对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太重要了，决不能“洗手”不管。(73)蒋介石显然十分清楚美国政府的意图，因而置马歇尔调处于不顾，终于在1946年7月发动了全面内战。从这时起到1947年1月马歇尔离华的半年时间，是马歇尔调处的最后阶段。蒋介石发动全国性内战后，马歇尔就想脱身。7月11日，他推荐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8月初，他又提出五人小组的新调处方式，该小组由国共代表参加，司徒雷登任主席。
此时中共对马歇尔的调停已经不抱任何幻想。周恩来于1946年6月19日接受联合社记者专访时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结果，使中国内战波及全国，不论美国政府给予政府任何援助，中共决将继续作战，即使中共失去张家口、哈尔滨、淮阴及其铁路线主要城市，共产党亦不向国民党屈服”。(74)
7月31日，周恩来向彼得洛夫通报内战全面爆发的情况和中共的立场，此时苏联大使对中共代表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以前周恩来前来通报情况时，彼得洛夫至多提些问题，几乎从不表态或发表评论，而在全面内战爆发后，他开始和周恩来就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周恩来说，如果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现在不采取行动的话，他的使命不会以成功告终的。彼得洛夫问周有没有想到对马歇尔和司徒雷登说，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那么就要遭受失败。马歇尔知道其使命受到威胁，但他的立场是由美国援助国民党的总政策确定的。(75)
8月29日，国民党军队占领承德，9月底又向华北重镇张家口发起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对美国政府援蒋内战予以揭露并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召开三人会议，商讨停战问题。(76)彼得洛夫对中共的立场表示出有限的支持，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8月29日，司徒雷登告诉彼得洛夫，蒋介石已经接受了五人小组的建议。司徒雷登说，他相信在建立国府委员会后就容易改组政府，那时将建立代表全民族和包括所有主要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最高机构，可以解决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全国的军队和地方政权都要服从它。彼得洛夫问司徒雷登，在中国不仅没有确保绝对的和平，而且也没有宣布停，在这种条件下讨论建立和组成国家政权最高机构这样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是极不合逻辑？(77)
根据苏联报刊的动态，美国方面注意到苏联对马歇尔调处和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46年8月12日《真理报》国际时事评论称，由于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调停活动”“看上去很奇怪”。美国调停者按照这样的原则行事，即左手不知右手在做什么，他们用左手进行“调解”，右手却在大力武装蒋介石的军队。轰炸延安激怒了中国公众，他们更加强烈地要求美军尽快撤出中国。(78)8月1日《新时代》杂志刊登关于蒋介石《中国经济学说》的书评，是苏联报刊上首次出现的明确攻击蒋的文章。这篇评论得出结论：蒋是“作为中国反动势力的理论家出现的，他们努力维持那里半封建的基础，并借助美国的支持把它转变为远东的反动堡垒”。美国驻苏代办杜布罗夫认为，对蒋介石的攻击说明苏联政府已经得出结论，即“在任何政府中或中国可能产生的政府中”，苏联“都不能依靠蒋来服务于或默认苏联的目的”。(79)
美国方面希望苏联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劝说中共接受蒋的方案。9月19日，司徒雷登对彼得洛夫讲，中共拒绝参加五人小组，意在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为此坚决要求召开三人小组会议，但蒋介石宣称，只有五人小组达成改组政府的协议时，他才同意恢复三人小组的工作。司徒雷登说，他对苏联和美国一道参加中国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失去希望。彼得洛夫回答道，苏联认为不能干涉中国内政，应当恪守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彼得洛夫含蓄地批评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开诚布公地讲，只有在双方处于同样地位的情况下，中国问题才能得以解决。而国民政府却不断从第三国获得援助。这并没有导致局势的改善，却进一步恶化中国国内局势，加剧了内战”。(80)
由于马歇尔曾一再向蒋介石表明美国政府支持他统一中国的立场，使蒋介石有恃无恐，认为不管他怎样坚持打下去，美国都不会抛弃他。9月6日，美国驻华使馆参赞巴特沃思指出：“主要的和最急迫的因素是，中国内战状态的存在将不可避免地鼓励和加大苏联对中国冲突的兴趣，刺激它希望(中国)事件可能说服美国退出中国。苏联对华的政治扩张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81)
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当天下午，蒋介石就下令于11月12日召开“国大”。中共中央于10月17日郑重声明，为了实现真正的和平，“必须承认停战、政协两协定的神圣效力”。(82)苏联方面也对蒋介石的行为表示不满。10月14日彼得洛夫在和司徒雷登交谈时指出，对于蒋介石的最新建议，所有人不能不产生莫名其妙的感觉，因为就在停战建议公布两天后，政府军便大举进攻张家口地区并占领了张家口。(83)10月24日，彼得洛夫又对司徒雷登说，在紧张的政治谈判的情况下，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采取新的进攻行动，对此他感到惊奇。(84)
