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以中国期刊网篇名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献为分析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文献论文,篇名论文,统计分析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献的总体分析
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现状纷繁庞杂、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本文以中国期刊网中篇名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献为统计分析对象，探讨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现状与不足。中国期刊网几乎收集了建国以来具有正式刊号的学术刊物所发表的学术文章。本文以篇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精确搜索，截止2008年底，共计1972篇文章。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一些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无关的介绍性文章以及少数一稿多发的文章，但并不影响研究文献的分析走向。
从图表中我们不难看出，二十多年来，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总体处于上升态势，前十年是不冷不热，后十多年则是稳中猛进，特别是2007年和2008年。在这些年份，有几个年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章数量特别醒目，分别是1993年、1998年、2001年、2003年、2007年。这与这些年份国内政治气候和学术界主流思想研究有关。1993年的文章数量是15篇，超过以往总和的13篇，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这一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国学术界掀起了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的高潮。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和开拓者，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集大成者。所以，毛泽东的研究就少不了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98年，中共中央发出全党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自此，全国掀起了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热潮。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学习研究邓小平理论自然要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2001年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与概括。2003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增多的原因是中央关于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通知以及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所引发的学界对其研究的热潮。2007年学术界更多地关注党的十七大，其中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热点，这导致2007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章翻倍增长的主要原因。此外，2004年中央十六号文件规定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学界开始展开热论。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下发文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下的二级学科成为事实。自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了学术界研究的常态。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献的具体分析
近年来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的研究，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历史规律、历史贡献、重要成果、途径方法等；二是重要历史人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如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研究，如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四是各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如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土地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互动关系研究，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文化、马克思主义中
虽说表格中所展示的关键词汇是以篇名中所含词语为考察的，但基本能反映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历史贡献和最新成果研究的总体状况。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研究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进行了界定。他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他的种种表述清楚细致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关于谁是第一次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学界也有文章讨论。如肖东波在《党的文献》上发表了《延安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探讨》一文，认为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但程中原则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也在《党的文献》上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第一次提出》一文中认为是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命题，而不是“中国化”。但最后程中原认为，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于这个讨论学界最终达成一致，就是毛泽东是提出和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理由是1930年毛的《反对本本主义》就开始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的观点，认为这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思了。
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称谓及意思表述，龚育之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语言上更加简洁通俗的表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则是在学理上更加精确细致的表述。两种表述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3]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4]“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5]对于这种提法的改变，与当时苏联反对紧密有关。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或历史进程的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为篇名的文章就达111篇，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马克思主义历史进程的研究主要是在于其历史起点、历史发展、历史阶段及理论形态等角度来分析。学术界专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研究最早的要算是杨奎松1991年在《近代史研究》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指出：“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必然是一种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同时又认为，“自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开始了”[6]，他主要从俄国革命经验、共产国际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角度来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发展历程，一直到毛泽东思想最终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最高指导思想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达到了它的基本目的了。也就是说杨奎松所写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只写到了毛泽东思想确立止，至于建国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则没有论及。鲁振祥主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出发，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应用、解读的历史，从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意义、进程、成果、规律和经验的理解。[7]这些文章都是比较细致全面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起点上，雷国珍认为，五四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起点，李大钊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第一人。[8]也有人认为最早提出的人是毛泽东，他们用毛泽东1930年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以及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为例。学界目前基本达成共识，都认为五四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次飞跃，很多人认为是两次，如石仲泉认为，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探索出两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9]当然，也有人不同意两次飞跃论，认为是四次，即每一次飞跃就形成一种理论思想，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的论述文章有很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总结。