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中国”：让思想成就未来——关于“中国哲学大会(2004)”的报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哲学论文,成就论文,大会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8月9日，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全国性哲学学术盛会——“中国哲学大会(2004)”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隆重召开，王洛林副院长作了重要讲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 铁映、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雒树刚、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韩树英、杨春贵出席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江蓝生、秘书长朱锦昌以及 我国哲学界老一代著名学者汝信、邢贲思、肖前、巫白慧、张世英、黄楠森、汪子嵩、 陶德麟等也出席了大会。大会是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 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精神，适应新世纪中国哲学事业发展的形势和需要，由国 内哲学界共同发起的。900多位来自全国理论界、哲学研究界的专家学者、哲学爱好者 以及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大规模的学术交流活动。大会共收到论文近千篇，其中约有60 0篇在大会及大会分设的各类圆桌论坛上发表。如此规模巨大的学术活动，如此多学科 、全方位的对话交流，有利于人们从总体上审视国内哲学研究的进展及其成果，增进不 同领域之间的相互了解，软化和打破过于僵硬的学科分界，从更高的基点和更广阔的视 野上了解动态、发现问题、寻求突破。它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哲学的特点、精神和理论水 平，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哲学的成就、问题和发展方向。这次大会既是对新中国哲学的沉 着冷静的总结，同时也是对新世纪哲学的豪情满怀的展望，它的召开，对于国内哲学界 的交流成果，深化理论，激发和推动前沿问题的探讨，促进协作与对话，发现和培养新 生力量，等等，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盛世盛会：让思想插上翅膀
这次大会是一次哲学全学科的大型盛会，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 、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科技哲学、文化哲学等学科的老中青三代学者，齐聚一堂， 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科技与人文”三大视角，以反思的眼光，以探 索、求新的精神，探讨了“新世纪的哲学与中国”这一充满时代感、极具现实性的深刻 主题。这一意蕴丰富的主题是中国实践中的一个深刻问题，也是中国哲学发展中的一个 总体性问题；它是左右一切个人声音的时代口号。它所包含的两个维度——中国与哲学 ，哲学与中国，既体现了时代对哲学的一种要求，也凝结着中国哲学工作者对于中华民 族伟大未来的一种崇高责任。
新世纪伊始，世界历史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和转变时期。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也 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带来了 新的机遇，同时也使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贫困问题、战争威胁、日益严重的全球 性生态危机和恐怖主义、霸权主义，使人类的前景——用哲学家哈贝马斯的话来说—— 变得更加“不透明”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也在经历天翻地覆的变化，表现出 许多新的特点和新的问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虽暂时走入低潮，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却正在蓬勃兴起；中国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 突破；中国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关键发展阶段。处 于新的全球性交往时代中的中国社会的这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成为中国哲学工作的 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发展环境。
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些与人类和平、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如何在世界与中国、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把握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哲学置于时 代的前沿，这些问题要求哲学家们作出严肃认真的回答。这不仅是新世纪哲学与中国的 关系问题，而且是中国哲学工作者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哲学工作者——正如王洛林副院长所指出的那样——应当以对 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觉悟和使命感，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到哲学的研究、教学和宣传之中。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重要 性的认识，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增强责任感 和使命感，把繁荣发展当代中国的哲学事业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 抓好。哲学工作者一定要牢牢把握时代的脉搏，深入研究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提出 的一系列新课题，不断开辟哲学研究的新境界；要高度重视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 新发展，切实加强哲学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在不同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中， 从各个学科的新发展中吸取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哲学的营养；要善于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 有益成果：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 ，着力从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哲学中、从健康有益的外国哲学中吸取营养和力量，积极 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研究方法创新。
