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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2)05-0050-0008
鲍罗廷(М.М.Бородин)①是斯大林派给孙中山的政治顾问，1923年8月来华，10月18日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被聘为政治顾问)，1925年7月1日被聘为在广州的国民政府高等顾问，1927年7月返回苏联。在华期间，鲍罗廷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促进了中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建立了赫赫功绩，关于这方面的论述甚多，无须详述。但对鲍罗廷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执行过分倚重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政策，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步步退让妥协，最终使千万共产党人倒身血泊，造成大革命悲惨失败的历史错误以及铸成这一错误的原因尚需进一步分析研究。本文试就鲍罗廷的功过问题作一新的述评。
一、斯大林确定鲍罗廷在华工作三原则
鲍罗廷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作为列宁的代表，奔走于欧美许多国家，与那里的革命者建立联系，组织革命力量，发动革命运动，是俄国革命传奇式的人物。共产国际成立后，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前往美洲，帮助那里的革命者建立了美国共产党。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使华全权代表越飞发表《孙越宣言》，苏联遂与孙中山确定了联盟关系。根据孙中山的要求，当年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斯大林的建议，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责成鲍罗廷在与孙中山合作中，要“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追求培植中国共产主义的目的”，工作上要与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配合，并通过该代表与莫斯科进行通信联系②。这一决定给鲍罗廷定下了三项在华工作原则：第一，“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就是责成鲍罗廷要全力支持孙中山进行反帝斗争，要站在国民党立场上考虑问题，做事要对国民党负责；第二，“决不要追求培植中国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责成鲍罗廷不要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要中共投身到国民革命运动中去；第三，鲍罗廷在工作关系上隶属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不属于共产国际，要通过苏联驻华外交代表向莫斯科汇报情况。这三条原则是斯大林提出的，体现了他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真实态度。鲍罗廷在华工作期间，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三条指示，其功过与这三条指示密不可分。
1923年8月2日，鲍罗廷与苏联新任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从莫斯科启程来华，10月6日到达广州。10月18日，鲍罗廷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来被聘为政治顾问)。受命伊始，鲍罗廷遵照斯大林的第一条指示，全力协助孙中山，从两个关键环节改组国民党：一是为国民党确定一个正确的革命纲领，他通过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帮助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二是改变国民党的成分。他反复向孙中山阐明依靠工农的重要性，驳斥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论调，主张将中国革命最优秀的分子——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吸纳进国民党。1924年1月国民党成功地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鲍罗廷起草的大会宣言和党章，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约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总数的1/4。在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中共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农民部秘书彭湃、组织部秘书杨匏安③。至此，国民党从主义到领导成员面貌一新，成功完成改组，实现了国共合作。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随即在全国展开，千百万工农大众走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中国出现了空前大好的革命形势。这一切都与鲍罗廷的工作息息相关。孙中山致信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称赞鲍罗廷“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他的中国之行显然是一个意义深远的事情”④。
