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日观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见论文,对日论文,观之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4)03-0103-08
研究孙中山对日观的重要意义
孙中山在领导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曾经到过亚洲、北美和欧洲的不少国家，而与日本的关系最为密切。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神户到1924年底最后一次访日，进入日本国土共16次，累计居留时间达8年零10个月之久。换言之，在孙中山的三十年革命生涯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日本度过的。日本多次成为他的政治避难地和起义指挥所，成为他在海外最重要的活动基地，不少日本人也曾对他的革命事业给予各种支持和帮助。因此，孙中山对日本怀有一种特殊感情，他多次声称日本为其“第二故乡”、中国与日本为“兄弟之邦”是毫不奇怪的。
孙中山是一位革命领袖，与日本又有如此密切的历史因缘，故必然会十分重视日本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在他羁留日本、与日本发生关系的年代，正值日本在东方崛起之时，并且同时扮演着西方叛逆者和东方新侵略者的双重角色。而他所结交的众多日本人，也有各不相同的政治背景和可资借助的力量。因此，他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发展阶段都对日本有所企求和寄望，并产生种种相应的看法。所谓孙中山对日观，指的就是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约三十年间，孙中山从领导中国革命的立场出发，对日本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对日本国家、人民和政府所持的观点、所作的评价以及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孙中山的对日观，是其政治学说和外交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指出，研究孙中山的对日观，对于了解孙中山思想、孙中山与日本关系以及近代中国革命进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也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关于孙中山的对日观，中日两国学者都曾作过大量研究，发表了不少富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其中也存在一些意见分歧，则可能是研究的方法、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致。下面就此谈一点粗浅看法，并联系几个争议较大的事例作一些考察。
从战略与战术的关系出发来研究孙中山对日观
如果忽略孙中山的整体革命观，而仅仅就他的对日观尤其是某时某地的某一思想表现“就事论事”地观察，便很可能产生立论偏颇的弊端，或对客观存在的事实易于采取怀疑态度。因此，有必要从战略与战术关系的角度加以考察。革命和战争一样，在实践中都存在着如何处理战略目标与战术手段、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问题。
孙中山思想虽有一个不断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但从原则上说，他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战略目标早在创建兴中会时便已确定下来，并且贯彻始终。檀香山的《兴中会章程》中，明文规定立会宗旨是“振兴中华，维持国体”。据孙中山后来所进一步阐明的主张及其实践活动来看，可知振兴中华的涵义甚广，主要包括在政治上军事上倾覆满清君主专制政权以及荡涤继起的军阀统治体系，在经济上则是要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兴盛的国家。而所谓维持国体，上述章程清楚地解释为要改变“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国体抑损”的境况，“申民志而扶国宗”；到他晚年更明确地提出了“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的斗争任务（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19页；同上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77页。）。总之，推翻国内反动势力统治和解除帝国主义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就是孙中山长期奋斗所要达到的革命战略目标，也是他胸怀革命全局的根本利益所在。