鉴于马歇尔的调处已无回天之力，苏联方面自然非常关心中共的前途和命运，在他们看来，中共毕竟是能被苏联用来影响中国政局的重要力量，如果国民党打垮中共，肯定不符合苏联的利益。10月26日，周恩来告诉彼得洛夫，国内形势相当严峻，军事行动在继续，显然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在即。出席会谈的武官罗申少将问道，国民党军能不能占领山东、安东和哈尔滨，然后在多长时间内集中兵力夺取延安。周恩来回答说，国民党军正在发起进攻，能够在三个月内占领延安。罗申向周恩来透露了他获悉的有关国民党军的情报：“国民党军在主要方向上有85万人，包括内地的预备队。250架飞机能够参加在这些方向上的战斗，它们将从诸如北平、开封、归绥、太原、天津和徐州等地的机场实施作战行动。飞机始终能保证炸弹的供应，地面部队的弹药能保证4个月的供应。”
彼得洛夫认为国民党迅速展开军事行动对中共不利。罗申评价道，国民党军占领了赤峰、安东等地，取得了重大的军事优势，中共在军事和政治上遭受了重大损失。周恩来试图纠正苏联外交官对时局发展的评判，他认为，损失所有这些地区，不会影响到中共及其军队，共产党放弃这些城市，不是因为守不住，而是不想在防守战中消耗力量，中共军队的实力和斗志都没有减弱。彼得洛夫询问中共中央的立场，周恩来回答说，中央要求恢复1月13日的态势，履行政协决议。中央认为，如果要打，那就打，过一年局势就会改观，可能要取消重组军队的决定，但现在不能提出关于取消的问题。周恩来强调中共决不再作让步。(85)
据苏联驻华外交官克鲁季科夫回忆，苏联使馆担心，中共领导人的个别言论包含宣传的成分，他们也许没有准确地考虑到国内的力量对比。(86)11月15日，彼得洛夫对前来话别的周恩来说，他从与周的多次谈话中得出这样的印象，即中共并不总是客观地评价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周恩来反驳道，低估敌人的力量当然是有害的，但考虑蒋介石的力量时，应当把他在纸上存在的力量与实际力量区分开来。周恩来进一步解释说，像交通运输系统崩溃、政府动员能力弱、粮食供应困难、国民党军训练差和士气低落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实际力量。(87)
就在马歇尔调处彻底失败之际，国民政府于1946年11月4日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88)中美商约的谈判历时一年半，国民政府之所以迟迟没有签约，一是担心苏联的反应，唯恐刺激苏联，使其大力支持中共；二是还需要借助苏联向中共施加压力。1946年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做政治报告时表示！他确信“中国必能获得苏联的和平合作，至于一事一地的波折，都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心”。(89)同年8月蒋介石在庐山接见了彼得洛夫，含蓄地表示希望苏联对中共施加一定的影响。(90)然而，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蒋介石更加依赖美国的援助。10月1日周恩来在上海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说，如果说没有美国的援助，国民党要进行像今天这样大规模的内战，是不可能的。(91)由此可见，蒋介石为了依靠美国的支持来消灭中共，也只能满足美国扩大在华利益的要求。
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中美商约》的签订及“国大”的召开，表明国共谈判彻底破裂，国民党彻底倒向美国。苏联费尽心机也没有拿到垄断性的东北经济合作协定，美国则通过《中美商约》取得了包括东北在内的全中国市场，苏联的愤怒是可以想象的。12月9日塔斯社的评论指出，《中美商约》恰在“国大”召开之前签订，“是为了表示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和巩固其国际地位。但是民主人士却认为该条约简直是将中国出卖给了美国独占资本”。(92)更为严重的是，东北休战再无可能，蒋介石的进攻不仅旨在消灭中共的力量，而且还意味着引入美国的势力来削弱甚至消除苏联的影响。国民党政府没有和美国正式结盟，却成为其准盟友，而中苏同盟关系则名存实亡了。因此，苏联对战后远东安全的设想可能会完全落空，它不能再寄希望于同美蒋合作来维持从雅尔塔体系中所获得的权益。
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既然国民党政府已经站在美国一边实行反苏反共政策，那么苏联必须联合中共来打击美蒋。即便如此，苏联表面上还要维持与美蒋的正常关系，只是暗中加大对中共的支持，让中共去直接抗击美蒋的势力。苏联政策的转变与其说是出于对中共的同情，还不如说是更多关注自己的安全利益。欧洲是苏联的战略重心，两面作战对于它来说是力不从心的，更何况不挑战美国的势力范围，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是苏联外交的底线。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对华政策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对关内的内战，苏联仍然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这里毕竟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对东北的政策就完全不同了，苏联根本不指望国民党政府依照中苏条约尊重它在满洲的利益，因而大力支持中共，使其至少能够守住北满，最好能够控制整个东北。
显然，美国也察觉到苏联对华政策的实质。1946年11月26日，美国驻苏大使史密斯报告国务院，如果国民党军进攻哈尔滨和延安的话，苏联的反应会是强烈的，但不具有公开军事干涉的性质。史密斯认为苏联将避免在满洲同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其反应显然是采取加大对中共的政治支持和向满洲提供秘密军援的形式。这种形式是对抗中国中央政府的，但不是公开向美国挑衅。(93)