二、鲍罗廷的错误——“不追求培植中国共产主义目的”的实际内容
国民党改组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就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也就是说在国民党内存在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党。随着工农运动的发展、革命的深入、阶级斗争的展开，在国民党内部阶级之间和派别之间的斗争便逐步尖锐起来。
国民党内原来就存在左、中、右派的斗争。国共实行合作后，国民党左派与中共的政治主张基本一致，对外主张联合苏联，坚决反帝；对内主张联共，依靠工农大众。而国民党右派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主张与左派恰恰相反。这样，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内部的阶级斗争和派别斗争，就表现为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右派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
苏联是国共合作的撮合人，是国民革命唯一的国际支持者，当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发生矛盾和斗争的时候，鲍罗廷很自然地成为这种矛盾和斗争的“调节人”和“仲裁者”。如何处理国共矛盾，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和中共的命运。从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鲍罗廷对国共两党应当执行如下政策：第一，必须坚决维持国共统一战线，也就是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第二，必须坚决与国民党新老右派作斗争，不断地削弱他们的力量；第三，必须坚决支持以中共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并不断壮大左派的力量。这三条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只有全面执行这三条方针，国共统一战线才能巩固，国民革命运动才能健康发展。然而，鲍罗廷遵循“决不追求培植中国共产主义目的”的方针，只坚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条，维护国共统一战线的存在。在国民党右派向共产党进攻的关键时刻，他不但不对共产党给予坚决支持，反击右派，而且要求共产党向国民党右派退让妥协，使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步步得逞。
(一)说服陈独秀向国民党老右派妥协
国民党一大后的几个月，其右派力量得到加强，在党内占据了大部分领导职位。国民党右派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以国民党中央检查委员名义，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设有党团，就是“党中有党”，对国民党“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主张“绝对不宜党中有党”。邓泽如等人还举行群众大会，煽动侨居国外的国民党党员的过激情绪，搜集资料，派亲信跟踪共产党人，准备向共产党人发动总攻击。张继还攻击共产国际和鲍罗廷，说共产国际妄想获取东方革命的指挥和控制权，鲍罗廷的行为并不高尚，无论如何不能担当党的顾问⑤。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陈独秀主张与国民党右派决裂。他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控制的某些活动，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⑥而鲍罗廷却表现出悲观失望情绪，“认为让左派打击右派是困难的，这样做国民党必然灭亡”，而且还“确定灭亡期限为几个月”⑦。1924年7月15日中共广东支部召开全体会议，听取鲍罗廷关于中国南方政治局势的报告，鲍罗廷坚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放弃一大纲领⑧。陈独秀尊重鲍罗廷和广东党组织的意见，中共中央于7月21日发出的《中央通告第十五号》指出，为图革命势力联合，“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⑨。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以忍让求合的态度以及后来所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都与鲍罗廷的影响密不可分。
(二)对国民党新右派放松警惕，不向斯大林汇报中共真实情况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于北京病逝，国民党内左右派势力加速分化，除老右派外，又出现了新右派。戴季陶和蒋介石逐渐成为新右派的代表人物。
新右派的理论基础是戴季陶主义。实际上，戴季陶主义就是经过精心包装的反共主义，蒋介石等一批新右派分子受其影响，一面表示联共，一面又以“限共”和“溶共”的方式反共，比老右派更隐蔽，更具有欺骗性。
孙中山去世后最重要的问题是，保证国民党沿着孙中山确定的革命方向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防止形形色色的国民党右派和野心家篡夺革命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可靠的办法是积极发展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力量，保证他们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权，时刻警惕并及时揭露右派和野心家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
