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第一部清代诗歌文献学著作——《清诗纪事初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一部论文,清代论文,纪事论文,诗歌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4)03-0380-06
已故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先生所著《清诗纪事初编》（以下简称《初编》），笔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阅读学习过。如今时隔20年，随着清代诗歌研究的不断发展，再重新回过头来审视这部著作，自然又有许多新的认识和体会。现在即大致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史学与诗学
邓之诚先生是公认的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生前曾长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等处执教，著有《中华两千年史》等一系列专门的史学著作。《清诗纪事初编》的编撰，首先也正是从一般所谓史学的角度出发的。关于这一点，鲍正鹄先生撰写的该书《前言》，邓之诚先生本人的《序》，都有十分明确透彻的阐述，最概括的说法就是本于黄宗羲“以诗证史”的观点，借此书的编撰，诗歌中的材料，为了解、研究清朝的历史服务。
根据这个精神，本书选录的清代诗歌作品，其内容大抵都与清朝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如作者自序所说：“读其诗而时事大略可睹，是集采诗即依此为准，但取其事，不限名家。”全书共选录清初诗歌两千余首，从中即可窥见清朝顺治、康熙约80年间的历史风貌，而与一般正规的史书相发明。因此，联系自序“是集之作，端资纪事”一语来看，这个《清诗纪事》，与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以下历代诗“纪事”着重为诗歌而作的传统，的确是大不相同的。
但是，笔者所要强调的，是本书在客观上，毕竟研究的直接对象是“清诗”。全书著录清初诗人，总数多达622家（《前言》、自序等处所说“六百家”为泛言）。所有诗人名下，都附有相当详细的一个小传，介绍他们的生平和著作版本，兼及诗歌史上的相关流变与个体特征。从它最主要的研究内容来看，用现今较为科学的提法，本书实质上即属于“清代诗歌文献学”的范畴。
并且，恰恰因为邓之诚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作者的出发点首先是为了“以诗证史”，所以本书在研究诗歌的时候，也很好地表现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特长，而为一般纯粹研究诗歌的学者所难以企及。例如本书涉及的六百余家清初诗人，有许多都是人们不熟悉的，邓之诚先生却长期有意识地搜集他们的著作和资料，对他们的生平和著作进行大量的细致考证，“前人纪载有讹则略予是正”（自序），从而使那些模糊者能够清晰，错误者得到纠正，这就体现了历史学家的严谨和功夫。再如一些细节，全书选录的两千余首诗歌作品，每一首都注明它的详细出处，这也是此前此后许多类似著作没能做到的。此外全书还提到大量有关清代诗人的集外诗文作品，这也为后人的辑佚工作提供了有用的线索。即使是书中许多关于清代诗人的评论资料，尽管邓之诚先生一再谦虚地称自己“不敢论诗”，“不加论断，以见其慎；亦自恨疏劣，未敢妄下雌黄”，或者如《前言》所说“颇多沿袭旧文”，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正是他尊重历史真实的一种表现；而事实上，这里面精辟的见解，却仍然是很多的。后来戴逸先生在为柯愈春先生《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撰写的《序言》中，称邓之诚先生本书“所写介绍多有得之言”，这就包含了多种方面。本师钱仲联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在诗人评论资料中大量转录本书的有关评论包括邓之诚先生个人的论述，同样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清诗纪事》的《前言》从编纂《清诗纪事》的必要性这个角度立论，认为《初编》“更近于名人传记的史学专著”，同时所录诗歌作品没有取相应的诗话笔记之类相互印证，与传统的以研究诗歌为主旨的“纪事”类著作相比“在编例上自成一体”[1]，这自然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从总体上特别是客观上来看，《初编》虽然因为对象范围仅限于清代初期的诗歌而称为“初编”，然而这样大规模地、系统、深入地研究清代诗歌的著作，在此前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本书完全应该看作是当代清诗研究领域中的第一部专门的著作。
二、错误与疏漏
