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新危机：经济学视角的思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视角论文,经济学论文,进程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1)06-30-05
资本主义从早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中期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今的全球资本主义。正如德里克(Dirlik,1993)所说的，“随着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开放，除了几个微不足道的例外，今天的地球上几乎没有一个角落资本活动不曾渗透到”。然而伴随着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资本主义在进入21世纪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危机。
我们以下从经济学角度四个方面的分析将充分表明这种危机是全面的、深刻的和带有根本性的。
一、已近极限的全球扩张空间
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努力寻求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当欧洲列强把自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金银贵金属经由贸易或战争而集中到欧洲的几个点上时，欧洲国家迅速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时期，资本主要是通过和外围国家不平等的国际交往和对外围国家各种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获得迅速发展。如，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所论证的，中心国家和外围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将对前者形成强烈的正反馈作用而对后者却造成极弱的“回流效应”。时至今日，资本主义仍然是建立在剥削国际资源、利用国际机遇，对欠发达国家进行国际剥削的基础之上的。伊曼努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告诉我们，工资是决定资本有机构成和国际分工从而引起价值转移的重要变量。不发达国家的低工资势必造成低资本有机构成，形成不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特有的地位，从而形成剩余价值的转移，使交换具有了不平等的性质。伊曼努尔这种依赖于各国间的工资差别的论断再次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一种剥削特性。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需要有一个外部世界来承担其必然会产生的外部性成本。或者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是以世界为其存活范围的。从这个意义来理解，经济全球化毫无疑问地会自始至终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欧盟为什么要东扩？美国为什么如此积极地推行其全球发展战略？说到底，就是为了获取更为广阔的市场和释放外部化成本的巨大空间。
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全球化为什么会加剧造成资本主义的危机？这首先需要对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进行剖析。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无非是资本增殖关系的全球化，而不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资本增殖在经济运行层面上是商品经济的基本活动和根本目的，它反映着商品经济运动发展的基本性质、特点、机制和规律。在一般意义上，资本增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商品经济的成长历程正是资本增殖关系逐渐展开的过程。所以，处于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全球化只是资本增殖关系全球化的必要条件和外在表现。
既然资本是一种能够迅速积累和增殖的经济物，资本的生产就必然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然而资本生产的扩张受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制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市场的消费力既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生产力，也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世界范围内以不平等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世界范围内不平等的分配关系，一方面使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消费缩小到仅能在相当狭小的范围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另一方面，世界上少数富裕国家的消费力受到资本积累和扩大资本生产规模的限制。于是当全球化的资本生产速度远远超过了市场的形成速度，而对产品有效需求的增长率赶不上产品的生产率，资本生产的无限扩大与有限的世界市场之间就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造成经济危机。
资本的全球化不仅是资本本身的进一步发展，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完善，资本的全球化不仅给资本运动开辟了新的生存空间，突破了原有的发展局限，而且也使国家范围内垂危的资本主义拥有了更大的世界舞台，重新焕发了生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资本的全球化也将私有资本的内部矛盾引向世界，将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引向深入，使其在全球范围内充分发展、充分展开。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入到一个二律背反的空间，即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也会加速减少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外部化成本的释放空间。尽管在现阶段，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都还没有达到其极限值。但是，今天这种远胜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确实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发展的危机。当前发生在世界领域内的因全球经济发展与美国新经济进程严重脱节而造成后者经济大幅减速的现象以及全球性生产过剩局面即为一个很好的例证。