鲍罗廷就孙中山身后的国民党党内斗争形势不断向莫斯科发回报告，说国民党右派在孙中山病重期间就采取了分裂党的步骤，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右派的离去是一件好事⑩。他这里所指的右派，还是那些国民党的“老近卫军”，并没有认识到以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比老右派更加危险，更没有认识到同右派进行斗争时必须扶植和壮大作为左派中坚的中国共产党。鲍罗廷在报告中甚至对中共只字不提。他的这种轻视共产党的做法引起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维经斯基的高度忧虑。他在给加拉罕的信中指出，鲍罗廷最近发回的报告不能令人满意，根据他的报告判断，“很难想象在中国存在着在这个国家的解放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共产党”。但在中国局势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准确地通报国共两党的关系和两党在这个国家的作用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使联共(布)和苏联国家领导人了解中国解放运动中真实的力量对比。由于苏联领导层得不到驻华使馆关于中共的报告，甚至连斯大林都不知道中共的真实情况，“在他的印象中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被融化在国民党内，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一般都受到国民党的‘虐待’”。因此在国共两党发生原则分歧时，中共就不可能得到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支持。维经斯基进一步指出，现在“必须加强我们在国民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各个领域的工作，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提出开除部分国民党员的问题，而不是党的分裂问题。共产党人应当打起国民党左派的旗帜站在运动的最前列”(11)。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斯大林主要听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和派往国民党的顾问鲍罗廷的意见，维经斯基的意见并未得到重视。
(三)说服中共接受《整理党务案》，使蒋介石夺取最高领导权
由于鲍罗廷对蒋介石丧失警惕性，蒋介石在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道路上胆子越来越大，于1926年3月20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对广州实行戒严，逮捕广州政府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没收工人纠察队武装。这是蒋介石代表国民党右派企图夺取革命领导权的严重事件。事件的发生，无论对莫斯科、苏联驻华代表处，还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出乎意料的。但对事件如何处理，如何消除事件造成的后果，追究事件发生的原因并吸取必要的教训，进而处理好国共两党关系，直接关系到中国国民革命的命运。事件发生时鲍罗廷回国述职，不在广州。但处理事件的善后事宜，非鲍罗廷不可。因此广州“各方都在等候鲍的到来”(12)。4月29日鲍罗廷回到广州，这时莫斯科“赋予了他更大的权力，简直就是要他全权相机处理一切”(13)。“中山舰事件”把蒋介石反苏反共的右派面目暴露无遗，但鲍罗廷不支持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揭穿蒋介石反苏反共的阴谋，而是将处理事件的首要着眼点放在弥补苏俄与蒋介石的关系上，玩弄政客手腕掩饰自己的过错。他为重新树立自己的威信，不惜拿中共作替罪羊，将酿成“中山舰事件”的责任归咎于中共中央的“退让政策”。他解释说：“如果归咎于莫斯科的政策或者俄顾问的作为，在国际上将有恶劣的影响。如果说是由于鲍罗廷的错误，他亦将无法工作。只有说成是由于中共中央某一短暂时期的措施有所偏差，才是牵动不大的交代。”(14)为改善苏俄与蒋介石的关系，鲍罗廷先与蒋介石秘密磋商，事先接受蒋介石炮制的《整理党务案》；然后劝说共产党领导人张国焘和谭平山去向蒋介石表示，中共绝不反对通过《整理党务案》。张国焘认为，《整理党务案》的详细内容他们并未与闻，却事先表示绝不反对，“未免太抹杀中共的地位了”。但由于鲍罗廷的再三劝说，他们还是应允了(15)。这样，《整理党务案》便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顺利通过了。
根据《整理党务案》，中共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出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执委总数的1/3，中共党员不得出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中共跨党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被迫辞职。组织部长谭平山被蒋介石取代，宣传部长毛泽东被顾孟余取代，农民部长林祖涵被甘乃光取代，中央秘书处书记刘伯承被叶楚伧取代，国民党中央各部领导再无共产党人，这就真正应验了斯大林的那句话，中共在国民党内受到了“虐待”。
《整理党务案》的通过使蒋介石大获全胜，他接着利用北伐，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夺取了革命最高领导权。
(四)从“以汪制蒋”到“蒋汪合作”的摇摆，加速了蒋介石的叛离
