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183;詹姆逊和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里克论文,弗雷德论文,批评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英语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甚至可以说，在整个英美思想界，美国的新马 克思主义理论家、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 34— )的影响恐怕难以有人能与之匹敌。毫无疑问，作为一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和比较文学学者，他的著述之影响早已超越了特定的学科界限和国别界限，具有着广 泛的世界性影响。也许因为他和中国的特殊关系，他在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学术界的 影响更是令他的同行望其项背。
詹姆逊于1934年生于美国克莱夫兰德，1954年毕业于哈维福德学院，先后于1956年和1 960年在耶鲁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曾执教于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多所 大学，现任杜克大学威廉·A·莱恩比较文学讲座教授，文学专业主任兼批评理论与阐 释中心主任，《南大西洋季刊》(South Atlantic Quarterly)主编等职，同时兼任国际 文学理论学会顾问，《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等学术刊物顾问或编委等职 。
詹姆逊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其学术生涯以来，一直辛勤笔耕，不停地著书立说，至今 已经出版了10多种专著或论文集，他的论文更是散见于当代各主要左派理论期刊和文学 与文化研究杂志。他的代表性著作包括：《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Sartre:The Orig ins of a Style,1961)，《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arxism and Form,1971)，《语言的 牢房》(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1972)，《政治无意识：作为象征行为的叙事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1981)，《 晚近的马克思主义》(Late Marxism,1990)，《可见的签名》(Signatures of the Visi ble,1990)，《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the Cul 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1991)，《地缘政治美学》(The Geopolitical Aest hetic,1992)，《时间的种子》(The Seeds of Time，1994)，《文化的转折》(The Cul tural Turn,1998)等。此外，在后现代主义逐渐衰落的西方学术界，他迅速地把目光敏 锐地转到了文化研究和全球化问题上，写下了一系列文字，并且和三好将夫合作编辑了 文集《全球化的文化》(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1998)等，对全球化时代的文 化研究以及文化全球化问题均作出了独特的阐释和分析，从而奠定了他在研究文化和全 球化问题之关系方面的权威性地位。
在当今各种主义驳杂、批评流派众多的后现代时代，詹姆逊断然地宣称自己是一位马 克思主义者，并显示出了他既与那些形式主义批评流派的不同之处同时又能与他们进行 交流和对话的特色，这无疑是他的理论能够经历历史的变迁和时间的考验不断焕发出新 的生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詹姆逊的众多著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清晰的马克思主义 批评理论特色。这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他也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雷蒙德·威廉斯等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 ，并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而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细读来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并将其与文学研究的实践相结合。针对20世纪的各种形式主义批评流派，詹 姆逊采取的策略是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看到各家学派的内在合理因素，对各种理论均持 一种宽容的态度，承认它们各自的合理部分，对之进行批判性的阐释。他一贯反对那种 庸俗马克思主义的专断性和排他性作法，坚持与各个理论学派进行对话，通过对其中合 理成分的吸纳而发展建构出颇具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阐释理论。例如，他早期的重要 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就是描绘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一部开山之作，通过对 法兰克福学派中坚人物阿多诺、本雅明和马尔库塞思想的论述，梳理出西方马克思主义 从卢卡契和布洛赫直到后期的萨特的发展线索。而他的代表性著作《政治无意识》则在 某种程度上吸纳了弗洛伊德主义的一些因素，通过对后者的批判性分析，补充了传统马 克思主义批评的一些不足。针对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无甚关联甚或背道而驰的理论， 他也照样持一种辩证的态度，承认其合理之处，扬弃其悖谬。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 加拿大神话—原型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的分析。针对一些批评家指责弗莱具有“反历 史”的倾向，詹姆逊中肯地指出，“弗莱的伟大之处以及他的著述与那些众多的一般性 神话批评之间的重大差别就在于，他善于提出社群的问题，并从作为集体表现的宗教性 中得出基本的、本质上具有社会性特征的解释性论断。在这样实践时，弗莱尽管也许并 不欣赏自己的这种联想，但他仍反驳了那种对宗教象征主义的较为积极的探讨，因为那 种方法在19世纪继承了针对启蒙的本质上消极并具有破坏性的态度，这一态度对旧体制 的意识形态基础的侵蚀包含了对宗教现象的系统的非神秘化和揭露，以及对使得那些被 哲学家认为是‘错误’和‘迷信’的东西与等级制度的专断权力之关系具有合法性有着 清醒的感知。”(注：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象征行为的叙事》，伊萨卡：康乃 尔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页。)他的这一充满辩证法的论断至今仍为弗莱研究者 所称道。
