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中认识和把握新体制的走向——评张国平的《经济环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向论文,新体制论文,环境论文,在改革中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进程，各国的改革有着共同的规律性，即都是要解决现存体制不适应经济顺畅运行的问题，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的发展特征和发展模式。中国的国情与传统决定她应该走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改革推进之路。为了把肇始于70年代末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有必要回顾已经走过的改革历程，总结经验教训，分析成败得失，并且前瞻未来，把握今后的发展走向。张国平的《经济环境论——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条件分析》一书以企业为中心，从环境论的角度对中国的改革进程和今后发展方向进行了系统的探索。目前我国已出版的关于中国改革的论著，都涉及到企业的生存发展问题，然而，从环境论的角度对企业能否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术专著还较欠缺。《经济环境论》可说是这方面的开创之作。
《经济环境论》以市场建设、企业制度、政府行为各自变化的横轴为主线，以十多年改革纵轴为辅线，充分发挥了环境论综合性强、观点高的优势，在此基础上进行独立思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作者将经济环境界定为经济社会得以发展的空间及其存在于其中的全部要素。从企业成为市场主体这一角度看，经济环境则是全部经济要素中直接制约企业的方面和部分。根据这一认识，该书把市场再造、制度创新、宏观协同三者的有机结合称之为经济环境。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每一位从形式到内容都熟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人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改革所要构筑的正是一个由能够协调各经济主体行为的竞争性市场、以新的企业制度为保障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和为之服务的新宏观调控体系相结合的有机体系。历史之所以如此选择，是由于现代商品经济原本就是由这三个紧密联系的基本环节——市场、企业、宏观调控构成的。它们不可分割，谁也不能独自存在。以间接控制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如果没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结合的竞争性市场作为中介，没有独立性企业作为微观基础，就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同样，如果没有可供开展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保证这种环境形成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正常运作，企业也不可能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从改革的轨迹看，一方面，企业制度创新的实质性进展取决于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程度；另一方面，市场的发育和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造又要以企业制度的创新为依托。可见，在这里，经济环境的内在涵义充满了历史的辩证的思维要义。这一概括恰好是中国改革的难点和重点的真实写照。
作者对新旧体制转换中的市场发育进行了透彻入里的研究，指出经济运行的市场化进程并非像人们预期的那样顺利，它常常被一些与之相反的力量所干扰。这些相反的力量均表现在市场发育的横态、纵态和潜态上。从横态上看，市场发育中存在种种阻抑现象，如本应是公开的交易却变成暗中交易，平等竞争的等价交换关系被人际关系、伦理关系所取代；非市场性实物化倾向在蔓延；“领地经济”正形成对市场的“割据”；市场秩序紊乱、市场区域性发育不平衡；那些本不应通行市场等价交换原则或市场利润评价原则的领域，不适当地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从纵态上看，市场发育跌宕起伏、步履艰难，最突出的是周期波动（自1978年以来大约每4年出现一个低——高——低的短周期）和疲软。从潜态上看，市场发育过程存在诸多深层问题，如市场结构受制于政策因素以及由政策制约的经济因素的差异呈多元格局；市场发育仍然主要由数量信号、数量调节方式在制导；市场协调模式还没有最终确立起来；市场运行始终处于非均衡状态；市场约束在许多方面被削弱，甚至被窒息；市场运行效率低下。在对“市场三态分析”的同时，作者还就上述现象的基本成因及其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了认真探讨。
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创新的基本思路，作者首次提出了“三次启动”的观点，认为创新的核心问题是产权变革。如果说，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利改税的行政性扩权，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次启动；从两权分离到普遍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二次启动；那么，以股份制为标志的产权变革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三次启动。所不同的是，前两次启动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旧体制，都是在旧格局下的改革；而第三次启动却是要在根本上搬掉旧体制，换上新体制，是一场真正的企业制度创新。但要强调的是，无论怎样去选择新形式、创新新制度，都要考虑：1、应当有利于公有制的优点的充分体现；2、应当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对现代企业的基本规定；3、应当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4、应当把握实现形式与经济效率的关系；5、应当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中把握若干实现形式的区别。作者认为，第三次启动需要进行一系列实质性改革，它们包括：把现有企业资产存量改革为投资公司的始初产权；划分投资主体，承认企业的独立投资权；强化竞争机制，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实现生产要素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和各类经济法规，引导并规范各类经济活动。经过这些改革，将有效地阻断国家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直接干预的产权通道，企业不再依靠国家输血而生存，完全靠自己独立成长，自立于市场体系之中。与此同时，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和企业法人制度也应相伴而行。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包括：国家投资基金制度，投资的宏观控制制度，产业政策和投资调节的手段与体系，社团法人投资管理制度，社会投资规划、计划及信息制度等。企业法人制度包括从企业创立到破产全过程的组织、经营、管理的基本制度，明确企业作为法人独立行使民事主体的权力和义务等。
这一思路的最大特点，是使国有资产的产权明确而独立，资产经营机构成为它的现实的承载主体。同时，又使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更为充实，在向资产经营机构支付资产收益的前提下，它可以直接运营和处置资产，包括采取买卖、租赁、抵押等方式。这样，企业产权就不再是模糊和空洞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存在。
作者还以较长的篇幅详述了如何从政府行为的转变到调控体系的新设计，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塑造一种经济体制实质上就是塑造一种政府，各种经济体制之间最值得重视的区别莫过于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的角色的不同。改革要在更深层次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同时推进政府行为的转变。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完善市场机制，离不开转变政府行为。如果政府行为不转变，仍然把企业的手脚捆得很紧，把人、财、物等生产要素统得很死，企业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焕发出改革和发展的活力，转换经营机制和市场体系的形成便是一句空话。现在，作为改革发起者、组织者、指挥者的政府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躲不过绕不开的棘手问题——自身的改革。如果政府部门从上到下都能适时改变行为，转变职能，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构造就可以加快推进；反之，则会延误时日，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一轮改革的主要动力和阻力源出于一个方面——各级政府。他们亟待以行动来回答：政府能否有效地培育和管理市场，依靠什么手段培育和管理市场，由政府培育和管理的市场能否对企业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作者还就政府自身应当如何改革，如何实行文官制度，进行了深入翔实的探讨。
通观全书，作者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既能高层建瓴地从宏观上加以把握，又能对具体环节进行科学理性的微观透视，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评价，并在观点上有所创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历史性的关键时期，任何一点正确的主张和思路都显得十分重要和宝贵，相信本书对此能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