二、更趋异化的社会财富分配
资本主义为什么要不停地发展，除了趋利的本性推动之外，另一个因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为了解决存量财富分配所造成的巨大不平等，必须通过增量财富的创造来使这一问题控制在资本主义不至于崩溃的限度之内。
那么。财富分配的不均究竟是由何引起的？许多人将财富分配和市场机制混为一谈，认为财富分配不均是市场机制的必然结果。其实不然，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告诉我们：任何帕累托有效配置都能达到竞争均衡。这就是说，在许多个帕累托有效点中，市场最后选择哪一点，说到底还是要取决于社会初始的分配状况。但是在现实中，往往是存在一个伴随初始分配严重不公的有效率的经济体系。我们不妨来考察一下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
以趋利为本性的资本在积累的过程中，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不仅资本数量会不断扩大，而且资本有机构成会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这就使得一方面，虽然资本总量有所增长，但由于不变资本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可变资本的比重越来越小，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必然相对减少；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劳动力的供应量也呈现出绝对增加的趋势。因此，伴随着资本积累的过程，在资本所有者这一极必定是资本和财富的积累与集中，而作为劳动所有者的另一极必定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可见，财富分配不均并不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使然，而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市场过程中的应用。
社会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平等是关系到资本主义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问题。然而，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在全球化时代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这使得资本主义这一与生俱来的矛盾发展到了更加难以应对的程度。因为，全球化趋势一开始就是资本力量自发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资本积累加速趋势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产物。
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来看，经济全球化日益造成了强资本和弱劳工的局面。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使得资本跨国流动愈来愈强，在与国家谈判关系中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资本要挟能力的提高迫使国家为了留在资本而降低关税、取消管制、改革福利制度和出台优惠政策，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劳工利益为代价的。据调查，德国股份公司的税收在全国税收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由1960年的9.5%降到1998年的3.8%。而工资收入税所占的比例则由12%上升到12.8%。同时，相对于资本实力的增强，劳工作为一种集体力量出现了分散化的迹象，越来越难以组织起来与强大的资本抗衡。因为，劳工抗衡资本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全球化所带来的移民和发展中国家成本低廉的劳动力的冲击(Rodrick,1996)。因此，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难以避免。如：1980-1990年间，美国最富裕的5%的家庭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5.3%上升到20.3%；而最贫困的60%的家庭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34.2%下降到30%。
从资本主义世界范围来看，在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同时，全球资源空间的有限性和全球经济运行的无序状态使各国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利益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无论经济全球化怎样发展，只要国家还是世界的主体，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就始终是国际经济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使各国利益自动趋同。相反，各国在分享全球化利益上的矛盾却有可能激化。这是由于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经济组织的成立、国际经济协定的签订、国际经济法规和规则的判定，几乎都是在发达国家操纵下进行的，这使发展中国家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利益上往往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另一方面，在改变国际分工的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利用其初始的财富优势，利用资本输出的手段，试图控制全球的分工格局，从而日渐成为新的全球分工的优势占据者，他们意欲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这样一种固定的分工：发达国家（主要是大资产阶级）是世界的管理者和支配者，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边缘化的劳动阶级）将成为最低层的被支配者和被剥削者。资本世界范围内运营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分配上的“马太效应”，富者愈富，穷者愈穷。1960年，世界上最富的20%人口的收入是最穷的20%人口的收入的30倍，1991年是61倍，1995年是82倍。而这种资本运行结果的畸形分配反过来又必将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的制约着资本的高效运行，最终形成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危机。
