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转型与市场转型混合效应的分解——市场转型研究的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市场论文,世代论文,分解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多年持续的市场转型讨论中，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将1979年至今发生在中国的社会转型归结为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转型（Nee,1989,1991,1996.Nee & Cao,1999,2002；Szelényi & Kostello,1996;Walder,1996;Bian,1994,2002；边燕杰、张展新，2002；Wu & xie,2003；Zhou,2000），而忽视了中国同时正在经历的以经济高速成长为特点的现代化转型。市场转型研究中这种将两种不同转型的结果归结为一种转型的研究导致市场转型研究存在解释不到位的问题。
同时，市场转型研究中，往往将既是不同世代，又是在不同时期参加工作的对象不做区别地放在一起来分析市场效应，也会导致转型研究结果的不可靠。近年来，学者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克服，例如将市场效应分不同世代进行讨论（Bian & Logan,1996;Nee & Cao,2002;Zhou,2000；梁玉成，2006），或者将市场效应分不同转型阶段进行讨论（Verhoeven et al.,2005；刘精明，2006），但是这类简单的修订仍存在问题，需要有理论和方法将它们结合起来。
本文试图通过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讨论，提出一个区分1979年至今的中国社会转型的现代化效应和市场转型效应的研究方法；并同时提出转型研究模型的改进方法，以解决传统市场转型研究模型不能分离世代效应和时期效应所造成的理论和研究上的缺陷。
一、市场转型研究模型的修订方向
市场转型讨论中存在着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虽然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理论角度提出研究思路，但在实证研究层面却大体均基于类似的讨论模型（Nee & Cao,2002;Verhoeven et al.,2005；梁玉成，2006），而得到的研究结论却迥异，为什么会这样呢？
倪志伟和曹洋（Nee & Cao,2002）对这个现象曾做了一次全面的讨论。他们认为原因在于市场转型过程中，一些再分配的秩序仍然延续性的存在——“在国家社会主义和党的政治精英网络长期存在这样的非正式规则下，产生了利益和身份的自我增强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延续性的机制自发地被再生产”。总之，倪志伟和曹洋称竞争理论——包括权力转换理论、权力维续论等——所提出的权力分层机制为转型过程中的延续性的机制；同时，他们称新出现的基于市场的机制为非延续性的机制。他们认为，延续性机制的再生产倾向于集中发生在转型经济的公共领域中，同时引起非延续性的机制倾向于集中发生在合资／私人经济领域中。而对倪志伟所提出的市场化效应在竞争对手的研究中观测不到这一问题，他们则认为，这是因为市场成为主导机制的临界点之前，市场仍然不具备决定性的力量，其他旧有的基于权力的延续性的机制，如再分配机制等，仍然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一旦市场转型跨越过某个临界点，市场机制等非延续性的机制成为主导机制之后，其所预言的市场效应就将被观测到。由此，倪志伟认识到，市场转型讨论模型需要在方法上进行更新。另有一些学者也认识到了市场转型模型存在的问题（Verhoeven et al.,2005）。
（一）倪志伟和曹洋的世代效应修订
倪志伟和曹洋检讨道：“由于过去的市场转型研究中使用了当前的职位作为因变量，却对当中何时获得职位的时间不加以控制。因为延续和非延续性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工作是在制度变化前还是制度变化后获得的？一个更直接的揭示非连续性的方法是检测不同时间的变化。既然我们的数据是在一个时点收集的数据，不允许我们做不同时间点的比较，我们就只有依赖于比较不同年龄／出生人群来估算不同时期工作获得的要求的变化”（Nee & Cao,1999,2002）。藉此，他们用出生人群来区分3个不同历史时期成年的世代。他们认为年轻的出生人群——1959年后出生，在改革时期成年的群体——可能会给出在流动过程中不连续的证据。对之我们称为世代效应修订方案。除了倪志伟之外，很多学者也采取了类似修订方法（Nee & Cao,2002;Verhoeven et al.,2005；梁玉成，2006），但是因为倪志伟和曹洋是专文详细讨论这个修订的理论依据的学者，所以我们以他们的有关讨论为例。
（二）维尔霍文的时期效应修订
倪志伟和曹洋除了提出这个修订方案之外，还通过将不同学者在不同时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试图得到市场化变迁进程中转型效果的变化趋势（Nee & Cao,2002）。维尔霍文等3位学者则对如此探讨提出了批评，认为倪志伟的这个“时期分析”，不仅对转型研究的文献收集得不够完备，而且在分析法上也存在严重问题：倪志伟仅仅采用定性的方法将不同文献的结果放在一起，用数频数的方法来决定哪个结论的方向更正确；这种准学术投票的方法，信度颇低，更容易误导研究结果（Verhoeven et al.,2005）。
