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幕宾制度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幕宾论文,明代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幕府初指将帅在外的营帐，继指高官的衙署，后世既用以作为对文武高官的敬称，又指这些高官所委聘的辅佐人员整体。春秋时，尚无幕府之名。至战国之际，始把将帅所治称为幕府。秦汉时，丞相、三公、州郡属官均被称作幕府之职，使幕府的外延有所扩大。到了明末清初，幕府又指文武大吏领兵出征时的营帐或驻镇地方时的衙署，显然是战国时将帅所治为幕府的遗意（注：见王庆成为郭润涛《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所撰序言；又何龄修《史可法扬州督师期间的幕府人物（上）》，《燕京学报》新3期。）。
幕府长官，称幕主。而幕府中的辅佐人员，则包括幕官与幕宾两部分。
幕官又称幕职。他们属于地方长官的属吏，并在幕府中任事，诸如南北朝时的参军、主簿、记室、军师，唐代之副使、行军司马、判官、掌书记、参谋，宋代的判官、掌书记、推官（注：李治安、杜家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236页。）。在宋代以前，幕职虽属幕府属官，却由幕府长官私人聘请，尚有幕宾性质。然自宋以后，已将私人聘请佐政的幕职纳入政府官僚系统之内，协助长官佐政，并向政府负责。明代基本保留了这套幕职制度。
幕宾一词最早见于晋代，时称：“谢安与王坦之尝诣（桓）温论事，温令（其记室、郗）超帐中卧听之。风动帐开，安笑曰：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注：《晋书》卷六七《郗超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03页。）幕宾称谓不一，分别有幕记室、书记、掌记、幕客、幕友等，俗称“师爷”。幕官、幕宾之别，在于前者为朝廷职官系统中的佐治之职，而后者则为幕府主官私人聘请的佐治人员。换言之，幕官虽然佐主官之治，其身分则为官，名列官籍，由朝廷铨选、计察；而幕宾则为纯粹的主官佐治人员，其职责为“佐官检吏”（注：关于幕宾“佐官检吏”之职能，瞿同祖有详细分析，参见T'ung-tsu,Ch'ü,Local Governmentin China under the Ch'ing(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88),pp.105-106.），其身分为客，不食朝廷俸禄，只收主官
脯。幕官与幕宾，构成幕府中的佐治人员，合称幕僚（注：关于幕宾与幕僚之区别，可参见陈天锡《清代幕宾中刑名钱谷与本人业此经过》，载缪全吉《清代幕府人事制度》附录二，台北中国人事行政月刊社1971年版，第283页。）。
有关幕宾（亦即师爷）制度的研究，起源颇早。早期的著作有徐哲身之《绍兴师爷轶事》（1936年），荛公之《谈师爷》（1943年），全增佑之《清代幕僚制度论》（1944年），杜衡之《中国历史上之幕职》（1948年），张纯明之《清代的幕制》（1949年）。近期的著作有缪全吉之《清代幕府人事制度》（1971年），郑天挺之《清代的幕府》（1982年），项文惠、王振忠、郭建三人各有同名书《绍兴师爷》（1991、1994、1995年），李乔之《中国的师爷》（1995年），郭润涛之《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1996年），以及何龄修之《史可法扬州督师期间的幕府人物》（1997、1998年）。通观上述论著，大多侧重于清代，而对明代幕宾（或师爷）的起源，及其种种细节语焉未详。鉴及此，幕官制度兹暂不具论，仅就明代的幕宾制度作一初步探讨，并考察“师爷”的起源，以及“绍兴师爷”称谓之由来。
一、幕宾的起源
关于明代幕宾的起源，王阳明在一封书信中言：
凡荐贤于朝，与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权度在我，故虽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贤才荐之于朝，则评品一定，便如黑白，其间舍短录长之意，若非明言，谁复知之？（注：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一《答方叔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28页。）
此信写于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过去的研究者多以此为依据，证明至迟在弘治初年即有“自己用人”之例（注：郑天挺：《清代的幕府》，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而幕宾则为自己用人的典型代表。可是，引用此说者又无法找出实例，证明弘治初年已有幕宾的存在，只是以嘉靖年间胡宗宪幕中之徐渭、王寅、沈明臣诸人为例。瞿同祖据况钟《明况太守龙冈公治苏政绩全集》卷三《太守列传》之记载，“内署不延幕客，一切奏疏、榜谕、谳案，皆公所亲裁”（注：相关的阐述可参见中岛乐章《明末清初绍兴の幕友》，载《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版，第1062页。按：中岛氏在文中分别引用了瞿同祖之说，以及房兆楹的不同意见。瞿同祖、房兆楹之论，分见：T'ung-tsu Ch'ü,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pp.258-259,note 9;L.Carriny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eds.),Dictionary ofMing Biography,1368-1644(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754.），证明宣德、正统年间已有幕宾的存在。然此说为房兆楹反对，理由很简单，况钟文集为其后人编定，其中所言无法作为可靠证据。