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旗帜鲜明地反对“马克思 主义哲学过时论”和“无用论”，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倾 向。要自觉地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 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按照与时俱进的要求，积极推进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李铁映副委员长在题为“哲学的解放与解放的哲学”的主题发言中 指出，哲学是时代的产儿。每个时代最精致、最深刻的思想，都集中在哲学里面。社会 越是向前发展，人们的实践越是复杂，社会生活越是丰富多彩，时代的变革越是深刻剧 烈，就越是需要哲学，越是需要我们重视哲学、学好哲学、运用哲学、发展并创新哲学 。从社会变革的意义上看，任何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总是以理论变革为先导，理论变 革总是以思想观念的空前解放为前提，而吹响人类思想解放的第一声号角的，往往就是 代表时代精神的哲学。
哲学要无愧于时代，就必须同新的历史任务和时代精神相结合、相融合，着眼于当代 中国人民的伟大社会实践，在对重大时代课题的敏锐反映、深刻解答中，发现哲学新的 生长点。今天，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实现国 强民富，实现民族振兴。今天中国人需要的哲学，就是能够有助于实现这个宏伟目标的 哲学，就是为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提供精神境界的哲学，就是解放中国人民的思想、凝 聚中国人民的精神、激励中国人民走向未来的哲学。
建构今天中国人需要的哲学，首要的任务是实现哲学的解放和哲学家的解放。哲学是 解放思想的利器。哲学靠什么来为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服务?那就是哲学强大的解放力 量，是哲学不断解除那些妨碍中国人民前进步伐的思想束缚的能力。哲学要能够承担起 思想解放的历史责任，必须首先完成哲学自身的解放和哲学家的解放，不断清理并破除 那些束缚当代中国人的哲学观点和哲学思想，以实现新世纪中国哲学的伟大创新。
这些见解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这次大会取得的富有建设性意义的理论成果之一。肩 负历史使命，本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中国哲学界老中青三代学者畅所欲言， 深入对话，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哲学发展的历程，展望了新时期的哲学发展前景，使 大会成为一次思想解放的大会，一次开拓进取的大会。“中国哲学大会(2004)”组委会 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德顺在会议总结中指出：这次大会体现了解 放思想、求真务实的精神，克服了以往分科过细、画地为牢、各自为政的状况，在加强 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促进面向现实的学科综合方面有了重大突破。本届哲学大会将为我国 哲学事业的发展搭建一个广阔的平台。中国哲学事业必将人才辈出，繁荣发展。
二、“哲学中国”：让思想穿透现实
中国哲学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在绵延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的独 特精神和独特传统。哲学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民众的文化生活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哲学因此既是一种学术研究，更是一种文化创造。这是中国哲学的独特传统，更是 中国哲学的伟大精神。北宋哲学家张载曾把这种哲学精神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精神既体现了中国哲学(及哲学家)的社 会责任和使命，体现了哲学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也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和中国社会、中华文明发展的特殊关系，即中国哲学的发展总是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息息 相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精神文化成果继承者的中国共产党 人，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形成了理 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既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创造性地发挥了中国哲 学的内在精神。新世纪的中国哲学正是在这种精神氛围下，继承并创造着中国哲学的伟 大传统。
新世纪中国哲学的突出特点正在于它与时代、与中国的实践的联系。学术界的一次次 思潮，学科内的一个个热点，比如全球化问题、民族国家问题、市民社会问题、公共领 域问题、社会评价问题，公平、正义、权利、“以人为本”以及哲学视野里的发展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等等，都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或现实有着直接或间接 的联系，都是时代或现实状况在精神王国中的表现或反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生 存和发展中的问题激发了哲学思想的锐气，而思想领域的探索及其成果又大大促进了我 们的生存状态和现实实践的演变，并在这些方面真正展现出思想的魅力。
从本次哲学大会收到的论文和讨论的问题来看，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哲学是在两个维度 中展开的，一个是关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另一个是关于学科自身的建设。这两个维度的 研究体现了“新世纪的哲学与中国”这个总问题，其间的区别在于：在不同的学科里面 这一总问题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并根据各个学科的内在特点和要求加以讨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这个问题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如何应对当代的挑战，包括 理论方面的挑战和现实方面的挑战。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到一些新的问题。教条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所导致的研究中的“非学术化”现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部和 外部引起越来越多的批评，也在学术圈内外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疑虑，比如“过时论”或 “无用论”就是这种疑虑的反映。