维尔霍文等仔细考察了倪志伟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发现包括市场权力命题、市场刺激命题和市场机会命题中所预测的效应，都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增加的效应，即倪志伟提出的市场转型效应存在着时间效应。因为不同学者的研究收集的实证资料是不同时点的，所以其研究结论上的差异可能是市场转型的时间效应的差异。维尔霍文等在收集了尽可能齐全的文献（约90篇转型文献，均以收入为因变量，并在研究中至少涉及一个市场转型理论中预言的效应的文献）的基础上，采用量化的方法，即所谓后设研究方法（Meta Analysis）来进行分析。他们的分析思路是：市场转型前后，市场转型的效应是不同的，即在市场转型的临界点之前，也存在着市场转型的趋势；但在市场转型临界点之后，市场转型效应会大大高于之前时期；由于市场转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所以随着改革时间的增加，市场转型的效应不断加强。由于中国和中、东欧的市场转型的临界点不同，所以各自的市场转型效应随时间变化而不同（参见图1）。他们将不同年份得到的研究结论按照图1所示的模型进行拟合，证实了市场转型过程存在着伴随着不同市场化发育程度的线性时期效应。采用类似方法的学者还有周雪光（Zhou，2000），但与前者的方法相比，其世代分类显得过于简单。
图1 各国的市场转型效应随时间变化图
注：转自Vethoeven et al.,2005。
（三）倪志伟与维尔霍文修订各自存在的问题
倪志伟和维尔霍文等的工作使得“同模型可以验证对立的市场转型理论”的奇异现象得到了一定的解释，并且提出了实证解决的办法。但是他们的工作都只回答了局部问题，且存在着缺陷。
倪志伟和曹洋注意到了改革的时间效应，但却没有将这个部分量化测量，而将注意力放在了世代上，希望基于独立分析不同世代的转型效应后得到真实的效应。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世代效应等同于时期效应吗？同时，倪志伟和曹洋对于世代的分类过于粗糙，他们将全部人口分为在解放前参加工作、改革前和改革后参加工作等3个世代，这对于研究初职的获得也许还勉强合适，但是对于其他因变量的研究，如收人、社会经济地位等，以参加工作为世代划分标准就显得不合适了，因为不同的参加工作世代，可能经历着一样的改革阶段。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时间的变迁，调查样本中前2个世代的比例越来越低，所以倪志伟和曹洋的世代划分的有效性越来越差，且其分类也只适用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发展历史，无法进行跨国比较。
维尔霍文等3位学者的分析模型虽然可以进行跨国比较，但是他们的研究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假设，即假定市场化进程是线性的，而这种市场化的线性发展观点是可质疑的。魏昂德（walder，1996）就批评其看法背后有方向一致性假设，即社会各方面变迁方向一致，速度大体一致，是一个线性、进化的假设，而实际上的社会转型不可能这么简单。社会变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采用线性的观点背后，往往是目的论和趋同理论，即假定社会是朝向某一个特定的目标社会前进，这与现实的历史进程往往不符合。返观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即显示出其复杂性——曾经有过停滞和反复，并非单调上升的线性前进。
所以，在研究的理论层面上，我们认同倪志伟和曹洋、维尔霍文提出的修订依据；但是在研究的实践层面上，倪志伟和曹洋、维尔霍文等学者提出的修改还是存在着改进的空间。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模型：既要与传统的市场转型模型保持大体上的一致，以使得结果可以与以往的模型相互对照考察；还要加入倪志伟和曹洋用来分解代际差异的世代效应，以及维尔霍文等提出的市场转型的时期效应；更要克服倪志伟和曹洋对于世代划分的粗糙，超越维尔霍文将市场化过程简单线性化的假设。
二、市场转型变迁效应中混合的现代化维度
不仅市场化导致经济转型，现代化本身也将导致经济转型。任何经济转型都将从3个方面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1）经济变迁导致社会中的组织特征发生变迁，例如行业种类的数量、分布、大小等均会发生变迁；（2）社会的职业构成发生变迁；（3）社会中个体的生活机遇发生变迁，人们的劳动力经验、教育经历、社会流动命运发生变迁（DiPrete，1993）。以这个观点来看，现代化和市场化均会导致社会变迁。