笔者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再结合自己发现的新材料，大体可以断定：明初幕府制度即已存在，它是元末群雄四起，自置幕府、自己用人的延续。而至少在正统年间，即已出现幕宾人员入幕的实际例子。至于王阳明的“自己用人”说，更非空口白言。
首先，元末幕府辟授，“略仿唐藩，承制故事，而国史考之不详也”（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刘左司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4页。）。当时诸如朱元璋、张士诚、方国珍、陈有定、何真等，均自署幕府，辟置幕府人员。明初，朱元璋陆续平定群雄，而战事尚有余声，于是幕府被保留了下来。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曹国公李文忠领大都督府事，刘炳出任掌记（注：《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刘典签昞》，第37-38页。）。又有唐愚士，“长于诗而善笔札”，李文忠“待以宾友礼，征行四方皆与俱”（注：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二《侍读唐君墓志铭》，《四部备要》本。）。
其次，“自己用人”是幕府制度的主要特征，这一点毋庸置疑。明代尽管仍然保持着幕官制度，然各级主官已无权辟置幕职，铨选均由朝廷掌管。但明初地方有司能自行延聘学官，堪当“自己用人”之例（注：《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李广文延兴》，甲集《殷文懿奎》，第64-65、125页。）。这种现象至明代中期以后仍有发生（注：周思兼：《胶东二高士传》，见黄宗羲《明文海》卷四○七，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240页。）。
按照传统的说法，生员处馆与入幕，虽同属西宾，却有本质的区别。有学者指出，清代地方官员延聘之塾师，虽有专门的幕府，名曰“教读”，却仍将其摒斥于严格意义的幕宾之外（注：郭润涛：《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第8、11页。）。然倘欲探究明代幕宾一称的起源，不能不将这些承担教读之职的馆师考虑在内。在明代幕宾与馆师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馆师除了课业之外，也要参与主翁相关行政事务，事实上承担着幕宾的职责。即使到了清代，出现了以钱谷、刑名为专责的幕友，在馆师与幕宾之间，仍非畛域井然。
明代一些府、州、县衙门中，专门设有一些“书馆”，“延儒彦教训僚属子弟”（注：嘉靖《通许县志》卷上《城池》，《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影印嘉靖刻本。）。生员入衙训诲官员之子，在当时相当普遍（注：李乐：《见闻杂记》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2页。）。究其源，盖起于明初之“门馆先生”。如王行，凉国公蓝玉家教学秀才，就是一个门馆先生；周伯章，“洪武二十三年，以老人秀才起取赴京。钦发景川侯家，教训本官孙男曹真受等读书”（注：明太祖敕录：《逆臣录》卷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英国公家，亦专聘有“门馆”，以诗文应酬之事付之（注：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篇卷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页。）。有些门馆先生，也参与一些军政事务。他们或为朝廷钦发，或属私人雇用。若属朝廷钦发，似有与幕职相合处；若私雇者，则属自己用人一类。
“师爷”得名，亦在明代。究其实，师爷与学官、馆师不无关系。下面两段记载和描述颇能说明问题：
太和县分守信地：一、南衙提兵二百名，守北门；一、曾巡司提兵二百名，守东门；朱师爷提兵二百名，守小南门……本县带领亲兵一百名，往来五城提督策应。（注：吴世济：《太和县御寇始末》卷下，浙江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3页。）
此日，学师又差了门斗说道：“第二剂药贴上，即时全愈，师爷甚是知感，特备了一个小酌，请相公过去一坐。”（注：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六十二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91页。）
