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蕾[1]2017年在《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选择：国际比较与中国实证》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央行不断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交替使用工具组合,调整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为实体经济保驾护航,这个期间涌现出非常多的新现象。甚至,因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传统的调控方式失去操作空间,发达国家央行开始求助于各种"非传统"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被赋予了超历史记录的重要地位来刺激经济复苏。金融危机后中国人民银行吸取了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经验与教训,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可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选择总是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密切相关的,并随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而动态调整,货币政策总是不断调整完善以适应当时的宏观经济与金融的发展需要。针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重新构造的种种尝试,本论文试图回答以下叁个主要问题:第一,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演变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何共性与差异?第二,发达国家央行关于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诸多创新运用能否被我国借鉴?第叁,中国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应该如何选择?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全球货币政策体系中的一部分,受到国际与国内经济与金融环境的共同影响,中国在货币政策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进展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同时也将为世界提供自己的理论与实践贡献。本论文首先针对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文献梳理,对既有研究关于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选择、作用机制与政策效应,关于利率走廊机制、通货膨胀目标制、量化宽松政策、负利率政策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创新运用的文献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论文的第叁章对中国与美国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演变进行了比较。由于美国对世界经济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美国货币政策的演变非常具有代表性,对其进行研究必然会为我国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选择提供借鉴。本论文认为,尽管中国人民银行与美联储的发展历程并不相同,货币政策工具的演变历程、中介目标的选用存在诸多差异,但仍在有很多共同的特点:第一,货币政策工具总是在创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现在已经非常丰富,货币政策工具还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被赋予新的功能。第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用并不固定,中央银行并不会拘泥于选择数量型或者是价格型的指标,而是会根据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适时与适当的调整。第叁,无论是国内因素还是国际因素,都能够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具体选择造成影响。第四章对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代表性创新运用进行了阐述,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发达国家央行于金融危机之后对利率走廊机制所做的改进,使中央银行可以在不引起市场利率大幅度波动的情况下,为市场提供大量的流动性,增强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所具有的"受约束的相机抉择"的特点,使中央银行在对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选择与运用方面拥有更多的灵活性;"量化宽松"政策为公开市场操作增添了事前的量化指标,是对公开市场操作的拓展运用,"量化宽松"政策放弃对短期利率的调控而转向调控长期利率;"负利率"政策通过对超额准备金收费的方式,迫使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同时能够压低中长期利率。发达国家央行的诸多创新为中国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是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应该有选择的进行借鉴。第叁章与第四章的研究为中国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选择做了很好的铺垫。本论文的第五章构建SVAR模型,讨论数量型指标在中国货币政策调控中的有效性,认为现阶段广义货币供应量M2被用来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使用已经不再合宜,社会融资规模已经具备成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条件,能够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发挥作用。第六章通过构建VAR模型讨论价格型指标在中国货币政策调控中的有效性,认为全国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能够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发挥作用,已经成为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参考指标,可以成为中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数量型指标与价格型指标并不矛盾,我国应该考虑在数量型中介目标之外,尽早培育价格型中介目标,使中央银行可以灵活发挥数量与价格两种调控功能。第七章对利率走廊机制进行讨论,并构建GARCH模型、TARCH模型与EGARCH模型对中国利率走廊机制的基准利率进行选择。本论文认为,利率走廊尤其是地板利率走廊机制,可以使利率决策与流动性供给决策互不干扰,这无疑增加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自由度;利率走廊机制将对利率的点调控变成区间调控,增强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利率走廊机制与公开市场操作这两种货币政策工具并不矛盾,甚至在利率充分市场化、贷款便利工具被用来作为市场基准利率上限、存款便利工具被用来作为市场基准利率下限的情况下,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机制的原理是一致的。无论是公开市场操作还是利率走廊机制,前提条件都是要有明确的市场基准利率,实证结果证明Shibor隔夜利率与Repo隔夜利率均可以成为我国利率走廊机制的基准利率。本论文的第八章得出全文的主要结论,并对本论文的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
