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老制度经济学的融合看制度经济学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制度论文,新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以及物理学、数学和生物学方法不断引入，经济学的发展也呈快速发展趋势。当然，在这种趋势中经济学各学派同时也面临重新定位和突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各学派的融合和借鉴越来越普遍。新、老制度学派过去一直是水火不容、相互攻击的对立学派，但近年来随着简化模型与复杂系统的结合、博弈论与演化主义的结合，新、老制度学派也逐步开始表现出一种相互融合和借鉴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中制度经济学也孕育着一轮新的发展和超越。
一、老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衰落与再兴起
老制度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它的产生是对美国当时经济生活的一种反映。当时的美国社会是世界上社会鸿沟最深的国家之一，一方面是聚敛大量财产的一小撮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生活艰难和饱尝失业威胁的劳苦大众；一方面是伴随着科技革命发展起来的现代产业和高楼大厦，另一方面是失业的大众和破烂的贫民窟。当时，美国经济危机频发、工人罢工普遍、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美国的老制度主义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本身具有一种叛逆的特点。老制度主义以反对主流经济学的面貌出现，他们以主流经济学的批判者自居。凡勃伦是老制度经济学派形成的代表人物，凡勃伦的经济学思想就是建立在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理论）批判的基础上，1898年凡勃伦在美国《经济学季刊》发表了《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进科学》一文，系统阐述了他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他认为古典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只是运用一些静止的和先验的固定模式来研究，其结果只能是与实际社会的脱离（凡勃伦，1898）。关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进思想，凡勃伦认为他的思想直接源于达尔文，他不同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社会的进化既没有方向又没有目的，演进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老制度主义主要以凡勃伦、康芒斯、米契尔等人为代表，总的来说，老制度经济学有两条研究主线，一条是以凡勃伦传统为主线的研究方法；另一条是以康芒斯传统为主线的研究方法（当然也有人把米契尔的历史资料统计归纳法单独作为一条研究路线）。前一种研究方法可以表述为思想和行为的制度方式与技术方式的二分法或礼仪方式与工具方式二分法。该理论认为，技术对制度安排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社会惯例和既得利益会阻碍社会制度的变迁。而康芒斯传统则强调交易、产权和组织的作用，他认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正式和非正式冲突解决过程的结果，所以制度的变化受法律、产权和组织的影响（康芒斯，1934）。米契尔作为凡勃伦的学生，有人把他的研究并入凡勃伦的研究框架，其实是不恰当的。米契尔虽然和凡勃伦一样强调技术在制度变迁中的决定作用，但他更重视理论的实效和经济周期变动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另外，他的研究方法也和凡勃伦不同，他是以统计和实证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其实，除了上述三条线索以外，自称是老制度学派的人物还有很多，观点也是多种多样，但总的来看，他们的信仰大都相近，大都更加重视使用价值和强调技术创新在经济系统演化中的作用。
由于老制度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理论范式采取一种仇视态度，并且缺乏某种实证的研究纲领及方法，老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逐渐衰落（斯蒂格勒，1983）。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对老制度经济学是不屑一顾和冷嘲热讽的，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更是宣布老制度学派已经死亡（张宇燕，1993）。其实，从老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本身来看，其确实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各个流派的繁杂；缺乏一个统一的和规范的研究范式；只能用一些定性分析方法来阐述问题而无法用定量和规范的数学模型来揭示事物的内部规律等。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40-50年代以后就更加突出，由于在这个时期，科技进步带动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而凯恩斯主义与主流经济学的结合更加稳定了主流新古典综合派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在这种条件下，老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经济发展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阶级矛盾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而大大缓解，二是老制度经济学由于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的落后，其在主流经济学的打压下逐渐衰落也是合乎逻辑的。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一些凡勃伦和康芒斯的追随者在1958年成立了“沃德曼小组”。1965年“沃德曼小组”改名为“演进经济学学会”，即著名的AFEE，并推选凡勃伦思想的继承者艾尔斯当选为首任会长。