基本上得出了一致的观点，那就是：一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二是一切从国情实际出发；三是马克思主义要不断创新；四是群众路线群众观点；五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即也就是从理论前提、实践基础、必要条件、必由之路和重要保证这五个方面来总结的。如石仲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概括为五点：第一，真正了解中国实际，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第二，继承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形式，形成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第三，坚持世界眼光，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第四，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第五，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反对错误倾向，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实现理论创新。同时，在搜索专门论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的文章里面，还有很多论述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的论述。这些论述的基本经验都超不出以上的五点内容。不足的是对于中国化过程中挫折和失败的经验论述不多。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基本经验研究几乎空白。
而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的研究和探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很多是雷同的。如包心鉴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坚持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探索客观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力源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10]从他总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我们可以发现与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几乎差不多。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研究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研究，更多地体现在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的研究上。也即是对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或理论形态主要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次飞跃。目前学界有各种观点，有的认为有两次飞跃，主要指的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次飞跃，其理由主要就是其后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一样，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系列，所以谈不上飞跃。而有的学者则认为有四次飞跃，他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四个理论形态作为四次飞跃的理由。除了这四个理论形态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成果。在本文考察的文本中，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和谐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篇名的文章就有六十多篇。图表中给我们展示了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中之重。用这些理论形态为篇名的就达二百多篇，还不包括许多文中论述的。而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研究则成了学术界研究和追捧的热点。最近学术界则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热潮。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理论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11]其实这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研究更加概括、更为整体性的研究。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关键历史人物
关键历史人物和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推动力量。毛泽东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焦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提出者，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大成者。学界对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很多，仅篇名二次搜索中含毛泽东字样的文章就有196篇，还不计其它文章中涉及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如涉及关键词毛泽东是二次搜索的篇数达1000多篇，由此可见，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回避的，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焦点。同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作出贡献的重要人物都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对象。除了毛泽东，另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当代化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历史人物就是邓小平了。是邓小平结束了思想混乱年代，树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权威，同时通过自己亲身实践，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再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发展、应用不能忽视的党的重要代表人物的研究也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热点，如对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闻天、瞿秋白等研究都有许多文章，特别是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专门文章就有17篇之多。关于当代重要领导人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就是江泽民与胡锦涛了，近期的文章一直在不断增加，并有继续增多的趋势。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关于中共党内重要领导人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的论文中专门去写某个人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如下表所示。而另一用关键词的二次搜索的重要领导人物主要是想展现下，一直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献里面的关键词中有某个重要领导人物，说明了此论文的也大量研究了这些人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或贡献等。
同时，就中共重要领导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他们的重要著述也是研究的一个方面。如对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来说，其部分著作也是研究的关键。对《矛盾论》、《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等著述的研究是专门从某一方面来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作用或意义等。下表所示的就是在这些文献里面，专门写某一著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五化”问题特别是自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2]以后，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成果日渐趋多，很多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就这8篇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之间的研究全部出现在2008年。而对与民族化、时代化、具体化以及当代化的研究数量要明显少于大众化，且一直是个老话题。
（七）关于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状况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基本上每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论文都有了，只是分布上不均匀。其实，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分布在延安时期或抗日战争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而在五四及建党时期，很多学者并不认为这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于毛泽东在1930年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否认李大钊提出的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解决中国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学术界通过争论现在基本认同了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提出者。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章主要是写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以及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建党期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曲折发展的，所以专门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的开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开始，所以此时专门研究的文章有很多，直至抗战结束。解放战争及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又相对减少，此时，党和国家更多地关注人民的解放、国家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随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门研究的文章才开始增多。文革时期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薄弱环节，这两篇专门研究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章一篇是讲研究要坚持什么样的原则和注意什么，另一篇是讲要总结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具体研究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容的却不多见。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献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思考
