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广东论文,精神文明建设论文,发展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对21世纪近在咫尺的召唤，适应广东率先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增创发展新优势的客观需要，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理应在改革开放20年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大的飞跃。对此，省委、省政府已颁布了《广东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纲要》、《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决定》等纲领性文件，对广东今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政策措施作出了明确的指导。我们认为，要推动广东精神文明建设迈上新的台阶，尚需进一步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一）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是建设现代工业文明
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向是由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进而后工业文明，直至共产主义社会。其中，农业文明时代所泛指的是，从社会总体来看，农业是该社会获取物质资料的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土地是全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体制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社会结构模式的特征是以农村为中心。这个时代主要包括古代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直至18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突破农业文明时代而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是指工业社会文明，亦即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言的第二次浪潮文明，它贯穿着劳动方式最优化、劳动分工精细化、劳动节奏同步化、劳动组织集中化、生产规模化和经济集权化等六大基本原则。本世纪60、70年代以来，工业文明所产生与伴随的弊端，如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异化、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宰制等，已为世人所广泛认识，因而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文明阶段已成必然。
从一般意义上讲，在社会学和未来学领域，人们常用带“后”(POST)字的组合词汇来描述纪元之交的时代特征，如“后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后文明”、“后历史人”等。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发明“后工业社会”一词来描述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他从工业化的角度把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因而我们可以理解工业文明之后应是“后工业文明”这一提法，或者如托夫勒所提出的“第三次浪潮文明”。广东省乃至整个大陆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业文明未曾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后工业社会的一些特征如服务经济孕育成熟、“技术阶级”发展壮大、理论知识地位突出等也初见端倪，所以在将来一段时期必然是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并存的时期，我们称之为现代工业文明时代。这一时代既要发展工业文明又要尽力消除工业文明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诸多危害，既要为后工业文明的发展奠定基础又要避免历史的错位。广东精神文明建设正是在社会文明发展的这一大背景中向前推进的。
当然，现代工业文明并非仅指精神文明，它是指现代人类社会的一种综合进步状态，还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等。现代工业文明状态下的精神文明的一些基本特征有：(1)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人们的思想道德觉悟逐渐走出了“自我”，开始充溢着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2)尊重自我，理解他人，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现代人际观；(3)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树立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可持续发展观；(4)实行素质教育，注重科学昌明，文体事业发达；(5)实行全方位开放，实现各民族文明的交融共享。
要迈向现代工业文明，广东精神文明建设就要完成从农业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和从工业文明转变为现代工业文明两个转型，而且要超常规发展，把两个任务结合在一起，力求毕其功于一役。这是因为，如果按部就班，在完成从农业文明变为工业文明之后，再考虑完成从工业文明转向现代工业文明，就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西方，甚至永远赶不上西方；如若想跳过第一个文明转型，只去抓第二个文明转型，又可能重犯空想、冒进的错误，其结果必然是欲速则不达。因此，只能是直接着眼于第二个文明转型，在着手抓第二个文明转型中，注意抓第一个文明转型的补救工作。就工业化基础相对雄厚的珠江三角洲而言，要侧重于第二个文明转型；就广东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而言，要侧重于第一个文明转型；就广东整体而言，要发挥珠江三角洲的龙头作用，实现全省发展的动态平衡。由此审视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的现状，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龙头作用发挥得尚显不够，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划也程度不同地存在滞后性和冒进性；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仍需加大，认识仍需提高，更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力戒贪大求快与自暴自弃。