发生在当下中国的社会变迁实践显示，除了市场转型这样一个变迁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维度——现代化的维度。现代化包含着很多内容，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也就不可能有现代化。例如，工业化的研究发现工业化将会降低代际流动的继承性（Treiman:1975,1977），而市场化的研究也发现市场化会降低代际流动的继承性（李煜，2006）。又例如，张宛丽（2004）从工业化对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研究发现，“女性地位机会增加”和“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这两个命题，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代中国社会女性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状态所验证。边燕杰等（2002）则通过对市场转型中性别角色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转型和市场经济的拓展将增加女性的经济机会，从而提高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又会打破国家干预政策在两性平等化上的成果，导致女性在就业市场的边缘化。所以，现代化和市场化可能有着类似的效应，甚至可能同时对一个分层机制产生截然相反的效应。
这种情况下，忽视与市场化转型同时展开的现代化转型，将所有的转型后果归结为市场化的结果，也将同样导致对市场转型研究的误导；只有在讨论市场转型时，以将现代化转型效应从总效应中分离出来后的结果为基础，才有可能得出可靠的结论。
三、转型研究模型的修订——APC模型
（一）APC模型的理论意义
无论是市场转型，还是现代化转型，本质上都是在影响劳动力市场，都导致市场结构发生迅速变迁：职业的分布发生改变，职业在初级劳动力部门和次级劳动力部门的变化，职业在不同所有制劳动力部门的变化等。人们是在不同社会情境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不同世代的人群，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不同情境，导致了不同的职业机会，这就是世代效应。一旦劳动力市场在某个时刻发生变化，则该时刻身处其中的所有人均会受到影响，这就是时期效应。所以，世代效应和时期效应均反映了劳动力市场随时间变化对职业机会的影响。从个体角度看，还会因为年龄变化导致其技能、经验、劳动能力的变化而影响职业机会，即所谓年龄效应。由此，伯罗斯菲尔德提出，对转型的研究需要将年龄、世代和时期同时考虑的APC模型（Blossfeld，1986）。
APC模型（Age-Period-Cohort Model）是用来分解出影响某社会现象的“年龄”、“时期”和“世代”三类不同的因素，以找出影响该现象的各类原因。在人口学和流行病学中，APC模型被广泛应用。本文以收入获得为例子来说明年龄效应（Age effect）、时期效应（Period effect）和世代效应（Cohort effect）的含义。年龄效应（A），指的是不同年龄有不同的收入获得能力(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随着年龄的上升，劳动能力不断上升：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劳动能力又逐渐下降，所以年龄与收入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时期效应（P），指的是某一个特定时期或时点的宏观社会经济事件对所研究的全部（各个年龄阶段）人群产生的影响。如1978年经济改革开始，以往的低收入低消费的政策得以革除，所有年龄阶段的人的收入获得都受到了相应的影响。世代效应（C），指的是同一个时期出生的人，某个特定的社会事件对他们有特定的影响。例如共同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知识青年世代，这一事件对他们日后在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能力及收入获得产生了共同的影响。
APC模型的本质，是不再将劳动力市场结构看作不随时间变化的常数，而是在一个动态劳动力市场的视角下研究不同世代的个体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社会情境下的分层机制是怎样的？这些社会结构的变化将会如何影响职业生涯的进入和后续部分？
一般而言，社会学的调查较多采用横断面调查（cross-sectional survey），即在某一时点或短时期内，按照研究设计的要求，在要研究的人群总体中，采用抽样的方法选取被调查对象，收集资料，最后根据样本资料去推论总体。而市场转型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通过横断面调查获得的资料是同时受到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的作用的。前文提到的倪志伟对于市场转型模型的修改，就是引入了世代效应（C），但是他的世代分析方法比较粗糙，分类日趋不合理；而维尔霍文的修订则是引入了市场化的时期效应（P），但是他的问题在于将市场化进程看作单调平滑的线性变化。
伯罗斯菲尔德的研究（Blossfeld，1986），通过引入APC模型来修改市场转型模型，将能够帮助我们克服以往市场转型讨论在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但是一个模型中如果同时引人年龄、时期和世代3个效应，会因为年龄、时期和世代之间的共线性导致数学上的模型参数识别问题；如果只考虑其中2个，则没有问题。对于APC模型的识别问题，有很多解决方案。本文采用的解决方案是将其中的时期变量和世代变量，采用与样本无关的另外来源的数据替代，这样就解决了由于共线性导致的模型的不能识别问题。伯罗斯菲尔德用APC模型研究工业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时，将历年工业化发展程度的指标，通过收集宏观年度数据做成指标体系来专门捕捉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然后将被研究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指标值作为工业化的世代变量，将其流动时的指标值作为工业化的时期变量，从而避免了APC模型共线性导致的不能识别。借鉴伯罗斯菲尔德提供的方法，我们将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现代化和市场化指标作为其世代变量，将劳动力市场中特定年份的现代化和市场化指标作为其时期变量。