随之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 一门哲学、一门学术，应当具有怎样的内在规定性?对此，研究者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 学原典中探索答案，并从各种哲学流派、各种思想源流中寻求启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种学术自觉，促进了研究中多样化局面的出现，同时也使不同的学术流派开始形成。 比如走进(近)马克思、回到马克思、本体论马克思、存在(生存)论马克思、现代性马克 思甚至后现代马克思，等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不同的解释方法和研究方式，它 们都力争在新的视角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新的诠释。这些学术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提出了一种新的要求，使其在哲学学术的殿堂中具备一种与其它不同学术传统的哲学 流派进行对话的能力。随着研究中多样化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对话”逐渐成为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流行话语。虽然近些年来许多学者都在呼吁开展中、西、马不同学科 之间的对话，虽然在如何对话的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少有待克服的困难，但是“对话”作 为一种学术倾向，却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开放精神和对待其它哲学的正确态度 ，同时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兼容并蓄一切优秀思想成果以走向新的综合的一种愿望 或趋势。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应对来自当代社会生活的挑战。 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每时每刻都处于深刻的变化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新 的问题，比如政治文明问题、风险社会问题、科技应用引起的环境问题、发展问题，等 等，它们都是新世纪关系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研究这些新的情况 ，回答这些新的问题，才能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回应这些挑战，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 必须突破它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加于它自身的限制，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以积极 的态度研究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尽可能地解决这些问题。这些人类生存中的普遍 性问题，不单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遇到的问题，它们也是人类思想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 ，是其它哲学学科比如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环境哲学和科技哲学等都必须研究和回答 的问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学科的交流、交叉乃至 融合：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的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环境哲学和科技哲 学思潮，正是这种交流、交叉、融合的反映，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学科对话与综合 的一种标志。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来说，上述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它不仅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端正了与其它学科以及不同学术传统中的不同哲学流派的关系，而且 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的学术性得以复归或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 究方式以至论证方式、理论表述方式发生了变化，摆脱了过去某些简单、粗疏并且武断 的方式。它与不同哲学及其流派、与不同学科之间的亲和性得到加强，它的问题域和研 究范围大大拓展，它的学术境界也有了大幅度提高。
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比如，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一些重要概念和范畴还需要从学理上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和诠释，马克思主 义哲学体系的构建工作还相对滞后，等等。但是，正如许多与会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些 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们的出现恰恰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深入的一种标志。
与会者在研究和反思这些问题的同时，认真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成就、经 验和教训，更加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更加强化了在立足中国实践 的前提下借鉴一切优秀思想成果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为新世纪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新世纪的哲学与中国”这一总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东方与 西方”的关系问题。自近代以来，出现了“西学东渐”现象，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 哲学——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思想文化观念，对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 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西学东渐”的历程中，我们尝过抵制它、拒斥它的苦 果，也走过盲目崇拜的弯路。但是经过数代学者近百年的努力，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 逐渐走上了规范化、正常化的轨道；中国对于西方哲学的接受也由比较片面发展到比较 全面，由比较肤浅发展到比较深入，由盲目接受发展到批判借鉴，由单纯模仿发展到中 西贯通，进而达到在中西思想的互补共进中自觉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境界。
