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局与晚清漕粮海运关系新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招商局论文,海运论文,关系论文,新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08)05-0132-07
“我国自营轮船事业，当以李鸿章、盛宣怀等所组织之招商局为滥觞。”①轮船招商局是晚清洋务派创办的第一家“官督商办”企业，也是洋务派对漕粮海运解决办法的一个贡献，在清代漕粮海运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于招商局在晚清时期与漕粮海运的关系，学术界已经有过不少论述②。大致而言，这些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不外有两点：其一，招商局是否因沙船不敷海运而创设；其二，招商局参预的漕粮海运活动在其整个经营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本文依据档案等资料，欲对此问题作一新的剖析，以陈管见。
一、招商局非为漕粮海运所设
一般认为，因洋轮入侵，原有沙卫等船遭受致命打击，数量急剧下滑，漕粮海运船只不敷，轮船招商局才得以创设。应该承认，洋轮入侵在很大程度上威胁了漕粮海运，并左右着社会舆论；沙卫等传统木帆船的衰落，也为轮船招商局的出现提供了最佳时机，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实在性，却有待于其他现实利益冲突的催化。通过轮船招商局成立初期的情况来看，当时的木帆船显然还没有落到无法完成漕粮海运的地步。最终促成轮船招商局成立的，主要还是洋务派官员政治势力的壮大，借漕粮海运之名，兴办洋务实业。
围绕福州船政局而引发的种种冲突，以及洋务运动所面临的经费短缺问题，成为创办招商局的直接动因。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奏称，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只因效率低下，生意渐为洋商所占，船只减少，漕政将会难以应手，“非设局急造轮船，不能奏效”。如能以新造轮船运漕，以雇沙船之价支撑，“漕务毕则听商雇，薄取其值，以为修造之费”。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似岁修经费无需别筹。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兴③。清廷回复，左宗棠拟在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所需经费，即著在闽海关税内酌量提用”④，福州船政局开始兴建。尽管左宗棠宣称，创办福州船政局是为了解决漕粮海运沙船不足的问题，但事实上，直到招商局成立前，福州船政局所造轮船都没有参加过运漕活动，他不过是借海运之名，为船政局摇旗呐喊。
五年后，内阁学士宋晋上奏，福州船政局原议制造16只，立限5年，经费不逾300万两。至今仅造成6条轮船，拨解经费已有315万两，另有养船费25万两，“用款已较原估有增，造成各号轮船虽均灵捷，较之外洋兵船尚多不及”，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如用以运粮，核其水脚数目，“更比沙船倍费”。当此“用款支绌之时，暂行停止，固节省帑金之一道”⑤，对福州船政局的造船事业进行猛烈抨击。清廷要求各封疆大吏议复，文煜、沈葆桢、李鸿章、奕等人纷纷发表意见，都坚决反对停办船厂。李瀚章宣称，闽沪设局制造轮船，虑远思深，现在中国所造轮船虽不及外洋之精，但已经日见改观，“驾驶不用洋人，是其明效”⑥。沈葆桢则称，宋晋称轮船运漕较沙船还贵，全属无稽，沙船自沪达津以月计，轮船自沪达津以日计，“此其利钝赢绌，尚待辩而明哉”⑦？奕在议复沈葆桢意见时指出，倘能将福州船政局所造轮船随造随领，畅行中外，既可留造船之基，又可省养船之费，“洵属美意”⑧。李鸿章也表示，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案，只能是“或备运漕，或交商赁”⑨。针对保守派的指责，洋务派人士都同意变通办理，而变通之方“不外配运漕粮、商人租赁两义”⑩。
李鸿章是推动轮船事业的中坚，他借大讨论之机，为轮船事业摇旗呐喊。他认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费，万不可省”，如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必能获利。但此事只能交给那些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为众商所深信之人，并由朝廷允许代为运漕，否则商人必多顾虑(11)。与此同时，他又给曾国藩写信，声称租赁轮船是经久推广至计，自己已经命津关委员林士志和广东帮船商议呈九条章程，凑集本银30万，举总商承揽，配发公款，照股均摊生息(12)。此章程成为招商局的最初轮廓。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病故，左宗棠也出任陕甘总督，李鸿章成为筹设新式轮船公司的实际主持者。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上陈著名的奏折《试办招商轮船折》，指出自己于本年夏间验收海运之暇，命浙局总办海运委员朱其昂等人商议，拟定轮船招商章程。“历溯沪商之殷实者，首推朱氏。”(13)朱其昂，江苏宝山县人，是以沙船为其世业的淞沪巨商。有人说他担任海运委员，当沙船商发生纠纷时，总是“经常费尽心机解决这些难题，并提出建议，发出指示，因而赢得了船主及力夫的称赞，从而是一位难得的官员”(14)。加之李鸿章认为，南洋无熟悉情形、肯担当大事的商人，“筑室道谋，顾虑必多”，只能由上海商人领办(15)。这种选择就很可以理解了。