（二）现代化和市场化指标的测量
现代化和市场化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如果将收集到的指标只是简单地叠加来合成，往往会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为免于此，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步骤来做：找到与现代化有关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指标，以及和市场化有关的指标，然后进行正交因子分析，以形成现代化因子和市场化因子。这样，现代化因子和市场化因子虽然都是同时性的变量，但是由于是正交因子，所以它们之间的相关会非常小。
在能够收集到1952年至2003年的全部年份相关数据的情况下，我们找了12个测量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与现代化和市场化有关的指标。① 首先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也就是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各个指标服从平均数为0，标准差为1，以消除量纲的影响；之后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得到2个因子；然后使用主成份极大化旋转，得到2个正交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8.861％（参见表1），即2个公共因子可以反映原指标88.861％的信息量。
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情况如表2所示。KMO（Kaiser-Meyer-Olkin）给出了抽样充足度的检验，是用来比较相关系数数值和偏相关系数是否适中的指标，其值越接近1，表明对这些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的效果越好。本文的KMO值为0.817，说明因子分析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球形Bartlett检验的值为1750.67，并在0.01水平上双尾显著，这说明相关系数矩阵不是一个单位矩阵，因此采用因子分析是可行的。
表3是因子得分的负荷矩阵。现代化程度因子由第三产业人数比、高等学校毕业生总数、国家财政预算收入占GDP比重（％）、国有经济职工人数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重工业总产值、轻工业总产值等变量构成；市场化程度因子则由城市失业率、国有单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部的比例、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例、其他经济工资总额比全部工资总额、私有经济职工人数比等构成。大体上因子名称和其构成的变量内容相符合。② 因为负的因子得分的社会学意义不清晰，所以我对因子得分进行了平移调整使得最小值为0。调整后的因子得分随时期变化的演变如图2。
我们可以看到，因子分析的情况是比较吻合实际情况的。如在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开始起步并迅速发展，从大跃进开始直到文革结束长期陷入停滞，到了1980年则又是一轮迅速的现代化发展。市场化程度在50年代被抑制，至1972年降到最低，到了80年代市场化进程开始恢复，高速发展则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对比前面维尔霍文给出的市场转型效应图便不难看出他的问题，即中国的市场发育并非一个从1979年至今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典型的非线性过程。
图2 现代化因子得分和市场化因子得分的年代演变图
（三）现代化和市场化的时期、年龄和世代效应
根据有关现代化理论，从社会职业结构角度来讲，现代化是从农业工作向手工业，向产业工人、技术官僚和专业工作转变的过程；现代化意味着高生产力，白领雇员的增加，服务业的大发展和体力工人减少的过程；现代化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中不断出现新的更好的职位的过程(Blossfeld，1986)。学者们对美国职业结构从1947年到1974年的变迁的研究也证实，随着工业化的过程，高地位工作的增加率高于其他职业，低技术工作职业减少（Vanneman & Pampel,1977）。目前，没有市场转型理论支持市场转型将导致社会职业结构的类似变化的理论出现。同时，我们知道，市场转型将导致更多的体制外劳动力的需求，而减少体制内劳动力的需求。所以，在本部分中，我们有理论依据假定职业经济地位的上升主要由现代化效应所导致，体制外劳动力的比例上升主要由市场化效应所导致。这样的假设主要是为了使我们可以使用图表清晰地分析现代化和市场化的时期、年龄和世代效应。③ 同时，在这个部分中为了使读者更加清晰地看到世代效应，我们暂时采用类似于倪志伟的比较粗糙的世代分类方法，将世代分为比倪志伟的3类略多的4个世代。④