从本次哲学大会反映的西方哲学的研究情况看，对重点人物、学派、理论、概念的发 展演进的专题研究比过去更加广泛，也更加深入，一大批关于西方重要哲学家的学术专 著已经问世。除此之外，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则是“东方与西方”的关系问题，它是在 两个层次上展开的。
一个层次是：西方哲学和西方思想文化对于分析、认识和解决中国现实发展中的实际 问题的启发意义和借鉴意义，关于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以及环境哲学的兴起，就是这一 研究维度的集中表现。这似乎是从“照着讲”向“接着讲”迈进的一种标志。这类研究 虽已卓有成效，但是如何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中展现并发挥“工具理性”的巨大价值， 如何在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中更有针对性地有效利用而不是全盘照搬西方 精神成果，仍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这不仅仅是西方哲学的研究应当重视的问题，同 时也是新世纪所有哲学研究都应当重视的问题)。从学术的层面看，这类研究中还有一 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这些学科的研究中已表现出某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叉、互补 倾向。不仅如此，而且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的研究者已经或开始把目光投向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这不能不说是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中出 现的一个新的现象。
另一个层次是：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方兴未艾，这种比较研究既成为 深化西方哲学研究的重要取向，也成为中国传统思想走进当代的一种方式。虽然它有时 显得不够精细，甚至难免牵强之讥，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西两种哲学形态和 观念之异同、联系和互动等已经成为中西哲学研究中的经常性话题甚至“热点”问题。 研究者之间的共识是：在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面前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话语权利，努力 阐明中西哲学的本质内涵和相互融通的学理依据，促进中西哲学的互补共进，已成为中 国学者的一项重要学术使命。在这一背景下的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 论，从另一个侧面凸显了全面客观地理解中西哲学的特征和本质、历史和现状对于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顺应世界文化发展潮流的重要意义。
与此相关的是，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哲学的不断进步，中国哲学怎样走向世界 、在世界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已成为当前哲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一方面应大力把中 国传统文化介绍到西方，让西方哲学界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以便更好地加强沟 通与学术交流。另一方面，要使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学者多学习一些西方 哲学，从西方哲学优秀的文化传统中汲取丰富的、有益的养料，以发展、丰富我们的研 究。中国哲学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当代哲学家就要勇于创新，像金岳霖、冯友兰 等哲学大家一样，创造出自己的、独立的哲学体系。金岳霖、冯友兰的学术活动和学术 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成为新世纪中国哲学的丰富精神遗产。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领域，“新世纪的哲学与中国”这一总的问题既表现为“传统 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同时也表现为“东方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传统与现代”视野 内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与中国的现实有着颇为密切的关联。中 国社会深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亲情的疏离、伦理的失范、社会责任感的 淡化、民族精神的失落或者涣散等等，激发起强烈的“忧患意识”，研究者试图通过传 统文化的弘扬来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并通过修复所谓“断裂的传统”医治当代社 会的顽疾。在这一语境下，讨论较多的是“传统的发现”问题。“传统的发现”实际上 是“传统的再造”，即通过重新解释传统，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使其成为当 代思想、文化创造的资源。
“传统的发现”或再造，一方面与当代现实相关联，另一方面又与“东方与西方”相 关联。
“传统的发现”，比如天人合一、综合(或整体)性思维、人文精神等等，除了强调中 国传统哲学思想对于当代西方社会的疗救意义之外，更多地则表现为用西方哲学的一些 概念或观念揭示中国传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这虽然有利于揭示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价 值，但同时也在其概念系统中造成了某种不必要的混乱，以至于危及中国传统哲学的思 想方式和独立精神品格。鉴于这种现象日渐突出，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也由 隐及显，重新登上思想舞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自胡适、冯友兰创建“中国哲 学”这一学科以来就一直存在，只不过提问的方式不同而已，它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国哲 学的理论形态及其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作为本次哲学大会的 一个论题，引起很多讨论，不过也有迹象表明，这一难题将在未来中国哲学的构建中失 掉其尖锐性甚至自行消解。