显然，在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极其复杂的历史环境里，要实现这个革命战略任务的艰辛程度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那时，在中国横行无忌的外来侵略势力并不限于一国，而是全世界所有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更与孙中山革命所直接面对的国内敌人勾结在一起，成为革命前进的巨大障碍。由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故孙中山在每个革命发展阶段都特别注意根据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按照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积极寻找、组织革命依靠力量和争取革命支持力量，其中也包括对某些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分化、争取工作。早在19世纪末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的笔谈中，就曾因担心欧洲列强结盟反对中国革命，而提出了连结英日、笼络法德、孤立俄国以拆散欧洲联盟的设想。又如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滞留欧美进行外交游说活动，其主要使命之一则是要争取英美法三国同情革命或保持中立，并利用它们来牵制日德俄三国，以达到避免列强干涉中国革命的目的。这种捭阖纵横的外交策略，便是为了减少革命阻力和削弱敌人，实现某一时期革命战略目标所采取的战术手段。当把这些战术手段付诸实施并期望取得成效时，又往往需要以牺牲局部的革命利益作为代价；期望值愈高，代价也愈大。而为了获得对方的重大支持援助甚至结成联盟，以加强革命实力、增大革命成功的机会时，或者在革命低潮时期企望通过对方大力支援以复苏革命时，所付出的代价就更大了。
根据革命学的一般要求，必须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牺牲和代价来达到既定的革命战略目标。但现实生活显然要比这种抽象理论复杂得多。这是因为，发生在不同时期和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客观条件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人们的主观愿望和实践活动往往会受到客观条件的严重制约。当处于弱小地位的革命一方，在某种情势下不得不与敌视革命的势力实行妥协时，对方根据自身利益所提出的条件就往往特别苛刻，但如果不加接受则又无法达成利于革命事业的协议。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并不乏以牺牲重大的局部利益为代价来达到某种革命战略目标的事例。譬如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为了保存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于1918年2月以割让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使乌克兰脱离苏维埃共和国以及缴付战争赔款的沉重代价，与武装入侵的德国帝国主义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当时强烈反对订约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历史的发展很快表明，这次妥协对于粉碎苏俄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维护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起了重大作用。发生在孙中山身上的妥协事例更为数不少，这恰好表明当时在中国实行革命的条件是多么艰难，却不意味着他（如某些论者所批评的）生就一副喜欢与帝国主义妥协的政治性格。就孙中山的政治性格而言，他既是一个对革命事业抱有必胜信念的乐观主义者，而当采取革命行动时又是一个易于适应环境的现实主义者。根据现实情况的需要而采取灵活多变的策略，不同于看风使舵；通过某种临时妥协以换取革命的迅速发展和实现革命目标，亦非背叛原则。尽管孙中山对现实的认识和所采取的妥协手段存在着诸多缺点，但把他的政治性格归结为实用主义或机会主义却未必恰当。