前一段史料中之“朱师爷”，指县学训导朱之彦。后一段小说中之“师爷”，指私学中学师，既可以是教谕，亦可指训导。可见，师爷先是指地方学校之教官，后来又将在私学中从事授业的馆师也称作“师爷”（注：叶永盛：《玉城奏疏·戚畹杀师疏》，见《丛书集成新编》第3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49页。）。
由上可知，在明代，馆师（或门馆先生）在私人府中授业，东翁将西宾视作心腹，并与其商量行政事务。而明代教官、馆师之均称“师爷”，亦可证实下面两点：一是“师爷”一称，源自学师、教师；二是在明代的馆师与幕客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
第三，至正统年间，朝廷大臣出征时，自辟幕下士，正式出现了所谓的幕宾。如周鼎，嘉善人，“博极经史，为弟子师，例当以掾曹得官，谢病归。正统中，大征闽寇，沐阳伯金忠参赞机务，辟置幕下，议进取方略，多见用”（注：《列朝诗集小传》乙集《周沐阳鼎》，第195页。）。至弘治年间，总督也有自己用人之例。如张瀚记其高祖介然公，“尝受知于潘中丞蕃，聘之入粤，赞画岭表。调兵望气，度彼度己，一出胜算。功成后，潘将荐公大用，辄夜离故所，间道奔归，变易姓名，无从寻见”（注：张瀚：《松窗梦语》卷六《先世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1页。）。据王世贞《
山堂别集》记，潘蕃，浙江崇德人，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以右都御史任总督两广军务（注：王世贞：《山堂别集》卷六四《总督两广军务年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98页。）。
二、各级衙门的聘幕之风
明代初年，各地方行政机构（即衙署）均设有幕属官，该官自能起到佐长官之治的作用。然这种幕职，长官不能自辟，必由朝廷铨选（注：至明代中期以后，知府、知州一类地方官已有自聘“从事”（幕官）者，却尚未形成惯例。载吴廷翰《吴廷翰集·文集》卷上《淮浦先生张公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3页。），这就限制了地方长官与幕职之间关系的融洽；另一方面，幕职均各佩方印，“参与长官行事，使之有所忌惮，不敢逋荡”。其后，长官视幕职如仆隶，夺印自佩，“至使经历等衙门之吏，乃与本官相抗”（注：陈益祥：《陈履吉采芝堂文集》卷一三《木钺》，万历四十一年刻本。）。这就带来如此后果：自明中叶以后，虽有幕职，但地方有司并不倚重他们，反而自聘幕宾治事，或将具体事务付之胥吏，此外，新任的总督、巡抚或提学道巡历地方，均无配属的衙署办事人员，无不需要自己聘请佐治人员。于是，幕宾应运而生。
明代幕宾的种类，若依其服务之衙门为区分的标准，则有内阁、太监衙门之幕宾，地方县衙、卫衙之幕宾。明中叶以降，各类衙门、各色官员聘请幕宾蔚然成风。
首先，在朝廷，从内阁大学士、太监，到六科，均有聘幕之例。
内阁大学士有“入幕之宾”，这是明代的特例。如史载，陆伯生“久游吴门相公幕，除翰墨外，不谭一事，吴门最重之”（注：李延昰：《南吴旧话录》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所谓“吴门相公”，即申时行。又载，刑科给事中钱梦皋，为沈一贯“入幕宾”。一日，与山人汪元洪共饮。钱戏云：“昔之山人，山中野人。今之山人，山外游人。”汪即应云：“昔之给事，给黄门事。今之给事，给相门事。”（注：梁维枢：《玉剑尊闻》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17页。）
考相门幕客，应从夏言说起。据史料记载，夏言多“门下客”（注：吴鼎：《过庭私录》卷一《桂洲记》，嘉靖四十一年吴遵晦等刻本。）。其中一位幕客即顾仲言，后以荐授尚宝司少卿（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8页。）。严嵩取夏言而代之，顾门下亦不乏幕客。除了吴扩之外，章文也是一例（注：王世贞：《章筼谷墓志铭》，见黄宗羲《明文海》卷四六六，第5023页。）。又冠带医士王某，亦曾为严嵩门下客（注：徐学谟：《徐氏海隅集·文编》卷一四《冰厅杂记》，万历五年刻四十一年徐元嘏重修本。）。袁炜门下有王稚登，任记室之职，“校书秘阁”（注：《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王校书稚登》，第481-482页。）。又有王逢年，专门“草应制文字”（注：《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玄阳山人王逢年》，第519页。）。高拱门下有邵芳，为驵侩之豪，曾替高拱谋相，“市官爵见厌，把持守令长短”（注：张维枢：《静观轩琐言》，见黄宗羲《明文海》卷四八○，第5172页。又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邵芳》，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8-219页。）。徐阶门下有吕需，为徐阶督学时的门生，阶作相时，延为幕宾（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吕光》，第215-216页。）。另又有杨豫孙、范惟丕等人（注：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四《相鉴》，载《明史资料丛刊》第3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42页。），及前引之沈明臣。张居正门下，有一袁姓幕客，曾谋营杭、嘉、湖三府监兑一差（注：崇祯《嘉兴县志》卷一○《食货志·赋役》，《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崇祯刻本。）。有贡士宋尧愈，华亭人（注：谈迁：《国榷》卷七○，神宗万历五年十月丙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321页。）。又有锦衣史继书，通过贿赂张居正门下奴仆游七，“夤缘得入江陵幕中”（注：周玄