(2)既然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么詹姆逊所坚持的就必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并以此来指导文学研究，通过对现当代西方社会现象的分析 阐释来修正和改造传统的日趋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应该说，詹姆逊的思想是建基于一条 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非斯大林主义的”“黑格尔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上的。但是他 并不把自己的思想局限于这一传统的束缚中。如果说结构主义者所一贯主张的是对世界 进行“文本化”(textualize)的话，那么他始终坚持的一个主 张就是对文本进行“历史化”(historicize)。也即把20世纪西方文坛上形形色色的批 评理论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从而提出自己的具有“总体性”特征的“元评论 ”(metacommentary)理论。当然，他的这种做法无疑也受到不少批评甚至攻击。在激进 的左派看来，他的作法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背叛；而从我们今天世界各国对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来看，我们则可客观地看出，正是通过他的这种“修正”才使得马克 思主义在当今时代不致于流于僵化和衰落，因此我们仍应当看到它的积极方面。
(3)我们说，詹姆逊之所以能在众多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中脱颖而出，其中的一个重要 原因就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抱一种发展的眼光并采取一种能动的阐释态度。在詹姆逊看 来，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使其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形势，马克思主义也 应该是一种动态的、发展的理论，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提出了自己的具有总体性和元 批评特征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因此，总结詹姆逊的批评理论，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 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理论进行对话并且加以批判性结合的产物，也即一种“文化的”马克 思主义或文化唯物主义。虽然詹姆逊本人是一位文学研究出身的理论家，他在自己的著 作中同时分析文学文本和哲学文本，但他往往更加着眼于哲学层面的论述，因而不少人 认为他的理论演绎抽象，常常用词生僻，使得语句冗长艰涩，极具形而上的思辨色彩。 尽管詹姆逊的著述深奥难懂，但由于他所探讨的问题与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密切相关， 再加之他立论的严谨、分析的深刻、推理的颇具逻辑性以及阐述的透彻，他的著述一经 问世，总是不失众多的读者，并迅速地被译成世界各国的主要文字，从而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据统计，目前在英语世界专门以他的《政治无意识》为对象撰写的专著就至少有 四部以上，(注：参见王逢振，《政治无意识》中文版前言第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9年版。)而以詹姆逊的学术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更是令他的不少同 行难以相比。
(4)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具有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他尤其善于透过各种错综 复杂的社会现实，提出自己的批判性见解，虽然这些见解并不一定能真的充当解决社会 问题的良方，但却为当代人观察社会现实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他对后现 代主义的研究中看出。众所周知，曾经风靡整个欧美的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最早 始于美国的文学批评界和文化界，一大批美国批评家，如欧文·豪、苏珊·桑塔格、伊 哈布·哈桑、莱斯利·费德勒等，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场理论争鸣。但直到20世纪 70年代末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让—弗郎索瓦·利奥塔的小册子《后现代状况：关于知 识的报告》的出版才将那些零散的、不成体系同时又容易遭人攻击的观点系统化，并使 这场讨论上升到哲学和认识观念的理论层面。对法国思想界颇为熟悉的法文和比较文学 教授詹姆逊虽然直到80年代初才正式介入这场争论，但他一经入场，就出手不凡，并始 终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产生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后 现代现象作出了全新的解释。80年代初，詹姆逊率先从后现代消费文化入手，开始了他 对后现代主义的进一步深 入考察研究，在一篇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 ciety)的演讲中，他指出，除了考察后现代主义的种种特征外，人们“也可以从另一方 面停下来思考，通过对近期的社会生活各阶段的考察对之作出描述……在二次大战后的 某个时刻，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被人们从各种角度描述为后工业社会、跨国资本主义 、消费社会、传媒社会等)。新的人为的商品废弃；流行时尚的节奏日益加快；广告、 电视和传媒的渗透在整个社会达到了迄今为止空前的程度；城郊和普遍的标准代替了原 有的城乡之间以及与外省之间的差别；高速公路网的迅速扩大以及汽车文化的到来—— 这一切都只是标志着与旧的战前社会的彻底决裂，因为在那时的社会，高级现代主义仍 是一股潜在的力量”。(注：引自霍尔·福斯特编，《反美学：后现代文化论集》(The AntiAesthetic: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西雅图和华盛顿：海湾出版社，198 3年版，第124—125页。)对于这一迥然有别于现代社会的现象，詹姆逊描述为后现代社 会。他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后现代主义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但他仍事实求是地承 认后现代主义的不少合理因素，并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带 来的也并非全是消极的东西，它打破了我们固有的单一思维模式，使我们在这样一个时 空观念大大缩小了的时代对问题的思考也变得复杂起来，对价值标准的追求也突破了简 单的非此即彼模式的局限，因此，“在最有意义的后现代主义著述中，人们可以探测到 一种更为积极的关系概念，这一概念恢复了针对差异本身的观念的适当张力。这一新的 关系模式通过差异有时也许是一种已获得的新的和具有独创性的思维和感觉形式；而更 为经常的情况则是，它以一种不可能达到的规则通过某种再也无法称作意识的东西来得 到那种新的变体。”(注：参见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北卡罗莱纳州杜伦：杜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因此在詹姆逊看来，后 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种对现代主义主流的既定形式的特殊反动 而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其明显的特征就是消解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限，标志 着现代主义的终结和后现代主义的断裂和崛起。应该承认，今天在西方学术界人们所热 烈讨论的后现代主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詹姆逊的建构，而在他之前的一些后现代主 义批评家的著述则很少为人们提及。
