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计学看中国经济的发展——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统计局论文,统计学论文,副局长论文,经济论文,邱晓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962（2003）06-0005-05
记者：2002年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年，从国家统计局已经公布的统计数据看，2002年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在今年年初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您用“四个没想到”简评了2002年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态势。其中您把“扩大内需的方针、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累积效应得到逐步释放”放在了首位。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仍然是推动2002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请您从统计学角度具体阐释一下。
邱晓华：从1998年开始，在国际国内两大背景的压力下，政府越来越感到需求的严重不足。
从国际背景看，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甚至可以说这场危机使其经济倒退了10至15年。当时，尽管人民币不完全可兑换使我们有了一道“防火墙”，似乎免于这场危机，但也受到一定影响，主要表现为利用外资增长率直线下降，外部需求明显收缩，持续十几年的快速增长势头顷刻间中断。
从国内环境看，1996年实现经济软着陆后，物价水平、经济增长率回到正常状态，特别是1997年以后，国内消费需求由过去的两位数增长变为一位数增长。随着改革的深化，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体制性的深层次矛盾开始显露出来，比如经济缺乏竞争力、就业队伍冗员过多、大量农民需要转换产业等。一方面，城市居民对未来的收支预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市场风险因素增加、可预见的稳定收入因素变得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支出因素却越来越确定，于是人们开始调整消费行为，压缩当前的消费开支，以增加远期风险性储蓄。另一方面，随着整个市场环境的变化，作为消费主体的农民的增收渠道变得越来越窄，消费能力明显不足。1997年以来，农民的收入增长由原来的10％下降到3％左右；同时，投资者的行为也发生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为银行信贷风险意识加强，资金从银行流向经济生活中不再像过去那么容易。银行由原来追求贷款规模效应转为谨慎放贷、不愿承担风险。风险意识的增加也使企业开始调整、收缩其投资规模。这使得微观经济主体方面的内在投资动力大大减弱。随着内生性收敛机制的形成和逐步深化，过去旧体制下的膨胀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观，那种习以为常的投资饥渴、需求膨胀的现象不复出现。
在此情况下，从1998年开始，政府提出利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战略，并由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的经济杠杆调节政策这三方面共同构成了一组新的配套的宏观调控政策。
从1998年至今，我国共发行6600亿元特别国债。作为外部需求减弱、内部需求收敛所带来缺口的弥补，这些特别国债拉动了全社会的投资需求共32000亿元，主要用于大江大河治理、交通及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电网改造、骨干企业技术改造以及科学、教育等一些特殊领域建设。这些特别国债所带来的需求平均每年占整个投资需求的1/2左右，弥补了短期需求的不足。同时，长期制约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矛盾在这五年间得到了明显缓解。1997年，我国高速公路仅有4800公里，而到2001年年底已增加到19400公里，2002年达到22000公里，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铁路建设也取得明显进展，这期间共兴修铁路6000多公里，电气化改造和复线建设5000多公里。同时，铁路四次提速，长期以来人们出门难的问题得到明显改善。在民航方面，这几年兴修、改造、扩建机场近40个，民航运输由长期供不应求转为宽松的供求环境。我们多年想办但一直没办成的事在这五年间办了，两纵两横、五纵七横的交通网络设想将提前10年实现。到2010年，中国整个交通网络尤其是高速公路网络将全部形成，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基础。在这五年间，这些特别国债支持并促进了经济增长，每年平均拉动经济增长1.5到2个百分点。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没有加重国家的负担。到2001年底，整个国债累计余额是16000多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是16.3％，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2.8％，这些数字都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到去年底，债务率提高到近18％，财政赤字的水平接近3％，也在可承受范围内。需要指出的是，这几年在发6600亿元国债的同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每年提高1.4个百分点。这就是说，国家一方面背负着6600亿元的债务，另一方面又从整个经济发展中得到相当大的收入。如果以收入和债务相比，1997年国家财政增收8000多亿元，2001年是16300多亿元，2002年超过18000亿元，五年中财政收入增加一万多亿元。这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经济以及各项事业的发展，使得财政有更多的财源密不可分。因此，不要只看到国家财政有债务负担，还要看到实施这一政策使国家财政的口袋也变得更加宽裕。