：《泾林续记》，《涵芬楼秘籍》本。）。又如前引，申时行门下有陆应扬。周延儒门下，“私人如市”，有游客李元功、医官张景韶，以及蒋福昌、周素儒等，“夙夜入幕”（注：《国榷》卷九一，思宗崇祯四年六月戊申，第5565页。又思宗崇祯六年三月辛亥，第5606页。）。又有幕客董献廷，“凡求总兵、巡抚，必先通贿幕客董献廷，然后得之”（注：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九《周延儒》，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1页。）。幕客均为主官自己所用之人，属于“私人”。而在马士英幕下，亦多有私人（注：夏完淳：《夏完淳集》附编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64页。）。
这些游于相门之幕客，固然有些属于山人清客，既为“帮闲”，又能“帮忙”。当时有一些朝廷正式命官，也入相门之幕，成为幕客。如前述之钱梦皋，以刑科给事中的身分，成为沈一贯的“入幕宾”，“给相门事”。又如有一朱姓御史，为张居正“入幕之客”。此外，万历十二年（公元1583年），长安有“七子之目”，万历十三年，又有“八犬之目”，“皆时相入幕之宾也”（注：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四《相鉴》，载《明史资料丛刊》第3辑，第41页。）。尤称奇者，像工部尚书李幼滋这样的朝廷大臣，也成为张居正的“入幕密客”（注：《万历野获编》卷八《邵芳》，第219页。）。可见，凡食朝廷俸禄而又奔走于权臣私门承幕宾责者，在明代亦不少见。如此，这些官不再为朝廷办事，不理公事，而为私人所用。他们也不像总督或府、州、县衙门之幕宾，专门佐治公府，在衙门帮办，而是给事私室，奔走于内阁大学士的私第，出谋画策。这当然也不可完全将之与幕宾等量齐观，但其给事私室的特点，应该视为明代幕宾制的一种变异。
明代太监亦多有聘请幕客者。如张文冕，本华亭黜生，入刘瑾幕，“矫旨皆出其手”（注：《国榷》卷四八，武宗正德五年九月辛巳，第2985页。）。又汪文言原为徽州库吏，“逃罪投王安幕下”（注：《国榷》卷八九，思宗崇祯元年正月，第5418页。），成为太监王安之幕客。
在六科也有聘请幕宾，以掌书记之责者。譬如，徐丞，名良仁，宁波鄞县人，“幼业儒，孤而为族人冯凌，蹑
入燕。习其能者，引入掖垣。掖垣诸给事爱其才，属掌书记，并侦内外机务事”（注：邹元标：《徐丞传》，见黄宗羲《明文海》卷四○三，第4202页。）。
其次，在地方衙门，上自督师、经略、总督、巡抚，下至府、州、县各衙门，均聘幕宾，甚至武将、军卫也有聘幕宾者。
督师开府一方，自辟幕府，在明末常见其例。如孙承宗督师，专设占天、察地、译审、侦谍、异材剑、大力六馆，招聘天下豪杰。（注：茅元仪：《督师纪略》卷三，明末刻本。）其中入幕最著名者，当数诸生茅元仪，他充赞画，“留幕中”（注：茅元仪：《督师纪略》卷六。）。史可法督师、开府扬州，曾设礼贤馆，“招四方智谋之士及通晓天文、阴符、遁甲诸术者”（注：唐振常辑：《史可法别传》，《史可法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页。），一时幕客丛集，人才济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日本人侵占朝鲜，明廷兴师往援，命兵部侍郎宋应昌为经略，武库郎中刘黄裳、职方司主事袁黄赞画军事。又访求奇士，“得山阴人冯仲缨、吴县人金相，罗致幕下”（注：钱谦益：《初学集》卷二五《东征二士录》，见《传世藏书·集库·别集》第11册，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127页。）。这又为经略幕府之例。
总督、巡抚为方面大官，开府一方，却无衙署定设佐治人员，也需要临时自辟幕宾。譬如，胡宗宪总督浙江时，幕客数十人，较著名者有沈明臣、王寅、徐渭（注：《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沈记室明臣》、《十岳山人王寅》、《徐记室渭》，第496、511、560页。）。南明弘光朝，凌
巡按河南，并兼巡抚事，聘宜兴诸生李三冈入幕（注：抱阳生编著：《甲申朝事小纪三编》卷二《李三冈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01-502页。）。巡按、道臣也有聘幕宾者。如吴甡奏疏中曾有“蒙按院唤参谋贡生俞咨伯进院详示剿贼情形”一句（注：吴甡：《柴庵疏集》卷一○《边寇谋犯平固官兵夹剿有功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页。），此即其例。又诸生沈自徵，磊落自负，兵备道张椿闻其知兵，“聘君幕府”（注：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一《囊底寄·经济》，康熙三十五年刻本。）。