在“中山舰事件”以后，汪精卫不满鲍罗廷迁就蒋介石的做法，赌气到欧洲“休病假”，国民党内有许多人为他打抱不平。另一方面，蒋介石极力发展个人军事独裁势力，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打击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纵容各地反动势力，压制工农运动，引起中共、国民党左派和工农大众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蒋介石排除异己，专横跋扈的军阀作风也引起了国民革命军将领的反感。国民党中央和一些地区领导人遂提出迎接告假赴欧洲“休病假”的汪精卫回国复职、制衡蒋介石过分膨胀的权力、巩固同共产党合作的强烈要求。而此时湖南又出现了一颗新星——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唐生智。他的军队比较能打仗，又有中国共产党发动起来的工农大众的支持，在攻取长沙的作战中立下头功。他表示支持省内工农运动，并邀请中共向第8军派遣政工干部，迅速得到国民党左派和进步力量的拥护，成为在军事上能够抗衡蒋介石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设计了“以汪制蒋”的策略。1926年8月9日，他向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通报说：“我们已经决定，到时候应当在武昌召开广泛的国民党代表会议。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与汪精卫保持经常联系。我同前线将领们交谈后知道，在这个时候汪精卫的名字可以将蒋介石所有的反对派都联合起来。在武昌召开的国民党代表会议应当代表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和商人提出广泛的社会政治要求纲领……这个纲领的现实意义就在于蒋介石下台。用汪精卫的名字把所有人联合起来。然后可以在这里广泛地完成在广州曾做过的工作，逐步解除可能对国民党左派构成威胁的那些部队的武装。目前用这种办法就能达到自己的基本目标：恢复3月20日以前的局面，使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盟重新执政(黑体字是原有的——引者注)。”(16)
鲍罗廷提出一个关键问题：让蒋介石下台，并逐步解除威胁国民党左派的那些部队(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武装，但是其方法却是南辕北辙。在当时的情况下，让蒋介石下台，只有在以中共为代表的真正左派握有足够强大的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绝不是仅仅通过革命的政治纲领所能办到的。但从国共合作成立以来，鲍罗廷秉承联共(布)中央的旨意，从来没有让中共组织武装力量。“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就是因为中共没有自己足够的军队。这时要恢复3月20日以前的局面只有走武装工农的道路，而当时湖南迅猛发展的工农运动已经为中共组建革命军队创造了有利条件，仅在长沙市中共湖南区委就组织起1000余人的工人保安队并控制了市区，使北伐先遣军兵不血刃就进了长沙城。如果当时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允许中共在湘粤工农运动发达地区发展武装力量，可以说工农武装呼之即出。当时鲍罗廷和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等人已经意识到蒋介石可能会给国民革命带来严重危害，但他们不采取坚决措施，仍然坚持让中共充当国民党的“忠诚奴仆”角色的一贯方针，既不让中共争取革命领导权，更不准中共发展自己的工农武装力量(17)，想通过一些左的决议赶蒋介石下台，恢复3月20日以前的局面，只能是纸上谈兵。因此，就在做出让蒋介石下台决定的一周后，鲍罗廷经过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领导人的协商，改变了主意，将“以汪制蒋”的策略改变为“蒋汪合作”的方针。
鲍罗廷在1926年8月16日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会会议上说，“不排除汪精卫和蒋介石合作的可能性，大致这样来分配角色：汪精卫负责国家管理，而蒋介石是军队领袖”；“蒋介石在看到自己面临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时，是能够向左转的，并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18)。鲍罗廷从赶蒋下台的立场又回到与蒋和解实行“蒋汪合作”的立场。
党内日益高涨的迎汪气氛使蒋介石受到强大压力。他认为迎汪就是倒蒋。而这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攻武昌失利，他又受到了唐生智的轻视和排挤，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蒋介石派自己的代表胡公冕专程到上海会见陈独秀，请中共勿赞成汪精卫回国，因为“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蒋介石)捣乱，分散了国民革命的势力”。蒋介石还请维经斯基亲赴湖北来帮助他(19)。蒋介石一向专横跋扈，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恨之入骨，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会向中共求助的；他接连向中共通款，是他“自知地位危险”的真情流露。如果这时鲍罗廷和共产国际远东局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支持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乘机收回蒋介石的党权，削弱其兵权，迅速建立工农武装，仍然有可能保证北伐沿着正确的道路顺利发展。