孙中山先后与外国人谈判或订立的合作协议，有多次是人们常说的以“牺牲国家权益”为代价换取对方援助中国革命的。实际上，所谓“牺牲国家权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按照当时清末民初闭关自守的现实和观念而作出这样的判断，实则属于引进外资、对外开放市场之类的新经济政策范畴；另一种却确实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其中最受研究者关注并引起争议的，是孙中山曾多次为了争取日本帝国主义当局（或通过在野人士作中介）全力支援中国革命，企图以牺牲部分国家主权和领土为代价所进行的政治交易。这些交易有的停留于试探、建议或谈判阶段，有的草签了协议；而交易中的妥协条件，有的由孙中山主动提出，有的则是在谈判中取得了共识。下面就来谈谈几宗重要的政治交易。
如何看待孙中山与日本的几次政治交易
兹据已披露的史料，先将孙中山与日本之间几次均未实现的主要政治交易，作一简要介绍：
(1)1912年2月2～3日，时任南京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偕陆军总长黄兴、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与到访的日本三井物产公司职员森恪（根据前首相桂太郎的授意）举行秘密谈判，要求日方除付给已另有协议的汉冶萍借款500万日元外，再提供1000万日元贷款；而作为交换条件，同意日方提出的租借满洲的要求及中止与袁世凯和谈的建议，并表示拟由孙、黄之中一人赴日签订满洲问题密约。关于付款日期，孙中山一再强调务必在2月9日之前交付，他这样对森恪说明理由：“万一此数日内没有足够资金以救燃眉之急，则即将陷入许多军队离散、革命政府瓦解之命运。如此紧急之际，倘若我等在数日内不显露姿态，恐将造出我等因穷困而出逃的流言。”然而，此项计划终因不获当时日本政界元老首领山县有朋及另一位对财界有重大影响力的元老井上馨的支持，且遭西园寺公望内阁尤其是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对，而未能付诸实施（注：据东京三井文库“井上侯爵家より交附书类”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山县有朋文书”中森恪、益田孝（三井财团负责人）、井上馨、山县有朋、孙中山等人来往函电原件以及有关文献记载。孙中山的那段话转引自2月8日森恪致益田孝函，中译文据藤井昇三著、李吉奎译《辛亥奉命时期有关孙中山的资料——森恪关于“满洲问题”的书信》。）。
(2)1913年2月底3月初，以在野政治领袖身份到日本访问的孙中山，与第三次组阁而刚下台的前首相桂太郎进行密谈。据后来所透露的密谈内容，要旨有二：中日两国提携，日本放弃侵华政策，帮助中国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协助中国建设和实现统一，中国则保障日本在华权益；建立中日德等国同盟，以推翻英国在亚洲的霸权地位。桂太郎认为袁世凯“终为民国之敌”，建议孙中山争取再度执政，并承诺如重新组阁必将全力助孙。值得注意的是，有两种日文资料提及孙中山谈到了满洲问题：“日本真正理解中国，能协力建设新中国，即使将满洲等地提供给日本也没有关系”；“用日本的力量来开发东北，使其成为一个乐园，并以她来抗拒帝俄的南侵，但她主权永属于中国”。同年秋桂太郎病逝，故这次密谈未有结果（注：据山田纯三郎《シナ革命と孙文の中日联盟》，宫崎滔天《桂太郎と孙逸仙》、《惜しや桂公逝く》，宫崎龙介《东洋の火药库支那を裸にすゐ》、《孙文回想》、《父滔天のひとどさ》，以及戴季陶《日本论》、胡汉民《大亚细亚主义与抗日》、陶希圣《五四运动的历史位置与时代意义》等所载。孙中山的两段话分别引自《惜しや桂公逝く》和《シナ革命と孙文の中日联盟》，中译文据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陈鹏仁译《论中国革命与先烈》。）。
(3)1914年5月11日，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在东京发一中文密函给组阁才20多天的首相大隈重信。函中力说日本政府改变亲袁的对华政策，转为“助支那革新”。大要是：首先援助革命党推翻袁世凯统治；次为辅助中国改良内政、训练军队、振兴教育、开发富源、发展实业；进而帮助中国修正不平等条约、撤废领事裁判权、取得关税自主权——使中国得以“保全领土，广辟利源，为大陆之富国”。作为回报，则承诺中国“开放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而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并可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此函发出后，始终没有得到大隈的答复（注：密函原件现藏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