此外，督学道巡历各府、州、县时，也聘请“主文相公”随行，帮助批阅生童试卷。清初，学道有“阅文相公”，主考有“主文相公”（注：魏象枢：《寒松堂全集》卷四《科场弊窦多端等事疏》、《直纠浙江学道以申公论疏》，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02、115页。）。无论是主文相公，还是阅文相公，其责在主文、阅文，即主持文牍、判阅试卷；其身分为相公，多由生员出任。其实，主文相公即幕宾的别称。这种称呼至迟到嘉靖初年已出现，至明季而普及。如冯继龙，年十四，选为弟子员，每试必高等。“学使鹤田蔡公、墨泉吴公望临一时，皆奇其文，往校他所，亦挈公与俱。”（注：焦竑：《澹园集》卷二七《蜀府纪善双山冯公墓表》，中华书局1999年版，上册，第401-402页。按：冯氏生于正德十六年，年十四，也即嘉靖十三年中秀才，嘉靖二十五年中举人，万历十五年卒。而他在学道幕中任幕宾应该是在嘉靖初年。）如巡抚都御史张文锦奏称，“本官不时将军用意虐害，差心腹主文识字李义传说贾鉴”（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九《鞑靼》，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41页。）。据史载，宜兴吴湛以文章自豪，“尝随督学员贞启游粤”（注：《胜朝粤东遗民录》卷二，见谢正光、范金民编《明遗民录汇辑》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又如闵声，曾主持复社湖州事务，“同郡潘曾
督学中州，以君自辅，泾渭文艺”（注：黄宗羲：《雪蓑闵君墓志铭》，见《黄宗羲南雷杂著稿真迹》，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04页。）。又如陶琰在湖广督学衙门中，为“幕从事”，专门从事替学道阅卷的工作（注：陶琰：《仁节先生集》卷一一《岳州至荆州》，钞本。），与主文相公如出一辙。
自明代中期以后，府、州、县一类地方衙门聘请幕宾佐治，也形成一时风气。明人李乐记：“近日友人作令，雇主文行者，十有四五。”（注：李乐：《见闻杂记》卷八，第706页。）这种“主文”，显然已开启了清代钱谷、刑名师爷的先河。原因很简单，主文随同有司出任，主要是补新上任者出身科举、不理会“民事”之缺陷。而所谓民事，无非钱谷、刑名二事，尤以刑名为主。明代地方有司行政，主要仰仗吏书，这就是明代地方衙门权在吏书的原因。后亦有依靠从原籍携带“主文”者（注：王肯堂：《王肯堂笺释》原序（万历四十年）。未见原书，此转引自夫马进《明清时代の讼师と诉讼制度》，见梅原郁《中国近世の法制と社会），京都，同朋舍1993年版，第481页，注83。），而这些主文主要由讼师、罢吏出任。
地方有司延聘幕宾，其例俯拾即是。如杨道亨任真定知府时，曾聘有幕宾（注：李延昰：《南吴旧话录》卷下，第173-174页。）。早在成化以前，就有知县聘请幕宾之例（注：《南吴旧话录》卷下，第173-174页。）。其后，相沿成习。正如上述，知县上任，十之四五多聘有主文随行。如陈震祥，被一知县延为客，“时新邑肇创，修城辟学，一切文记皆出其手”（注：唐树义、黎兆勋等：《黔诗纪略》卷一八《陈震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09页。）。又龙泉知县刘汝谔聘生员顾所受为幕宾（注：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四《苏州顾所受投泮池》，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4页。），亦即其例。
明代武将聘幕也蔚然成风。显然，这是晚明武将尚文风气影响所致。正如谭纶所言，“乃各大小将官，不修实事，专尚虚诈，厚养刀笔之徒，置之帷幄之中”（注：谭纶：《谭襄敏公奏议》卷五《条陈蓟镇未尽事宜以重防秋疏》，嘉庆重刊本。）。所谓刀笔之徒，即主持刑名之幕宾。此外，武将幕中又多山人幕客。史称隆庆以后，“款市既成，烽燧少警，辇下视镇帅为外府。山人杂流，乞朝士尺牍往者，无不餍所欲”（注：《明史》卷二三九《萧如薰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22页。）。尤其自万历中叶以后，边镇专阃将帅以能诗名者很多，戚继光、萧如薰、杜文焕即其中之佼佼者。戚继光尤好延文士，倾赀结纳，取足军府。萧如薰亦能诗，士趋之若鹜，宾座常满。
山人杂流多投奔边帅幕中，武将亦多以聘幕为荣，以便与文臣往还（注：孙静庵：《明遗民录》卷二三，见《明遗民录汇辑》上册，第43页。）。陈第、颜钧为著名的王门学者，均曾入俞大猷幕，成为参谋、军师（注：《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陈将军第》，第542页；又颜钧《颜钧集》卷三《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至明季，武将多聘记室、幕客。当东平侯刘泽清开府淮阴时，贾开宗“掌其军书记”（注：抱阳生编著：《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八《贾开宗纪》，第196页。）。即使如卫所指挥，解粮进京，也要寻一个“通文理、记得帐”的幕宾（注：华阳散人：《鸳鸯针》第二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6-27页。）。聘幕宾，专为记帐，这与请钱谷师爷基本相同。