1967年该学会有了自己的会刊《经济问题杂志》，特别是到了1971年当萨缪斯担任该杂志主编以后，该杂志名气逐渐增大，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为了表彰在制度经济学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学者，该AFEE协会还在1970年专门设立了一项“凡勃伦－康芒斯奖”。我们熟知的后制度经济学家（老制度经济学家的继承者）加尔布雷斯、格鲁齐和缪尔达尔都曾是该奖的获得者。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后制度学派，其主要思想还是以继承凡勃伦的老制度经济学思想为主，比较起来，他们更加强调技术在制度变迁中的决定作用；同时，他们也更加重视国家调节的积极作用（信奉凯恩斯主义）。加尔布雷斯强调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作用，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劳动、资本和资本家，而是机器、技术和掌握先进技术的知识分子。格鲁奇使用“机能整体的方法”来描述制度演化和变迁的特征，也就是努力研究现实社会的各个方面，并把它们看成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通过这些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来考察和分析制度的演化规律。他始终坚持技术决定论和国家干预论。缪尔达尔则主要运用经济、社会“整体性因果”分析方法，对社会和制度现象进行综合分析。他提出“社会过程理论”，该理论依据“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来分析和解释社会的演化和变迁。
80年代以后，该学派思想还远播欧洲，在欧洲成立了“欧洲演进经济学会”(EAEPE)，会员人数不断增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年轻的老制度主义学者很多都是从主流经济学研究中转过来的，他们都是在感到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静态和理想化的研究模式不可能揭示真实的社会发展的情况后而投奔过来的。很多老制度学家都是以演进为导向，他们始于研究新古典主义，进而开始分离，并转向了制度主义的方向（萨缪斯，1995）。其实，目前后起的老制度经济学家并不是像早期的老制度学家那样提出要全面替代和超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同时，他们也认为新古典主义与老制度主义是可以互补的。其实，这也是大多数新一代老制度主义者所持有的观点（萨缪斯，1995）。老制度主义欢迎并能接受新制度学派的主要观点和成就，尽管他们并不赞同新古典主流学派的研究方法和框架。
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和研究手段的更新，老制度主义者的研究方法也逐渐有向数学化、规范化、模拟化和实验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在继承其传统演化主义、结构主义和历史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其理论推理和研究方式也日趋严密，并继承和借鉴了主流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分析工具和理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把生物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其他自然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引进到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分析当中，并取得一定效果。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困惑和再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也是在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中发展起来的（主要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但新制度经济学与老制度经济学的最大区别是它不是与主流经济学划清界限，而是抱着补充和发展主流经济学的态度，并且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去观察和研究问题。由于传统主流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总是把经济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认为市场是无摩擦、具有完备信息和无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等问题的存在，而产权和交易成本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中就被理所当然地忽视了。以科斯、阿尔钦、威廉姆森、诺思、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为主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意识到主流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暗含假设的严重缺陷和错误，指出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的产权的假设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现实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此为契机和出发点，把存在交易成本、产权非清晰界定和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的经济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而把制度分析与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强调制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并孕育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制度分析和制度变迁框架。