经反复议论，朱其昂等人拟定《轮船招商节略并各项条规》(即招商局章程)二十条，明确规定，轮船招商局在招商过程中，要杜绝洋人借名入股，也不准将股份转让给洋人，以保证企业的民族性。但招商局可通融雇用洋人，在轮船进出口时，由洋人引水员，“帮同驾驶，以免搁浅”。章程中和漕粮海运直接相关，并且也是招商局招商的关键，则是规定轮船招商局承运漕粮，运漕水脚“均照江浙沙宁船章程”。轮船运米到津后，先行上栈，在天津紫竹林一带修造栈房，费用先向江浙海运总局借支，于水脚项下陆续扣还(16)。总署对此章程表示支持，只是重申不得让洋人入股，引水员则“嗣后总以不用洋人为妥”(17)。由此不难看出，招商局之成立，与福州船政局引发的船政大讨论密切相关。所谓的招商局轮船济漕，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洋务派官员应对责难、以期保住洋务运动成果的计策。
为支持新兴的轮船招商局，李鸿章特奏请朝廷明年饬拨海运漕粮20万石，交由招商轮船运津；揽载货物时报关纳税，仍照新关章程办理。如果从此中国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18)。李鸿章还把它与巩固海防联系起来，认为海防非有轮船不能布置，必须劝民购买，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借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19)。对于这种目的，外国人了解得极为清楚：李鸿章坦然地接受了外国轮船不可能被中国人赶出去的现实，正如水不能倒流，木帆船也不是外国轮船的对手，“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并通过开办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轮船，防止轮船完全由外国人控制”(20)。
但是，招商局最初的招商活动并不顺利，“招股年余，无人过问”。甚至著名商人胡光墉和李振玉也一度改变注意，拒绝出资(21)。直到次年，商人也仅认购10万两，且并无现银交局。李鸿章只得从天津练饷钱中拨出20万串，不足部分由朱其昂、朱其诏兄弟垫付，先行购买轮船3艘。在回忆招商局最初的窘境时，李鸿章指出，此事本系创始，筹办极为艰难，华商初犹观望，洋人又复嫉忌，“往往跌价相争，非开诚布公，坚持定见，不足以服众而自立”(22)。因招商不理想，官办机器局无现船可用，他们只得改变“官商合办”的念头，变为“官督商办”，即“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在李鸿章的指示下，朱其昂等人重新拟定《招商局条规》二十八条，规定“轮船商局”更改名称为“轮船招商局”，面向社会招商(23)。
李鸿章曾说：“京朝士夫不顾念中外大局，讼言船政之非，总署心知其理，而怵于成效之难，亦遂淟忍依违。”(24)除了招商困难，反对创办招商局的也大有人在。光禄寺卿刘锡鸿坚信，中国轮船必不如洋轮船：一，洋船工料坚而驾驶熟；二，洋人重信，不如中国人狡诈，得钱则毁约；三，附洋船有损失，洋官能为之追赔，附中国船而失，中国官不能为之追赔。(25)他甚至对李鸿章称：“现惟以圣人柔远之道待之，体其然诺不苟之性，恤其受欺奸民愚直躁急之情，明白开谕，以禁约其非，平心察处，以解释其怨。”(26)李鸿章为平息各沙船商人的恐慌，甚至不得不向上海沙船会馆担保：“嗣后沙宁东卫各船统运江浙漕粮，以100万石为率，余则拨归(轮)运。”(27)尽管这种保证事后并未执行，但招商局在成立过程中所面临的阻力，可见一斑。
两江总督何璟是反对招商局最有力之人。他强调资本不易集，沙船主必不肯让，不仅对招商活动百般阻挠，还致函李鸿章，认为招商局多有窒碍，主张轮船招商局“从缓”兴办(28)。江苏是清代漕粮海运的主要承担者，作为江苏漕粮海运的主要负责人，强烈反对成立轮船招商局，并声称沙船主不肯相让，不难看出，所谓的沙船不足之类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由于何璟的反对一针见血，李鸿章极为恼火，适逢何璟丁忧离职，由李鸿章旧部张树声兼署两江。十一月十一日，李鸿章亲自给张树声写信：“与阁下从事近二十年，几见鄙人毅然必行之事，毫无把握，又几见毅然必行之事，阻于浮议者乎？”明确表示，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漕粮海运尚小，更主要的是为中国数千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29)。张树声回信予以支持，不仅同意拨给苏漕10万石，还决定将江北漕粮10万石也一并拨归招商局，这才解决了两江的阻力(30)。对于这一点，李鸿章事后还念念不忘：招商局运漕已有成议，但几为所阻，“幸浙省欣允，振轩制军(张树声)幡然解悟，或为官造轮船开此先路耳”(31)。