《清诗纪事初编》由于是清诗研究领域中的第一部著作，许多工作都是从零做起，所以尽管邓之诚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但其中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少的错误与疏漏。这些错误与疏漏，主要也就出现在诗人的小传中，特别是关于诗人的生卒年。
有关历史人物包括诗人的生卒年，北京的汪世清先生有过许多专门的研究。笔者因为经常从香港《大公报》的“艺林”栏目中读到他写的“艺苑疑年偶得”系列，与他建立通讯联系，并屡次向他请教这方面的问题。记得汪先生2001年8月15日第一次惠函，其中刚好谈到《清诗纪事初编》，有关考订令人钦佩不已，因此现在不惮其详，转录于此：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对清诗研究做了重要的奠基工作，其中对诗作者及其著作的评介，尤多对后进的启迪。至于评介中涉及诗作者的生卒，偶有失实之处，无关大雅。而从疑年学的探索上，却可以由此而有所深入，也有积极的意义。下面稍举数例，以供参考。
上册第一一页《徐开任小传》有云：“撰《愚谷诗稿》六卷。载诗迄康熙九年，当即其时所刻。开任年已七十有一矣。卒年俟考。”同册第六一页许旭《怀寄徐季重》五古一首，首四句云：“忆昔己丑岁，君从娄上居。予年甫三十，九龄君长予。”己丑当为顺治六年(1649)，是年徐开任［季重其字］三十九，许旭三十。据此，徐生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许生于万历四十八年庚申(1620)。至康熙九年庚戌(1670)，徐开任年六十，而非“七十有一”。上册第七六页《杨炤小传》末云：“卒于康熙三十一年。年七十六。”以此推其生为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所选杨炤诗有《五月廿二日（戊午）》七古一首，有“吁嗟行年六十有一翁”，是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杨炤年六十一。又杨炤《怀古堂诗选》卷二有《师望五十》诗一首，谓：“戊申秋，刘生五十寿。”又有句云：“小年同研席，吾十君则九。”杨炤比刘师望大一岁，戊申年五十一，与戊午年六十一正合。而依此推其生为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为丁巳的后一年。至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卒，享年七十五，而非七十六。
上册第一八六页《陶汝鼐小传》记：“卒于康熙二十二年。年八十二。”推其生为万历三十年(1602)。据《陶密庵先生遗集》附《陶密庵先生年谱》著录陶汝鼐［密庵其号］“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辛丑十月三十日生”，“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卒，年八十三”，故知其生年为万历辛丑(1601)，而非壬寅(1602)，因而卒年为八十三，而非八十二。
上册第四九九页《汪楫小传》记：“卒于二十八年。年六十七。”据此推其生为天启三年癸亥(1623)。然从《休宁西门汪氏族谱》得知，汪楫生于崇祯九年丙子(1636)，至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卒，年六十四（见唐绍祖《改堂文钞》为汪楫所撰《墓志铭》）。
下册第九二三页《程正揆小传》记：“卒于康熙十六年。年七十四。”据此推其生为万历甲辰(1604)。《青溪遗稿》卷二五《题自［？］待漏图画像后》有云：“予甲辰以降，癸卯客吴门作此图，行年六十矣。”则所推生年为不误。然据《康熙孝感县志》卷一八《人物·程正揆》明言其“年七十三卒”，且在附其子大用传略中言及“丙辰遭父丧”，则可证“卒子康熙十六年”为不合。实卒康熙丙辰(1676)，年七十三。
汪楫……与吴野人嘉纪、孙豹人枝蔚友善，人称“三人”。《清诗纪事初编》上册第一六九页《孙枝蔚小传》记：“卒于三十六年。年六十七。”孙枝蔚实卒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有孔尚任《湖海集》卷二“丁卯存稿”的《挽孙豹人》五古一首为证。其生为万历四十八年庚申(1620)，至丁卯卒年六十八。
以上具体凡六则，共涉及徐开任、许旭、杨炤、陶汝鼐、汪楫、程正揆、孙枝蔚等七人。这个数量虽然仅相当于《清诗纪事初编》著录总人数的百分之一，但已能看出该书的有关叙述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尽管这里面有些数字的错误很可能是缘于印刷与校对的不慎，但最终还是要归到作者邓之诚先生的身上。特别是像上及徐开任、杨炤两家，其小传叙述与已经选录的有关作品自相抵牾，而作者本人却未能觉察，这就更加说不过去了。