但鲍罗廷提出的“蒋汪合作”方针已经被莫斯科正式批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则督促中国共产党执行。陈独秀根据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的精神，通过胡公冕对蒋介石做出了应诺：1.蒋汪应当合作；2.汪领导广州(政府)，但汪要根据蒋的意思和指示领导广州的工作；3.汪可以充当蒋与军队中其他派别之间的调节器，汪精卫的回任不会使斗争尖锐化，否则将毁灭共同的事业。陈独秀还建议由蒋介石首先提出让汪精卫回国的倡议，以便使迎汪一事不违背蒋的意志而是根据他的倡议进行的(20)。中共完全接受了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的主张，积极贯彻以蒋为主的“蒋汪合作”方针，蒋介石的地位得以巩固，从此失去了拿下蒋介石的机会。鲍罗廷从“倒蒋”转向“联蒋”，非但没能拉住蒋介石向左转，反而促使其加速了叛变革命的步伐。
三、从请求休假到被逐回国，以及鲍罗廷失败后的自白
1926年10月中旬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了全体中央委员与各省区、各特别市和海外各总支部的联席会议。会议确定了“蒋汪合作，以蒋为主”的方针，并开始付诸实行。但这并没有讨好蒋介石，他对鲍罗廷更加猜忌。鲍蒋矛盾在迁都问题上爆发出来。
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远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已经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国民政府迁都问题提上日程。鲍罗廷主张迁都武汉，蒋介石主张迁都南昌。11月16日，鲍罗廷率领宋庆龄、孙科等人以“迁都调查委员”的身份北上，先到庐山与蒋介石商定迁都武汉方案，随即转赴武汉安排迁都事宜。
鲍罗廷一到武汉，武汉就开始了反蒋运动。鲍罗廷耍手腕，对唐生智说，“谁能忠实履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就能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暗示要以唐生智取代蒋介石(21)。蒋介石怀疑鲍罗廷要通过迁都武汉削弱他的权力。于是他将张静江等第二批从广州北上的中央党部和政府成员扣留在南昌，于1927年1月3日在南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6次临时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否定了迁都武汉的决定。
蒋介石于1月12日来到武汉，要求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迁往南昌。鲍罗廷在当天欢迎蒋介石的宴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他欺压共产党，妨碍工农运动发展，有悖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蒋介石质问鲍罗廷是谁压迫工农大众，反过来指责鲍罗廷欺骗国民党，破坏孙中山的联俄政策(22)。从此两人斗争公开化。武汉方面利用工农团体举行迁都请愿活动，给蒋介石施加重大压力。蒋介石假意表示同意鲍罗廷意见迁都武汉，但回到南昌后即命令取消武汉联席会议，仍然坚持迁都南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面临分裂成两半的危险。这时，鲍罗廷的处境十分困难，遂提出回莫斯科休假，辞去顾问一职。这说明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莫斯科虽然早有撤回鲍罗廷之议，但当时的情况是，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他，所以联共(布)中央坚持让鲍罗廷留守岗位，不要突出自己，处理好迁都问题(23)。
在迁都武汉问题上，国民党左派团结一致，又有共产党的支持，在鲍罗廷的坚持下，2月21日临时联席会议扩大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即日于武汉开始办公：3月1日以前在武汉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宣告成立武汉政府(24)。但蒋介石非但不让步，反而指责武汉搞分裂。2月22日，南昌方面声明，在南昌的中央党部和政府迁往武汉之前，武汉不得以中央和政府的名义办公。实际上形成了武汉与南昌对立的局面。自此之后，蒋介石对鲍罗廷步步紧逼，必欲将他赶出中国而后快。
在解决武汉和南昌对立问题上，根据莫斯科的命令，鲍罗廷已经不能亲自出面，以免“突出自己”。于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于2月22日从武汉赶到九江说服蒋介石。蒋介石乘机以鲍罗廷为靶子，大批莫斯科。他对维经斯基说，南昌和武昌之间没有任何冲突。冲突的根子在武昌，主要责任在鲍罗廷；鲍罗廷为国民革命做了不少事，可他现在开始执行分裂国民革命运动的政策。“我现在反对他，因为他再坚持将会造成两个政府的危险方针”。蒋介石明明知道鲍罗廷执行的是莫斯科的命令，但他说：“我认为这不是共产国际的方针，因为这种政策会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中造成对共产国际的不信任。这不仅在我们国家，而且在东方各被压迫国家都会有反应。”他质问维经斯基，“共产国际坚持的是什么方针？共产国际是否主张国民革命分裂？”蒋介石最后对迁都武汉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迁政府与鲍罗廷有关系”，即让鲍罗廷离任；二是“在党内建立严格的纪律”，即建立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最后他威胁说，他“准备分裂”，还说共产党人说他是军阀，是独裁者，想同苏联决裂，对日本妥协(25)。这些话旨在恫吓维经斯基，不答应他的条件，他就决裂，就投靠日本。