(4)1915年2月5日，时为中华革命党总理的孙中山，与陈其美（该党总务部长）为一方，日本民间人士犬塚信太郎（前满铁公司理事）、山田纯三郎（该公司职员）为另一方，共同签订了中日文两种文本《中日盟约》草案。3月14日，孙中山又派该党党员王统一递交一日文密函给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并抄送盟约草案全文。该盟约以中日两国“提携”为主旨，归纳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为对等责任，包括：两国对他国有关东亚的重要外交事件，互先通知或有所协定；为使两国经济协同发达，在双方重要都市设立中日银行及其支行；本盟约各项约定内容如未经两国外交当局或签约者同意，不得与他方缔约。二为中国所承担的义务，包括：为便于两国协同作战，中国军队使用的兵器、弹药、装备等与日本同式，需聘用外国军人时主要宜用日本军人；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若聘用外国人时，主要宜用日本人；中国以外国资本或中外合办方式经营矿山、铁路、沿海航道时，日本享有优先权。三为日本所承担的义务，包括：日本援助中国改良弊政，且使之迅速成功（笔者按：指助革命党推翻袁世凯政权）；日本帮助中国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及建设健全的国家；日本赞助中国改正条约、关税独立及撤废领事裁判权等。孙中山在致小池函中说明，“盟约草案乃属吾人私案，务请勿予公布”，并认为它“在今日情势之下至难实现”。当时，正值日本政府于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后双方进行频繁谈判之际，小池一直对孙中山来函未予答复，订立《中日盟约》一事终于不了了之（注：《中日盟约》中日文两种文本原件，现为洞富雄博士收藏，本文援引的有关内容据其影印件。孙中山致小池张造密函原件现藏日本外务省外交资料馆，所引中译文参考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等。）。
关于上述几宗事件是否发生过，国内外学者历来存在不同意见，对《中日盟约》问题的争论尤其激烈。据笔者初步研究，认为(1)、(2)、(3)各条所据函电原件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或一些当事人的记述是基本可信的，故断定确有其事；至于(4)即孙中山曾否与日人签订《中日盟约》并致函小池张造的问题则较为复杂，虽不排除这些文件存在的可能性，却暂持“存疑待考”的态度。笔者之所以对后者持这种态度，除对于签约过程的一些疑点感到须作进一步澄清外，主要有如下两点理由：
第一，辨认当事人的签名是判断文件真伪的重要依据之一。孙中山的签名跟许多人一样，其结构、形状和笔画虽有一定规则及特点，但一生中乃至同时期的签名却又往往呈现出多种变化，故不宜把某个或某组签名模式化以之作为辩伪的标准。据此，那种认为《中日盟约》上孙中山和陈其美的签名是假冒的意见，便缺乏说服力。依笔者看来，孙中山在该盟约中日文两种本上的签名，都与他惯常的签名无甚差别。然而孙中山致小池函件上的签名，却与他的许多签名明显不同，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是完全应该的，而那些肯定该函真实性的学者所作的各种假设性解释却也难以令人信服。如若说此件签名是假，彼件签名是真，那么，对于这些密切相关的文件出现这种矛盾现象，又当作何解释呢？
第二，从该盟约的内容及其形成条件考察，孙中山签订这个文件并非没有可能。他提出“联日”和建立“华日联盟”的方针始于缔造民国不久，而在反袁时期进一步强化。盟约中有不少条款，就单个而言都可窥见他此前发表过的对外、对日政策主张或其实践的影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中部分条款又可看到日本大陆政策鼓吹者的政策主张的痕迹。据记载，在当时也确有一些与孙中山及其战友有交往的、抱着不同动机的日本人曾不止一次地聚议过如何帮助中国革命党人，其中就包括与《中日盟约》有直接关连的犬塚信太郎、山田纯三郎、秋山真之和小池张造（注：山田纯三郎忆述，引自秋山真之会编：《秋山真之》，秋山真之会，1923年；山中峰太郎：《实录：アヅアの曙光——第三革命の真相》，文艺春秋新社，1963年。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曾特别提到犬塚信太郎和山田纯三郎，说日本“各志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先后多有赞助，尤以久原（房之助）、犬塚（信太郎）为最。其为革命奔走始终不懈者，则有山田兄弟……等”（《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233页）。秋山真之自1914年4月起任海军省军务局长，戴季陶说他是孙中山“最知己的朋友”，“援助总理的革命事业（的动机）是很纯洁的”（《日本论》，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第99、102页）。小池张造则于1913年10月起任外务省政务局长。）。在山田纯三郎的回忆中曾述及订立盟约之事：“中国方面以孙和陈、日本方面以犬塚和我为名义，已缔结了密约，……是由秋山将军执笔，我拿去亲手交与孙的。”（注：《秋山真之》，第261页；中译文据松本英纪《二十一条问题与孙中山》。藤井昇三教授曾认为，《中日盟约》中日文两种文本以及孙文致小池函件，均属秋山真之一人的笔迹。但笔者更倾向于同意王耿雄先生在《再论孙中山与“中日盟约”的真相》（北京《历史档案》，2000年第4期）中的考证意见，即这三份文件均为王统一的笔迹。）