（二）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重点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从一般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处理好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其他文明建设特别是物质文明建设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要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另一方面是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内部的关系，即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基础的科学文化建设与体现精神文明建设性质和方向的思想道德建设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这同样要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一直强调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非硬不可，其实更主要的是指思想道德建设。这是因为：其一，一般而言，在社会转型时期，思想道德建设比科学文化建设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社会的热点、难点和重点。目前思想道德建设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大、问题多，从而成为有些人否定市场经济的根据，也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其二，思想道德建设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存在着内容上的抽象化、理论化、概念化，方法上的单一化等弊端，这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留下难以消除的阴影，甚而造成人们本能的反感和抵触。其三，相对而言，科学文化建设的硬件和软件易量化和指标化，也易于与领导责任制挂钩，因而人们较为重视，而思想道德建设更多地属于观念形态，难以量化和指标化，见效也较慢，人们容易忽视、轻视乃至放弃。如今广东的思想道德建设的相对滞后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整个广东的形象，并将制约广东新一轮的发展步伐。所以，广东省在今后大力推进“科教兴省”、“依法治省”战略的同时，一定要把思想道德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思想道德建设是由思想道德建设的精神支柱、奋斗目标、基本内容、有效载体和配套措施等构成的宏大系统工程，必须处理好开拓创新与继承吸收的关系、先进性与广泛性的关系、利益导向与价值导向的关系、宣传教育与制度建设的关系以及经济与伦理的关系等等。从现实的薄弱环节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出发，世纪之交的广东思想道德建设要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加强理论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立党治国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理论建设包括理论学习、理论研究、理论宣传，其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其关键是坚持不懈地抓好加强领导干部的理论建设工作。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从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这段话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广东近几年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已成热潮，但取得的成绩仍是初步的。从总体上说，越是基层，理论学习越是易被轻视，或流于表面，或止于肤浅。在一些地方、部门和一部分干部中，仍然存在轻视理论学习，将理论学习视为负担，或者仅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理论学习的状况。广东省肩负的率先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开拓性的历史任务，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县处级以上干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理论学习，提高理论素养。加强领导干部的理论建设，一要挤时间，二要钻进去，三要立足广东实际，做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促进广东再创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辉煌。从社会层面来讲，通过理论建设，全省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思想问题：(1)破除“经验主义”，树立开拓创新意识；(2)破除“本本主义”，树立实践第一的观念；(3)破除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树立唯物辩证的科学思维方式；(4)破除稍富即安、夜郎自大意识，树立忧患与奋斗意识等。
第二，要突出基础道德文明建设。基础道德是指做人与做事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主要是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我们应当明确，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工业社会，社会化大生产使人们的社会关系更加广阔，交往更加频繁，强调社会公德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重要。在现代社会中，因为从业人员的范围广、层次多，而且活动系统性强，所以职业道德在整个道德建设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现实社会的主体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21世纪将是一个人际交往更加紧密，也更加职业化的世纪。在这样的新世纪中，人们将更多地通过日益密切的社会交往的纽带，通过愈加精细化的职业岗位的纽带，来学习并践履怎样与人相处、与社会相处、与自然界相处。如果没有起码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素养，人们将无法在社会中健全地生活，社会也无法在演变中健康地发展。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把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作为道德建设的重点工作。鉴于此，广东省要空前重视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不仅因为其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也是为了更高起点的发展。
在基础道德文明建设中，我们认为应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特别是党政机关职业道德建设、窗口行业职业道德建设、个体工商户及非公有制企业职业道德建设、人才流动职业道德建设，并以此来带动社会公德建设。其中，人才流动职业道德是个新概念，它是指参与人才流动的单位和个人，在人才流动的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人才流动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人才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社会供求状况自主地对职业和岗位的选择和再选择，它包括人才在工作地区、部门、行业及工作岗位上的变动。人才流动是由人才经济互动律、人才价值驱动律、人才竞争制动律决定的社会现象，其发展是社会的一大趋势。广东省市场经济发育较早，人们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较多，人才流动较为频繁。而且，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部分现役军人的转业，人才流动将更为正常。但是，人才流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波及面广，在职业道德建设方面具有表率作用，无论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都容易引起社会反响，甚至成为社会热点。特别是在如今的人才流动中出现不辞而别、卡住不放、乱挖墙角、不能正确处理外引人才与内部现有人才的关系等不道德现象，尤其在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才流动中，此现象更为明显。所以，人才流动职业道德建设在当前乃至今后一定时期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有紧迫性，应当引起有关人事部门和伦理学界的关注。