此外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偶尔也有这方面的发现。这些发现有的已经写入其它读书札记，现在再简单列举数条：卷一冯舒小传“舒遗诗止于己丑，时为顺治五年”（上册第71页），这里“己丑”其实是顺治六年(1649)；卷二陈恭尹小传“卒于［康熙］三十九年。年七十一”（上册第302页），这里“七十一”应作“七十”，盖陈恭尹生于明崇祯四年辛未九月二十五日（公元1631年10月20日），至清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四月十二日（公元1700年5月30日）卒，享年刚好七十岁，有民国八年(1919)重刻本《独漉堂集》所附温肃撰《陈独漉先生年谱》可据（独漉其号）；卷四蒋超小传“顺治三年进士高第第三人及第”（上册第495页），这里“三年”应作“四年”；卷五龚鼎孳小传“崇祯元年进士”（下册第552页），这里“元年”应作“七年”；卷六曹贞吉小传“王士祯尝选宋琬……及贞吉之诗为《十子诗略》，世称‘金台十子’”（下册第693页），这里“宋琬”应作“宋荦”（可参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七“自述类”上第一则）；卷七蒋薰小传“嘉兴人”（下册第742页），这里“嘉兴”应作“海宁”（可见所称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七十五《知伏羌县事蒋君墓志铭》）；卷八周亮工小传“卒于［康熙］十一年。年六十”（下册第889页），这里“六十”应作“六十一”，盖周亮工“生于明万历壬子年［四十年］四月初七日［公元1612年5月7日］子时，终于皇清康熙壬子年［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公元1672年7月17日］午时，享年六十有一”（见周亮工《赖古堂集》附录其子周在浚撰《行述》，以及《年谱》等有关传记资料）。
当代其它一些相关著作中，有时也能见到对《清诗纪事初编》某些叙述的订正。例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清人别集丛刊》，其中朱鹤龄《愚庵小集》的《出版说明》曾指出朱鹤龄享年应以《清史列传》为准，而“近人或据《传家质言》……以疑《清史列传》所记”，这个“近人”正是指邓之诚先生，有关内容原见《清诗纪事初编》卷一朱鹤龄小传（上册第64页）；又朱彝尊《腾笑集》的《出版说明》，指出此集所收作品下限并不像序言所示那样为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这也可以更正《清诗纪事初编》卷七朱彝尊小传“《腾笑集》……刻于［康熙］二十五年”的说法（见下册第749页）。又该社1993年10月第1版麻守中先生校点的吴兆骞《秋笳集》，《前言》曾援引《清诗纪事初编》卷三吴兆骞小传关于后人所辑《秋笳余韵》二卷“今不传”的有关叙述（见上册第388页），接下去说：“今发现此书，实一大幸事。”可见邓之诚先生原来的提法事实上也并不可信。
对《清诗纪事初编》的批评，最严重的出自已故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曾读本师钱仲联先生著、周秦先生整理的《钱仲联学述》一书，见其中“治学篇”《清诗纪事》条下，叙及“钱钟书先生在1987年底收到苏州大学明清诗文研究室寄去请他指教的《清诗纪事》前四卷七册后，抑制不住欣喜的心情，欣然作覆如下”，接下去就是钱钟书先生一通完整的书札，现辑录如下：
敬启者：忽奉惠赐仲联先生主编《清诗纪事》前七册，惊喜交集。虽未细览，然望气已识其宝矣。体例精审，搜罗弘博，足使陈松山（田）却步，遑论计（有功）、厉（鹗）。唯于邓氏初编（指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颇有恕词，愈征广大教化。邓书附会影响，甚至杜撰虚造，逞其私智，误人不浅。如谓塞尔赫集中《西洋镜》诗，即寓“西洋镜一戳即穿”之讥，然《晓亭诗钞》卷二只有《西洋画》诗；又如称邵陵自题《疎园集》诗非邵长蘅所及，不知此诗全袭南宋戴东野《农歌集》卷四之作，仅易一字而已。（拙著《谈艺录》314页已隐摘其讹。）此类不胜枚举。又于诗学实无真解，评骘语每令人笑来。[2]
此札主题可以说有两个：一个是赞扬《清诗纪事》，再一个就是批评《初编》。其赞扬难免有客气的因素，而批评却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不过，尽管《初编》确实存在着某些错误，但要说它“附会影响，甚至杜撰虚造，逞其私智”，这就未免过于尖刻了。即如这里提到的两个具体例子，邵陵自题《疎园集》诗即使全袭南宋戴昺（东野其号）《农歌集》之作，而邓之诚先生未能发现（见卷一邵陵小传，上册第87页），这实际上也说明不了什么，毕竟邓先生不是文学史家，并且就是一般文学史家也未必就刚好记得戴昺的那首诗；塞尔赫集中只有《西洋画》诗而无《西洋镜》诗，邓先生可能与另一位诗人的作品牵连混淆（见卷六塞尔赫小传，下册第638页），这种情况在一般学者那里也是难免会出现的，与有意“杜撰虚造”绝对是两码事。有趣的是，就是钱钟书先生本人的《谈艺录》，虽然此类问题不一定够得上“不胜枚举”，但事实上却同样在所不免（笔者另有专文考察）。即如该书最通行的中华书局1984年9月版“补订本”，第310页“补订二”（属“补遗”第九则，实见第620页）曾列举我国历史上六首篇幅特长的五七言古诗，其中有三首属于清诗，而所说字数却无一正确，幅度最大的如姚燮《复庄诗问》卷十《双鸩篇》原一千七百九十五字被说成“六千四百九十一字”，这显然也不能说是有意“附会影响，甚至杜撰虚造，逞其私智”。