美国并不愿意看到苏联站在中共一边，仍然想在对华政策上继续与苏联协调立场，希望苏联能对中共施加影响。1947年4月15日，马歇尔在与斯大林会谈时指出，应当承认在最初几个月中共要比国民政府更倾向于妥协。他认为最初的挫折与其说是共产党的行为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反动分子的行为引起的。在最初受挫后，双方的情绪都恶化了，双方都做出了不能容忍的事情，其结果是，美国政府最终被迫摆脱所有这些事务。(94)另一方面，美国也力求避免因支持蒋介石而同苏联发生冲突。1946年12月9日，马歇尔告诫立法院副院长魏道明，中国“政府里的反动分子相信美国因为俄国的缘故就得支持中国，以此行事。这是个严重的错误，美国是不会被反动分子拖进泥坑的”。(95)
苏联一面公开发起宣传攻势，希望以此迫使美国从中国撤军和停止援蒋。此时斯大林也赞同“全部美军最迅速地从中国撤退，是未来和平迫切需要的”。(96)苏联的真正意图是要削弱国民党的力量，为扭转东北战局创造有利条件。但是，苏联深知美国不会轻易放弃蒋介石，因此另一方面，苏联不仅帮助东北民主联军提高战斗力，而且还帮助中共巩固东北根据地。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共军队开始于1946年12月，从那时起，苏联开始向中共及其在满洲和华北的军队提供必需的物品和苏联生产的战略原料。(97)苏联通过两个渠道向中共供货：一是全苏粮食出口公司办事处，这是苏联外贸部的外贸公司在满洲设立的贸易代表处；一是东兴贸易公司，这是东北民主政府为了与苏联开展贸易业务而专门建立的贸易公司。在通过苏联贸易机构供货的同时，苏联武装力量部和后来的军事部也向中共直接提供援助。(98)
1946年12月21日，东北人民民主行政委员会与苏联外贸机构在伏罗希洛夫斯克结束了贸易谈判，东北贸易总公司与苏联远东公司和全苏联合粮食进出口公司签订贸易协定。双方采用易货贸易方式：东北解放区向苏联输出粮食(包括大豆及其豆制品)100万吨，肉类1万吨，以及禽蛋等物资；苏联向东北提供布匹、棉花、棉纱、食盐、工矿原材料、机器零配件、机油和医药用品等。(99)苏联外贸部部长M.A.梅尼希科夫在1950年1月20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谈到苏联这一时期援助中共的情况，报告称：苏联“与中国解放区的贸易开始于1946年12月”，“在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期间，苏联向满洲和华北的民主政权提供的武器、各种设备、战略材料和工业品，共计15100万卢布；1948年为33540万卢布；1949年为42060万卢布”。(100)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和中共的同盟起源于双方在东北的合作，尽管这时苏联对中共夺取全国胜利并没有多大的信心。(101)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在所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102)如果没有苏联的大力援助，东北解放战争进程或许要曲折艰难得多，而东北全境的解放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这也许是苏联在制定和执行对华政策时所没有预料到的结局。
*匿名评审专家对拙作提出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注释：
①1980年代末以前，西方学者关于这一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著作，大多是从冷战立场看问题，且缺少中苏两国的档案作为研究的基础，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其观点的可信性。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是D.Dallin,Soviet Russia and the Far East,Hamden:Archon Books,1971; Max Beloff,Soviet Policy in the Far East,1945-1951,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在中苏友好时期，苏联学者主要突出苏联对华援助和友谊，回避敏感问题，如М.С.Kanuчa，Coвeтcco-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1931-1945 гг.М.，1956.在中苏对抗年代，苏联史学界发表的论著大都配合苏联对华政策的宣传，观点千篇一律，但其中一些著作公布了有价值的档案材料，如А.М.Дубuнскцǔ,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ая мисс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а Дальном Востоке.М.，1966；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период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ны 1937-1945.M.,1980.杜宾斯基引用苏联国防部档案，说明苏军进入东北后，向中共政权和军队提供了各种援助。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和俄罗斯学者逐渐摆脱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转入客观分析战后初期的中苏关系。
②较之以往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侧重于探讨这一时期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其主要著作有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1917-1991)》，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迪特·海因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李丹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文安立：《冷战与革命——美苏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陈之宏、陈兼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Sergei N.Goncharov,John W.