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新情况与新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新问题论文,情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全球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和进入“黄金时代”的光明前景令人兴奋，东亚金融危机及世界经济潜在的不确定性则使人不安。其对正在进一步与世界市场接轨的中国经济必将产生影响。本文就此谈谈粗浅看法。
一、经济成长：动力依然强劲，增长面进一步拓宽。1997年，世界经济总体运行良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1997 年的世界经济在低通胀的情况下，实现了4.1%的较高增长率，是90 年代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各种类型、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全面成长，经济的增长中心日趋多元化：发达国家实现低通胀下的适度增长，美国加快向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新经济”转变，欧盟正在迎接“强劲的复苏”，日本试图通过深层次结构调整摆脱经济困境。发展中国家仍保持了相对的速度优势，转型国家实现了正增长，亚非拉三大洲经济增速差距缩小。
金融危机使一直跑在前头的东亚经济发展速度降了下来，给世界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并可能使全球经济增速在今后1—2年内放慢到3.5%左右。这属于局部调整中的减缓，而非衰退中的滑坡。世界经济总体发展依然看好。
首先，美欧经济走强，对世界经济的“龙头”作用凸显。作为世界经济最大的“火车头”的美国经济自1991年3月复苏以来， 已持续扩张82个月，成为战后第三个最长的增长期。1992—1997年间GDP 的实际年均增长达2.8%，今年仍有望保持2.5%的“理想增长率”。美国经济已表现出一些鲜明的“新经济”特征：周期性明显淡化，扩张期延长，失业率和通胀率同时下降，产业高度技术化，社会高度信息化，经济高度全球化。欧盟通胀率、财政赤字和利率普遍降低，宏观形势稳定，企业竞争力增强，外贸活跃，内需趋旺，企业投资逐年增加。 1997 年欧盟15国经济进入“快车道”，经济增长由上年的1.8%增到2.6%，今明两年将上升到3%左右。1999年欧洲单一货币欧元如期启动后， 欧盟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影响和作用会明显加强。
其次，调整中的东亚经济，有着巨大的潜力。虽因金融危机的冲击，199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由上年的7.5 %下降到6.8 %， 1998年将进一步降到5.7%，1999年可能略升到6%以上，但各国的经济基础并未严重破坏，高储畜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区域内产业结构转换链、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关系密切等有利因素依然存在。如果调整顺利，下世纪初的东亚经济将更具活力、更有效率。
第三，从中期前景看，走出低迷的日本经济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能量。日本经济、金融和科技实力雄厚，具备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虽然其经济积弊甚重，4年多的缓慢爬升，局面依旧，1997 年的增长率又由1996年的3.5%降到0.8%，1998年可能回弹到1.5%左右， 但日经济在解决结构失调和体制滞后问题后，最终会结束徘徊转入正常轨道。
当前，各国政府都把保持低通胀作为宏观政策的主要目标，利率普遍较低，经济大环境稳定，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健康。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已成为首选目标。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使信息产业成为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和经济增长源，加快了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步伐，推动了世界经济从总量型增长转向效益型增长。因此，在未来几年中，世界经济将持续稳定发展，繁荣期可望持续到21世纪初。
二、东亚模式：转型正在深化，创新潜力巨大。东亚金融危机虽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严峻挑战，政府与企业的紧密关系酿成了难以下咽的苦果，但东亚经济不会发生象东欧那样的“休克”和“虚脱”，或者象西方一些人说的“突然死亡”。理由是：
冷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范围的市场经济体制构筑时代，明显带有特殊环境烙印的东亚模式，也必然随之调整。由于调整的涉及面广、难度大，其意义也不亚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东亚模式尽管被一些西方人士视为异端，但仍不失为一种市场模式，并且具备容纳变革和自我完善的巨大潜力。
危机本身孕育着转机。从某种意义上讲，东亚经济内在矛盾在新世纪到来前暴露出来，更有利于这些国家扬长避短，谋求新的发展。目前，有关国家正在总结此次危机的经验教训，如保持合理的外资、外债的结构，正确处理政府的有效监督与银行系统的独立运作的关系，及时改革金融体制等，并与国际贷币基金组织合理协调，切实进行深刻的结构改革、战略调整和制度创新。它将给东亚地区彻底摆脱不适应冷战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原有体制，寻找新的、更有效的发展方式提供良机。
东亚经济高速增长已持续20—30年，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发展基础相对牢固。西方大公司仍看好亚洲这个“最有希望”的市场。现在，该地区仍是世界经济中的高增长极。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继续保持高速发展。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受冲击大，但恢复情况较好，危机期间仍保持了4—5%的增长率。陷入危机中的泰国和韩国，也未像墨西哥那样出现负增长。据测算，即使经济最困难的今年， 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最高的地区， GDP增长率将高出全球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高出0.8个百分点。