从本次哲学大会反映的情况看，“新世纪的哲学”的三大板块——马克思主义哲学、 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都在自身的开展中保持了与当代现实的密切关系(注：本次 哲学大会所设的“科技与人文”专题涉及到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许多重要问题和热点问 题，比如技术问题、发展问题、文化问题、人文精神，等等，这些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哲 学、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中讨论的问题多有交叉，本文在有关新世纪哲学的三大板 块的扫描中已有涉及，故不再作专题叙述。)，这是“新世纪的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 。而它的另一个同样突出的特点，则是在自身的开展中走向学科的成熟与完善。因此， 学科建设成为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学科建设问题，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新世纪的哲学与中国”这一总问题。学科建设 问题浮出地表，不仅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逻辑必然，也是现实发展的一种要求。不断 变化的现实不仅要求哲学响应时代的召唤，反映时代的精神，而且更要求哲学以其特有 的方式把握这种精神，对时代问题及其发展趋势作出总体性的探索。所谓“伟大的时代 要有伟大的哲学”、“哲学要无愧于时代”这些哲学界耳熟能详的命题，除了具有哲学 要反映时代要求这层意思之外，还包含一个重要要求，那就是哲学不能像常识那样，仅 仅粗疏地或片面地描述时代的某些特点，而是要以理论的形式洞悉时代精神，揭露它的 本质。这样的哲学不能只是一堆常识性观点或一些随感式印象，而应是一个融世界观和 方法论于一体的理论形态。
自改革开放以来，学科建设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最初 阶段，人们关注的重点是社会科学学科的恢复以及学科建制的设定，但其目的却在于通 过学科建设使社会科学摆脱此前30年间的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改变知识分子缺乏独立 人格的状况，使社会科学获得某种学术上的自主性。从本次哲学大会反映的情况看，晚 近关于学科建设的讨论，其重点发生了变化，许多论文关注的焦点是学科自身的性质、 功能、学科的内部规范以及学术的评价标准。这是一种真正的学术自觉，同时也是学术 研究走向规范、走向成熟的一种标志。
学科意识的觉醒有力地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得 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在学科意识的刺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摆脱片面意识形态 化和政治化的束缚，努力回归到学术层面。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西方思想 、文化的关系得到了富有学术趣味的清理，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批判本质、 提问方式以及价值指向等都得到了深入的学术梳理和深刻的研究。人们在多元视角的交 织中发现和塑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精神和基本价值，表现它本身固有的博大、开放 的理论品格，为它的创新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理论空间。
关于学科建设的讨论中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学科之间的对话、交叉、互补乃至融合。 这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重点，也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一个事实。上述关于“ 新世纪的哲学”三大板块的叙述充分表明了这个事实。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学科走向 综合的一种趋势，但从深层次看，这实际上是“新世纪的哲学”走向问题统一的一种表 现。中国现实的发展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共同研究生活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并为这些问题 的解决提供方案或理论上的准备。在伟大现实的感召下，研究者自觉突破学科限制，努 力从哲学上(而不是仅从学科内)把握时代精神、现实问题，并力求作出回答。不仅如此 ，中国的发展及其在世界上的崛起也要求与自己地位相称的理论思维水平。这一现实给 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带来了压力，也带来了动力，使其萌生了走出具体学科的 狭小视野、共同“建构中国哲学”的理论冲动。
“建构中国哲学”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以各种不同 方式普遍关注的一个主题，也是本次哲学大会十分关注的一个主题。“建构中国哲学” 虽然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正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在“如何建构”上仍 然存在着严重的理论困难。有学者分析了这种困难以及克服这种困难的可能途径，指出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还要克服两个困难，即如何把哲学的实质和哲学 的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金岳霖先生在审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报告中指出：‘ 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或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思想，都给哲学史家 一种困难。’冯友兰在该书‘绪论’中指出，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 有‘实质上的系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 实质的系统’。套用金、冯两位先生的说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的目标和 任务，也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的哲学思考和论述中，梳理出有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找出其实质性的系统，然后再由实质性的系统上升为形式上的系 统，形成由哲学概念、范畴和原理所构成的逻辑系统。就目前研究现状而言，有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虽然不少，但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现象大量存 在，真正有哲学实质的精品之作尚属凤毛麟角。哲学的实质和哲学的形式的关系，实际 上是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应体现哲学的普遍性和 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所谓‘哲学的实质’，指的是这个原理的特殊性，是能够真实反映 ‘中国特色’的概念和原理。所谓‘哲学的形式’，指的是这个原理的普遍性，即表达 ‘中国特色’的概念和语词应达到哲学的层次或符合哲学学科的规范。这是一种带有中 国特色的普遍，是一种具体的共相，而不再是以往那样永远正确、大而无当、毫无具体 内容的抽象普遍的东西。”
三、“北京共识”：让思想成就未来