曹煦[2]2002年在《货币市场比较研究》文中提出金融市场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它对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市场的发达、完善程度及资金配置效率的高低将决定整个社会对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效率。货币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金融市场中处于基础地位，是整个金融体系运行的枢纽。货币市场的发育程度不仅昭示着一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水平，而且对一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货币市场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突出体现在：首先，发达、有效的货币市场所形成的合理短期利率在西方国家利率体系中充当基准利率，成为其他金融工具和资金融通利率确定的重要参考，如美国一直把由联邦基金市场形成的联邦基金利率作为美国的基准利率；其次，货币市场为经济利益主体提供了必要的融通短期资金的渠道和场所，是商业银行进行流动性管理的重要场所和企业、公司筹集流动资金的重要场所，为经济利益主体的短期资金的有效运用和流动资金的高效筹集提供了保障；再次，货币市场是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传导途径，尤其是货币当局可以通过货币市场来贯彻、执行和传导其货币政策，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一直把调整联邦基金利率作为对经济进行调控的有效手段；最后，通过货币市场上金融机构有效的操作和技术处理，可以为经济建设所需的长期建设资金提供融通。与西方金融市场发展规律不同的是，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一直滞后，货币市场无论从总体规模和效率还是从各个子市场的自身运行来看，都存在很多问题，这不仅严重制约了其自身对短期资金的配置效率，而且也严重制约了整个金融市场的协调发展和对资金的优化配置。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发展的不均衡导致资金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无序流动，扰乱了整个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因此，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要从完全计划的资金分配制度，走向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资金分配制度，货币市场的培育是极为重要的改革步骤。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首先应是培育货币市场。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市场普遍发展比较成熟。英国的货币市场产生最早，伦敦作为历史上最早的世界金融中心，使得英国的货币市场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货币市场，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国际性，昭示着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货币市场的发展方向；美国货币市场的建立晚于英国，但发展最快，在市场规模、市场结构、市场自由<WP=36>度、信用工具创新、货币政策传导等方面都较其他国家更为成熟和发达，使美国货币市场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货币市场；日本货币市场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也较快，形成了不同于英美类型的独具特色的货币市场；与此同时，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市场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如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等。尽管各国（地区）货币市场由于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而有各种各样的差异，但也存在很多的共性，充分研究和参考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货币市场发展方面的经验无疑将会对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起到极大的借鉴和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对不同类型的货币市场进行比较研究，在对各种类型的货币市场进行具体分析、取长避短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运行及货币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旨在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货币市场发展道路，为建立我国发达、完善的货币市场进行理论准备，以促进我国货币市场的尽快发展和完善。在结构安排上，本文共分为七章。第1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研究的宏观经济背景、选题依据与选题意义、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以及研究方法。第2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重点介绍了关于货币市场的一些基本理论，包括对货币市场的界定、货币市场要素及体系结构、货币市场功能、货币市场监管四个部分。这里针对国内外对货币市场界定的争论，本文给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定义，同时对货币市场要素、体系结构、货币市场功能和货币市场监管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从而为后面的分析奠定了基础。第3章是货币市场交易主体比较。作为货币市场最重要的市场要素之一，交易主体的多元化是货币市场走向成熟与完善的一个重要条件与标志。在这一章里，本文分别对英美发达型货币市场、欧洲大陆型货币市场以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地区）货币市场的交易主体进行了分析与横向比较；同时结合中国货币市场的发展情况分析了我国货币市场交易主体的现状与问题；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海外国家（地区）货币市场交易主体建设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最后一节提出我国货币市场交易主体建设的目标取向。第4章是货币市场信用工具比较。作为货币市场上另一个重要的市场要素，信用工具在货币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该说，任何一个新兴的货币市场子市场的出现与发展，都有赖于对市场信用工具的不断开发和创新。本章对叁类不同类型的货币市场的信用工具进行了分析与比较；然后分析了我国货币市场建设与发展的情况；通过对海外国家（地区）货币市场信用工具建设的比较研究，总结其对我国货币市场信用工具建设的启示与借鉴；并在此基础上，<WP=37>提出我国货币市场信用工具建设的基本定位。第5章是?