迄今为止，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并未对民间需求产生挤压，相反，正由于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民间的投资需求已逐步跟进。这几年，民间投资一直在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这也说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没有替代其他投资需求，而是创造了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更多的资金。这主要是因为特别国债所做的事大多是市场没有太多的积极性或民间难以承担的一些公共产品投资，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存在挤出效应。
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非长期政策，它是一种为应对短期突发矛盾而采取的应急政策。那么，为什么这一政策在实施五年之后仍未改变呢？这是因为实施这一政策的环境并没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一，世界经济前景的不确定决定了中国还需继续靠国内需求作为主动力；第二，企业改革特别是金融体系改革还不到位，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安全使用；第三，尽管此政策实施了五年，但还未超出安全警戒范围，依然处在有回旋余地的状态，以上三个原因决定了我们还将继续实施这一政策，因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大功能就是调整结构和保持社会稳定。
当然，随着形势的变化，积极财政政策的使用力度、方向以及相关的配套政策也要做出适当调整。比如要由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符合经济结构调整需要的方面；过去更多地用于直接扩大投资需求，现在应更多地用于扩大消费需求、加强社会保障、发展科技教育等方面；基础设施建设也要从重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转为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即使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也需要更稳健一些。
记者：入世第一年，国际国内都很关心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去年我国经济整体表现超出人们的预料。您在多次讲话中谈到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新阶段，能否请您谈一下“新”表现在哪些方面。
邱晓华：入世第一年，我国把入世带来的挑战和不利影响降到了最低，同时，把入世带来的机遇紧紧地抓在手里，发挥到最大。所以，去年全年经济发展的大局基本保持相对稳定比较快速的增长，各方面关系也进一步理顺，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新阶段，“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经济的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标志：（1）经济总量从一位数向两位数转变，去年整个经济的总量达到了10.2万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增长8％。（2）人均GDP第一次接近1000美元，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起飞阶段。所谓经济进入新阶段，从总量从人均都预示着这样一个信息。其次，推进经济增长的力量正在由主要依赖政府的政策为主的阶段转向政府的政策与市场的活力共同推进的新阶段。
（二）国内的需求增长有了一个新基础。过去一年投资保持强劲的增长，投资总量第一次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增长17％左右，消费方面，在基本生活消费保持平稳增长的同时，发展性的消费正在加速增长，汽车、住房、旅游、文化，教育正在成为更多国人追逐的新的消费的对象。国内需求之所以保持很好的增长趋势，首先就是因为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国内需求增长提供了新的条件，创造了新的环境；其次是改革调整、开放对微观经济的活力、对市场的作用提供了新的机遇，因此来自于市场方面的需求成长的内在动力正在恢复和加强，这意味着内需增长的基础有了新的巩固。按照目前的趋势可以预期内需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将更加明显。
（三）对外经济有了一个新的局面，过去的一年对外经济增长强劲，出口保持着20％以上的增长，进口也保持着20％以上的增长，进出口总额达到620亿美元这样一个新的台阶，利用外资第一次超过500亿美元，成为眼下全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我想对外贸易持续地增长和利用外资持续地扩大，第一，是得益于加入世贸组织，入世为中国经济由国内向国际转换提供了跨越的平台。在理论界的分析中，更多的是站在原有的国有体制的机制上，站在原有的政府思考问题的角度上面作出的一些判断，更多地想到入世会对中国造成多大的冲击，而恰恰对自己的企业，对自己的投资者、对民间的创造力低估了。实际上，中国人学会适应国际竞争规则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像我们的农业，大家觉得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没有想到沿海地区农业直接与国际接轨，去年一年农业出口大幅度增加。