十二月十六日，“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32)。出于对招商局的扶植，李鸿章将轮运比例“初定沙八轮二，旋改沙六轮四”(33)；光绪三年(1877年)又奏准“嗣后苏浙海运漕米，须分四五成拨给招商局轮船承运，不得短少”(34)；二十六年(1900年)后，沙船无力承担海运，漕粮全部划归招商局。此外，招商局还多次承担赈粮运输工作，这与漕粮海运具有相似的性质，同样有利于招商局的发展。有人曾评价李鸿章与招商局的关系：“李氏对招商局之创始，固极费心思，而于其成立后之维护扶植，更各方设法，无微不至。当时之收买旗昌轮船与航行南洋、日本等处，实为我国航业上之光荣史绩，本期逐渐发展，以抵制外人而保主权之完整，孰意后日之招商局竟腐败不堪，吾人实无以对李文忠公于地下也”(35)。当为卓见。
综上所述，招商局之成立，主要是李鸿章等人借福州船政局讨论契机而推动成立，应当纳入洋务运动的整体战略的考虑范畴，它并非专门为解决漕粮海运船只的危机。在相当程度上，漕粮海运不过是洋务派官员手中的一种舆论工具，两者的关系不可本末倒置。
二、招商局成立初期沙船并非不敷
招商局是否为漕粮海运而设？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还可以通过招商局成立初期的运漕格局来寻找答案。时人曾言，沙船、卫船等传统木帆船最初专装豆饼等货，不愿装运漕米，“诚以贩运之利，厚于漕米之水脚”。以后轮船畅行，兼载豆饼，沙船失业，“屡求多装漕米”(36)。也就是说，漕粮海运虽然因招商局的创设而受益，但它却是以轮船对沙船等传统木帆船业生存空间的挤压为前提。
自招商局轮船参与运漕活动以来，沙船等传统木帆船运载能力过剩的问题就开始凸显，双方的矛盾白热化。轮船与沙船矛盾的激化，主要体现在争夺对江浙两省漕粮的运输。有人做过这样的描述：上海沙船，“盛时皆不愿装载粮米，及其衰也，则争先恐后，惟恐封船委员之挑剔矣”(37)。即如在招商局首次参加漕粮海运后，江浙沙宁船号商郁森盛等人即禀请，木帆船生计日蹙，惟存漕粮海运一线希望，要求朝廷能每年定量拨给漕粮100万石承运。江苏巡抚张树声认为，十二年的漕粮海运，江浙两省共拨招商局运输17万石，其余91万石漕粮，计用沙船312号，宁船125号，东卫等船94号。因在沪停泊待装之木帆船甚多，是以米数较前均减二三成受装，约计各船尚可添装米7万余石。此外还有未经派装之船140余号，约可装米20万石。本年江浙两省共有海运漕粮110余万石，应先尽沙船和宁船装载(38)。
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招商局迅速进行反击。朱其昂、盛宣怀、唐廷枢和徐润4人通过苏松太道沈秉成向张树声请愿，指出本年不但不能压缩轮运数额，反应加增。他们表示，虽然沙宁等船困苦凋敝，“恃运漕为养命之源”，但招商局创办伊始，也以运漕为立脚之基。本年江苏漕粮，连同采办、抵征米共65万石，应仍按“沙八轮二”的比例，即由沙宁船分运米52万石，轮船运米13万余石。也就是说，江苏应该较去年多派拨3万石(39)。
考虑到江北此次沪局所封雇沙船，坚固具揽者约可装米64万石，“即使将正漕全数派装，亦已有盈无绌”，署布政使应宝时、粮道英朴等人经过议商，决定沙卫等船将运载量一律折减，从中提出漕粮正米3万石和随同商船耗米2400石，全部拨归招商局。除此之外，本年江苏还有代为采买的粮食75000石和经剥等耗7556石25升，需要海运，均交由招商局承运，两者合计114956石25升(40)。这个数字和上年招商局承运米数基本持平。由此可见，轮、沙双方都作了让步。本年江苏漕粮海运的出运情况如下表：
浙江的海运情况也大致类似。此年浙江共起运漕粮正耗米35万余石，其中轮船承运10万石(41)，比例基本不变。联系到木帆船的过剩，显然不能认为，此时沙船等船只已经无法承担漕粮海运的任务。
招商局收购旗昌后，经济顿觉紧张。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二十四日，太常寺卿陈兰彬奏称：招商局成立以来，办有成效，三年使中国少流出银两1300余万，现在旗昌要出售给招商局，实中外大局之关键。为对招商局加以鼓励和扶植，他请求加拨江浙漕米(42)，清廷表示同意(43)。次年因商股有限，招商局进行改革，重新拟定章程，特意指出，有人称轮船运漕系夺沙船之利，不知从前河漕时，沙船并不运漕，获利仍厚；近来市面清淡，即使江浙漕米全归沙船，亦难补救。沙船运漕本系意外之事，“非若招商局船以运清为命脉”(44)。李鸿章则称，尽管朝廷多次要求江浙各省多拨漕粮，核计近年情况，浙省漕粮分拨商轮装运尚及四、五成，苏省漕数分拨不及二成。究其原因，“在疆臣公忠体国，本无成见，而承办漕务人员，往往自便私图，不肯加拨”。他要求自四年起，海运漕米必须四五成轮运，“不准再有短少”。而江西、湖北等省采办的漕粮，则多多益善(45)。这分明是招商局通过行政权力来强行侵占沙船的运漕份额。