蒋介石拉拢维经斯基，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鲍罗廷，又引发了鲍罗廷与维经斯基的冲突。鲍罗廷指斥维经斯基充当了反对十月革命的加米涅夫那种工贼角色；他南昌之行，不但未达到目的，反而动摇了反蒋阵线，助长了蒋的气焰，损伤了自己的威信。维经斯基反唇相讥，说鲍罗廷的做法不是什么布尔什维克路线，而是玩弄手腕的政客行为，其结果将不利于中国革命和苏俄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26)。鲍罗廷认为，蒋介石占领南昌之后，锐意经营东南，这种东进方针将与苏联日渐疏远，而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浙江一带的买办资产阶级寻求妥协。如果蒋介石占领上海，很可能发动一个反共运动。基于这种认识，鲍罗廷再次产生了联合蒋介石的反对派，拿掉蒋介石与南昌彻底决裂的想法，又从联蒋转向倒蒋。而维经斯基受加伦的影响，认为大敌当前，国民革命不宜过早分化，否则不利于工农运动的发展，对蒋介石有妥协倾向。鲍罗廷与维经斯基的争论，反映到莫斯科。斯大林等联共(布)中央领导人认识到局势的严峻性，于1927年3月10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由斯大林亲自作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并做出相应的决定，明确反对与蒋介石决裂，主张贯彻拉住蒋介石的一贯做法(27)，否定了鲍罗廷同蒋介石决裂的意向。鲍罗廷的地位受到进一步削弱。
斯大林的退让政策也没有拉住蒋介石。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进行反革命大屠杀，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打入血泊。由斯大林制定、鲍罗廷具体执行的国共合作政策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这时，斯大林将全部对华政策的基点完全建立在汪精卫更加“左”倾和持续革命化的基础之上，对汪精卫给予全力支持。在4月至6月的两个月中，苏联对武汉政府援助了400万卢布(28)。但武汉政府要求苏联援助的款额却是1500万卢布(29)。苏联的经援只能解燃眉之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武汉政府的经济困境。
在鲍罗廷的坚决主张下，武汉政府举行北伐，进军河南，联合冯玉祥。这次北伐虽然给奉军造成重创，也使国民革命军铁军第四军元气大伤，而联合冯玉祥的战略目的并没有达到。
此时，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其对华政策的忠实执行者鲍罗廷都已对武汉政府不抱多大希望，而是将最大希望转移到冯玉祥身上，希望冯玉祥与武汉政府建立巩固的联盟，共同移师东南，剿灭蒋介石。
但汪精卫却到郑州与冯玉祥达成了驱逐鲍罗廷的秘密协议。随后，冯玉祥在徐州与蒋介石举行会议，确定了在清除共产党的基础上，蒋、冯、汪实行合作，继续进行北伐。会后冯玉祥发表迫使武汉与南京合流的通电，通电宣称，武汉地区社会已根本动摇，其补救办法是，设法使鲍罗廷回国，其政府成员除少数人须“出洋休息”外，其余均可与南京政府合而为一，要求汪精卫等“速定大计，早日实行”(30)。7月15日，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决裂，彻底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与蒋介石合流。这样，鲍罗廷在武汉已无立足之地。冯玉祥许诺为鲍罗廷提供安全信道，鲍罗廷决定经戈壁沙漠通过外蒙古回国。7月27日，鲍罗廷与国民党左派陈友仁和一些外国人共30余人在武汉车站登上专列，宋子文、汪精卫到车站送行，到达郑州后冯玉祥前来迎接，这位在华工作4年之久的苏联顾问，被迫离去的最后一刻保持了自己的尊严。
鲍罗廷在华工作4年期间，从国共合作关系的确立，到轰轰烈烈的北伐，每一次成功都有他的功劳。另一方面，他始终将全部对华工作的重心集中在国民党方面，将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从属地位，用他的话说就是要中共“做中国革命的苦力”；而在对国民党的工作中，又不能一贯地坚定支持左派，对蒋介石一系列的反共活动采取容忍、姑息的态度，使蒋介石夺得了最高权力，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鲍罗廷对国共两党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是联共(布)和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执行者，但联共(布)和斯大林对华政策的制定与鲍罗廷从中国发回的情况报告和建议有直接关系。那么鲍罗廷自己是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如何看待中国国共两党，或者说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关系的呢？鲍罗廷在意识到其在华全部使命行将结束时，曾与一位瑞典记者有过如下一段对话，这段对话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答这些问题。
瑞典记者问：“如果那些一直同你共事的人在危难时刻离开你……你会试图为建立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的政权而战斗到底吗？”
鲍罗廷答：“假若当了我4年的朋友和战友的中国领袖(指冯玉祥和蒋介石——作者注)仍认为他们没有我的帮助也能继续战斗的时刻已经来临，那么我将服从。因为我已经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不打算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而战——因为时机尚未成熟。”
瑞典记者问：“是什么把你吸引到中国，又是什么使你留在这里，尽管你生活在危险和困难之中，尽管你的政策经常在你周围的仇恨和痛苦的海洋中几近遭到吞没？”
鲍罗廷答：“我来到中国是为了一种信念而战。通过解放东方人民而完成世界革命的梦想把我带到这里。但中国本身，以其古老的历史、无数的人民、巨大的社会问题和无限的容纳能力使我震惊并征服了我，渐渐地，我的世界革命理想也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了。中国的革命和为中国争取自由的斗争，完全变成了目的，而不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我的任务是抓住时机，让这个巨大的车轮开始转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带着我一道前进了。我自己已成为这架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31)