这说明中国的农业在国际上不是说没有竞争力的。这是大家估计不足的。汽车也是一样，中国入世以后，大家估计进口车会大大增加——事实也是如此，去年的进口车增加了7万多辆，增长了80％。但是没有想到国内汽车产业对整合的适应力也是很强的。去年一年，整个汽车业是我们建国以来最辉煌的一年，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一汽去年一年汽车销售额超过100亿美元，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第二，是得益于体制改革进一步的深化，在市场多元化、品种多元化的同时，经营主体多元化使得大量的民营企业，高科技企业有了直接与国际市场打交道的权利，为对外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三，就是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为对外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出口退税的进度以及通关的速度都比过去有改进。第四，是得益于世界经济保持着相对平稳的发展，使得我们对周边地区、对美国的出口保持着强劲的增长趋势。
（四）经济运行的质量有新的提高。过去一年财政收入改变年初低速增长的趋势，保持着10％以上的增长利润，企业的利润改变了年初下降的局面，保持着接近20％的增长速度，全年财政收入超过18000亿元，企业的利润超过5500亿元，这说明宏观的效应微观的效应都有新的提高，其次是人民生活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进一步的改善，居民的收入有了新的增加。过去一年城市居民的收入超过7500元，比上一年增长10％以上，农村居民的收入达到2476元，比上一年增长4％以上，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85000亿元，比年初增加了12000亿元，居民的外汇储蓄到年底也超过900亿美元，这说明居民也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即财政增收、企业多得、个人多得，形成了政府、企业，个人收入都全面增加的新趋势，这说明经济运行的质量有新的提高。
记者：您的一组组统计数据让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有了一个客观的认识。有资料显示，从1979年到2002年，中国的生产总值在不到1/4世纪的时间内增长了8倍。按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著名经济学家尼·拉迪的说法，这种“发展速度在现代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全球经济近几年深陷“复苏犹豫”困境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却始终保持高速增长，非常让人振奋。那么，为了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在以后的经济工作中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呢？
邱晓华：近几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是振奋人心的，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
（一）就业压力仍很大。
目前，我国的劳动就业问题面临巨大挑战。首先，大批下岗职工亟待妥善安置。到2001年底，城市登记失业人数为681万，尚未就业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人数为515万，其它企业下岗人数100万到200万。2002年下岗人数明显减少，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未就业的人数减少到接近400万，少了150万左右，但与此同时到劳动部门登记就业的失业人口增加到760多万。这一增一减说明，总体上去年的就业形势稍有改善，但压力仍然比较突出。第二，目前农村劳动力有4.8亿，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大约是1.3亿，在城市流动的约9000万，加在一起是两亿多一点，剩下还有两亿多人在传统的和一些新的农业、种植业、养殖业里。按照目前的土地资源和技术水平，这两亿多人中至少还有1.5亿是富余劳动力，需要离开土地和传统农业。第三，每年还有1400万新的劳动大军待业，而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每年只有800万左右。上述三方面相加，劳动就业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在目前状况下，从数字上看我国就业压力之大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比的。但有一个问题也值得注意，目前失业的实际情况并不像数字所显现得那么突出。据调查，在1400万下岗失业人群中，有近一半拥有相对固定的劳动收入，所谓“一不做二不休”就是指第一职业不做了，但自己寻找的第二职业并没放弃。只不过许多人不把自己找工作当作就业，认为只有到国有企业工作才是就业，这是传统观念造成的。国际劳工组织对失业的定义是：有劳动能力并到了劳动年龄想找工作的人，在这之前一周内劳动时间不足一小时的，称为失业，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考察我国目前的失业情况，初步调查的结果是，城镇劳动力仅有800万处于失业状态。
应该说明的是，中国的就业压力不是眼下才有，而是很早就有的，只不过以前是隐性失业，现在是隐性就业。比如在计划经济低效率的粗放环境下，3个人的工作5个人干，本身就有两人应当失业。不产生失业的局面是靠财政补贴、靠几万亿元的不良贷款和不可持续的掠夺式发展的短期行为支撑着。而市场经济要追求效率，要迎接竞争和挑战，多出来的两个人肯定需要重新寻找工作。因此，历史积久的矛盾在今天爆发了。农村劳动力也一样，过去长期实行城乡分割战略，结果造成在农村出现大量富余劳动力。假如过去就是城乡协调发展，农民也有和城里人一样的自由空间，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矛盾了。