第三，要优化道德建设的社会环境。道德属个人意识及行为的范畴，但它又与社会紧密相连，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义务感的体现及社会所作的相应的肯定和鼓励。因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道德建设就有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两个层面，只有做到社会环境的外在制约影响和个人内在良知的有机结合，道德建设才能收到成效。为此不能单独地就道德建设抓道德建设，而应为每一个人提供一个促人向上、提高道德意识、鼓励道德行为的社会环境，这包括政治清明、法制健全、教育普及、文化高尚、党风和社会风气良好等内容。在这方面，广东所要做的工作还相当多，其中有两项工作不容忽视。一是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优化社会的文化环境。文化市场（包括书刊市场、音像市场、影视市场、演出市场、文物市场、文化娱乐市场、文化艺术培训市场、中外文化交流市场等）所经营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是具有精神价值和社会意义的特殊商品，这一特性使文化市场担负着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广东文化市场日趋丰富，但发展还不够完善，管理相对滞后，致使文化市场中的低级趣味、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文化垃圾严重污染着人们的心灵。因此，广东省要不断地将“扫黄打非”工作引向深入，不断地建立、健全和完善文化市场的法规和管理体制，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二是提高道德建设的社会地位，优化人们的社会心态。客观地讲，虽然近年来广东省的道德建设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道德建设还没有引起人们普遍的、足够的重视。这一方面表现为部分领导没有把道德建设摆上真正的议事日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的任务相当繁重的情况下，有些领导不能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道德建设的辩证关系，工作上存在一手硬、一手软，对道德建设没有象抓经济建设那样目标明确、措施具体，也没有象抓科技教育和法制建设那样有一定力度。另一方面表现为道德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在下降。过去在就业、工作分配、调资提干、入党入团中加进道德审核的情况，从而使道德遵循与否同个人利益得失挂钩，但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道德失去了昔日至尊的地位。社会对人的评价主要奉行经济标准，考虑道德因素较少，致使人们在社会行为中不注重道德规范。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使道德的教化和道德品质的培育工作分散到各类部门各种组织机构中，细化、量化到人们的各种行为中。
（三）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策略是实现自我调整
回顾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2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广东精神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显著成效。这突出表现在：(1)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明确了“服务中心、以立为本、虚功实做、务求实效”的工作思路；(2)从基础抓起，从基本规范抓起，扎实有效地推进了道德建设的系统工程；(3)实施精品战略，逐渐建立健全精神产品生产的保障机制和竞争激励机制，不断推出反映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主旋律的精品佳作；(4)积极探索运用新的机制和载体，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拓展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路子；(5)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不断加强，新成果不断涌现，精神文明学的学科建设初见成效；(6)不断加强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并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努力造就高素质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队伍。但是，我们认为，我们不得不承认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与现实地位、现实成效之间一直存在着差距，精神文明建设至今仍然滞后于物质文明建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是复杂多样的，但精神文明自身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是难辞其咎的。这突出表现为：一是精神文明建设缺乏自主性，教条化地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为经济建设服务；二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渗透性不强，没有实现与经济建设的有机结合与融合。这两点不足在当今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中也具有普遍性。要实现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长足发展，广东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实现自我调整，达到创新发展。