如果说市场机制的作用有利于效率而无助于公平，那么为了促进公平分配，就必须借助于市场以外的力量。这在通常情况下由政府的福利政策来完成。可是政府福利支出的财政来源主体是税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资本和知识的迅速转移使得税源的变动性和随意性极大，税收征收的主体转向难以自由流动的出卖简单劳动的劳动者。这就形成了一种十分荒唐的社会现象：社会中更为贫穷的人交税去补贴更为富裕的人。而处在分化另一端的劳动收入税因为财富而减少，最终结果是税收来源的减少。再加上西方国家老龄化的趋势日益严重，更是造成了即便是没有新的开支计划，政府开支的增长也仍然比税收增长得快的现象。这就是西方各国政府现在所面临的经济增长也不能治愈的结构性财政赤字。赤字引发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急剧缩减，不管是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还是到北美国家都是如此。在找到一种能有效替代以劳动收入征税为主和当前代际之间转移的新福利制度之前，政府财富分配的调节能力会持续下降，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处于“失控”的边缘，而原有财富分配格局异化的力量却在持续增强。
如果说过去，资本主义还可以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增量财富的创造，来把这一矛盾控制在资本主义本身不至于崩溃的限度之内，那么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对全世界生产资料和知识等生产力的控制力度已接近于极限。资本主义想要通过增量财富的创造来达到控制上述矛盾的可能性就变得越来越小了。
三、愈加失控的新兴生产力
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了，当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技术进步相匹配时，经济就发展，社会就繁荣，当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技术进步不相适应或不能匹配时，经济就衰退，社会就停滞。今天，在日益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基本危机，恰好就是其过时的意识形态与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无法适应或匹配，现行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根源于经济全球化所依赖的重要驱动要素（生产力）即日益变革科学技术与传统的驱动要素即有形资本至少存在着以下几方面质的差异。
首先，科学技术具有不同于传统有形资本的特性。除了形态上的差异之外，更在于有形资本的价值在使用中将不断损失。这种特性在本质上要求对其占有或垄断，从而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而科学技术如信息技术则不同，它的使用价值是无穷的。科学技术在被广泛的传播和使用中，可以创造出新的技术知识，从而创造出新的价值。所以，科学技术在本质上要求共有和分享，而与公有制度存在着逻辑上的统一。就科学技术人格化形态的人力资本而言，不同于有形资本，其投资必须在某种社会环境中进行，如：学校教育。但是，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于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资本主义体制来说却是非常陌生的，因为它是一种非市场的环境，没有价格信号，且具有很高的时间贴现系数，因而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来说是充满风险的。
其次，从科学技术的生产环节看，智力资源的研发愈来愈体现为社会化和国际化的过程，这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难以承担的。因为，随着科学的日益复杂和边缘科学的不断涌现，技术研究和开发不能依靠个人或个别企业来完成，它需要一国范围内甚至是国际范围内各个方面的协同合作、联合攻关。同时这种联合开发研究离开了各国政府的支持也是难以想像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也需要社会化，而社会化的前提恰恰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不具备的共享制度。换句话来说，全球化时代的许多核心技术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非盈利性的公共投资，而这与以赚取利润为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显然是格格不入的（莱斯特·瑟罗，1996）。
由此看来，(1)在全球化的今天，现行的资本主义将不得不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资本所有者决定放弃对核心技术加以投资，那么，资本主义就将因为无法控制时代最先进的生产力——科学技术而终将被潜在的新制度所替代；但是，如果资本所有者决定对核心技术进行投资，并试图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谋取技术垄断利润的话，那么技术的外溢性使得资本主义最终无利可图。也就是说，人类的科技进步达到今天这种境界，已经对社会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即：必须创造一种不是以机器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的新制度。但是，资本主义却是一种以物为中心、不惜以人的牺牲为代价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个既定目标的制度，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现实的科技进步之间的冲突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2)传统比较优势占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不需要政府的科研开发资助，经济活动由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禀赋来决定。但在人力资源型财富占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的科技发展战略至关重要。历史上资本主义通过利用政府部门对科研开发和教育进行了多方面的它原本不愿意进行的投资，从而暂时缓解了其内在矛盾。然而，尽管私人资本主义依赖过政府的公共支出，但它却不承认自己需要得到帮助后才能有效运作。资本主义对于政府的行为通常使用的借口是存在某种军事威胁（例如美国政府公共支出中一半以上来自于国防开支）。可是如今，军事威胁已经基本消失。当政府被要求为资本主义进行使它繁荣的人力资本、科研开发和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的时候，这类长期社会投资都是特别的拱扶垛——支撑资本主义大教堂的关键，可是由于不被资本主义所承认，就得不到资本主义的维护和支持。然而一旦政府部门的公共支出因为军事威胁的消失日益得不到资本主义的支持而萎缩超过了某一限度，拱扶垛出现倒塌，私人资本主义的大教堂也会随之崩溃（莱斯特·瑟罗，1996）。