为解决就业问题，党中央已经开会进行过专门研究，提出了很多积极的就业政策，关键是如何落实。更重要的是应创造更多更好的适合民众创业的环境，真正让大家成为创业的主体，靠自己救自己，而不是靠政府提供就业途径。
（二）农民问题还是相当突出。
尽管党和政府长期强调农民的权利要保护，但现实中农民问题还是相当突出。“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和利益保护问题。2002年农民人均收入2476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7703元，表面的差距是1∶3。但农民收入中有40％是非货币性收入，而货币性收入中还要拿出20％用于第二年扩大再生产，买农药、种子、化肥等。所以，农民真正能跟城里人一样用来购买消费品的货币性收入只有1500元左右，平均每月120元左右，与城市居民月平均500元的差距将近1∶5。如果再考虑城市居民还有许多未记录的可以算作收入的因素，比如住房、教育、医疗补贴等，甚至用电价格也比农民低，加上这些由于体制带来的隐性福利因素，城乡差距就是1∶5，甚至1∶6。
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如此之大，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农业生产格局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农民从发展传统农业中得到的收入明显减少。但从根本上看，还是体制、政策的原因。应当说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农村的改革探索在先，但深化严重滞后。家庭联产承包制是最早的农村改革，但到目前农村税费体制改革之前，可以说整个农村的改革一直没有进一步深化；同时，整个社会越来越市场化，而农民没有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因为他们没有被赋予足够的市场主体权利，这是农民收入上不去的根本原因，政策因素也是农民负担沉重没得到根本解决的根源之一。在如此低收入的情况下，除了400多亿元税收外，农民还有一个占纯收入5％的“合理负担”。一年下来，各种各样的负担加起来要超过1000亿元。这笔钱主要用于农村的基础教育、政权维持、基础设施建设等，而这些本来应由政府承担。现在推行的税费体制改革是一个方向，因为根据实际情况，它可以减轻农民30％的负担。
农民问题绝不只是单纯的农民问题。农民购买力不足，积压的商品越来越多，必然导致城里职工下岗失业，整个经济循环的链条在农村市场被打断。如果城乡收入差距真是1∶3的话，目前所有积压的工业品不仅能够统统被吃掉，还可以再扩大1000多亿元的生产能力。而恰恰由于农民买不起，才造成城里的企业大量限产、压库、关停。
今天，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简单地用无偿赠送方式来缓解供求矛盾，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必然是通过生产者利益与消费者利益的协调运行才能够实现，忽视任何一方，经济增长过程都会产生梗阻甚至中断。而农民收入上不去，购买力缺乏，必然造成经济循环在农村市场的中断。
（三）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凸现。
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确实已凸现出来。用国际上通行的指标系数来看，改革之初城乡收入差距不大，但那时并非真正的公平，因为“大锅饭”牺牲了许多有创造力的人的成果。目前城市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0.33，农村已经上升到0.39，都有显著的扩大。若城乡一起来算，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进入警戒区间，说明这一问题确实到了应当重视的地步。
要处理好这一问题，就必须对此有正确的认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就是优胜劣汰，在市场竞争中企业经营必然会有好有坏，也就必然有人成为富人、有人成为穷人，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了市场经济，就意味着选择了贫富差距的存在。除非我们退回到旧体制下，企业只生不死，人们都是刚性就业。但实践证明，老路已经走不通，退回去只是死路一条。因此，还要客观、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是要处理好以下三方面问题：
第一，社会应尽快建立对穷者最基本的保护制度，保障其基本生存权利，这是政府应着力去做的事。这几年政府已经开始做了，但还需继续加大力度，这样才不至于在陷入贫困时连孩子上学、自己生病医治以及最基本的居住问题都难以解决。
第二，对富有的人也不能简单地“劫富济贫”，而是要看是通过什么途径致富的。如果是合理合法的，就应得到鼓励和保护。保护穷人固然重要，保护富人也很重要，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富有者是这个社会创造力最旺盛的群体。我们应当尽快建立起鼓励创业、投资、办各种慈善事业的激励机制和保护人们合法利益的机制。与此同时，还应建立一套合理、合法、公正、透明的调节机制，即依法纳税的机制和对人们的财产、遗产的合理的、符合国际一般规律的调节机制。
第三，一般而言，穷人和富人都是少数，更多的则是两者之间的群体，他们是社会的主流，有可能随时落入贫困，也有可能随时成为富有者。我们应尽快给他们创造出改善生活的环境、发展的环境，使他们能尽快成为比较富有的阶层，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贫富差距的拉大应当重视，但应区别对待、合理解决。实行歧视性政策或不公平政策，都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比如一方面对外资有各种各样的优惠，一方面又总不能将内资放到平等位置上，享受真正的国民待遇，这显然是一种歧视，是不公平的。我认为中国多几个李嘉诚没有任何坏处，相反，社会的创造力、社会的进步可能会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因为他们可以承担很多不应当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可以帮助政府解决很多问题，推进社会进步。