一方面，广东精神文明建设要从以适应取向为主转向以自主取向为主。中国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后发型、赶超型国家，欲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走完发达国家经历几百年的路程，因而经济发展优先的原则总是在无形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经济发展往往被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现实利益的驱动更强化了这一倾向。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区和率先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先进省份，寻求并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为人们所密切关注。这一切都急需科学文化的支撑和思想道德观念的支持，因而精神文明建设实际上首先是适应这一客观要求而解决或针对各种具体问题，如宣传改革开放的目标及其意义，论证改革开放政策及各种现实活动的合理性、合法性，应急般地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应该说在改革开放的启动时期，这种适应取向的精神文明建设在迅速为改革开放的实施创造一个有利的文化环境，提供精神动力，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上，功不可没。但是，如今改革开放已向纵深发展，改革开放的目标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并且不仅体现为一种国家政策的力量，而且已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行动的力量，逐渐强大，逐渐支配了社会的运行。与此相适应，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及时作出调整，不能只是作为一种工具、一种依附物而被动应付，而更应充分发挥自身的自主性，对改革开放及经济发展加以规范、引导、制约和辩识，使精神文明同物质文明既存在密切的联系又保持着必要的张力，使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对现实的超越能力以及与此相关的独立判断能力和拒斥力。换言之，精神文明建设主要的应是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这也正是前文所强调的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根本所在。况且，党中央一再明确指出，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
另一方面，广东精神文明建设要从相对地外在于物质文明建设转向渗透于物质文明建设。人们每每讲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精神文明，这种立论当然不错，但它也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二者是可以分开而分而治之的。事实上，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它们是不可分离的。这是因为，精神文明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用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全过程。在西方，似乎还没有明确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但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不搞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搞。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西方，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结合得比较好，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体现着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价值观。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认为搞精神文明建设会妨碍本职工作，似乎精神文明建设是强加的，似乎精神文明建设只是思想文教部门的任务而不是经济战线和一切部门的长期共同任务。在这种拒斥状态下，要保证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性和可持续发展是非常困难的，甚至说是不可能的。为此，抓精神文明建设要实现文化与经济、经济与伦理、法律与道德、道德规范与实际工作职责等的有机结合。如，要从群众关注的实际问题着眼，从办实事抓起，找准切入点，把群众关注的热点当成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从虚多实少、空泛乏力逐步向虚功实做、求真务实的方向转变，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把精神文明建设这一“软任务”、“软指标”，通过具体、明确的行为规范，尽可能地化作看得见、摸得着、可操作、易考核的实实在在的硬任务、硬指标，促使人们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自觉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从而收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唯有如此，才能变“两张皮”为“一张皮”，真正地实现把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
同时，要实现广东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长足发展，还必须从认识上矫正“精神万能论”。所谓“精神万能论”，指的是一种精神至上、精神万能的唯心史论。这种观点不是广东独有的而且影响最大的也不在广东，但它对全国包括广东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都存在不良影响。这种观点在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典型表现有二：一是把精神文明建设凌驾于物质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之上，把精神文明建设视为抵御“市场经济负面效应”、解决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的“消防队”、“灭火器”及克服各种社会病症的灵丹妙药；二是以一种愤世嫉俗的救世主义情怀，以显微镜来放大当前精神生活领域存在的问题，以显示精神文明建设无上的崇高。这两种表现形式，均以极其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为前提，因而对人们具有很大的迷惑性。“精神万能论”的错误并不在于承认精神文明建设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在于它将这种地位和作用定位在不恰当的价值层面上。就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而言，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绝不是具有终极意义和至上、万能的东西。精神对物质有反作用，但物质决定精神，我们绝不能将精神的能动作用无限拔高。精神文明建设价值定位越高，所唱的调子越高，人们的期望值也就越高。而“高调”一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和谐而“变调”，人们的失望也就越大。劳而无功反遭嘲讽，那才是精神文明建设者真正的悲剧。我们也理解一些同志在精神生活领域某些问题面前所表现的慷慨激昂，但我们不赞成将这些问题扩大化、复杂化，因为那样将越来越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我们应取的正确态度，只能是尽最大努力认真解决这些问题，化解矛盾。在广东跨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们要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精神文明建设，但我们同时必须深刻地认识到，经济、政治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只能通过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得到最终的、彻底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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