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Eva-Maria Stolberg,Stalin und die chinesischen Kommunisten 1945-1953:Eine Studie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sowjetisch-chinesischen Allianz vor dem Hintergrund des Kalten Krieges,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1997; Michael M.Sheng,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Р.А.Мuровu
кая,Кита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и советск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Китае:годы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войны:1941-1945.М.,1999;О.Б.Рахманuн,Кистории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в ХХ веке.М.,2002.
③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C.Д.齐赫文斯基：《回到天安门——俄罗斯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回忆录》，马贵凡、刘存宽、陈春华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М.С.Kanua，Ha раэ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а.М.，1996; А.М.Ле
овскuǔ,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Документы 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участника событий 1937-1952.М,1999; К.А.Круmuков，На китай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Из восдоминаний дипломата.М.,2003; А.М.Леовскuǔ,СССР,США и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глазами очевидца，1946-1949.М.，2005.其中苏联驻华外交官列多夫斯基和克鲁季科夫不仅回忆了历史事件过程，还披露了不少档案文献。
④D.Dallin,Soviet Russia and the Far East,p.267.
⑤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第26页。
⑥参见陈晖：《试论战前斯大林的外交思想》，李世安等主编：《世界现代史新论》第3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第302—303页。
⑦《毛泽东关于团结对敌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5月14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21页。
⑧1945年6月29日，中共驻重庆代表王若飞告诉苏联驻华临时代办Т.Ф.斯克沃尔措夫，孙科向他透露了雅尔塔密约的内容。据孙科证实，罗斯福和斯大林就以下几点达成一致：(1)承认蒋介石为战时中国的领袖；(2)承认中国的领土完整；(3)承认对华“门户开放”政策；(4)苏联参加对日战争，苏军进入满洲。满洲解放后移交给中国中央政府。协定还有以下几个附件：1)对日战争结束后，苏军撤离满洲；2)承认外蒙古现状；3)给予苏联1904-1905年战争前沙皇在满洲享有的所有权益。旅顺口租借给苏联，大连港宣布为国际化。孙科断言，按照雅尔塔协定的精神，两国很快会在莫斯科缔结中苏条约。王若飞在以下两点反对孙科的意见：一是苏联承认蒋介石为战时中国共同的领袖；二是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将朝鲜(应为满洲)从日本手中解放出来，并把它交给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王指出，没有特别的修正意见和条件，指的是中国民主化，苏联是不可能接受这两点的。王若飞问道，是不是的确在莫斯科缔结了像孙科所说的中苏条约，苏联外交官回答说他们不知道。1945年7月12日，斯大林在与宋子文会谈时透露，孙科向延安的代表通报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参见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ХХ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Ⅳ:Совте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37-1945 гг.Кн.2:1945.М.,1999.с.70-71,136.
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1946,vol.9,The Far East:Chin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pp.117-119.
⑩United States Joint Chief of Staff,Records of the Joint Chief of Staff,1946-1953:The Far East,Washington: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9,pp.112,120.