这段出自山田之口的记述对于证明该盟约的存在具有重要价值，它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官从日本外交文书中发现孙中山致小池函件的时间早十多年，并且还提供了秋山真之介入盟约制订工作这一关键情节。但是，由于该盟约部分条款与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的性质相仿，故在日袁双方谈判期间乃至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修正案之后，孙中山对“二十一条”所采取的态度便成为检验他是否签订《中日盟约》的试金石。按常理来说，如果他也签订盟约，便不可能谴责“二十一条”；反之，如果他没有签订盟约，在当时情势下必然会理直气壮地加以谴责。然而当时孙中山、陈其美及中华革命党本部的表态，却有时刻意回避和态度暖昧，有时又严词谴责袁世凯卖国、揭露日本亡华阴谋。因此，必须对于这些互相矛盾的现象及其史料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才能对《中日盟约》的真伪问题得出科学性更强的结论。
上述四宗政治交易，分属民国初建和反袁斗争两个时期，孙中山的妥协条件主要涉及租借满洲和让与部分国家主权两个问题。下面让我们对这些妥协条件分别作一些考察。
首先，各种文献记载表明，孙中山企图使满洲以同意租借、托管、出让特殊权益等方式作为条件换取日本支援中国革命的思想主张，由来已久。从辛亥革命前到民国成立后多年，他先后在多种不同场合的谈话中表达过这种见解，甚至到了1923年还曾对人重申同一意见（注：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参见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73～276页；藤井昇三：《孙文与“满洲”问题——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亚洲主义”之间》，《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662～664页。诚如杨天石教授所说，孙中山论及满洲问题的资料“大多数是当事人的回忆；由于并非一人，也并非出于一时，自然排除了无中生有的可能”。）。孙中山和他的不少革命战友，在认识上由于受到中国历史变迁的特殊性及其革命使命具有“灭满兴汉”的浓烈色彩所影响，往往视满洲为“异域”、“外国”，目满人为“异族”、“外国人”，这种错误认识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因此在孙中山等人的心目中，一直将其死敌满清统治者的策源地——东北地区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而为了求助于日本，却不惜“投其所好”地把满洲作为达成妥协的重要筹码。例如孙中山曾对帮助过自己的日本人说了以下一段话：“日本需要满洲，满洲与日本有不可隔离之关系。其地原为满洲人之土地，对我中国汉人来说并非绝对必要。我辈革命如能成功，如满洲之地，即使满足日本之希望当亦无妨。”（注：小川平吉：《满洲はどなるか（后篇）》，兴国青年联盟，1931年；中译文据《寻求历史的谜底》。）类似的话，他说过不止一次。尽管如此，孙中山依然认为满洲是中国疆土，有数次谈话便提到中国即使把它交付日本也仍拥有领土权。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有这样一种考虑，就如1912年8月回答记者关于“满蒙”问题的提问时所说的：“惟俟数年后中国已臻强盛，尔时自能恢复故土。”（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413页、第41～42页、第439页。）这番话讲于与森恪谈判把满洲租借给日本以换取贷款的半年之后，由此可见，他进行这种政治交易带有“权宜之计”的成分。
其次，孙中山在反清、反袁斗争时期，都曾设法购买日本军械和延揽日本军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延聘的顾问几乎全是日本人。在经济领域，孙中山一再主张向日本及其他国家开放全国市场，吁请日本资本家对中国投资，并曾打算与日本财界合作在中国创办银行和企业。此外，孙中山多次表示，日本如能致力于援助中国革命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便可成为“亚洲救主”和“世界盟主”。由此看来，他向大隈主动提出或在盟约中承诺那些条款，决不是偶然的。然而，孙中山的上述实践和主张同这些条款之间虽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其本质却大相径庭，后者是前者的恶性发展。简言之，后者尤其是《中日盟约》不同于前者的主要表现在：第一，以法律形式约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所承担的义务具有全国性的、遍及各个社会领域的规模；第二，日本所广泛享有的权益皆具独占性和垄断性，排斥其他国家的均等权益；第三，约定事项的主导权完全由日本掌握，而不像过去操在孙中山及其革命党或政府手里。仅就《中日盟约》中的某些条款而言，确实和“二十一条”一样具有丧权辱国的性质。