宫跃欣[3]2013年在《影子银行产品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7年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机造成了对新型金融产品及其中介结构的沉重冲击。自危机发生以来,对本次危机的起因、结果和影响机制的研究逐渐成为金融学研究的重点。而新型金融产品及其中介结构在研究中则以“影子银行系统”这样一个整体性概念出现。作为新兴的流动性和信用创造体系,影子银行系统与传统银行部门紧密相连且功能近似,但是其也有不直接吸收存款、杠杆率高、几乎不受国家金融安全监管、资产期限错配、交易链复杂等自身特性。本次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世界经济格局和金融体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融创新活动对金融中介部门功能和安全设置的影响大幅提升。影子银行系统作为一系列市场流动性和银行流动性相互转化的金融创新产品和市场机制,对其展开多角度研究是反思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研究金融传导机制,更新金融监管方法和手段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结构重点在于从创新性金融产品入手,建立短期产品维度为主,长期产品维度为辅的研究安排。对于影子银行系统的已有研究中,关注金融产品影响的研究占有相当数量。但其中对短期金融产品的研究最能体现影子银行系统期限错配、累积金融风险的特性。在本文的研究框架中,重点关注的是ABCP(资产支持商业票据)、repo(回购证券)、MMMF(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这叁种短期金融产品。ABCP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明确的商业银行流动性期权”。对实际数据的观察可以发现：虽然危机期间银行借贷是收缩的,但债券融资却是呈增长趋势的。本文以ABCP为观察对象,建立了贷款与债券之间的替代性关联模型。通过对非金融部门资金流向关系的观察,建立了以美国家庭部门、美国借款人部门、欧洲银行部门为主体的全球资金流动体系,完成了金融危机期间银行借贷和债券融资之间的替代性分析。对危机时期的市场表现进行了较好的拟合与解释说明。repo在场外交易市场中是借方和贷方之间、证券与现金之间快速转换的重要媒介。回购证券以其期限短、高流动性的特征成为影子银行系统中“现金”的表现形式。通过对repo市场建立溃逃机制分析,既能观测影子银行系统内部产品传染的作用方式,也能体现影子银行系统期限错配的特性。本文基于证券化过程中基础资产的不同组成形式,及其危机时期的不同重组方式选择,对影子银行系统内部长期基础资产崩溃引发短期衍生产品溃逃的连锁反应进行了系统分析。从博弈的观点将影子银行系统溃逃机制归结为危机时期不同的重组方式选择,其中基础资产的不同组成则是重组是否有效的关键因素。通过对美国repo市场建立溃逃机制和杠杆影响分析,并结合欧洲repo市场的变动事实,对全球repo市场交易特性予以说明。在本文中,采取观察MMMF市场表现的方式研究影子银行系统与系统性风险的关联,比较MMMF的不同发行形式对其风险分担机制的影响。将MMMF共分为在美国国内发行和离岸发行两种不同的发行方式,从其流动特征、组织形式、持有者支持和持有者类型等几个方面对风险选择的影响进行讨论。分析结果认为,美国国内发行的MMMF产品不论自身的保险机制设置情况如何,风险性高收益性高的资产是其较为偏好的资产类型。而对于离岸发行的MMMF(以欧洲为代表进行分析),其自身因无保障性支持而风险水平较高,但是欧洲MMMF市场的整体风险水平较高,所以离岸产品的风险性并不显着。所以从整体情况来看,MMMF基础资产包含的风险水平是偏高的,应该在未来的市场操作情况中进一步加以规范。在影子银行系统中,MMMF将传统银行零散的资金进行了整合；证券化(ABCP为其中重要参与者)将传统银行的资产转移到表外,增进了市场流动性；repo将金融交易中的债券变成了新的形式的“货币”。再结合影子银行的定义,可以看出：影子银行系统的基底是ABS、MBS等资产证券化的债务融资,通过ABCP、repo、MMMF等金融产品实现了其流动性和期限的转化。而影子银行信用中介流程中也包含了CDO、CDS等其他类型的金融产品,通过影子银行系统的交易链,将上述产品整合成为信用创造的过程。通过上述对国外影子银行系统的研究,本文已经对影子银行系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有了一定的掌握。那么在此基础上,将之与中国的金融中介创新活动进行对照,提出建议和可行的方法也是理论研究的重要实践应用。本次美国金融危机是金融创新活动安全性重建和监管方法改革的契机。中国金融业应借此机会一方面理清已存在的市场风险,提升中国金融产业的市场安全度；另一方面开展与国内市场需求相匹配的金融产品创新活动,抓住这次中国金融系统发展的重要机遇。
李国庆[4]2015年在《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金融脱媒化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金融行业所呈现出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金融脱媒最早出现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颁布了Q条例,该条例要求商业银行不得对活期存款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利率上限设置限制。在大萧条时期,Q条例的实施有利于将融资成本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有助于恢复和重建美国的金融秩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过十几年的恢复与发展,美国经济逐渐走上繁荣,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开始居高不下,甚至曾一度突破20%,而Q条例对银行存款利率上限进行严格的限制,导致投资者饱受财产流失的折磨,公众对银行存款的信心逐渐丧失。在这种环境下,投资者急于寻找其他投资渠道,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大批资金开始流出银行,这也是促使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以葡萄牙、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也相继出现金融脱媒现象。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整个社会资源均由国家统一分配,社会融资方式非常单一,中国金融业缺乏发展的土壤,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金融体制上,也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推进由高度单一的金融结构向多元化的金融结构转变,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开始逐步趋于多样化,金融业务种类不断丰富和服务领域不断扩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断加快,逐步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商业银行开始在社会融资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此后,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蓬勃发展,中国金融业也开始呈现脱媒化趋势。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既有宏观角度的影响,包括对国家的金融体制和相关制度、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影响；又有中观的影响,包括对区域、行业和产业等的影响；也有微观的影响,包括对居民、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影响。论文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注重借鉴国际经验和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分析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借鉴发达国家金融脱媒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金融脱媒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的经济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金融脱媒化可以分为资金供给端脱媒和资金需求端脱媒。