三、市场开放：服务贸易谈判取得突破，贸易自由化进入新阶段。1997年，国际贸易有较大发展。据IMF测算，全球贸易总额达到67470亿美元，增幅达7.3%；预计今后数年内仍将以高出GDP2—3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其中服务贸易的增长又将高出商品贸易1—2个百分点。在贸易格局上，发达国家继续占据垄断地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63.2%，并占了服务贸易和技术出口的92%。控制全球贸易额一半的跨国公司，其母公司有2／3来自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商品出口的68.25%也销往发达国家。但是， 发展中国家在推动世界贸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新的增长源。据WTO预测，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成为推动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到2020年其贸易额将超过世界贸易总额的一半。
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迅猛。1997年，贸易自由化领域拓宽，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加快。在WTO的主持下， 先后达成了全球基础电信协议、信息技术协议和金融服务协议，将开放的覆盖面拓宽到服务贸易的三大领域。其特点是：范围广，三大行业90%以上的业务领域对外开放；涉及的金额高，目前的基础电信与信息技术两类产品的总值相加，约为1万亿美元，已相当于全球农产品、汽车和纺织品贸易额的总和； 开放速度快，计划大体在今后3年内完成， 发展中国家的期限可适当推迟但不晚于2005年；参加成员多，基础电信协议的签约方有68个，信息技术协议成员为40个，金融服务协议的签约和承诺方多达102个。 这标志着全球贸易自由化正在由货物贸易向极富潜力的服务贸易扩展。
贸易自由化加速了商品、服务、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在全世界自由流动，使资源配置更趋合理，国际分工更加深化。1997年尽管金融不稳定，且东亚区内不乏收缩的呼声，但APEC各成员领导人重申了加速开放的政治决心，并同意在9个部门提前实现贸易自由化， 东盟自由贸易区还加快了速度，表明各方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不可逆转性达成了共识。电信、信息技术和金融服务协议的签署，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好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市场和信息的机会，有助于它们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它们尽管在服务领域底子薄，竞争力低，且市场不成熟，法律和监管机制不完善，开放服务领域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难度和风险大，但都认识到金融市场全球化是发展趋势，惟有开放、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才是明智的选择，因而大多宣布或承诺加入WTO 金融服务协议。
四、知识经济：跨世纪发展思路明晰，科技和管理至关重要。知识经济一般被定义为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上的经济，它包括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所有知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科学技术、管理和行为科学。据估计，经合组织主要成员国GDP 的一半以上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特别是利用知识的能力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997年是美国的“新经济年”，知识经济格外受人瞩目。
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是知识社会的两大支柱。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科技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信息革命突破了速度、重量、边界等概念，特别是信息高速公路缩短了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使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和各国经济的宏观协调成为现实，多媒体技术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1997年的一连串重大科技进步，从“多莉羊”带来的“克隆旋风”，“索杰纳”的火星行走，“深蓝”打败卡斯帕罗夫，到动力线的信息传输技术，迅速升级换代的电脑芯片等，象是在集中展示下一世纪的主导产业群。生物技术、信息、新材料、新能源技术和空间、海洋、激光和自动化技术等领域的重大突破，正在把全球的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影响并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流通、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
发达国家掌握着全世界80%以上的研究开发活动，是知识生产、使用的大本营并在前沿科技和高技术领域突飞猛进。美国率先步入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新经济时代”，使我们感受到世纪之交世界经济、社会和科技迅速发展的强烈震撼与巨大压力。众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还处在工业化进程之中，面临着双重转变的重任，如何发挥后发效应、乘势而上是个亟待解决的难题。1997年的种种变化也使我们看到了知识经济的巨大力量，更加明确下一世纪经济发展的方向和为之准备的思路。在中国迈向可持续发展的征途上，不存在“条条大路通罗马”，只有走知识经济的路子，用知识的投入替代物质的投入，才能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唯有依靠科技，依靠人才，重教育、抓质量、求效益，才能真正转变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先进的技术、工艺必须同科学的管理结合在一起，才能变为现实的生产力。现代企业管理属于知识密集型的劳动，知识劳动能否有效地转化为知识生产并促进知识产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管理水平，依靠企业家对各种生产要素的创造性组织。日本经济发展历史证明，日式企业管理对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人甚至将“企业主义”称为日本经济发展力量的源泉。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企业之所以竞争力增强，与它顺应信息革命的潮流，以信息化为核心对企业大改组，采取更为灵活的经营管理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向知识经济转变首当其冲的是市场经济的细胞——企业，这在采取渐进式改革的中国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制度的变革正在展开、效应尚未显现时，组织管理方式变革的意义特别重大。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跟上工业化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变的步伐，改变和完善管理经营机制，使之更适应生产工艺、生产模式和市场的变化，适应获取、处理和使用信息的客观要求。