综上可知，明代各级衙门，均有聘请幕宾之例。令人诧异者，有的举人也聘幕宾（注：谢肇淛：《小草斋集》卷九《送练中丞遗裔归家·引》，天启刻本。），其实不过用作帐房而已。
三、入幕人员出身
探究明代幕宾的身分，大致有致仕或现职官员，有举人、生员，也有山人、术士、布衣入幕，甚至还有出身巡捕、衙书作幕宾者。一般而论，就幕“毋须任何之资格”（注：缪全吉：《清代幕府人事制度》，第112页。）。
（一）官员入幕
如王思任，曾中过进士，又做过官。“川黔总督蔡公敬夫，先生同年友也。以先生闲住在家，思以帷幄屈先生，檄先生至”（注：张岱：《琅
文集》卷四《王谑庵先生传》，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93-194页。）。王训，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举人，曾任训导。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尚书王骥征麓川，王训被辟佐赞军事，次年，尚书侯
总督贵州，“复辟置幕府，多所谋划”（注：《黔诗纪略》卷一《王教授训》，第5页。）。
（二）举人入幕
如周敏成，举人身分，屡上公车不第。后以兵事受知于孙承宗，承宗致书辽东巡抚方一藻，宁前兵备道陈祖苞遂辟周敏成“赞画辽东军务”（注：归庄：《归庄集》卷七《周参军家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16页。）。据何龄修教授对史可法幕府100名成员科举身分的考察，幕府诸人科举状况已知者66人，其中举人出身者有12人（注：何龄修：《史可法扬州督师期间的幕府人物（上）（下）》，见《燕京学报》新3期（1997年）、新4期（1998年）。）。
（三）生员入幕
生员仕进无门，受私人所聘，游幕天下，亦属本色当行。譬如徐渭，自称“间尝一佩笔操铅，以奉侍幕下”（注：徐渭：《徐文长三集》卷九《上督府公生日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9页。），成了总督胡宗宪的幕宾。何心隐，少补博士弟子员，胡宗宪稔知其才，“以礼聘之，赞谋帷幄，以平倭寇”（注：邹元标：《梁夫山传》，见《何心隐集》附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0-121页。）。张天复，为山阴县学诸生。徐阶督学浙江，按临会稽，将张天复聘入幕中，助其阅卷（注：张岱：《琅文集》卷四《家传》，第155页。）。显然，这属主文相公一类。南明史可法督师幕府之中，更是聚集了很多出身生员的幕府人员。在已知的100名幕府人员中，出身生员（包括拔贡、恩贡、岁贡各类贡生及监生）者，有37人，占已知身分者66人之一半以上（注：何龄修：《史可法扬州督师期间的幕府人物（上）（下）》，载《燕京学报》新3、4期。）。
（四）山人、术士入幕
如山人黄之壁，“自负其才，旁无一人。宋西宁延为记室”（注：周晖：《金陵琐事》卷三《买太史公叫》，万历三十八年刊本。）。又山人胡思岩，屡次出入翁万达幕府。先同往交州，后至潮州，相助军事（注：翁万达：《翁万达集》卷一《赠胡思岩山人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1页。）。术士入幕者可举以下二例：仝寅，安邑人，瞽而聪，“学京房易，占多奇中”。正统间，游大同，曾在镇守太监裴当府中，替裴当卜筮。后被石亨召置幕下（注：何乔远：《名山藏·方技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868-5869页。）。又有一鄱阳籍术士，凭堪舆之学游幕，先游茅坤幕，后又被茅坤
至一按察副使幕中（注：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六《与姚华麓宪使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17页。）。
（五）布衣入幕
如著名的王门后学颜钧，即凭布衣身分先入胡宗宪幕，继入俞大猷幕（注：颜钧：《颜钧集》卷三《自传》，第28页。）。又闽县人郑琰，以布衣任侠游遨，“词馆诸公争延致之。高文典册，多出其手”（注：《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郑布衣琰》，第530页。）。
（六）巡捕、衙书入幕
如常熟张景良，“少为巡捕、衙书佐，长而入人幕中，为主文。孙季公初第时，选刑部主事，景良实从至燕。陈尚书必谦之令辉县也，亦与之偕”（注：冯舒：《虞山妖乱志》卷中《虞阳说苑》甲编本。）。陈必谦为万历年间进士，说明在万历时已有由衙书转化为“主文”之幕宾的事例。
考察明代入幕之宾的身分，其中以生员入幕者最多，举人入幕者亦不少。山人有很多具有生员身分，或者是一些弃巾的生员。可见，山人入幕，亦可视为生员入幕的另一形式。至于进士、术士、衙书入幕，则是一种特殊形式，仅见少例，不足以反映广泛性。
四、主、幕关系及幕宾职责
明代私人聘请的幕宾，其特点为“合则留，不合则去”（注：宋存标：《秋士偶编·送友之金陵序》，《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明末刻本。）。主宾之间并无牢固的基础，只是以互相需要而维系，即幕主需要幕宾佐治，幕宾需要得金而养家。主、幕关系大体可概括如下：