从资金供给端来看,导致金融脱媒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资本的逐利性；技术进步；居民为了实现资产稳值、增值；投资理论的发展促使居民转变投资观念；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信用制度逐渐完善,资金借贷双方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打破了传统金融垄断金融市场的局面,进一步刺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从资金的需求方来看,导致金融脱媒化原因主要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与发展,企业融资可选空间大幅增加；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基金在企业发展初期融资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互联网融金融迅速崛起,企业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募集所需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迅速。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的金融脱媒化也被赋予了中国特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至新的高度,预示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中国金融脱媒化出现的时间较晚,与国外金融脱媒化不同的是,中国金融脱媒最早是从资金需求端开始的,这也是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紧密相连的。随着金融产品创新的发展,金融脱媒逐渐从资金需求端蔓延至资金供给端。由于国内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也有自身的特点。资金供给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银行存款利率低,导致大量存款资金流失；居民投资观念的转变；金融市场持续发展,金融产品日趋多样化,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资金需求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直接融资成本较低,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银行借款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规模要求较高,中小微型企业被迫转向其他融资渠道；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和完善,市场融资能力大大增强,直接融资渠道逐渐打开；PE/VC机构迅速崛起,创投快速发展；互联网融资渠道的拓宽,企业能够以众筹、P2P平台等方式获取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主要表现在：社会融资规模大幅增加,直接融资占比逐渐提升；银行存贷款余额增速有所放缓；以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规模大幅增加；银行存贷款利差空间逐渐缩小；以互联网理财产品和P2P网贷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从居民的角度来看,组合投资理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参与证券投资和互联网金融投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融资方式更趋多元化,银行、交易所市场、银行间市场、互联网金融等都已成为企业融资的可选渠道；从银行的角度来看,银行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增速下降,而中间业务增速不断加快,银行的非利差收入在银行收入总额中的占比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金融脱媒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影响,即金融脱媒程度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反过来,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制约着金融脱媒化程度。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金融脱媒化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融资渠道更加畅通,有利于刺激投资需求,充分发挥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随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直接融资重要性逐渐增强,有利于改善和优化社会融资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金融脱媒化对银行业主导下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应影响。金融脱媒化也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产生影响,通过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论文通过金融脱媒化对利率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渠道的影响具体研究了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面对金融脱媒化,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在处理金融脱媒化的问题上,既要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又要准确把握节奏、稳步推进；要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监管,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鼓励金融企业更加重视培养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意识,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通过政策倾斜缩小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差距,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继续推进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格局,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可选融资方式；采取政策措施,鼓励非银行金融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非银行金融在社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各地方政府应当适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发挥金融脱媒化的优势,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适应当前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金融脱媒化的产生和发展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产生一定的扭曲效应,从而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因此,央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金融脱媒化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和政策效果,以便更好的发挥宏观调控职能。金融脱媒化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与对策。论文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是：第一,金融脱媒化程度对东部地区的积极作用显着大于中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份外,金融脱媒化对东部地区省份的经济增长的总效应都在2%以上；对中西部省份的总效应较低,大多在1%以下的水平。平均来看,对于东部地区,金融脱媒化程度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将会拉动经济增长0.28个百分点；对于中西部地区,金融脱媒每提升1个百分点,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11个百分点和0.06个百分点。第二,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金融脱媒化的程度,进而又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金融市场尚不成熟,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对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依赖较大,金融脱媒化的积极促进作用尚不明显。