人们不禁要问，孙中山提出或接受上述那些妥协条件，是否具有迫不得已的充足理由呢？而日本方面又何以不愿与孙中山达成含有如此优厚条件的协议呢？
后一问题不属于本文所要研究的范围。这里只想指出：除了(2)是属于两位在野政治家之间私人交换意见性质而无须订立正式协议外，其余三次撇开各其具体的原因不论，却有一个共通之处，即在日本当局眼里孙中山并不具备缔结国家协定的资格和履行协议的能力（作为一名流亡者固不必说，即使在南京身为政府首脑也对满洲毫无管辖权），所签协议不啻一纸空文。因此之故，它或则对孙中山主动采取的行动抱冷漠态度，或则初对孙中山有所图谋后又改变主意。
关于前一问题，对孙中山来说，进行这四次政治交易的背景及其处境并不相同。(1)：就在森恪来访前几天，孙中山因袁世凯为南北议和设置种种障碍，愤而决心举行北伐，并对其部属指出：“和议难恃，战端将开，胜负之机，操于借款。”（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413页、第41～42页、第439页。）上文所引他对森恪说的那番话决非夸大其词，当时确因无法筹措军饷和政府经费而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新生的共和政权及其革命武装面临解体的危险。他在谈判中还对森恪说：只有北伐，才能“完全铲除他日内争之祸根，建立共和政体”（注：转引自1912年2月8日森恪致益田孝函，中译文据《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孙中山的资料——森恪关于“满洲问题”的书信》。）。而财政问题不解决，则只好拱手让权于被他目为“民国之蠹”的袁世凯。故在当时情势下，他确是为了缓解关系到国家前途和革命成败的财政危机，才接受租借满洲的条件的。(2)：孙中山与桂太郎密谈的出发点，在于寻找一位日后能够改变日本侵略政策、使日本帮助中国革命的强有力人物。满洲问题并非商谈中的主题，提及它或许是出自孙中山的好意，也是他一贯思想的表露。可以认为，他的有关言论绝不是有约束力的承诺。(3)、(4)：孙中山企图东山再起，举兵讨袁，而寄望于日本政府的帮助，主要是在财政、军事、外交三方面。但他当时处境异常艰难，革命派内部四分五裂，组织武装缺乏经费，他的一些追随者甚至连日常生计也难以维持；而日本当局对他的态度非常冷漠并怀有敌意，他的一举一动受到严密监视，还得担心随时被驱逐出境。在这种情况下，他极力利用一些旧关系，争取接近权力中枢，为此联络了军政界一些现职骨干包括秋山真之、小池张造等人。故当他的“老朋友”大隈重信于1914年4月再度出任首相时，便对其寄予极大期望，遂有修函之举（注：孙中山早于1897年与大隈重信结识。1913年2月重访东京时，大隈多次在欢迎会上致词，赞颂孙中山是一位“伟大政治革命者”，对他“领导中国革命幸告成功”表示祝贺，对他致力于铁道事业的“英雄非凡之眼光”表示“敬服、惊叹”，还说“至于中日两国如何发扬东方的文化，如何实施经济的、工商的、精神的提携合作，更有待于两国人士今后的共同努力了”（《孙中山先生日本游记》，广州《民谊》第6号，1913年6月；陈固亭：《国父与日本友人》，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再版，第24页）。）。大隈内阁一直延续至1916年10月，故如确曾草签《中日盟约》和致函外务省官员小池，以及孙中山似乎从不正面抨击现届内阁的表现来看，则与他们两人的历史渊源及其对大隈的殷切期待都不无关系。1914年8月24日，孙中山请到访的犬养毅就“日本政府务必支援中国革命”一事予以协助，并告以为各省反袁军队筹措资金甚难，表示“即使附加任何条件，也靠阁下在日筹款”（注：谈话日文记录藏于日本外务省外交资料馆，中译文据俞辛焞、王振锁编译《日本外务省档案：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这次晤谈，既反映了孙中山对争取大隈内阁所作的努力，也表明他决心为了推进反袁事业而不惜以任何代价来换取所需资金，上述表示恰是为他在这两次政治交易中提出或接受损害国家主权条件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显然，孙中山把革命的利益、争取达到革命胜利的目的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而任何妥协或政治交易都不过是一种革命策略手段。即使他签订《中日盟约》，也与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不仅因为两者的出发点与目的各异，而且还由于前者包含有若干利于革命的条款而使得两者的内容不尽相同。像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家，之所以有别于卖国贼和革命叛徒，就在于没有背弃革命原则；而从根本上说，革命利益原则和国家利益原则是一致的，因为革命的终极目的正是为了缔造国家美好的未来。在革命发展的道路上，不可能回避历史的曲折性，暂时的退却和退让常是为更快速前进准备必要的条件。因此，那种因有某些牺牲国家利益条款的政治妥协而把革命与卖国混为一谈、把革命者与卖国贼等量齐观的观点，是片面和错误的。