光绪四年江苏共应交仓等米749924石(46)。因为这些年江苏所拨招商局的漕粮数一直较少，清廷特谕江苏：“著该督抚饬令粮道，嗣后务须分四五成拨给该局轮船运送，不得减少”(47)。在这种压力下，江苏只得决定：本届拨给招商局漕粮299400余石，相较总额，“已在四成以上”(48)。浙江应起运米377000余石，拟拨招商局承运200500余石，核计仍在五成以上(49)。以后，这一分配比例得到长时间维持。
光绪六年九月，上海沙船商船会馆曾向苏松太兵备道呈稿，重提李鸿章同治十一年的保证，即沙宁东卫各船统运江浙漕粮，以100万石为率，其余部分才拨归轮船运输。他们指出：近些年来，“无如轮船之运米数有加无已，商船之运米数有缩无盈”。上年沙船仅派装漕粮40余万石，与原批100万石之数，“渐不及半”(50)，要求多派装漕米。但从事后的运作来看，这种要求并没有得到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巡抚谭钟麟为承运四年分漕粮海运商人请奖，朝廷的朱批居然是：“近闻承办海运尽为轮船垄断，沙宁各船生计萧条，以后著将轮船运米若干、商船运米若干，分晰具奏。”(51)次年四月，当谭钟麟报告海运出运情况时，清廷也不忘提醒他：“江浙漕粮多半由轮船装运，轮船多一分则商船减一分，此一定不易之理也。该省所报米数，轮船起运者究有若干，著查明具奏，毋使商船向隅！”(52)可见清廷对于招商局的态度，已经出现偏离。
简言之，沙船业之衰退影响到漕粮海运虽为事实，但至少在招商局成立初年，沙船并非不敷，而是有所剩余。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成立招商局与漕粮海运的关系。
三、招商局运漕比例变化及收益分析
招商局承运的漕粮数额，在整个漕粮海运过程中占什么样的地位？这是正确评价招商局与晚清漕粮海运两者关系的重要基础。事实上，这个问题并非不言自明。通过档案等史料可知，在招商局承运的漕粮中，江西、湖南、湖北的采买漕粮(53)，全部由招商局承运，高达100％，属于垄断性质，地位自不待言。
江浙两省漕粮海运分配给招商局承运的比例，通过相关数据，可制出如下图：
江浙漕粮海运招商局承运比例示意图
说明：1.本示意图数据来源，均参见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附录1《招商局运漕数量统计表》及附录2《清代江浙漕粮海运数额表》。
2.光绪十一年因中法战争而曾由招商局雇用太古、怡和装江苏漕粮320935石，浙江漕粮211800石，应一并纳入轮船承运比例。光绪二十一年因中日战争，则全由招商局雇用洋轮承运。
由上图可知，除特殊年份外，招商局的运漕比例，基本上都保持着上升态势。这一比例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达到顶点，兹后的漕粮海运，就变成完全由招商局控制了。这表明，招商局在江浙两省乃至清代的漕粮海运过程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到最后完全排挤了沙船、卫船等传统木帆船的作用。这也正是李鸿章等人苦心经营招商局的结果。
另外，在江浙两省的漕粮海运过程中，浙江拨给招商局承运的比例，除个别时期外，都要高于江苏。这主要是因为晚清时期浙江的漕粮海运，均系在江苏境内展开，深受江苏当局的刁难，故乐意将海运交付招商局代办。(54)
当然，研究招商局与漕粮海运的关系，最重要的是需要分析出，招商局通过承运漕粮而获得的收益，在总体经营收入中占据什么样的比重。招商局承运漕粮的收入，在招商局中的总体地位有过多次变化。在招商局成立初期，漕粮海运成为支撑招商局的重要砝码。正是有了这种重要性，唐廷枢等人才会说：“运三月漕粮，将及一年费用，即使货物全被揽去，水脚全行放低，亦何不可相敌！”(55)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收益率在逐步减少，运漕收入的由盈转亏则出现于义和团运动时期。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因内河驳力太重，耗米多赔转无利益”(56)，招商局运漕，完全变成为亏本行为。当年漕运所收水脚，抵除船栈驳力各项用款，尚不敷银60300余两，余米变价则因津河浅驳偷漏愈多，所剩无几；加以二成免税注销，“自是运漕不及装货之利益，历年均属亏折”(57)。这种亏损一直持续到清王朝灭亡。比如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分别亏银88000余两、41000余两、88000余两和85000余两，而光绪三十一年的亏歉记录更是高达144000余两。统计清朝最后十三年的运漕活动，招商局一共亏银984800余两。正因为如此，招商局对于清王朝的灭亡，并没有抱太大的惋惜：“鼎革而后，运漕免除，自招商局方面观之，不可谓非少一漏卮也”(58)。
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与统计，可制成如下图：
运漕收益占招商局总收入比例示意图
说明：1.1886-1898年招商局水脚收入资料来源于《愚斋存稿》卷三《奏疏》。1899年以后来源于《交通史航政编》，第278页。运漕数及运漕收入资料来源，均参见拙著《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附录1《招商局运漕数量统计表》。