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首先意识到了在经济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产权界定的重要性，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科斯的《企业的性质》（科斯，1937）和《社会成本问题》（科斯，1960）是其代表作，后人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出了科斯定理（施蒂格勒，1960）。威廉姆森在科斯研究的基础上，并吸收其他理论的精华，建立起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并使其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交易成本经济学是从契约角度来看待和研究经济组织的一个新制度经济学分支，张五常对契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则循着科斯的思路创立和发展了产权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产权的安排和效率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它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诺思和戴维斯在产权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影响下，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并总结出了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把主流新古典的效用最大化假定扩展到所有有约束的个人选择，在考虑到了主流新古典的常规约束之外，还着重考虑了制度的约束和交易成本，从而更好地揭示了现实世界的实际。新制度学派理论的基本范畴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一系列的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契约实施成本、产权界定和控制成本、监督管理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成本。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假定和研究框架提出批评，但是，新制度主义并没有对主流新古典经济理论进行正面“袭击”，也没有企图摆脱新古典价值观的束缚，他们只是想把自己的这种制度分析方法融入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分析理论的形成来看，其研究思路和价值导向基本是局限在主流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下。新制度经济学家对老制度经济学是不屑一顾的。诺斯在谈及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基础——新古典理论时说，放弃新古典理论无异于放弃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诺斯，1969）。科斯说得更刻薄：“美国（老）制度主义非但不是理论的，而且是反理论的……他们没有理论，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等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流传下来”（科斯，1984）。新制度主义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结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科斯、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基本价值观和研究方法上都借鉴了新古典主义的内容，如理性假定、效用分析、均衡分析等，其效率观和价值观也基本和新古典如出一辙。同时，新制度主义理论体系日益走向严密化、数理化，其和主流经济学的“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也日益增多，其观点已逐渐融入主流经济学，如在主流经济学中出现了制度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结合的产物——凯恩斯制度学派。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研究框架局限在新古典的范围内，但到了80年代以后，他们也感到很困惑，如诺斯说，大多数长期变迁不能简单地根据“个人主义的、理性的有目的活动这种严格属于新古典的约束”来解释（诺斯，1981）。威廉姆森也对新古典方法进行了修正，将有限理性与演进观结合起来（威廉姆森，1985）。总的来看，此时新制度经济学循于新古典的标准形式化分析在它们处理复杂演进系统的能力方面，局限性很大（卢瑟福，1994）。诺斯在《诺贝尔之路：诺斯》中对其制度变迁理论进行了回顾。他说，其初期的研究成果（一是1971年与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另一本是1973年与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假设之上的，但其中有太多不合理的缺陷，诸如制度是有效率的（无论定义为何）。更严重的是，在新古典的架构下，无法解释经济陷于长期低迷的现象。另外，诺斯对制度变迁中的非理性行为和制度变迁的动态性把握也都感到困惑。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制度经济学家逐渐脱离新古典的束缚，也开始运用一些历史分析方法、政治分析方法和一些实证调查方法。如诺斯把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和路径依赖的思想引入到其理论中来。在其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中，引入“路径依赖”的思想，开始解释为什么“无效率”的统治会长期存在，同时考虑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作用，在该书的最后章节中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对经济史予以重新诠释。在随后写的“结构与变革”一文中，提出了一套国家理论，分析了统治者之所以创造出低效率的财产制度是因为竞争限制和交易成本限制。而后在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革与经济表现》一书中，以政治经济的综合框架，探索长期的制度变化。在微观方面，新制度学家通过有限理性和适应性理性的假设来取代完全理性的假设，以“次优”理论和“满意”理论来超越最优化理论，在分析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时，更加重视行为分析和考虑文化、传统和环境对微观主体行为的影响。