透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历史条件、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历史规律、重要成果以及三代领导核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各个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等。说是集中，其实是局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论文数量很多，但其研究的领域或方向大都局限在上面所提的几个领域，很少有另辟蹊径从不同领域不同视角不同方法来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二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自成立起到现在，其学科体系建设止步不前，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意义探索的成果不多。这种现象是很不正常的。一个学科，起码要有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意义、研究任务等，更为重要的是学科要有自己的学科历史以及学术史的研究。虽然最近几年学术界对此有所认识，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和标准，更多的是探讨。
作为一门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中国，它应是国际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它应有自己的一系列自己的独特研究成果，并有一整套自己的教材。不能仅仅跟随政治发展而“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一个表现，那么马克思主义苏联化、马克思主义朝鲜化、马克思主义古巴化、马克思主义越南化以及东欧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研究都应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体系里面。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化的研究成果。同样，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尽管学界有人提出且很多人随之呐喊，但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是如何“化”、怎么样“化”以及“化”成什么样子的专门研究的学术成果至今没见到。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能同日而语。如果认为二者等同的则是错误的，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是具有普适性的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一种理论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化”，而是“两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13]。因此，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同时进行的。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来说，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研究更具历史和现实意义，而此项研究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由此我们得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个视野很宽、领域很大的一门研究学科，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的研究。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来源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对于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国内学界也一直没有最终研究成果，有的也只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如杨奎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谈到了这些问题。陶德麟也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14]，但他就是为了证明这个“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就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来源问题进行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是马恩学说、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还是一种谋略？或者说其根本就是中国自己的东西，只不过加了一件外衣而已。对于这个问题，国外学者作出了一系列回答。如澳大利亚的尼克·莱特认为：“要力图寻找毛泽东思想的来源，需要对不同原因的可能性进行探讨，在毛思想中拥有不同渊源的不同理论，以及在不同时间条件下对其理论不同程度的相对影响。”他得出：“毛思想主要是欧洲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主流与自己本国漫长的哲学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15]。他从苏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分析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来源问题，可以说尼克·莱特分析的很客观，并得出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苏联哲学的依赖，这也是我们中国学术界一直在反思的问题。而另一西方学者施拉姆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多的是一种策略。他认为：“中国化的概念是一种象征，面对共产国际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它伸张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因此，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是党内斗争的一种武器，而且可以作为一种口号，在民族危急关头用来迎合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就毛泽东而言，它还反映出一种发自内心的信念，即归根到底，一种源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如果不能适应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精神状态而作出改变，就不可能在中国的环境中发挥作用。”[16]他提出的观点很激进，虽然得不到认同，但他的论证方法令国内学者钦佩。话又说回来，对于这个“马克思主义”如何能“化”中国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学者想要探究和回答的问题，可是最近的各种研究成果还没能从根本上回答这样的问题。只有把这个“马克思主义”来源先搞清楚，知道它的来源地，它的发展历史，就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国情作出比较，就能找出如何能“化”中国的答案。
（三）关于“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思考
虽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异彩纷呈的，但给人感觉却很凌乱，如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阶段的研究力度不够，缺少早期发展的逻辑线索，对于“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还很薄弱，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出现断层状态，从而不能清晰完整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脉络进行梳理。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用一条主线、一个主题、一以贯之下去呢？这一直是学术界的思考，由于受到政治发展的影响，人为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成几个部分来研究，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思路不明晰，主题很多，没有一个主线，给人感觉是一块一块的以及一段一段似的。虽然有人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分为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但学术界就一直没有使之分清，政治与学术一直相混淆着。正如许全兴所说，“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已取得重大历史性成果，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明显滞后，亟待加强”[17]。其实，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更多地是来自政治的影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研究紧跟政治发展步伐所致。虽然学术研究很多是要受到政治的影响，但是学术是无禁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也必须要突破人们固有的观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文革”时期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的一个禁区，多年来，国内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成果少之又少。相反的是，国外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倒是一枝独秀。