首先，幕主与幕宾之间，是一种宾、师关系。若说“宾”，则幕宾称幕主为“主公”、“主家”、“东山主人”、“主人”（注：陶琰：《仁节先生集》卷六《雪船述》、卷一一《岳州至荆州》、卷一五《游衡山走长沙》。）。由“东山主人”衍变而来，幕主又可称为“东翁”。幕宾被幕主所聘，馆于主家，犹如塾师处馆一样，被幕主称为“西宾”。另一方面，若说“师”，则幕主尊幕宾为“师傅”。无论是宾，抑或师，均是一种相互尊重关系的反映，也说明主、幕之间关系的不稳定性。
其次，主幕之间又是一种相互依存关系。幕主需要幕宾，究其原因，由于科举导致的弊端，使一些出任地方有司的官员，刚放下“诗云子曰”，就戴上纱帽，穿上圆领，著了皂鞋，坐堂理民事（包括刑名、钱谷），着实令他们为难。这就需要聘幕宾，帮助处理具体的民事。另一方面，明代的官员又大多怠惰成性，不愿处理官场文牍的往来。这从前面揭示的以文词为职责的词馆中人也聘请幕宾一例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而万历后官场流行四六之文的风气，也迫使官员必须聘请专门主文代笔之人。所以，“这做文官的幕宾先生，一定也就合那行兵的军师一样，凡事都要合他商议，都要替你主持哩”（注：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八十五回，第1207页。）。
当然，幕宾替幕主主文代笔或佐治民事，所图者是幕主支付的金，藉此养家糊口。幕主聘幕，需择一个好日子，写一个全柬拜帖，下一个全柬请帖，设两席酒，当面要送礼聘银，少者五六两，多者二十两（注：《醒世姻缘传》第十六、八十五回，第234、1208页。）。幕宾每年束，少者每年30两（注：华阳散人：《鸳鸯针》第二回，第26页。），中者80两（注：《醒世姻缘传》第八十四回，第1205页。），多者高达二三百两（注：《醒世姻缘传》第八十四回，第1202页。）。幕宾金与馆师馆谷差别不大，只是稍优于馆师。
明代幕宾所尽职责颇多，可概括如下。
一是典文章、主文牍。这是明代幕宾的常见职责。从这种意义上说，幕宾又称“记室”、“书记”。替幕主AI写作上奏、贺启，登录信札，并代拟回函，举凡此类，均是幕宾分内之事（注：幕客AI写作章奏、表章或主持信札，在宋代已有其例。如韩琦幕下有王彦霖、强圣，专司此务。见俞樾《茶香室续钞》卷四《韩魏公幕客》，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65页。）。即以徐渭为例，在胡宗宪幕中，典文章凡五载，“记文可百篇”，后以《幕钞》为名刻梓行世（注：徐渭：《徐文长三集》卷一九《幕钞小序》，第536页。）。主文代笔的延伸，即为幕客代幕主著书，或者幕客替幕主整理奏疏，再加梓行。幕客替幕主著书，众所周知的例子是胡宗宪之《筹海图编》，实出于其幕客郑若曾之手。又如《乌槎幕府记》一书，所记为“丰阳冯先生”，就任广东时平倭、平海寇、峒贼事迹，为“乌槎营中幕客所记”（注：钟兆斗：《乌槎幕府记》，《盐邑志林》本。），亦出于幕客之手。幕客替幕主掌管文牍，整理幕主的奏疏，也是其职责之一。如汪道昆记道：“先是，大司马入朝，记室辑督抚奏疏而梓之。”（注：汪道昆：《太函集》卷二五《御史大夫蹇公督抚奏略序》，万历刻本。）此即一例。又史可法幕中幕宾王之桢曾受命主持整理史氏奏议数十卷，其分任校雠者，则有另一幕宾顾阳宪承担（注：王之桢：《跋师相乞闲咏叙》，见前揭《史可法集》附录，第131-132页。）。
二是备咨询、当参谋。如张岱记其三叔张炳芳做幕宾一事道：“云间何士抑、金斗、许芳谷官于越，三叔居幕下，不咨询不敢理郡事”（注：张岱：《琅文集》卷四《附传》，第171页。），即是一例。尤其在一些戎幕中，幕宾除了替幕主处理平常宾客酬酢一类的事情外，韬钤机务一类，亦不时需要出谋划策，当参谋的职责。明代各边都御史幕下，多设参谋一职，为幕僚之选，由现职官员充任，补长官“谋议之缺”（注：储巏：《柴虚文集》卷一二《题议防虏患》，嘉靖刻本。）。除此之外，私人招聘之幕宾，亦有起参谋作用者，而此时则多称他们为“军师”、“谋士”、“谋主”。如颜钧在俞大猷之幕，自称“取聘为军师”（注：颜钧：《颜钧集》卷三《自传》，第28页。），而俞大猷在行聘牌文中，则称“欠乏谋士”，“为参谋之用”（注：尹继美：《颜山农先生遗集凡例》，见前揭《颜钧集》卷九，附录一，第92-94页。），云云。明末义军首领罗汝才聘山东举人玄珪为记室，言听计从，“为谋主，每事取决焉”（注：抱阳主编著：《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一《杀罗汝才》，第6页。）。
三是佐治民事。嘉靖以后，凡出任知县者，多雇“主文”随行。究其原因，即如上述初仕者“不理会民事”（注：李乐：《见闻杂记》卷八，第706页。），需要幕宾佐治。即便久任地方长官者，也需幕客相助。譬如吴钟峦这位老名士任长兴知县时，“每断大狱，幕中再四叮咛”（注：李寄：《天香阁随笔》卷二，陶社校刊本。）。
四是帮闲。明人管志道言：“每见吴越间缙绅燕会，即不张乐，幕客亦以曲声唱和为常。”（注：管志道：《从先维俗议》卷五《家晏勿张乐》，《太昆先哲遗书》本。）幕宾以“曲声唱和”，显然已是门客行径。明代有很多以绘画技能游幕者，与门客实亦无多少区别（注：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六《与赵麟阳中丞书》、卷九《与许敬庵书》，第318、391-392页。）。所谓门客，即善探主人所欲而巧于趋承事事如意者。相比之下，幕宾的职责为佐治，而门客则为狎客，俗称“陪堂”，或“清客”、“篾片”，其职责是陪主人游戏文字、消闲，与主人相狎昵。然门客一旦入幕，与主人相狎，交接日近，难免也参与主人之政事或民事，渐近佐治职能。这样，门客亦就蜕变为幕客，几与幕宾无异。可见，山人、清客入幕，成为幕宾，这也是明代幕宾制度的一个特点。
