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建设中的社会教育导向功能
——以富民小水井苗族村为例
杨 俊
（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
【摘要】 本文力图将一个民族村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具有一定关联性的事件，从社会教育的视角进行分析与认识，通过一定的教育学解释来展现这些村寨文化事件之间内在的联系，目的在于通过将这些民族村寨中所实存的事件对村民产生实在影响力的过程进行统合认知与分析，将社会教育生活与其思维认识（信仰）、生存状态、传统文化影响及变迁路径之间的联系相对系统地展示出来，使读者体味到少数民族村落生活中实际的“教育的影响”。
【关键词】 民族村寨；社会教育；教育导向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力图以一个苗族村落中的一个典型文化事件为研究单位，通过民间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口述史、人种志等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呈现少数民族村寨在新时代背景下，国民教育体系、社会教育内容、形式的建构和少数民族传统村寨文化、信仰及特有地方性知识之间竞争与共生的生动场景。将历史文化变迁置于鲜活的苗民乡村社会教育生活过程之中，这样，更容易使研究贴近现实与事实，也使研究的解释能够更多地服务好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建设。
二、社会教育与民族信仰的关系
在发生学的意义上考察，教育与民族的各种信仰有着原初的混沌一体性或者天然的复合性。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考察，少数民族所持有的各种信仰都是自身生存环境与生产类型相互作用的产物，信仰标示的是各民族思维观念整体的发展状态，这种发展状态既是对自身整体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反映，也是对自身及其环境整体的理解所决定的。在这种状态下，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既是促进自身信仰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是妨害自身对世界进行进一步认知的主要障碍。生产力体系总体上是由各个具体的元素构成，这些具体的生产力元素囿于少数民族生产力体系整体的发展状态，就使少数民族整体的思维和信仰呈现一种梯度化的状态，从原始形态到人为信仰各层次都有存在，从而展现出信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中可以看到，信仰与教育具有统一性的特点，在这些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信仰之中，隐喻包含着各少数民族对自然、社会、自身及其他民族的认识与解释，这种认识与解释始终包含在少数民族特有的信仰之中，成为自身民族文化中最为特殊与特色的部分。这些解释与认知的得出，其首发点离不开民族群体中某个个体能动的创造，能动的个体通过自己的经验、感知、归纳得到相应的认知，进行了创造。试想，如果这些个体首发性的“能动的创造”不能够与其他个体相分享、解释、传播、传递，那么它将永远停留在个体的“点”上，到不了“面”，形不成认识、共识，成为不了群体意识和共同记忆，更形成不了相应的地方性知识体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教育从一开始就和文化体系发生着最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在现今某些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还能够清楚地为现代研究者所识别。例如，在原始人早期原始宗教形式的巫术与图腾崇拜中，我们就可以隐约看到原始的教育形式。
教育与信仰从其发端上的一体性，就使二者之间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中经历了一段相伴相随的发展路径。在随着各民族整体生产方式及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动力推动下，伴随生产力系统中各组成要素的相对社会化与独立化，教育与信仰才逐渐分离，按照各自生产力元素发展的基本规律，开始自身作为文化独立单元的轨迹进行演化发展。在这个演化发展的过程中，二者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独立。信仰作用于人整体思维状态的塑造总是要通过一定的认识、解释即内容来形成，同时也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来完成这种认识、解释的传递，所以，信仰与教育在服务于文化整体的发展来看，二者并没有分离，只是二者按照自身所特有的发展方式与范围而形成了自身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在形式上似乎各自分离、分开发展，但在其最终服务的对象上来说，二者又是相互融合的。古人类学、古文化学、考古学以及社会学对某些土著民族的文化学考察，都为上述认识提供了一系列佐证。从人类思维发展的科学规律来看，原始信仰与原始教育都是人类思维认识与精神发展的结果，都是原始人类自身思维、精神外化所显示出的结果。人类最初的教育总是和特定的信仰融合在一起，当信仰以一定的方式对自身进行规约、界定时，这种规约、界定——往往是以禁忌规范的方式采取否定性形式存在，表达的是人类最初的自我认识、自我形象、自我塑形、自我控制能力。这些规约和界定在形成之后又反过来进行理解与传播，如果不能够得到理解和传播，那么信仰本身就不能得到确认，不能得到传播，不能凝聚信徒等一系列使信仰得以流传和推广举措，可以看到，这些都离不开教育的途径及功能。教育逐渐因其参与的主导力量的彻底改变与信仰渐行渐远，相反，信仰却没有能和教育一刀两断，从现今少数民族文化体系中存在的原始宗教的图腾禁忌还是现代宗教所持有的特定教义教规、严密的组织形式、宗教祭祀仪轨等都离不开教育存在的影子。
三、对苗族这个单一民族内部文化多样性现象的思索