1.现代化的时期、年龄和世代效应
如图3显示，4个不同世代的职业道路明显不一样。解放前出生、在1952年开始参加工作的世代比较特别，这里我们不对这个世代进行讨论。⑥ 从1950—1959世代、1960—1970世代、1970年以后出生的世代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1）初始职位的社会经济地位随世代的交替不断提高，说明世代之间存在现代化发展导致的职业结构上的世代差异；（2）代内社会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但是斜率不一样，越是晚出生的世代，斜率越高，说明代内向上流动的速度越高，这表明现代化的时期差异导致不同世代的代内向上和向下流动率不同。综合以上2点，可以看出存在着现代化所导致的世代效应和时期效应。
图3 各个时代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分演变图
图4是从年龄角度描述不同世代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分演变情况。可以从中看出，每个年龄阶段都是在开始的时候职业经济地位得分迅速上升，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则上升速度趋缓。这与西方社会学家对于市场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关研究结论是一致的（Mincel,1974;Sorensen,1977）。但是，1950—1959世代、1960—1970世代、1970年以后出生的世代这3个世代的表现也不尽相同。早期上升的斜率不一样：越是后面出生的世代，上升的斜率就越高。到达增长的拐点不一样：越是后面出生的世代，到达拐点的时间就越早。这表明存在现代化差异所导致的世代效应和年龄效应（见图4）。
图4 各个世代不同年龄阶段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分演变图
2.市场化的时期、年龄和世代效应
市场化效应，或者说私有化程度，同样表现出世代和时期效应。但是其特点与现代化的世代和时期效应迥然不同。1949年出生的世代有着一个特定的历史发展背景。从1952年到1960年有一个增加体制内工作百分比的时期，之后基本维持稳定的体制内工作的比例，到1990后略为下降。从1950—1959世代、1960—1970世代、1970年以后出生的世代的对比可以看到，越是晚出生的世代，进人体制内的比例就越低，并且每个世代内越晚进入劳动力市场，进入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也越低。所以，确实存在着由于市场化发展所导致的市场化的世代效应和时期效应（见图5）。
从图6各个世代的不同年龄阶段在体制内工作的比例演变分析，我们可以看到，1950—1959世代基本上在过了50岁以后，急速进入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从发生的时间和这个世代享受的政策供给上分析，我们认为这与体制内特定的退休政策有关。1992年后，在政策上，对50岁以上的人，允许他们办理退休或者停职手续后保留着部分体制内的福利进入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在1960—1970世代的代内流动中，在体制内工作的比例不断降低，从20岁时候的大约90％降低到40岁时
图5 各个世代不同时期在体制内工作的比例演变图
图6 各个世代不同年龄阶段在体制内工作的比例演变图候的70％左右，降低了20％，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而1970年以后出生的世代则基本维持在一个比例上，即基本不发生跨所有制劳动力市场的代内流动（见图6）。总体而言，只有1960—1970世代有较为明显的跨所有制劳动力市场的代内流动，其他世代基本上没有明显的跨所有制劳动力市场的代内流动。所以，确实存在着由于市场化发展所导致的市场化的世代效应和年龄效应。
3.现代化效应与市场化效应的关联关系
综合而言，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年龄、世代和时期效应是不一样的，具有各自的特点。各自影响的变量不一样：现代化效应更多地影响着职业的社会地位结构分布；市场化效应更多的则是影响不同所有制劳动力市场的分布。同时，也有学者的研究显示，这2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如伊藤宏（2004）的研究发现，1980年代初期，体制外劳动力部门主要处于核心劳动力部门之外的次要劳动力部门；到了1990年代后期，体制外的企业开始形成一定的社会、经济影响力，外资企业大量出现，私有劳动力部门地位得到改善，体制外劳动力部门也逐渐摆脱次级劳动力部门进入到核心劳动力部门。这就导致了体制外劳动力部门的职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只能提供较低的职位，到了后期，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位得分越来越高。所以，市场化和现代化同时对劳动力市场职业社会地位结构分布存在着相互关联的影响。
总结以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和市场化均对初职获得和代内流动存在着各自的时期效应、世代效应和年龄效应；同时，现代化和市场化之间还可能存在着相互影响。以往市场转型研究中将1979年至今所有的分层机制的变迁简单地当作市场转型的效应，并忽略时期效应、世代效应，这是存在着很大的被误导的风险的。