然而，一个革命者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成熟性，往往决定他所运用的革命策略手段是否正确得当。对于客观形势的准确判断，对于谈判对手的充分了解，对于妥协的必要性、妥协条件及其后果的事前估量，都是为策略的运用进行决策所必不可少的，而这些方面又恰恰反映了决策者的政治思想状况及其领导水准。作为决策者的孙中山，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当时中国革命的内外条件下，锲而不舍地对帝国主义力量进行分化、利用和个别争取工作是无可非议的甚至是非常必要的。孙中山对日本等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和敌视革命的反动性绝非毫无认识，如1915年3月10日即致函小池的四天前，他在写给美国华侨的一封信中就说：“虽至愚之人，亦足以知日本万不可靠。”（注：原函藏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可是，他对帝国主义固有的的反动本质及顽固程度却远远认识不足，以为只要由某位开明政治家或与自己有交情的人登台执政，再诱之以利，便可使其改变国策并转而支持中国革命。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当然，帝国主义者受自身利益所驱使，也并不排除出于利用动机而支持革命的可能性。但孙中山对这种可能性的估计也过分乐观，忽略了在本国敌我力量对比上自己处于弱者地位，而帝国主义者总是选择强者这一事实。由于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存在着重大误区，致使他所渴望实现的几次重要政治交易均以失败告终。
第二，人们看到，孙中山为实现自己确定的革命目标往往不择手段，主要是表现在易于接受苛刻的妥协条件，而置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于不顾。其所以如此，除了存在妥协紧迫性的因素外，从认识上说也与他对国家主权和领土的观念有密切关系。首先必须肯定，孙中山在根本上是一位捍卫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伟大战士，他的毕生革命实践和大量爱国言论都足以证明这一点。与此同时，如上文叙及的，他对待满洲问题和有关对外开放问题所持的某些观点，则使他在妥协中比较乐于付出具有损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性质的代价。这里还须指出，孙中山的世界大同思想也与此有一定的关系。1912年卸任临时大总统后，他在演说中曾认为人类未来的趋势是“使全世界合为一大国家”，“泯除国界而进于大同”（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413页、第41～42页、第439页。）。正是基于这种思想，1915年底（或1916年初）孙中山与刚上任的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密谈，在提出愿以让与满洲全部特殊权益为代价（但中国仍保持领土权）换取日本不少于三个师团的兵力（由预备役将兵组成）支援中国革命的要求时，又表示只要日本诚心援助中国革命和亚洲独立事业，“中日两国的国界难道不也可以废除吗？”（注：山中峰太郎：《实录：アヅアの曙光——第三革命の真相》，第234～235页。）这种不切实际的超前意识，助长了他在谈判条件时的慷慨。无论如何，孙中山就这类严酷的妥协条件单凭个人意志或在狭小圈子里作出的决策，是普通的革命党人和一般群众所难以接受的，他又没有采取任何适当的措施以使人们确信这种决策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故当政治交易的内幕泄露出去时，便使自己陷于尴尬和孤立的境地，这显然是对革命事业很不利的。至于像《中日盟约》那样的政治交易达成后将会出现什么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了。这就表明，关于国家主权、领土问题的认识误区以及与此相关的在妥协实践中脱离群众，是孙中山的另一主要缺点。
孙中山的一生，曾经同帝国主义及其他势力进行过大大小小的、不可胜计的政治妥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整个革命生涯便是一部由斗争和妥协交织而成的奋斗史。妥协并非坏事，它是革命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和阶梯。但善于妥协又非易事，实行妥协的革命领导者除却自身条件外还将受到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孙中山在妥协实践中的缺点和失误，须要我们实事求是地作出历史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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