根据苗族自身传说、回忆及成文的苗族发展史来看，苗族始终处在一种动态的迁徙过程之中，从古东夷部落中的一支到现代的苗民族，其在国内的分布几乎遍及中国南部。就云南苗族的具体情况来看，苗族相对于云南其他的民族来说，其迁入时间较短，这就使整个苗族所持有的生产力体系，因聚居地点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相邻民族、交通便利等因素发展出不同水平的生产力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苗族根据自然、人文与自身条件，在迁徙到特定的区域之后，总是积极地融入到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通过适应——改造——再适应——再改造这个从形式上来看极为简单的生存模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这种独特的文化既包含有自身文化特定的传统，也借鉴着周围其他民族可以借鉴的优点和长处。这里以云南富民小水井苗村为例，小水井苗村地处滇中山区，相对其他在此地已定居多年的民族来说，苗族能够定居的地点总是生存相对较为困难的地方，在滇中群山的山顶区域作为自身的定居与落脚之地，在相对艰难的自然地理环境中重复着适应——改造的生产与文化建构模式。这也使我们看到苗族的生存与创造能力不是天生的，是自然环境、国家政治、经济及自身文化所处的教化氛围等因素所共同造就的结果。
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完善社会各方面的法律规范，才能更快更好地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因此，全面推动“第三方评估”的立法进程势在必行，在法律层面上明确“第三方评估”主体双方的责任、地位及其权利和义务，使得其合法性得到广泛承认，实际作用得到更好发挥。与此同时，落实相关政策保障第三方机构的合法权益，这样能大大增加参与评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一旦明文规定，许多前述出现的失真报告和无效评估就可以得到有效规避，正式性的条款不仅能起到规范作用，使其有法可依，也能在后期出现问题时加以问责，做到有法必依。
从云南民族分布的格局来看，云南各民族整体的分布格局都是“大杂居、小聚居”，云南俗语所谓的“十里不同天，一山不同族”讲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在这样一种民族分布大趋势下，晚到的苗族相对在此已经居住多年的民族来说，就处于一种十分不利的情况，一是民族成员人口不多，二是自身整体的生产力体系较为低下，很多时候总是在特定自然地理条件下向本地生产力发展较好的民族进行学习，从基本的生产方式到应对特定自然条件的方法等，在这种边适应、边改造的环境中，改造着环境同时也改造着自身整体的生存状态及文化特征，从而形成了属于自己、属于本地、属于文化的特殊民族文化亚类型。小水井苗村的苗族作为滇中富民地区逃荒而来的晚到民族，从一开始就处于同本地区其他民族不对等的地位上，解放前在富民当地居住于坝区的汉族、回族一直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而居于山脚和半山区的彝族、白族地位则次之，地位最低的就是这些居住在山顶区域内饱受欺凌逃荒而来的苗族同胞。小水井村的苗族属大花苗的一个支系，但与彝、汉、白等族杂居而隔苗族传统聚居区较远，虽在心理上仍认同于苗族，但因与汉、彝、回杂居，其生产工具、饮食习惯，苗族方言、居住样式与生活习俗受周围的汉族、彝、回等族及基督教的影响，已和滇南、滇东的苗族村寨有了显著的差别。可见，任何的民族习惯、民族传统、民族心理等等特质都是具体而生动的，离不开其产生的特定社会、文化、经济因素。如果片面地或抽象地谈论这些民族特质而不联系实际，那么就很难真正还原事实，提出可信、可行的解释与预测。
苗族在迁徙和新环境自然与人文现状的适应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保留原有的传统民族文化特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创造、发展自己新的文化特质，使苗族内部出现众多特色鲜明的亚文化类型，这就是云南苗族不同聚居地点文化与黔东、湘西苗族文化的异同的关键点。这点也符合现代文化哲学中对文化这个极富挑战概念的解释与认识，文化因其与人及人群的共存性使对其的解读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但无论我们如何界定文化，文化一定是和特定的人群、特定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定的生产类型、特定的生活样式、特定的时间空间密切相连，所以，对文化尤其是民族村寨文化的整体认识都离不开这些特定的因素，正是这些特定的因素使不同民族文化代表着不同的生存理解与生存应对，正是这些特定的生存理解和生存应对决定了文化自身特定的形态与特质。
所谓“任务驱动”，就是在学习专业技术的过程中，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紧紧围绕一个共同的任务活动中心，在强烈的问题动机的驱动下，通过对学习资源的积极主动应用，进行自主探索和互动协作的学习，并在完成既定任务的同时，引导学生产生一种学习实践活动。这种教学方法特别适用于学生学习操作类的知识和技能，尤其适于学习工程机械驾驶与维修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因此，“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铁道工程机械系统故障排除课程教学中已得到运用，就笔者的教学实践来看，要有效地实施任务驱动教学，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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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杨俊（1972-），男，云南昆明人，教育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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