四、地位获得的AC模型分析
初职获得的地位获得模型中，同一个世代初职获得的时间类似，而这个时间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也只影响这个世代的初职获得，所以从初职获得的角度来看，其劳动力市场的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相互重合。因之，初职获得的地位获得模型只能分析年龄（A）效应和世代（C）效应，即只能是AC模型。AC模型有其特别的优点，如AC模型可以给出一个起点世代的情况、世代变量的系数，代表在不同世代劳动力市场演变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和现代化程度变化对地位获得的影响的变化。按照惯例，我们在初职获得的地位获得模型中只分析了男性的初职获得；为了与以往的市场转型研究相对照，我们仅分析1979年之后获得初职的男性。结果见表4。
我们一共设计了5个模型，分别是：模型1为包含年龄效应的社会背景模型；模型2为模型1＋现代化效应；模型3为模型1＋现代化效应＋场化效应；模型4为模型1＋现代化效应＋市场化效应＋市场化与社会背景的交互效应；模型5为模型1＋现代化效应＋市场化效应＋现代化与社会背景的交互效应。
将模型2和模型1比较可以看到，现代化程度对初职获得有显著的影响：现代化程度越高，则初职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模型3仅仅控制了市场化程度，没有发现其比模型2有更好的拟合，说明市场化程度的不同，并不直接影响职业获得。但是根据市场转型理论，市场化发育将降低政治身份的作用，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也就是说，市场化发育程度和政治面貌，以及教育程度之间对回报有交互作用。所以，我们在模型4中加入市场化程度和市场转型理论中的关键变量的交互作用，结果模型4的拟合情况显然有所改善，并且有关体制、政治资本和教育资本的变量的转型变迁也凸现了出来。
首先看单位性质。在模型1到模型3中，单位性质均不影响初职的社会地位，但是当我们加入单位性质与市场发育程度的交互作用时，单位性质变得显著了，同时单位性质和市场发育程度的交互作用也是显著的，而且方向相反。这说明，在市场化之初，同样社会背景的人，如果其进入体制外单位，则只能得到比体制内社会经济地位低3分的职位；但是随着市场转型的发展，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每当市场化程度提高一个单位，则体制外单位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提高2分。
再看政治资本。在模型1到模型3中，个体的政治资本均不显著。模型4加入了个体的政治资本和市场化发育程度的交互作用之后，政治资本，以及其与市场化发育程度的交互作用均变得显著了，同样也是方向相反。这说明，在市场化初期，其他特征一样的个体而拥有党员身份就可以获得比非党员社会经济地位高5.7分的职位；但是随着市场化的发育，每当市场化程度提高一个单位，政治资本在获得的职业的经济地位上就贬值4.5分。这个结论，很好的把倪志伟和曹洋的连续性机制和非连续性机制统合在一个实证模型里：作为再分配和权力机制的延续，拥有党员身份就可以获得比非党员社会经济地位高5.7分的职位；作为非延续性的市场机制的出现，市场化程度提高一个单位，政治资本在获得的职业的经济地位上就贬值4.5分。
在教育程度上，我们发现的情况与市场转型理论中的有关预测有所差异。在模型4中，我们看到，高教育程度与市场化发育程度的交互作用并不显著，而低教育程度与市场化发育程度的交互作用很显著。这说明市场对人力资本回报的提升，主要作用于低教育程度的群体上。
模型5不是一个很好的模型，因为大部分变量不显著，但是模型5还是给我们一些重要的提示：单位的体制类型显著，工业化程度和单位的体制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这与前面提到的伊藤宏的分析相一致，即市场化早期，体制外单位多位于次要劳动力市场，随着市场化的发育，体制外单位逐渐进入核心劳动力市场。我们的分析表明，市场化本身并不改变职业结构，之所以体制外单位的职业经济地位上升，是工业化的影响。这个结果可以与吴小刚和谢宇的相关发现相对照，即在体制外劳动力部门“晚起的鸟儿有虫吃”——越晚进入体制外劳动力部门的个体其收入越高（Wu & Xie,2003）。按照我们新的修订模型的解释则是，越晚进入体制外劳动力部门的个体其收入之所以越高，部分是因为现代化变迁的作用，使体制外劳动力部门从改革早期的次要劳动力部门变成了核心劳动力部门，而不仅仅是吴和谢所认为的市场化的结果。
总体上，初职获得的AC模型既能实现倪志伟和曹洋所提出的区分延续性机制和非延续性机制作用，以分析市场转型对分层秩序的影响；又能实现现代化和市场化指标的引入，并有助于了解哪些效应是真实的市场化的效应。
五、地位流动模型的APC模型分析
我们对初职获得的分析，由于世代效应和时期效应重合，所以无法区分。依据伯罗斯菲尔德(Blossfeld，1986)提供的方法，如果从代内流动的角度，区分就变得格外容易。一个人在某个特定时间点的流动，既决定于他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初职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初职的社会经济地位由其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候的世代效应所影响；又同时由这个时点的劳动力市场的时期效应所影响。这样，在代内流动模型中，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现代化指标和市场化指标是世代效应变量；流动时点的现代化指标和市场化指标是时期效应变量；流动时点的年龄就是年龄效应变量。代内流动模型采用了事件史分析模型中的自然指数回归参数模型：⑥