(11)FRUS,1945,vol.7,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9,pp.767-769.
(12)FRUS,1945,vol.7,pp.848-851.
(1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Х Х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Ⅳ:Совте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иошения.1937-1945 гг.Кн.2：1945.c.340.
(14)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48.М., 2004.с.150.
(1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Х Х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V: Совте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н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Кн.1：1946-1948 гг.М.,2005,с.57.
(16)АП РФ.ф.З,оп.65,д.695,л.30-36.Кит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по-прежнему остается сложным.Письмо Мао Цзэдуна И.В.Стаину.1946 г.//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2006,no.4,c.9-10.
(1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Х Х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T.V:Совте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Кн.1:1946-1948 гг.с.57.
(1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2页。
(19)《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工作的方针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6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59页。
(2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Х Х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T.V:Совте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Кн.1：1946-1948 гг.М.,с.51.
(21)牛军：《马歇尔调处与东北内战》，南京大学中美中心主编：《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3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72页。
(22)Lyman P.Van Slyke,ed.,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July 194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267.
(23)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92页。
(24)А.М.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刘存宽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40页。
(25)FRUS，1946，vol.9.p.18.
(26)1945年10月23日，彼得洛夫大使对蒋介石说，苏联政府不能同意中国军队在大连登陆，因为根据中苏协定，这个港口纯属商港，开始履行条约时就不能违反它。蒋介石想就此问题直接同斯大林交涉，彼得洛夫强调说，斯大林本人也会赞同苏联政府的这一观点。在所有关于大连问题的会谈中，彼得洛夫都讲道，中国在大连的主权是无可争议的，但关于大连港的协议规定在那里建立特别机制，苏联不能违反该协议。蒋介石在会谈中提出自己的要求，并“从履行条约的观点”出发，承认苏联立场的正确性，但要求莫斯科在这一问题上也要根据友好和同盟关系来行事。参见Круmuков，К.А.На китай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дипломата.с.65.
(27)薛衔天：《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的走向》，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1945-1960)——中俄(苏)关系学术论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28)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184页。
(29)Eva-Maria Stolberg,Stalin und die chinesischen Kommunisten 1945-1953:Eine Studie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sowjetisch-chinesischen Allianz vor dem Hintergrund des Kalten Krieges,S.100-101.
(30)1945年10月11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始登陆青岛。苏联领导人相信，华盛顿于10月初派美军在华北登陆是对红军留驻东北的一种反应。在美军在华北登陆的第二天，斯大林便改变了策略，马上对蒋介石予以抚慰。参见文安立：《冷战与革命——美苏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第137—138页。
(31)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9页。
(32)Прохоров,Д.Д.Разведка от Стапина до Путина.СПб.,2005.с.206.
(33)1945年11月25日，中共代表王若飞询问苏联驻华使馆有关王世杰外长与彼得洛夫就东北问题谈判的情况，彼得洛夫对此予以否认。但王若飞坚持认为双方进行了这样的谈判，因为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于11月17日向中共军队司令部下令将部队撤出长春、沈阳和哈尔滨等地区，不得阻挠国民党军队在长春和沈阳登陆。彼得洛夫请王若飞要保持谨慎，并指出最近一段时间中共代表常常不注意中国当前局势，试图与苏联使馆的领导建立直接联系。参见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Х Х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Ⅳ:Совтз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37-1945 гг.Кн.2:1945.с.306-307.
(34)《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1945年11月30日，《陈云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1页。
(35)薛衔天：《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的走向》，《战后中苏关系走向(1945-1960)——中俄(苏)关系学术论文选》，第13页。
(3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X 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T.Ⅳ:Совте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37-1945 гг.Кн.2：1945.c.253.
(37)Там же，c.325.
(38)许湘涛：《战后初期之中苏关系(1945年8月至1946年8月)》，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10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第389页。
(39)Eva-Maria Stolberg,Stalin und die chinesischen Kommunisten 1945-1953:Eine Studie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sowjetisch-chinesischen Allianz vor dem Hintergrund des Kalten Krieges,S.111-112.
(4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X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пы.T.V:Совте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Кн.1：1946-1948 гг.c.85.
(41)Там же,c.91.