而对于东部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市场的成熟度较高,企业和居民不断接受新的投融资观念,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逐渐下降；随着金融脱媒化程度的加深,社会融资成本不断下降,企业和居民的财务负担有所减轻,极大的刺激了社会投资和最终消费,进而对经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金融脱媒化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利于促进各行业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行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为新兴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金融脱媒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环境下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机遇主要是：金融脱媒化倒逼商业银行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竞争力,大力推进经营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增强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所面临的挑战是：商业银行在市场融资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意味着市场融资方式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银行的地位和功能；随着金融脱媒化的产生与发展,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产品更趋多元化,银行理财产品、股票、债券、信托产品、基金等产品逐渐成为人们可接受的投资方式,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严重威胁着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在金融脱媒化的压力下,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也受到威胁；金融脱媒化会加剧银行存贷款期限不匹配,从而可能引发银行流动性风险。应对策略是：金融脱媒化环境下盈利模式的创新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新出路；转变银行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努力培养产品和服务创新意识,积极推进产品创新；深化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更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意味着企业融资渠道更加丰富、融资成本更低,有利于企业改善资本结构,特别是有利于解决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企业应对策略是：充分把握良好的融资机遇,合理调整发展战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高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注重培养自主创新意识；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佳融资方式；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争取实现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到优的跨越式发展。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和居民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促进了金融产品创新,拓宽了居民的投资渠道；冲击居民的投资理念,组合投资理念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为居民融资提供便利,极大的刺激了居民消费。居民应对策略是：选择合乎自身需求的投资产品并保持良好的投资心态；通过分散化投资的方式降低投资风险,树立科学的组合投资观念；比较多种融资方式优劣,选择最佳融资方式。
邵玲[5]2006年在《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场比较研究》文中提出经过20年多来的建设,我国债券市场获得了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制约着它的进一步发展。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我国债券市场仍处于分割状态,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在交易机制、交易主体、交易品种、监管主体方面存在割裂现象。四大割裂最终导致我国债券交易市场割裂,迫使两个市场债券收益率曲线出现背离,难以形成统一的价格。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不能协调发展,甚至相互隔离,严重阻碍了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尽管跨市场债券品种的逐渐增多对这种分割状态有所改善,但是本文认为只有从研究影响我国债券市场分割的原因入手,才能真正解决我国债券市场的分割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实证比较分析,来探讨目前两个市场的相互关系、两个市场割裂的原因和对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的不利影响,进而提出构建统一、高效的我国债券市场的对策。本文一共六章,第一章主要是对我国债券流通市场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了总结和简要概括。第二章是通过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整体比较,提出目前中国债券市场存在的交易主体、债券品种、债券托管、监管主体四方面的割裂,阐述了现行的交易制度的不完善、不合理。第叁章是债券市场流动性的分析。通过对换手率、不同因素对债券市场流动性影响的比较分析,反映了交易所市场债券交易方式的单一和市场均衡机制的脆弱,表明市场分割影响到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的改善。第四章是对债券市场波动性的分析。分别计量两个市场上国债价格的波动特点及所受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反映了我国国债市场仍然较为落后,尤其是两个市场分割所导致的波动性较大、投机性较强烈的现象,无法通过有效的套利交易熨平市场波动与价差,市场均衡机制残缺。第五章是对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的分析。分别计量两个市场上国债收益率受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这些影响程度是有差异的,反映了债券市场的分割现实。第六章是在前面所作的比较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构建统一、高效的我国债券市场的对策。