五、小结
幕宾的存在，在明代一般被视作“居官恶劳”或“书生不安贫”的产物。从儒家道德原则来看，书生因不安贫，才出去游幕，而书生入幕远游，又最易坏人心。可是，对于仕进无门而又有诸多家累的穷秀才来说，入幕又不失为一条维持生计的出路。
按照周作人的看法，在传统社会，生员当以中举、中进士而后出仕做官为正途，而不第秀才则只能走“叉路”。大体说来，叉路不外以下几条：一是做塾师；二是做医师，可以号称儒医，比普通的医生要阔气些；三是学幕，即做幕友，给地方官“佐治”，称作“师爷”；四是学生意，但不外钱业、典当两种（注：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所说虽属清代士人实况，然亦适用于明代士人。明中期以后，生员大量增加，仕路被堵，正途无门，只好从叉路中寻生活。明代幕宾大多来自生员，即此原因。显然，晚明生员社会流动的种种趋向，也是考察幕宾制度的关键。
幕宾的出现，当然是幕官制度陷于形同虚设以后的产物。同时，科举八股导致文官不学无术，缺少治理地方政务的经验与实际技能，也是幕宾制度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这么说，清代的幕宾制度，大体均可以追溯到明代。下面几点可成为最有力的佐证：一是清代幕宾中有教读一种名色，“系主官有子弟随任者，延聘入署教其子弟读书之幕友，与一般家庭教师无异”（注：缪全吉：《清代幕府人事制度》，第51页。）。而主官署中有家馆、并聘请教师以教主官子弟，实形成于明代。二是清代有一种专门的“阅卷幕席”，所司系考试时校阅试卷的工作，尤以学政衙门聘请为甚（注：缪全吉：《清代幕府人事制度》，第52页。）。而提学院道衙门聘幕阅卷，至少在明代嘉靖初年即有其例。三是清代幕席中有“艺术”一种名色，是为官员私衙所招，藉琴棋书画、金石或星占卜医法术，以充实自己精神生活的幕宾，这些人与政治无甚关系，庶几乎门下食客而已（注：缪全吉：《清代幕府人事制定》，第131-133页。）。正如前述，以艺术游幕在明代相当普遍，几成明代幕客游幕生活的基本特点。
尽管明代的幕宾亦有辅佐长官理刑名、钱谷之例，然与清代相较，明代的幕宾更多的是“帮闲”，而不是“帮忙”（注：譬如郭建说：“就目前见到的各类史料来看，幕友佐治之风应起于明代，但其大盛并得到广泛承认当在清代。明代政府文件中尚未提到幕友在政务上的作用，明末的小说、戏剧也没有‘师爷’的形象。”见郭建著《绍兴师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此说大体正确。然应注意者，明代的幕宾已相当活跃，并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明代地方行政的佐治之责，多由胥吏承担，而不是幕宾。即使佐治，也多集中于主持书札、文牍一类的事务，而不是刑名、钱谷。换言之，明代的幕宾制度尚处于初创时期，并非如清代那样，已形成完整的幕学体系。进而言之，幕宾在整个政治体制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影响，明代也不同于清代，明代更多地表现为临时的特点，其所起作用也是因人、因地或因时而异；而在清代，因幕宾职责的明朗化，其作用反而显得较为固定。值得指出的是，明代现任官员给事私门，成为相门入幕之宾，则对明代政治所起影响甚大，并在朝廷权力的更替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幕宾俗称“师爷”，在清代因已成绍兴人的专业，故时又称“绍兴师爷”。对此，缪全吉有自己的初步解释（注：缪全吉对“绍兴师爷”一称的起源有考察，认为“幕宾殆多京吏之化身，谅与明代都吏独多绍兴人有关”。尽管可具一说，但并不全面。见《清代幕府人事制度》，第10-11页。）。而郑天挺先生却对“绍兴师爷”一称有所质疑，认为绍兴府属八县并非人人都学幕，而幕友也不仅仅限于绍兴附郭的山阴、会稽两县，更不是除了绍兴以外无人学幕（注：郑天挺：《清代的幕府》，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13页。）。此说无疑有一定的道理，但仍然没有解决“绍兴师爷”一称的起源问题。笔者认为，对此的考察，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阐释：一是从前述可知，“师爷”一称亦起源于明代，是主人仆役对任教读之职者的敬称。而至清代，也就演化为官署仆役对幕友的敬称。事实上，清代的幕友中也有“教读”一席，而幕宾也确实“俨然以宾师自处”。二是师爷前冠以绍兴，则应从下面的角度加以理解，即在明代，尽管绍兴人（尤其是绍兴府属下的余姚人）处馆做塾师已遍布天下（注：关于绍兴府属下之余姚人在明代处馆成风问题，当另文考察。），绍兴人在北京六部为吏亦成一时风气，绍人在京城郊外又形成自己的居住社区或群落（注：明代绍兴人陶望龄载，“越人以贫隘，轻去其土”，在北京齐化门外建有山会义庄，以葬其客死而无归者。又在昌平，绍兴人聚居此地，“复非少也”。见《陶文简公集》卷六，《昌平州义庄记》，天启七年陶履中刻本。），甚至可以找到很多绍兴人做幕宾的例子，然若考察明代幕宾的籍贯，只可称集中于江南几省，而绍兴籍只是其中比例渐趋扩大的一类，尚不可称幕宾已成绍兴人的专业。
标签：日本幕府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明朝论文; 列朝诗集小传论文; 万历野获编论文; 清朝论文; 国榷论文; 师爷论文; 明文海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