因为流动风险和时间的关系大致呈单调变化的形态，可以用参数模型加以估计，即设β＝0，则模型转化为一个风险率 h（t│x[,j]）的自然对数为常数β[,0]的指数模型（exponential model）。
表5给出了向上流动率和向下流动率的分析模型。所有的自变量的系数的大小均与该变量的测量单位有关，所以我们不做变量之间的对比。我们依赖显著情况来判断变量是否有影响因变量，并作模型之间的比较；我们均分析它们与基准模型之间的差异，即据基准模型与比较模型的卡方值差异的大小来对不同模型的拟合情况进行比较。每组的基准模型都是社会背景模型。无论是向上流动模型还是向下流动模型，我们都给出了4个模型进行比较，分别属于：模型1为基准模型，模型2为基准模型＋年龄效应模型，模型3为基准模型＋年龄效应＋世代效应模型，模型4为基准模型＋年龄效应＋世代效应模型＋时期效应模型（参见表5）。
基准模型的拟合情况比较差。加入年龄效应、世代效应和时期效应后的模型的拟合情况均大大好于基准模型，并且每个效应的加入，都比未加入前显著地改善了模型的拟合。总体而言，无论向上流动模型还是向下流动模型，基准模型＋年龄效应＋世代效应模型＋时期效应模型都是最优模型（参见表5）。这说明在职业流动中，确实存在着基于现代化转型和市场化转型的年龄效应、世代效应和时期效应。
我们还加入了市场转型程度与政治面貌的交互项，但是模型拟合没有任何改善，所以我们没有列出这个模型。教育上，我们发现高中以上的教育程度有助于向上流动。教育水平对向下流动的影响则略为复杂，当不控制世代效应时，高教育具有显著的低向下流动率；但是控制了世代效应之后，高教育的低向下流动率不再显著。我们注意到，向下流动模型3中世代变量为负效应，这意味着新的世代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并且新的世代有较低的向下流动率（参见表5）。所以总体上，教育对流动的影响符合人力资本理论。
模型显示体制外单位的向上流动率高于体制内，向下流动率则无体制内外的差异（参见表5）。根据位置竞争匹配理论，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不是随便给予任何具有相应资源的人，雇主并不能随意将原有的雇员替换成高生产能力的新雇员，即使新的候选人本人是可以的，但因原来的雇员对是否离开其职位处于控制状态，所以只有当此位置被空出来的时候才可能被新候选人获得。创造出新位置才是向上流动的核心机制。一个人可以因为一个新增加的更高的新位置的出现，在不改变自己资源的情况下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另一个人可能即使增加了自己的资源也因为没有空缺的高位置而无法获得好的工作。向上流动是新位置的出现与个体利用这些机会能力的交互作用的产物。所以我们推断，之所以体制外向上流动率高，是因为体制外单位现代化发展速度大于体制内单位，从而体制外单位新的好职位被创造出来的速度大于体制内，最终导致体制外单位向上流动率大于体制内单位。从流动的角度同样证明，体制外的劳动力之所以“晚起的鸟儿有虫吃”是体制外劳动力部门现代化的结果，而不是市场化的结果。
在向上流动的4个模型中，党员身份在模型2和模型3中具有显著的高于非党员的向上流动率；但当我们控制了时期效应，则党员身份不再具有显著的向上流动率，而在向下流动模型中，党员具有显著的低于非党员的向下流动率。因假设党员身份可能更多地作用于体制内单位，故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了党员身份与单位类型的交互作用，结果发现，在体制内工作的党员比在体制外工作的非党员具有显著的向上流动率（参见表5），表明在体制内，党员仍具有很强的职业流动优势。
模型分析结果也显示男性比女性有更高的向上流动率和更高的向下流动率。初职的社会地位得分越高则越难向上流动，初职的社会地位得分越低则越容易向上流动。所以，初职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分对向上流动呈现负效应，对向下流动则呈现出正效应，这也与模型的结果一致（参见表5）。
下面我们看年龄效应、世代效应和时期效应。
首先是年龄效应。据位置竞争匹配理论，年龄越小的时候就有越多的流动机会，所以无论是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流动，年龄效应都为负效应（参见表5）。⑦ 根据模型4，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市场化，其世代效应均会正面影响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但是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时期效应均为负效应。我们前面已经发现，越是晚的世代，其社会地位得分的斜率越陡，其进入私有劳动力部门的斜率也越陡，这说明世代应该是一个正效应。而时期的效应正好相反。在一个人的教育程度不变的情况下，市场的迅速改变，往往使得个体难以马上适应，从而阻碍了其职业的发展，所以时期效应为负。⑧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变迁的世代效应还是变迁的时期效应，现代化效应的值均大于市场化效应的值，这说明对于劳动力市场结构和职业流动来说，现代化变迁的影响要大于市场化变迁的影响。所以，将1979年至今劳动力市场结构上所有的变化均归结为市场转型的影响就明显失之偏颇了。