五、竞争态势：美国持续走强，发展中大国崛起。随着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主要大国和区域集团的经济力量处于新的消长期。从发达国家看，美国得益于高科技和竞争力优势，大有将此轮增长周期带入下世纪之势，其相对衰落的势头有所扭转，“一超”的经济优势得到巩固。欧盟的经济、贸易规模已超过美国，随着经济货币联盟的建立，其国际金融地位和经济实力将进一步增强。日本仍处于结构调整阶段，经济复苏乏力，与美欧经济的普遍走高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发展态势可能会持续到本世纪末。从发展中国家看，虽然这两年东亚地区的增长有所放慢，但拉美、非洲和转型经济上升，“南快北慢”的大势会继续保持。从现在到2010年，发展中国家仍将以高于发达国家约3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进入经济快车道的发展中国家会增多， 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合作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大。特别是以中国、印度、巴西、印尼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形成新的力量群，在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影响力明显增强。总的经济力量对比正朝着相对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转变，世界经济格局将缓慢地重新界定。
与此相应，1997年争夺经济主导权的斗争全面展开。东亚经济的波动，使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力量格局发生有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国成了最大的战略受益者。美国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中的主导权得到“尊重”，同时捞取了更多鼓吹“美国世纪”和“美国模式”的资本，并在一直由日本占强势的东亚地区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不很费事地就打掉了日本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计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南亚危机初期，美国采取了与处理墨西哥金融危机时截然不同的态度，袖手旁观。它除了出于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考虑外，也有借机杀一下东亚国家锐气之意，以使其接受IMF和美国的要求，开放市场， 遵守由美国主导制订的“国际规则”。
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轨迹说明，经济强国的衰落进程是缓慢的、曲折的，弱小国家的强盛要经过长期努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差距在缩小，但在质量与效益上的追赶势头还远不及总量追赶那么强。由于知识在国家实力较量中的重要性日趋上升，只有那些善于收集、处理和交流信息，善于创造新知识并把新知识转化成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国家，才能在未来的世纪中取得世界优势的地位。欧洲要通过科技发展来“创造欧洲的明天”，美国科技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日本的科技方针由“模仿改良型”转向“独创开发型”，都很能说明问题。正因为知识成分增大，各国间原有的一些有形摩擦，如商品贸易的摩擦，正在转向无形摩擦，包括边界内的政策、制度以及知识产权和智力的摩擦。
六、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深化改革任重道远。中国经济初步实现了低通胀与高速度的结合。1997年，GDP增长8.8%，而商品零售价格仅比上年上涨0.8%，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8%。中国第一次走出要么“高速度+高通胀”，要么“低通胀+低速度”的两难困境。加上原先的短缺型计划经济变成“买方市场”，粮食、棉花等战略物资储备和外汇保持充裕，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坚实，回旋余地大。
在新的一年里，国内亟待解决的经济问题很多，如农业基础薄弱，重复建设，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大中型国有企业亏损大、下岗人员多，质量效益欠佳，政府机构臃肿低效，外国投资滑坡等等。同时，虽然中国受金融风暴影响不大，但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东南亚国家的银行巨额呆帐、金融管理混乱、经济结构缺陷和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更为严重。国有企业改革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更令人关注，国际金融界甚至认为这是决定中国银行体系是否有希望的关键。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中国政府将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通胀不反弹。世界范围的低通胀形势，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较有利的外部环境。为了应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新年伊始，中国实施了新的外资优惠政策，进一步落实出口退税政策并提高某些产业的出口退税率，以鼓励投资、鼓励出口。为了刺激内需，政府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巩固建筑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尤其是推进居民住宅建设。今年，预计政府还会大力进行反腐败和政府机构改革，以适应中共“十五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要求。
展望未来，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国家的信誉，民众的心理承受力，大量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以及建立中的国际金融合作机制，都是有助于缓解金融矛盾的积极因素。特别是最高领导人对控制经济大局、保持金融稳定，以及在三年内改变大部分大中型国有亏损企业局面表现出自信心，对坚定市场信心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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