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历史分期的特征，这是他从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后现代社会的种种症状所作的阐释之结果，同时这也是他的具有分 期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最容易被别人攻击的一点。他认为，现实主义由于其表现和本 体论的要求而不再成其为观念；现代主义由于全盘攻击线性历史，始终一贯地排除历史 思维而已不再为我们所用；与市场资本主义相对应的是现实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相对 应的是现代主义，与跨国资本主义相对应的则无疑是后现代主义。在今天的后现代主义 研究者看来，詹姆逊所建构的这种具有历史分期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既是它的长处 ，同时也是它容易被反对者攻击的地方。尤其是当这一理论被用来解释第三世界可能出 现的后现代主义变体时，它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但詹姆逊并不满足于解释西方社会 出现的后现代状况，他还密切关注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接受，并以这些 实践及时修正自己的后现代理论建构。针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的种种后现 代主义变体，他指出，除了西方理论的影响和中国学者的自觉介绍和创造性接受外，后 现代性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蔓延还取决于另外三个因素，这就是(跨国)资金的 运作、全球性的资本化以及(计算机)信息时代的到来。(注：我于1996年10月18日在美 国杜克大学作“中国后现代性发展的轨迹”的演讲后，詹姆逊在他的评议和提问中颇有 见地地指出了这三个因素。)毫无疑问，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詹 姆逊的名气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得助于他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和建构。随着他对后现代主 义的研究，他也发现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内在相通之处。
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作出的最精辟分析就在于他把后现代主义当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 化逻辑。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异化、焦虑、资产阶级个体化、文化生产 的个别风格、艺术以及社会的中心主体等因素的终结。后现代文本与后现代社会的主体 在特征上是一致的，它缺乏统一性、逻辑性和深度性，呈现出一种涣散的精神分裂状态 ，同时它又是变化不定的，支离破碎的和无中心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转向，包括高 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界限的，文化的商品化和批评距离的，历史性的涂抹和一种挥之不 去的永久的现时感，以及超空间所导致的无方向感。(注：参阅陈永国，《文化的政治 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第2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所有这 一切又都预示了后现代主义衰落之后的西方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而对这一时代的 特征，詹姆逊又是如何描述的呢?这正是他比他的许多热情投入后现代主义论争中的学 术同行学术生命更为长久的一个方面。
一般认为，全球化只是一个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的现象，似乎与文化问题无甚关系。 詹姆逊却不那么认为。在他看来，从辩证的角度说来，全球化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诸如身份，社会关系甚至各种制度之间造就了一些关联，而这些关联又必须放置在特 定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毫无疑问，经济上的全球化必然会导致文化上的趋同性或文化 上的全球化，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事实求是的态度。针对文化全球化问 题，他指出，“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地遮盖并传达了文化的或 经济的意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 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 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 注：参见詹姆逊，《论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的全球化》(Notes on Globalization as a P hilosophical Issue)，收入詹姆逊和三好将夫编，《全球化的文化》第55页，58页。 北卡罗莱纳州杜伦：杜克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从传播的角度来认识文化全球化问 题是詹姆逊由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中生发出来的一个新的方面，信息的无所不及和理论 的旅行是文化全球化的一个明显标志。“一个明显的途径就是，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输 出和输入。这无疑是一个商业的问题；但它同时也预示了各民族文化在一个很难在旧的 发展缓慢的时代设想到的浓缩空间里的接触和相互渗透。”(注：参见詹姆逊，《论作 为一个哲学问题的全球化》(Notes on Globalization as a Philosophical Issue)， 收入詹姆逊和三好将夫编，《全球化的文化》第55页，58页。北卡罗莱纳州杜伦：杜克 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这些观点也可在本刊选择的作者新著中见到，对我们考察和 认识全球化和文化的关系之本质有着较大的参考价值。
詹姆逊的主要著作几乎都有了中文译本，广为海峡两岸的学者们引证和参考。而作为 中国学术界和批评界的一位老朋友，他几乎每隔几年都要来中国访问讲学，我们期待着 他2002年夏天的再度来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