从80年代以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来看，一些老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逐渐引起新制度经济学家的注意。如诺斯的“路径依赖”思想其实和凡勃伦的“累积性因果”的概念是相通的；另外，诺斯把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引入到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其实老制度经济学家对上述问题都有了深入的研究，如康芒斯一直都很重视政治过程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而凡勃伦则非常注重文化、风俗等社会意识形态在制度演化进程中的作用。
三、新、老制度主义的融合和制度经济学的新发展
目前，新老制度经济学已开始从互相讥笑和攻击中逐渐走向缓和，并且也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开始互相借鉴和学习，并且这一点已成为制度经济学向前发展的良好开端。现在一些制度学家已开始把新制度经济学的均衡理论与老制度经济学家的演化思想结合起来，用最新发展起来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来研究制度的演化规律。从现在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来看，各学派的融合和借鉴已成为制度经济学向前发展的主基调，新的研究工具和现代分析方法的不断出现，使得过去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已不能适应制度经济学发展的要求，各学派的门户也随着新框架、新方法的引进，如进化博弈理论、复杂系统理论的引入而逐渐打开，各个学派都需要学习和重新定位，这种情况的出现对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以新、老制度经济学的融合和互补为契机，以新方法和新思路为突破口，可以期待制度经济学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可以对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做出以下预测：
1.研究方法的融合与创新
随着新、老制度经济学的融合和互补，他们的研究方法也可以互相借鉴和综合，从而更好地反映经济系统变化的实际，这主要表现在：
(1)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研究方法的结合
新制度经济学是从个体行为入手来分析制度的演化，强调“看不见的手”机制，它假定人都是理性的，理性个人之间的交往产生社会制度的行为模式。它认为制度的演进是对理性人行为结果的反映，如果用一种简化的方法来表述这种情况，可简单描述为在一个个人选择的框架内，制度的产生是个人理性最大化行为的结果。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个人行为对制度的演化有直接作用；同时，它否定来自制度的反作用。
老制度经济学是以一种集体行为的模式来分析制度的演化，它的观点和新制度经济学正好相反。它认为，如果不考虑由个体形成的总体，个体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它的理论依据是部分依赖于整体以及与其他部分的关系。它还坚持，在一个经济中，个体的行为可以归纳为现存制度的函数，这些现存制度就是一种环境，个人在这个环境中会逐步社会化。
由以上可知，新老制度经济学在人与制度变迁中的着眼点是完全不同的。新制度经济学只强调个体的人，片面夸大了人的理性，且忽视了制度对人的反作用；而老制度经济学家恰恰相反，只看到社会中的人，只注意制度对人的作用，而没有考虑人的理性的作用。总之，两者都没有很好揭示制度变迁中人的作用。
把二者结合起来分析制度的演化会有更好的效果。假定人既符合新古典理性人（有限理性）假设，人又是社会中的人，人的行为不仅取决于其效用函数，同样其受所处的环境和制度的影响。历史依赖性和凡勃伦的“发生学原理”对制度演化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另外，从制度系统演化过程的实证研究来看，在短期考虑路径依赖性和制度惯性能更好地解释制度演变的实际；而从长期来看，制度演化还是符合新古典理性人假说的一般原理。
(2)一般均衡与结构主义分析方法的结合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一般均衡理论在制度分析的过程中仍然适合。由于个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和“看不见的手”作用，制度的需求与供给在制度变迁运动中是客观存在的。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相当时，制度的供需就会达到一个均衡，此时制度就会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而当制度的供需不平衡时，由于个体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努力，制度变迁就会发生。
老制度经济学在考察制度变迁的过程时多是采用结构分析的方法。他们认为现在的制度依赖于上一时期历史的因素，技术的进步是推动制度先前发展的动力，正是由于依托自然科学基础的技术不断发展，才导致社会制度不断向前发展。制度系统的设计和完善衍生于既定的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凡勃伦，1909）。
新制度经济学在考察社会经济系统的变迁时，过分生搬硬套地运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理论。虽然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制度的需求和供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把制度变迁的复杂过程都放在一般均衡的框子里未免显得有些生硬和牵强。因为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国家、意识形态刚性、历史依赖、技术进步、制度的滞后惰性等原因都对制度变迁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因素是建立在制度供需基础上的一般均衡理论所无法包容的。另外，从老制度经济学来看，其理论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在考虑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过分强调历史基础，而没有注意到具有目标导向的个体作用，没有考虑到制度的需求和供给最终还是要和个体的选择相对应。