(42)屠传德：《美国特使在中国(1945年12月-1947年1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9页。
(43)1946年4月11日，王世杰通知彼得洛夫，中国政府同意中苏共同使用下列原日本在满洲的企业：(1)苏方建议列举的煤矿企业，抚顺煤矿除外；(2)鞍山制铁金属综合工厂；(3)大连及哈尔滨洋灰厂；(4)大连天之川发电厂。参见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X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T.V:Cовте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ио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Кн.1:1946-1948 гг.c.95.
(44)国民政府经济部次长何廉建议中苏合营公司的股份为中方51％，苏方49％。参见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X 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T.V:Совте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ь 1950г.Кн.1：1946-1948 гг.c.99.
(45)FRUS,1946,vol.10,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pp.1101-1102.
(4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X 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T.V:Совте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Кн.1:1946-1948 гг.c.59.
(47)FRUS,1946,vol.9,p.842.
(4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X 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T.V:Совте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Кн.1:1946-1948 гг.c.63-64.
(49)《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2册，中苏关系卷，台北：“外交部”编印，2001年，第266页。
(50)向青、石志夫、刘德喜主编：《苏联与中国革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第525—526页。
(51)屠传德：《美国特使在中国(1945年12月-1947年1月)》，第157、164页。
(5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7页。
(53)FRUS，1946，vol.9，p.994.
(54)《同意在东北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方针》，1946年6月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50页。
(55)A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Каталог документов.T.1."Особая папка" И.В.Сталина:Из материалов Секретарифта НКВД-МВД CCCP 1944-1953 гг.M.，1994.c.171.
(5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X 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T.V:Совтеско-китайc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Кн.1：1946-1948 гг.c.110.
(57)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697—703页，转引自栗国成：《张嘉与战后初期中苏关于“国民政府接收东北”之谈判(1945.10-1946.4)》，(台北)《政治科学论丛》第19期，2003年12月，第167页。
(58)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肖东川、谭实译，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18—20页。贾丕才在回忆录中写道：“(苏联)贸易代表处的负责人M.A.伊夫金和中国当局的官方人士在沈阳迎接我们(贾丕才和陪同的苏联驻北平总领馆秘书A.C.季托夫)。伊夫金讲的话使我们大为震惊。在苏军撤走后，国民党分子决定要迫害许多苏联公民——掉队的军人、‘粮食出口公司’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以及根据1945年8月14日的(中苏)协定前来中长铁路工作的铁路员工。60人遭到折磨后被打死，200多个家庭遭抢劫，甚至伊夫金本人也被拖到院子里搞假枪毙。”参见Kanua,М.C.Ha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а.c.32-33.
(59)Eva-Maria Stolberg,Stalin und die chinesischen Kommunisten 1945-1953:Eine Studie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sowjetisch-chinesischen Allianz vor dem Hintergrund des Kalten Krieges,S.101.
(60)1946年6月13日，苏联内务部向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报告说：中共东北局代表来到中苏边境，请求苏联方面的协助；内务部6月18日报告：中共军队代表到布拉格维申斯克地区，请求苏联提供军事上的协助；6月23日报告：中共军队代表到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车站，与苏方谈判关于从苏联获得武器弹药的问题；6月24日报告：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唐天际越境来到滨海边疆区第五十九边防队的防区，以便和苏联边防军代表谈判关于提供援助的问题；7月20日又报告：中共军队代表于12日从黑河市前来布拉格维申斯克地区，请求苏联援助武器弹药和俄语学校的教科书。参见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Каталог документов.T.1."Особая папка" И.В.Сталина:Из материалов Секретарифта НКВДМВД CCCP 1944-1953 гг.c.174，176，177，179，184.
(61)Yoram Gorlizki and Oleg Khlevniuk,Cold Peace:Stalin and the Soviet Ruling Circl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8.
(62)12 советов И.В.Сталина руководству компартия Китая.Дредисловие А.М.Ледовского.//Ново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4,no.1,c.125.
(63)据师哲回忆，在国民党军进攻延安前夕，毛泽东下令销毁中共与苏联往来的所有电稿。参见《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02页。
(64)《暂无和平希望准备全国大打》，1946年6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95页。
(65)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第127页。
(66)FRUS,1946,vol.9,p.1428.