至于《清诗纪事》，由于该书主要是客观收集排列原始的文献资料，而很少加有编者自己的主观论断和叙述；即使诗人小传，也仅仅是最简略地介绍姓氏籍贯和科名履历，所以在出现错误的概率这一点上，本身与《初编》就不是处于同一个平面上的，二者在这方面并没有可比性。借抬高《清诗纪事》来贬低《初编》，或者借贬低《初编》来抬高《清诗纪事》，这都是不可取的。《初编》作为第一部筚路蓝缕的清代诗歌文献学著作，其本身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与疏漏，这应该说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人如有条件，只要客观地予以指出并更正便好。由此看前引汪世清先生该函的小引，真不愧为仁者与长者之言，令人心向往之。
三、地位与影响
《清诗纪事初编》最初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5年11月出版，后来又在1984年2月利用旧纸型重印，并订正了一部分舛误，编列了一个人名索引，这就是通行的新1版。该书从最初问世特别是新1版出来以后，在学术界尤其是清诗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享有很高的地位。
首先就是从历代诗“纪事”这个系列来看。如前所述，本书虽然其出发点与《唐诗纪事》以下历代诗“纪事”着重为诗歌而作的传统并不相同，并且其对象范围也仅限于清代初期，但作者在自序中曾明确提到：
因思清诗纪事之作，尚未有人，盍以顺、康先之，继计有功、厉鹗、陈田而作？[3]
这就说明，作者对本书的定位，恰恰是拿它作为历代诗“纪事”的一种来看待的，尽管他接下来曾说“僭妄之讥，知难幸免”。同时，本书虽然“在编例上自成一体”，但前面的历代诗“纪事”，相互之间也并非完全一致，这本来就是可以自创新格的；唯其如此，才体现出各自的特色。所遗憾的就是，邓之诚先生的自序写于1959年5月，而次年即溘然长逝，不然如果假以时日，照此做法逐步将清代中叶与末期的部分再继续编撰出来，那么本书作为历代诗“纪事”这个系列中完整的一种，其地位就更加重要了。而即使是现在这种状况，本书确实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清诗纪事”的空白。此后的《清诗纪事》，直到1987年2月才开始陆续出版，而从上文所引其《前言》来看，它在编纂之际事实上也无法绕开这个“初编”。客观地说，《清诗纪事》的最终问世，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正是《初编》的一个发扬光大；如此再倒过来看《初编》，它的开创意义更加不能够抹杀，何况它“自成一体”的特点与许多相应的长处，事实上也是后来的《清诗纪事》所无法取代的。
其次就是从清代诗歌文献学的角度来看。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详细介绍有关诗人的生平和著作版本。按照这个路子，近年在清诗研究领域接连涌现了好几部类似巨著，形成了一个几近完整的系列。一是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8月出版的袁行云先生著《清人诗集叙录》。该书专门针对清人的诗集而作，同时也详细介绍诗人的生平，从清初到清末实际著录诗人凡两千五百零五家，相当于《清诗纪事初编》著录人数的四倍稍强。它偶尔也选录一些作品，基本出发点与《初编》一样也是为了“以诗证史”，但更偏重于文化艺术类的内容。所选作品的末尾都有具体的出处，这一点也继承了《初编》严谨科学的传统。有趣的是，袁行云先生生前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同样也是以历史学家而研究诗歌，潜心积累达30年之久。他的起步，刚好也就在《初编》问世的时候。该书对《初编》，一方面订正了一些具体的错误和疏漏，例如卷五陶季条指出其“卒年当八十四”（第1册第147页），《初编》“考其卒年为七十四”实非（见卷一，上册第106页）；卷七董文骥条指出“当为天启三年生”（第1册第219页），《初编》误延了一年（见卷四，上册第440页），另一方面则大量吸收了原有的研究成果，并且有关提法十分忠厚，对邓之诚先生的工作与见解肯定有加。二是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的柯愈春先生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该书文献内容包括诗文在内，著录清代作家约两万人，著作更不计其数。作者原在人民日报社图书馆工作，又是一位高级记者，同样30年间跑遍全国各地的主要图书馆，其成果基本上囊括了现存的清人诗文集。该书不但同样吸收了《清诗纪事初编》的许多内容，而且在《初编》开辟的道路上走上了顶峰；而作者的起步，更显然是在《初编》问世以后。至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的李灵年、杨忠两位先生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由于体例相去较远，所以这里姑置不论；但它与《清诗纪事初编》之间的继承关系，读者还是可以推想得到的。由此可见，《初编》在清代诗歌文献学研究发展的历程中，的确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作用，它的创始之功是无论如何不可磨灭的。