邱林卉[6]2016年在《国债市场的经济功能国际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国债市场是政府筹集建设资金,弥补财政赤字,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场所,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债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它既可以为一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成为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也可能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拖累,甚至造成经济危机或国家破产。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债市场逐步走向成熟阶段,国债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远远超出了财政的范畴。现阶段,国债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风向标,中央银行也视其为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对象,国债市场能够在金融资产定价、对冲利率、稳定金融市场等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国债市场收益率的变化能够反映出国家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发展方向。全文由绪论加七章正文内容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国内外国债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第一章主要结合马克思虚拟经济理论分析国债市场经济功能,概括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国债市场经济功能的理论。第二章对国债市场的宏微观经济功能和国债收益率传导机制进行梳理分析,并从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和股票市场对国债收益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第叁章对我国的国债市场经济功能进行分析,以长期国债(10年期)收益率走势为标的,分析从2002年-2015年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与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关系。结合西方相对成熟的国债市场经验,从国债规模、期限利率结构、国债发行和交易市场、国债持有者结构等方面对我国国债市场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归纳。第四章分析美国和日本的国债市场经济功能,从国债发行基本概况、国债需求供给、国债持有人等因素分析美国和日本的国债经济功能,并对美国和日本的国债收益率走势进行分析。第五章从总需求、总供给和国债市场微观经济效应方面比较美、日、中叁国国债市场经济功能,分别分析了美国和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对我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的影响,并对叁国国债市场经济功能进行比较总结。第六章对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国债市场经济功能进行比较,梳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国债市场的收益率走势和经济政策效果,并对他们的国债市场经济影响力进行比较分析,总结不同经济体国债市场经济影响力差别的原因。第七章总结了全文的研究结论,并对发挥我国国债经济功能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韩阳[7]2016年在《美国影子银行体系与金融危机》文中研究指明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并非源自于传统的商业银行体系,而是源自于在这场危机爆发前已经迅速发展的“影子银行体系”。尽管学术界对于导致这场危机的原因有多种解释,但是绝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缺乏对迅速发展的金融创新活动、特别是对影子银行体系的宏观审慎监管,是导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最终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为此,在次贷危机、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都开始关注影子银行体系隐含的高风险,纷纷采取措施加强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从总体上看,导致美国影子银行体系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第一,金融创新的迅速发展;第二,资产证券化的推动;第叁,金融自由化的影响;第四,金融监管的宽松和缺失。影子银行体系的资产证券化运作直接引发了次贷危机。而导致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套利与金融监管之间进行博弈的主要原因,则主要是次贷危机前金融监管部门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不足。这种不足主要体现在:第一,金融监管部门过于崇尚市场的力量;第二,金融监管措施失效;第叁,金融监管体制落后。对影子银行体系监管的不足导致了影子银行监管套利行为频发,且多发于影子银行之间的金融交叉业务、金融创新衍生产品交易的过程。这种监管套利行为主要表现为由微观审慎原则所导致的监管范围真空地带、由规则导向政策所导致的监管套利动机出现以及由监管模式所导致的套利监管盲区等叁个方面。次贷危机爆发后、特别是在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这一美国金融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该法不仅标志着美国金融体系“去监管化”的结束,而且也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树立了新的标准。本文认为,基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在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中应该重视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改进,特别是提高调控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应该重视监管方式的改进,防范监管顺周期风险;应该重视双重多头监管体制的弊端,防范影子银行监管套利;应该重视信息披露,提高影子银行体系经营的透明度;应该重视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强化风险内控制度。本文认为,目前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改革应该从六个方面入手:一是构建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框架;二是夯实微观审慎监管机制;叁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尽快放开对银行存款利率的管制;四是完善金融综合统计体系,填补数据缺口;五是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影子银行体系运营的透明度;六是构筑风险隔离机制,强化影子银行的风险内控制度。
刘微[8]2014年在《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的外汇干预：目标、机制与有效性》文中提出本文深入分析了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我国汇率干预的目标、机制及有效性，建立了国际资本流动背景下均衡汇率及汇率决定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然后，在这个汇率决定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将资本自由度作为衡量不同时期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的指标融入理论模型中，建立了基于资本项目开放测度下的外汇干预理论与模型，并分别从福利损失函数的视角以及汇率决定的视角探讨了外汇干预的最优反应函数。在对资本项目开放下的外汇干预进行国际经验研究时，主要考察了美日发达国家和巴西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外汇干预方面的实践经验，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本自由度条件下外汇干预的目标、操作机制、有效性及其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对我国外汇干预的目标、干预特征和冲销操作进行考察时，实证研究了我国外汇干预的反应函数和有效性；介绍了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与自由度度量，系统研究了资本项目开放对我国经济体系、金融市场和汇率形成的效应，具体分析了资本项目开放对我国外汇干预目标、传导机制和有效性的影响，并探讨了资本项目开放条件下外汇干预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本文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历史经验分析与比较研究，并探索数学建模与金融研究的有机结合。在分析研究世界主要经济体以及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汇率干预的目标、手段及有效性的历史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并从实证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研究认为资本项目开放与汇率、利率市场化存在显着互动关系。