2.招商局从1873年7月至1874年7月统计第一年账略，而此时1873年的漕粮海运已经结束。1885年出售旗昌，水脚收入阙。1895年中日战争，漕粮全由招商局雇用洋商代运，招商局没有运漕收益。
由上图可知，其一，招商局通过运漕所获得收益，在整体经营活动中所占比例，除最初的四年外，其他年份均要小于20％，可见漕粮海运对于招商局前期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其二，光绪三年(1878年)以后，除个别年份外，招商局运漕所获收入，在整个经营活动中，一般都在9％至15％之间摇摆，虽然数量不大，但系一稳定的收入来源。其三，清朝灭亡之前，尽管招商局运漕收益因清廷的多次扣减而受到损失，此笔收益仍是招商局收入的重要部分，这主要因为清朝后期，招商局承运的漕粮在总量上有了较大的增加，使得相对数并不少。
有人曾言：“招商局成立之初，即以承运漕粮为首要业务，当其初年，运价较高，且业务受外商倾轧，全赖粮运以维危局。及至清末，营运成本渐高，内河驳力，损耗过重，而运价迄未增加，同时二成免税奉令注销，以致逐年积亏，达984800余两之巨。”(59)联系到上面的分析，可知此言不谬。
综上所述可知，招商局并非为漕粮海运所设，招商局成立初期沙船也并非不敷海运，在很大程度上，创立招商局是洋务派官员借漕粮海运之名兴办洋务实业，应该纳入洋务运动的整体战略考虑中。另一方面，漕粮海运是清廷扶植招商局这一新兴企业的有力方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招商局运漕数量逐步增加，这种重要性却在逐步降低。
注释:
①张庆枂：《中国航业史略》，见招商局档案：《本局恢复周年纪念刊稿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档”)，馆藏号：468—799。
②参见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徐元基：《海运漕粮对中国轮运业创立的作用问题》，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交通部财务会计局等编：《招商局会计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
③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下同类档案省略收藏单位)：《军机处录副奏折·洋务运动·船厂》，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闽浙总督左宗棠折。
④《上谕档》同治五年六月初三日。
⑤《军机处录副奏折·洋务运动·船厂》同治十年十月十四日，内阁学士宋晋折。
⑥《军机处录副奏折·洋务运动·船厂》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湖广总督李瀚章折。
⑦《军机处录副奏折·洋务运动·船厂》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一日，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折。
⑧《军机处录副奏折·洋务运动·船厂》同治十二年十一月(缺日)，恭亲王等奏。
⑨李鸿章：《覆王补帆中丞》，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见《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二。
⑩《江苏制造轮船》，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福州船厂(二)，第325页，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1957。
(11)《军机处录副奏折·洋务运动·船厂》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直隶总督李鸿章折。
(12)李鸿章：《覆曾相》，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见《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二。
(13)《汇报》，同治十三年九月初十日，1874年10月16日。
(14)Hao Yen-Ping，The Comprado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138.
(15)李鸿章：《覆王补帆中丞》，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见《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二。
(16)《总署收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文，附章程》，同治十一年七月十二日，见《海防档》，购买船炮(三)，第911—915页。
(17)《总署收李鸿章函，附轮船招商条规》，见《海防档》，购买船炮(三)，第928页。