就目前来看，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在分析制度变迁时还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它的局限性，制度的演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绝不是简单地由制度供需所决定的。而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局限性更大，它忽视了个体的积极作用，但是它的历史观和历史主义的分析手法还是非常有用的。现在，把一般均衡方法和结构主义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在分析制度演化的规律时还是比较有效。从长期来看，一般均衡模式在分析制度演化时是有效的；但在短期内，它的局限性非常大，必须结合结构主义的历史手法，才能比较好地演绎制度演化的实际。
2.分析思路和研究框架的融合与超越
新、老制度主义的融合不仅仅表现在方法上，更深入的是体现在分析思路和研究框架上，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博弈论与演化主义的结合
博弈论在主流经济学的运用和发展可以认为给经济学带来了一个飞跃。博弈论从完全信息博弈到非完全信息博弈、从静态博弈到动态博弈的不断发展给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和描述制度变迁和演化的过程带来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现在，博弈论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分析问题和研究问题的主要工具。
以凡勃伦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的演化主义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他的“累积性因果”概念就是来自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认为，制度的演进具有“丰富的不确定性”（凡勃伦，1909），制度系统的形成是看不见手式的，又是设计式的。他相信制度的演化具有强烈的历史依赖性（路径依赖），他的观点比新制度经济学家在分析制度变迁时，仅看到一系列外生的冲击，而忽视分析制度系统内部的演化规律要丰富和有效得多，凡勃伦认为老制度经济学就是演化经济学。此后的后制度学者（老制度学家的继承者）也是把自己的经济学命名为演进经济学，从中可以看出，注重对经济系统进行动态演化的研究一直是老制度主义者努力的方向。
现在，把演化主义与博弈论相结合即以演化（进化）博弈思想来研究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已成为一个日趋流行并逐步表现出优越性的一种理论分析框架。目前，许多制度学家通过演化博弈方法来研究制度系统的形成和演化规律。现在多种多样的制度进化博弈模型、学习模型和引自生物学概念的（物种）竞争模型都已被陆续引进到制度分析中来，并取得良好的分析效果。虽然，各种模型多种多样、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基本思想总的来讲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用演化博弈的方法，通过学习、模仿和近视眼策略（青木昌彦，奥野正宽，1996,2001），以“突变”和“选择”的演化过程，来分析和模拟制度的演化。就目前来看，越来越多的制度经济学家把现代博弈论和“演化主义”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认为博弈论和演化主义的结合已成为新旧制度学派的融合标志和制度经济学向前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2)简化模型与复杂系统研究的结合
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喜欢运用规范的模型来描述制度的演化规律，如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放在制度系统的分析中，通过制度的供需分析，简化掉其它影响因素来分析制度的演化。这种方式总的来说无可厚非，并且其在描述和演绎制度的长期演化规律时确实是有效的。但是，它的局限性也非常大，因为制度系统是非常复杂的，简化可能意味着与实际的脱离和相悖。此时，考虑老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当作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把它的演化看成是不可测的，这对于开拓我们的分析思路还是很有帮助的。
老制度学家一致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和环境的一个复杂系统，并一直用整体分析方法来考虑这一复杂系统的整体演化。由于过去研究方法的落后，老制度主义对复杂系统的研究方法也比较落后，这一点也一直受到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奚落和嘲笑，但现在用非线形方法来分析复杂系统的方法亦日趋成熟，很多人用这种方法来考察和分析制度的演化规律。其原理就是把制度这一系统看成是一个复杂的和路径依赖的动态系统，制度的演进路径并不是单一的，它具有双向或多向的演化倾向，可能分别走向简单性和复杂性的体系，这取决于系统的环境和系统的结构。在非平衡、非线形的条件下，历史偶然性会影响历史演化的不可逆路径。制度变迁是多途径、不可逆的历史进程，制度变迁途径的选择有着自然、生态、历史、文化等条件的约束，各国制度变迁的道路不可能割裂历史和社会的基础（陈平，2000）。现在复杂系统理论亦被许多制度学家接受，把复杂系统分析方法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简化模型结合起来，能更好地说明和分析制度演化的内在规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乐观预测，随着新老制度主义的互相融合与借鉴，以及越来越多的科学方法被引入到对经济系统的演化分析中来，制度经济学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其研究成果也会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制度经济学会迎来新一轮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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