新中国的哲学已经走过50多年的历程。50多年来，中国哲学伴随着共和国的脚步，经 历了曲折，也创造了辉煌。忽视它的辉煌，是虚无主义的；回避它的曲折，则是不诚实 的甚至是虚伪的：二者都是“非哲学地”对待中国哲学。“哲学地”对待中国哲学，就 是从肯定与否定相统一的视角，肯定辉煌，反思曲折，达成共识，走向未来。这是“新 世纪的哲学与中国”这一主题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本次哲学大会的主要成就之一。
50多年来，中国哲学在思想认识、学术能力，包括学术建设体制、方式和队伍状况诸 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为中国哲学的构建及其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构建 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因此成为“新世纪的哲学”的总体精神氛围和理论目标。
构建中国哲学，在于重铸我们走向未来的民族思想文化的基础和灵魂。然而，如何构 建?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将以何种姿态走向世界?是靠绵延千年的儒家传统，还是走全盘 西化之路?看起来分歧是存在的。然而，从“新世纪的哲学”之越来越走向学科综合的 事实及其发展趋势来看，这些分歧只具有表面的意义。冲破学科成见的壁垒、摆脱个体 情感的束缚、理性的思考等，使分歧缩小以至消融而走向新的共识：“构建中国哲学” 这一命题的理论意蕴和现实选择，实际上就是“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哲学”。
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哲学，不是某一个分支学科的工作，而是哲学全学科的工作 ，是“新世纪的哲学”的伟大任务。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处理好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哲 学与中国当代现实的关系，一是中国现有哲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 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学者 们在讨论中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我们所面对的时代主题，也是哲学研究 所面对的中国最大实际。时代的发展推动哲学理论的发展，时代提出的问题需要哲学的 研究和回答。立足时代、立足中国，是实现哲学与现实接触和结合的关键。这项研究不 单单是一项文本梳理的案头上的工作，不是靠摘引书本上的词句抽象地演绎出体系，而 是要深入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的起点，理论地反思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从事的 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分析和研究实践中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中所形成 的哲学观念。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史无前例的，哲学研究要无愧于时代，就要研究 这一探索过程本身所蕴涵的哲学精神、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正是它们构成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哲学精髓。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现实问题，是当代中国向 哲学各分支学科提出的时代性课题。任何时代性问题都不是主观意念的产物，而是在中 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涌现的。科学的理论总是以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为前提，从而促 进了自身的发展，不断地拓展其理论内容和理论形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 ，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任务，也是哲学各分支学科的共同使命。要创造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现代形态，必须走会通中西、综合创新的理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 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同样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西方传 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关系的专题研究，只有在与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深层对话和理解中，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 性，从中获得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精神是内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是 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形 态。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形态，必须走古今贯通、史论并进的哲学理路 。要破除传统与现代简单对峙的观念，自觉开发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深入 把握其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智慧，以之作为哲学创新的思想资料。总之，要开创马克思主 义哲学研究的新局面，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就要始终保持开放的胸襟，广 泛吸收和借鉴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这是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永 葆生机和活力的根本保证。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要求全党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 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哲学，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也需要哲学。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全局，是极为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是哲学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哲学工作者要不辱这 一使命。
执笔：鉴传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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