（四）市场价格下降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
物价持续十几个月的负增长意味着经济生活中有效需求不是问题还没有根本好转。主要原因还是需求与供给的缺口没有得到弥补，有效需求不是的矛盾依然存在。但我认为这不完全是供求规律的问题，还应注意几个新因素：其一，入世因素。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的关税由15.3％下调到12％，使得进口的商品价格明显回落，这是物价走低的一个新因素。其二，技术进步因素。技术进步会带来产品降价。通讯、电子产品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三，改革因素。从2001年开始，政府加大对一些垄断行业的改革力度，电力、通讯等行业原来长期靠垄断性涨价获得超额利润的领域，已明显抑制了涨价幅度。
（五）防止通货紧缩。
这是今后一个时期需要继续关注的问题。随着技术进步以及经济日益市场化，全球供应能力、创造能力明显大于需求能力。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朝着市场方向转变，因而会带来供给面的增加和需求面的减少。因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制环境，计划经济没有约束力，只有扩张力，因而计划经济能最大限度地创造需求；市场经济是有风险的，要有计划地花钱，因而它能最大限度地创造供给。
记者：面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新的一年乃至今后几年我国经济是否仍能继续保持良好而稳健的发展趋势呢？
邱晓华：新的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为我们制定了基本的大政方针，那就是围绕着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这样一个总目标，紧紧抓住结构调整这一主线，下力气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同时要紧紧抓住入世带来的各种挑战和压力，继续做好应对入世带来的冲击，把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在抓住结构调整、应对入世这样两个问题的同时要着力解决下岗、就业、社会保障、市场秩序、农民的收入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为了解决这几个突出的问题，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农村经济改革，银行体制改革以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这一方针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年中国经济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仍将继续保持一个稳健的发展趋势，主要有四个力量支持着我们：
（1）政府政策的支撑力仍然是一个坚实的基础。扩大内需的方针，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新的一年里将继续实施，再加上连续五年实施这一方针，已经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有理由相信政府政策将继续有利于国内需求的增长。
（2）市场经济的活力。改革调整开放正在为市场经济发挥作用提供更广阔的空间，生产要素的配置将更自由，生产要素的流通将更快速，生产要素的使用将更高效，完全可以预期市场的活力将继续推动着中国经济的稳健增长。
（3）民众的创造力。党的十六大为民众创业提供了一个更加有利的大环境，可以预期随着市场门槛的进一步降低，随着投融资环境的进一步打通，随着法制环境的进一步健全，一个民间民众创业的新高潮将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4）世界经济的推力将为中国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持。尽管新的一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还不是很乐观，还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但总体来看世界经济增长率、世界贸易的增长率都将比2002年高，美国、日本、欧洲三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都比2002年要加速，因此可以为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可以预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将继续保持一个增长的趋势。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年乃至今后几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一个稳健的增长趋势，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对各方面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新的要求集中在一点就是我们要更多地关注经济的安全，社会的安定，民众的安心，为经济继续保持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提供一个好的前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提供一个最大的保证。只要我们继续保持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继续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中国经济在未来就可以继续保持快速稳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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