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流动、外汇干预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将更加突出，人民币汇率体制进一步市场化将是平衡问题的关键。对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渐进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完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市场化调节国际资本流动的多层次工具体系；伴随资本项目逐步开放，协调推进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在资本项目开放和利率、汇率市场化背景下，需要重新定位我国外汇干预政策目标，推动干预目标由影响、稳定汇率水平逐步向稳定市场秩序转变，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强化货币当局货币政策公信力和信誉度；大力支持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促进跨境贸易投资的人民币结算；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和基础制度建设。本文最主要的创新有两点，第一，重新定义了“均衡汇率”的内涵，认为从研究均衡汇率以及汇率失衡对于汇率政策的指导意义而言，名义汇率的研究更有现实意义。于是建立了涵盖产品市场、资产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开放经济下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将资本开放自由度作为衡量不同时期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的指标融入理论模型中。同时，考虑了资本管制与风险溢价的未抵补利率平价引入到宏观经济模型中，并推导出名义汇率变化率的函数；而且分别从福利损失函数的视角以及汇率决定的视角探讨了央行的最优外汇函数。第二，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建立了我国央行的外汇干预反应函数，目前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多，主要困难在于数据获得和解释变量的选取上。本文的不足主要局限于我国的高频数据和发达国家早期数据的获得困难上，今后这将是进一步研究的发展方向。
颜高明[9]2007年在《基于Taylor规则视角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由于我国实行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国际收支持续呈现双顺差，然而作为经济发展的“叁架马车”之一的国内消费却一直处于相对不足的境地，国民经济内外失衡现象日益突出；然而，作为调节对内和对外经济均衡的两个价格杠杆——利率和汇率至今还不能发挥其对市场的基础调节作用，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相当大的冲击；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应该采用怎样的货币政策规则，既能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又可实现经济发展的内外均衡?笔者认为从Taylor规则的视角，通过对中美英叁国货币政策调控机制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目前我国货币调控机制所存在的问题与缺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参考建议，为今后我国货币政策规则的建设提供借鉴。本文首先点明了论文的研究背景、Taylor规则的发展进程以及文章结构的安排。然后在第2章介绍了所用计量模型的理论基础、构造以及拓展。接着在第3章中第一、二部分开门见山地介绍美英两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演化、货币调控的操作特点以及Taylor规则在两国货币政策调控中的应用，接着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揭示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内在规律性。第4章主要介绍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介目标的演化、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其货币调控的操作特点以及目前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所存在的不足，接着通过实证分析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并与美英两国相关结果进行比较，指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所存在的缺陷：利率调整对预期通货膨胀反应不足(通货膨胀反应系数小于1)，汇率存在明显管制(汇率反应系数远大于1)，我国货币政策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针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中存在的不足，笔者在第5章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以利率作为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以汇率作为今后的外均衡工具、以Taylor规则作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松紧状况的参考以及完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等。最后为全文结论的总结与概括。
黄均华[10]2017年在《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基于PSTR模型的全球比较证据》文中指出资本账户开放深刻改变了经济金融体系运行的内外部环境和机制。一国货币市场利率既受到该国通货膨胀、产出、失业和货币贬值等内部因素的冲击,又受到美国货币市场利率、美元汇率、美国金融稳定和金融市场波动等外部因素的冲击。货币市场利率在受到各种内外部冲击后的反应程度(弹性)能够反映货币市场的稳定性。基于56个国家(地区)从1996年1月至2015年9月的面板数据,文章运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研究了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市场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当资本账户完全封闭时,货币市场非常不稳定;当资本账户基本封闭时,货币市场比较不稳定;在资本账户由基本封闭向初步开放转变时,货币市场很不稳定;随着资本账户由初步开放向基本开放或者完全开放的转变,货币市场的稳定性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 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选择：国际比较与中国实证[D]. 杨春蕾.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2]. 货币市场比较研究[D]. 曹煦. 东北财经大学. 2002
[3]. 影子银行产品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研究[D]. 宫跃欣. 南开大学. 2013
[4]. 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D]. 李国庆. 武汉大学. 2015
[5]. 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场比较研究[D]. 邵玲. 厦门大学. 2006
[6]. 国债市场的经济功能国际比较研究[D]. 邱林卉.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7]. 美国影子银行体系与金融危机[D]. 韩阳. 吉林大学. 2016
[8]. 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的外汇干预：目标、机制与有效性[D]. 刘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4
[9]. 基于Taylor规则视角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比较研究[D]. 颜高明. 湖南大学. 2007
[10]. 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基于PSTR模型的全球比较证据[J]. 黄均华. 世界经济研究.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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