(18)《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折。
(19)《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直隶总督李鸿章折。
(20)North China Herald，1873年91月20日.
(21)郑观应：《招商局股东大会演说词》，《盛世危言后编》卷十《船务》。据李鸿章说，李振玉系“底细不甚深知”，后因众论不洽而辞退，胡光墉则“畏洋商嫉忌，不肯入局”，所以李鸿章甚至想到通过粤商叶廷眷入局而吸引粤商(李鸿章：《覆孙竹堂观察》，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见《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二)。
(22)《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直隶总督李鸿章折。
(23)《总署收李鸿章函，附轮船招商条规》，见《海防档》，购买船炮(三)，第920—923页。
(24)李鸿章：《覆沈幼丹船政》，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三。
(25)刘锡鸿：《读郭廉使论时事书偶笔》，见《刘光禄遗稿》卷二。
(26)刘锡鸿：《再致李伯相书》，光绪元年六月二十七日，见《刘光禄遗稿》卷二。
(27)《商船会馆公禀苏松太兵备道稿》，光绪六年九月十一日，《申报》1880年10月14日。
(28)《总署收署南洋大臣何璟文》，同治十一年六月十八日，见《海防档》，机器局，第95页。
(29)李鸿章：《覆张振轩制军》，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二。
(30)《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署两江总督张树声折。对于江北欲行海运的打算，刚刚成立的招商局极为动心。朱其昂向张树声禀请，招商局现有轮船3艘，每月运漕2次，每次装米3万余石，自正月至六月共可运米30余万石。江浙已经答应拨给招商局20万石漕粮，尚有10余万石可装，合之江北起运米数相符，“不致临时贻误”。张树声表示同意，不料朱其昂因购船之事出现周折，担心赶办不及，特向李鸿章求情，要求将此106800余石漕粮退回。结果江北漕粮只得恢复河运。张树声对此极为愤怒，甚至怀疑招商局有无能力承运江浙的20万石漕粮。[参见《招商局档案》，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署理两江总督张批，转引自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1840-1895)》，第791页。张恩骏在编写招商局大事记时称，“直督、苏抚奏拨漕米30万石，交由本局承运”，此不过系朱其昂等人最初所讨论的由招商局承运数字，而非最终招商局承运的数字，见张恩骏编：《本局编年纪事·第一年》，《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1947年12月，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正因为如此，李鸿章才会说：“现仅分运苏浙漕米，岁20万石，沾润较少”(《覆刘仲良方伯》，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见《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三)，但这是不能埋怨别人的。
(31)李鸿章：《覆孙竹堂观察》，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见《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二。
(32)《招商局之沿革及任务概述》，招商局档案：《本局恢复周年纪念刊稿卷》，二档馆藏号：468—799，又见于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航政编》，第142页，上海民智书局，1931年7月版。但也有报道称，招商局是在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开局，“是日在沪官宪及候补人员，齐至局中贺喜而在法国租界永安街中”，见《教会机关报》，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笔者以为，此记录当以前者所记为准。
(33)吴馨等修：《上海县续志》卷七，民国七年刊本。
(34)《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等折。
(35)刘殿庚：《李鸿章之经济建设》，燕京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学士论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第18页，1937年6月。