(67)奥平四郎从1946年5月至1947年6月在牡丹江帮助苏联人从军列上卸货，每周至少一次，工作是在夜里进行。苏联远东贸易部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接收货物。列车有30节车厢，装有坦克、飞机、火炮和轻武器以及弹药。坦克大多是日本制造的轻型及中型坦克和苏联制造的老式中型坦克。卡车大约三分之一是俄国产的，三分之二是美国产的，此外还有一些吉普车，轻武器和弹药是日本制造的。奥平估计每次有300辆坦克、卡车和吉普车。日本人只能推测这些货物不是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来自绥芬河。奥平在牡丹江关押期间发现，长春铁路的东西线、牡丹江到绥芬河段与其他路段相反，使用的是俄国的宽轨。军列是经由这条线到达的。参见Eva-Maria Stolberg,Stalin und die chinesischen Kommunisten 1945-1953:Eine Studie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sowjetisch-chinesischen Allianz vor dem Hintergrund des Kalten Krieges,S.101-102.
(68)屠传德：《美国特使在中国(1945年12月-1947年1月)》，第182页。
(69)FRUS,1946,vol.9,p.825.
(70)牛军：《马歇尔调处与东北内战》，《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3辑，第185页。
(71)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第191—192页；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48.c.315-316.
(72)茹莹：《从协调走向对立：美苏对华政策研究，1945-194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73)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第125页。
(74)中共驻沪办事处纪念馆编：《上海周公馆——中共代表团在沪活动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7页。
(7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X 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T.V:Совте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6-фревраль 1950 г.Кн.1:1946-1948 гг.c.148-149.
(76)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1945.8-1947.3)》，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5页。
(7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X 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T.V:Совтеc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Кн.1:1946-1948 гг.c.152-153.
(78)FRUS,1946,vol.10,p.5.
(79)FRUS,1946,vol.10,pp.55-56.
(8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X 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T.V:Совте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Кн.1:1946-1948 гг.c.163-164.
(81)FRUS,1946,vol.10,p.148.
(82)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1945.8-1947.3)》，第451页。
(8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X 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T.V:Совте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Кн.1:1946-1948 гг.c.173.
(84)Там же,c.187.
(85)本段及上段，Там же,c.189-192.
(86)Круmuков,К.А.На китай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дипломата.c.82.
(8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X 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T.V:Совте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Кн.1:1946-1948 гг.c.208.
(88)1943年1月的中美新约规定，战争结束后，至迟6个月内，就要谈判，签订一个商约。1944年4月22日，美国国务院就提出《中美商约》的草案。1945年2月6日，副国务卿克莱顿将该条约的草案电告赫尔利大使，征求美国驻华使馆的意见。1945年4月2日，美国驻华使馆代办艾奇逊向中国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提交经修改后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草案，作为谈判的基础。参见FRUS，1944，vol.6,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7,pp.1008-1022; FRUS,1945,vol.7,Pp.1259,1314.
(89)《时事新报》，1946年4月4日，转引自许湘涛：《战后初期之中苏关系(1945年8月至1946年8月)》，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10辑，第420页。
(90)Круmuкоб,К.А.На китай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дипломата.c.85-86.
(91)中共驻沪办事处纪念馆编：《上海周公馆——中共代表团在沪活动史料》，第69页。
(92)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第300页。
(9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X 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T.V:Совте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ъ 1950 г.Кн.2:1949-февраль 1950 гг.M.,2005.c.501.
(94)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48.c.409-410.
(95)FRUS,1946,vol.10,p.604.
(96)《斯大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09页。
(9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e X 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T.V:Совте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Кн.2:1949-февраль 1950 гг.c.503.
(98)Леовскuǔ,А.М.СССР,США и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глазами очевидпа,1946-1949.c.106.
(99)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第327页。
(100)《俄中关系文件集(1946-1950)》第5卷收入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1950年1月20日苏联外贸部长M.A.梅尼希科夫致斯大林“关于苏联同人民民主中国贸易(关于1946-1949年内战时期向中共提供军事技术和其他物质援助以及干部援助)”的报告。但该报告被作了删节。幸而，列多夫斯基的新著披露了这段被删掉的珍贵史料。参见Леовскuǔ,А.М.СССР,США и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глазами очевидца,1946-1949.c.109.
(101)据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密洛凡·德热拉斯回忆，1948年2月，斯大林对他们说：“在对日战争结束后，我们曾邀请中国同志们来就如何同蒋介石订立一项暂时性条约问题达成了协议。他们在口头上同意我们的意见，但实际上，他们回去后却自行其事：他们集中兵力发动进攻。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我们不对。”参见密洛凡·德热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司徒协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第131页。
(102)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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