四、结论
本文试图从以下2个方面对市场转型研究进行讨论。（1）市场转型讨论中往往将1979年至今的中国社会转型仅仅当作市场化转型，却忽视了同时存在的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转型，本文试图改造市场转型模型，提出一个能够将工业化转型的效应剥离出来的市场转型模型，以探讨“净市场转型效应”；（2）无论是现代化转型，还是市场转型，都是一个不断改变劳动力市场结构分布的过程，这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中的个体因为年龄、世代和时期的不同，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机遇、机会。传统市场转型模型往往将劳动力市场假定成一个恒定不变的结构，本文则提供了一个包含年龄、世代和时期效应的转型模型来综合修订市场转型模型。
在克服了以上问题之后的模型中，我们看到一个不同于过去传统转型模型的结论。在初职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分获得模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市场转型初期的分层秩序，也可以看到市场转型带来的新的转型秩序；原来相互对立的现象，现在共同显现于一个模型中，如政治资本的效应：在市场化初期党员的个体获得社会经济地位高5.7分的职位，但是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一个单位，政治资本在初职的经济地位的获得上就贬值4.5分；而在流动模型中，当我们将混合的现代化转型效应和市场化转型效应分解掉之后，仍然看到，党员在体制内单位具有向上流动的优势。所以，在新的模型中，倪志伟所提出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因素得以同时彰显，部分证实了倪志伟所期望的市场转型效果，但是同时也证实其理论竞争对手的正确。这说明市场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简单的线性演变观点将会遗漏重大的社会事实。
对于市场转型的讨论还将持续和深化，市场转型之外的其他转型维度也将被学者们所重视。本文提出的模型试图将现代化转型从市场转型讨论中剥离出来以彰显市场转型对分层秩序的影响，同样也可以用作将市场转型从现代化转型中剥离出来以研究现代化转型之用。对当下发生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更丰富内涵的挖掘，仍然有待于更多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出现。
注释：
① 主要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5年统计汇编：1949—2004》（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2005），个别指标经过核对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进行了修订。
② 惟一有所奇异的是“国有经济职工人数比”和“国家财政预算收入占GDP比重”理论上应该归属于代表市场化程度因子。我们推测原因在于市场化和现代化之间存在关联：在1980年之后，体制外力量更多地扮演了实现现代化的角色，而不是体制内的力量。但是为了忠实于原始数据，我们不再另外做调整。
③ 当然，这个假定只是为了在本部分中突显现代化和市场化的时期、年龄和世代效应的差异。在后面的APC综合模型分析中，我们并没有将这个假设作为分析的理论预设。
④ 同样，在后面的APC综合模型分析中，我们将采用更为精致的世代效应。
⑤ 解放前出生、在1952年参加工作的世代之所以在调查中显示其社会经济地位好于其他任何世代，估计有2个可能的原因：一个是实际情况使然。1949年解放后，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特别是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全国城镇从业人员从1949年的1533万人，到1962年末已达4537万人，新增就业数量达到3倍，这就提供了大量好于其他世代的就业机会；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调查中的偏差。这个世代到调查时为止的存活率只有60％左右，社会地位低的群体由于生活条件差，存活率低于高社会地位的群体，所以我们会观察到更多的高社会地位的存活者。同时我们得到的情况进一步证实倪的分类确实过于粗糙。
⑥ 此处采用此模型的原因与李宝柏和魏昂德（Li & walder,2001）所据类似，其实Weibull模型和log-logistic模型也适合这样的风险分布，但是使用此模型的原因是它容易解释，另外也可以和伯罗斯菲尔德的研究形式上保持一致，使结果可以做相互的对照和比较。
⑦ 如果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分析，教育回报时间会随着受教育的年龄增大而变短，所以年龄越大越不可能接受新的教育，也就越不可能向上流动，但是人力资本理论却无法解释年龄越大越低的向下流动概率，所以此处我们不建议采用人力资本理论来解释。
⑧ 这个发现与伯罗斯菲尔德对于工业化的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结果相反，但是我认为我的结论更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