(36)《字林沪报》，光绪十三年五月初三日，1887年6月23日。
(37)《字林沪报》，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84年1月25日。
(38)考虑到招商局在十二年江北漕粮运输上的反映，张树声的回覆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参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署两江总督张树声折。
(39)沈秉成：《苏松太道转移招商局禀请添拨粮米装运轮船》，见《重订江苏海运全案新编》卷三《奏咨事宜》。
(40)应宝时等：《司道详派拨招商局轮船承运米数》，见《重订江苏海运全案新编》卷三《奏咨事宜》。
(41)《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浙江巡抚杨昌濬折。
(42)《军机处录副奏折·洋务运动·招商局》光绪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太常寺卿陈兰彬折。
(43)《上谕档》光绪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44)《招商局档案》复印件，光绪三年，江海关刘道筹议招商局变通调剂章程，见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1840-1895)》，第9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45)李鸿章：《论维持招商局》，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见《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七。按，朱其昂等人意见原文为：“就现在局势而论，即使生意可保，而欠项累累，年复一年，终恐支拄万难。且当洋商争挤之日，既须外揽生意，再加内筹垫款获利，固无把握，归本更无定期。万一海防复有衅端，他类又夏力来争，业如许公款，诚虑日久拖延，再四筹思，与其缴官中有限之利，糜官中无限之款，莫若暂时缓缴息银以资培养，拟请宽予三五年之限，舒其元气，然后由局先将官本分数年提还，俟公款缴完之后，或将积息长存，官商一体，利害共之，或由局如何分年补缴，似此稍为变通，官款固有归本之日，承领者亦不至贻累无穷。且洋人见我无掣肘之忧，或不拼命相拒，局员可专心经营，商般不致踟蹰，亦必接踵相继，倘再仿照日本自制轮船办法，沿江沿海各处均准局船揽载，不必限定通商口岸，并请加拨各省漕粮，诚属护持大局攸关、富强之要著”(李鸿章：《论维持招商局·附轮船招商局公议节略》，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见《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七)。
(46)《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两江总督沈葆桢等折。
(47)《上谕档》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48)《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两江总督沈葆桢等折。
(49)《军机处录副奏折·洋务运动·招商局》光绪四年正月初八日(朱批时间)，浙江巡抚梅启照折。
(50)《商船会馆公禀苏松太兵备道稿》，《申报》，光绪六年九月十一日，1880年10月14日。
(51)《朱批奏折》光绪六年十二月初十日，浙江巡抚谭钟麟折。
(52)《朱批奏折》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浙江巡抚谭钟麟折。
(53)这几省的采买数额，参见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上海书店，2005年)附录1《招商局漕运数量统计表》。
(54)关于江苏与浙江两省在漕粮海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容另文再叙。
(55)唐廷枢、徐润：《论轮船招商局事宜及现办情形》，招商局档案：《招商局章程规条等及开办十年来账略》，二档馆藏号：468(2)—325。
(56)《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下)》，第68—69页。
(57)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航政编》，第265页。
(58)《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下)》，第68—69页。
(59)《招商局之沿革及任务概述》，见招商局档案：《本局恢复周年纪念刊稿卷》，二档馆藏号：46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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