对于这两点，让我们来看一下当今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种种现实就不难理解了。在今天的美国，绝大部分投资于网络公司的资本颗粒无收，从信息技术到因特网建设的许多基础性投资来源于政府的公共投资，以及旨在增加社会知识存量与流量的教育投资也大部分来自于政府的公共支出。也就是说，由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缺陷，政府在提供以下投入方面就必须发挥中心作用——人的技能和科学技术——这关系到21世纪资本主义制度的成败。但是，这两方面的开支都在急剧下降。以美国为例，美国全部的科研开发资金合计起来几乎有一半来自联邦政府，而自1989年以来美国的科研开发费用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个部分在下降，而且缩减的几乎全是长期跟踪性的知识的开发。另据1995年预算决定和拨款预算案向前预测，到2002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非军事科研经费将减少1/3。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现在越来越难以得到保证持续获得它自身长期成长所需要的东西。资本主义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四、日渐消亡的理性制度约束
当资本主义逐渐进入成熟期时，其内在的各种弊端开始一一暴露。于是，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替代的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便先后产生了。特别是当这两种意识形态结出制度之果时，也就是，苏联与东欧各国按照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不少的西、北欧国家又根据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资本主义便开始面临激烈的制度竞争。
在全球化时代，面对来自于左右两个方面的制度竞争，资本主义充分发挥其制度的兼容性而取得了竞争的暂时优势（布罗代尔，1976年）。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兼容性根源于它的唯目的论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赚钱就是一切，而手段则是次要的。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可以积极地利用市场经济，可以继承中世纪的等级制，可以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中保留封建特权，直至保留皇室与贵族，只要后者愿意妥协。因此，当共产主义与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产生以后，特别是当它们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存在时，资本主义便开始积极地吸纳这两种制度中的可兼容部分来增加自己在不同意识形态与制度竞争中的优势。例如，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创立了公共老年退休金和医疗保险制度；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1911年就怂恿了第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失业保险制度；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设计了带有浓厚计划色彩的新政，在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后拯救了资本主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战后资本主义各国普遍推行了以股权社会化为特征的股份制经济。集团的、社会的和法人的各种资本所有制形式获得了相当充分的发展。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没有遭到来自于共产主义制度与福利国家主义制度的威胁，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这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与福利国家主义事实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理性发展的制度约束（华民，2000）。
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与欧洲经济方面的落伍，有许多人相信共产主义失败了、福利国家破产了，这使得资本主义急于摆脱那种由不同制度竞争而造成的制度约束，回归到符合其本性的发展轨迹上去。由此带来的是，资本主义不仅恢复了以往的本性，而且变得更加肆无忌惮。那么，这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回答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各种内在与外在的矛盾将因此而趋于激化。曾记否，古代埃及、罗马帝国、以及中世纪的欧洲，它们的解体或崩溃，都不是因为存在外部的竞争者，而是因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变化。如此一来，当资本主义不能通过多种制度的兼容来使自己的意识形态与当今迅速发展的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力相适应的话，资本主义又能维持多长的时间呢（华民，2000）？
前文的分析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呼唤着一种更具公共性的制度诞生。这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发展的结果。因为，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内部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诸多的内在否定力量正日益发展壮大，向更具公共性制度过渡的量变过程早已开始。首先，资本本身已经越来越社会化。上述股权社会化无疑是对传统私有制的一种自我调整，是私人资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的一种自我扬弃。其次，国家职能更趋干预化和计划化。当代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实用主义为指导，集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学派之所长，创造出所谓的“新第三条道路”，以试图挽救和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吉登斯，1996）。尽管“新第三条道路”存在着种种实质上的局限性，但确实反映出西方国家力图在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等方面强化政府的计划和干预职能。资本主义世界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从量到质的过程中悄然兴起。总之，从根本上来说，当代发达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成熟的意识形态，它在不断进行自我修正、完善的同时，也必然为另一种更优越、更合理、更高级的意识形态——公有制度对其自身的否定不自觉地构筑着经济和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基础。这种构筑过程会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而加快。如果是这样，那么资本主义还是各种不同制度竞争的最后胜利者吗？
收稿日期：2001-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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