这种局面导致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断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传入中国起，从李大钊开始提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时，便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期间，经过了建党时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及现在，虽说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各个时期的特征，所取得的成果也不尽相同，但历史发展是一以贯之的，因此，各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也必须连贯起来，不能人为地分开。然则，有趣的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嘎然而止了，跳过了文革，而进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吃东西的时候突然把东西卡在喉咙之中咽不下去似的。其实，文化大革命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发动的，那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成了革命的象征符号，学习马克思主义成立人们学习生活的首要任务，大街小巷、广播报纸到处充斥着马克思主义的字样。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各种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18]。这期间虽说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创新成果，但是，其经验教训就是最好的“成果”，就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没有这样的经验教训估计也没有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此外，此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化却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就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沈传宝认为，这一时期，尽管在总体上、在指导思想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严重倒退，但是也有大批党员干部和群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所有这一切，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飞跃，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作了各种准备。[19]总之，加强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同时也是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连贯性和完整性研究的一种需要。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的思考
多年来，各种方法各种视角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广泛探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思考。但就其研究方法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却没得到很好的回答。因此，要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视野和范围。运用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心理学、史学等学科研究方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推向新境界。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中的问题主要是比较研究方法的缺失、宏观整体研究多，微观个案研究少。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是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首要任务。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比较研究方法的思考
纷纭庞杂的社会现象，如不经过比较，无法看出每一种现象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历史的变动性将不可见，古今的融合，中外的沟通，也不可能。毛泽东曾经提出中共党史研究方法是“古今中外法”，这其实就存在着比较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之一。然而，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比较研究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有的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等之间的比较研究。其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研究还存在着非常大的空间，有很多新的研究领域等待着开发。
首先，关于其它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研究不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中国化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2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这一国际大背景下进行的，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进行比较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的拓展，是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需要。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恩学说、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比较研究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需进一步理清和研究的领域。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定要弄清楚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思想，只有弄清楚这个问题，才能去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否则，很难进行一些实质性的问题研究。而弄清楚这些问题，很多需要比较研究方法。
第三，对各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研究、不同历史事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研究等，并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如延安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研究、土地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研究、长征、中共八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研究等到现在还没有人就此进行系统研究。
第四，对于近现代的社会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近代各种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全球化等比较研究也必须要进行。目前，学界已开始注意到这些比较研究，并正在陆续开展。
正是由于这些比较研究没有得到很好的展开，局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研究，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是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微观个案研究问题的反思
宏观整体研究多，微观个案研究少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一直沿用着历史中心主义的研究方法，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展开，从而在枝节方面研究或微观个案研究未得到重视。从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的成果来看，个案研究成果较少，宏观整体研究的成果多。对于微观个案研究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有了宏观没有微观就会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空洞无物。缺乏微观的分析和论证，宏观的审视也就失去了支撑。[21]近年来，微观的个案研究也开始多了起来，如陈金龙提出的中共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和个案。近现代的各种思潮如民粹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进化论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过程中未被重视个案研究。“民粹主义因素、道德主义因素和实用主义因素的渗入，似乎是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中最值得重视的几个特征。它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选择、判断、接受、运用中，亦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22]此外，近现代的各次论战如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性质论战、社会史论战等，各类党报党刊报刊等等都可作为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个案。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国民党人的态度、民众的心理、社会的舆论等都是研究的不同角度和个案。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文献资料合理运用的思考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以及重要领导人的文章讲话的引用很是普遍。还没写两句话就去引用文献资料，好像没有重要领导人的讲话或语句，所写的都是空的似的，所以每一句话都会寻找文献资料来做论证，由此认为，有重要文献作论证是不能被反驳的且是正确的。甚至有的人在写文章之前，把各种文献资料中认为有用的话语摘抄下来，最后再用自己的语句把它们连贯起来，这样就成了一篇文章了。这属于典型的投机取巧行为。如果抱有这样的心态，那么所写的文章也没有任何学术价值，有这个文献存在就已足够了。对于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应是合理的且是有学术价值的，而不是简单的罗列。文献法要求我们发现并找出有价值的资料，归纳总结出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用历史文献资料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写作过程中一定要避免使用简单的文献资料罗列，要用资料来分析证明观点的正确性，而不是用观点来证明资料；要挖掘资料搜集资料，而不是用观点来寻找资料。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文献资料运用切莫投机取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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