再次就是从清代诗歌的一般研究来看。清诗研究自五四运动以来长期不受重视，学术界比较大规模的研究活动，基本上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开始的。《清诗纪事初编》的问世，正好处在一般人开始研究清诗之前，因此几乎每一个从事清诗研究的学者，只要涉及清初，可以说都不同程度地得到过本书的沾溉，其总体影响之大是无法估量的。即如本书将清初的明遗民单独列为“前编”，不但后来的《清诗纪事》单独先列“明遗民卷”（该书本卷在全套二十二册中占两册，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编、中华书局1992年5月第1版1949至1991年《古籍整理图书目录》将首批出版的前七册全称为“明遗民卷”，另外又将后十五册全称为“乾隆朝卷”，并且两批内务册都只标一个出版时间，凡此均误），而且严迪昌先生的《清诗史》，同样也专门以明遗民诗作为第一编，占全书总篇幅的四分之一比例，这显然都是一脉相承的。本师钱仲联先生的首届两名博士研究生，其中赵永纪先生的学位论文干脆就是《清初诗歌研究》。笔者的《清诗史》，实际上只介绍到清初与清中叶这两个时期的诗歌，而其中清初的章节明显也超过了清中叶。其它学术界对单个作家的研究，目前比较深入的如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祯等，基本上也都集中在清初。在整个清诗研究内部，清初相对来看是最受重视的。这种现象，固然跟清初本身位置居前，同时成就可能也比较高有关；但是，《清诗纪事初编》给人们观念上造成的影响，和它客观上给人们带来的便利，这些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即使借用现今流行的数据统计的方法，本书在迄今为止有关清诗研究的各种著作中，其被引用的次数恐怕也是最多的。前面的“错误与疏漏”一节，实际上也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
《清诗纪事初编》的影响，在它后来的相关乃至同类型的著作出现以后，也还在继续发生着。换句话来说，《初编》的许多内容，对后来的某些著作实际上仍然存在着参考的作用。即如前引汪世清先生该函提到的许旭，《初编》卷一小传据所引《怀寄徐季重》有关诗句，已经推得“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时年七十”（上册第61页），亦即汪世清先生所说“生于万历四十八年庚申(1620)”，而上及《清人诗集叙录》、《清人别集总目》许旭名下的生年却依然都付阙如（分别见卷九，第1册第298页；第1册第589页）；只有《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已经予以采纳（见卷六，上册第138页），但碍于体例，也没有交代它的依据。由此可见，《初编》一书，的确至今没有失去它的光彩。今后从事清诗研究的同志，相信也一定还会不断地用到它。
另外据本书自序可知，邓之诚先生生前曾长期“省衣节食”，“搜求顺康人集部，先后所得逾七百种”；“每读竟一种，作为题识，录于书衣”。近人伦明著、雷梦水先生校补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其中所记第一百二十家就是邓之诚先生。这些藏书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绝无仪有”或者“可遇而不可求”的版本价值，这一点倒还在其次；而邓先生写在书衣上的题识，除了一部分作为初稿已经采入《清诗纪事初编》以外，肯定还有大量的内容没有整理出版，它们同样是一笔重要的学术财富。例如美国GRINNELL学院历史系教授谢正光先生，和佘汝丰先生共同编著的《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其中就引用了不少邓先生的这种题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大批邓先生苦心搜集并带有亲笔题识的藏书，后来竟捐给了中国（自然）科学院图书馆而非北京大学图书馆，不然它们连同《清诗纪事初编》一起，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
近来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12期，读到秦蓁先生的一篇《〈清诗纪事初编〉略论》（原载上海《史林》杂志同年第2期）；又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介绍著名学者卞孝萱先生的一组文章内，得知卞先生也曾撰有《邓之诚“诗证史”的理论与实践》一文（见胡阿祥《卞孝萱先生要著编年》，据注载于《燕京学报》2002年11月新13期），这些文章显然都是侧重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待《清诗纪事初编》。因此，笔者特根据本专业的学习体会，着重从清诗研究的角度发表自己的上述看法。尤其是笔者近年对清代诗歌文献学格外关心，这方面的几种重要著作基本上都写有相关的文字，由此更加感觉到《清诗纪事初编》在这个系列中必不可少，因而也就更有了“重读”的必要。
收稿日期：2003-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