这段对话非常清晰地反映了鲍罗廷的思想脉络。他怀着实现世界革命(亦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来到中国。但中国的现实要求却是进行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他的认识是，进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自然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来领导，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出于这一思想认识，鲍罗廷一切以国民党为中心，轻视、限制，甚至有时压制共产党，对蒋介石退让、姑息等种种表现就是必然的了。鲍罗廷认为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尚未到来是完全正确的，但他并没有认识到，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只有依靠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才有胜利的可能。鲍罗廷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水平，也就是斯大林、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认识水平。这就是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悲惨失败的主导原因。鲍罗廷这个在中国革命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后悲剧式地离开中国，也成为必然。
注释：
①其真名为格鲁金别尔格(Грyзинбeрг)，因经常在国外从事秘密工作，还使用过安格里昌宁(Aнгличанин)、邦吉尔(Банкир)、博罗温(М.Броyн)、尼基福洛夫(Никифоров)等化名。
②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号记录，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1(1920-1925),Москва,1994r.C.239-240.
③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出版社1985年版，第63、67页。
④贾丕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中译本，张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
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0次会议情况通报(1924年7月3日)，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T.1(1920-1925),С.449-450.
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7月13日)，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T.1(1920-1925),С 458-459.
⑦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4年7月12日)，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T.1(1920-1925),С.455.
⑧中共广东组织就鲍罗廷的报告做出的决议(1924年7月15日)，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T.1(1920-1925),С.459-460.
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一九二一-一九二五)》，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82～283页。
⑩鲍罗廷的书面报告《孙中山逝世与国民党》(1925年4月6日)，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1(1920-1925),С.542-543.
(11)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5年4月22日)，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1(1920-1925),С.550-551.
(1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页。
(13)同上，第113页。
(14)同上，第120页。
(15)同上。
(16)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政协委员会远东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9日)，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2(1926-1927)，часть 1，Москва，1996г.,С 308-310.
(17)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曾不断向中共发出指示，让中共成立军事委员会，介入军事事务，但其工作仅限于帮助国民党左派，并非让中共直接发展自己的工农武装。
(18)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与鲍罗廷会议记录(1926年8月16日)，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2(1926-1927),чaсть 1，С.326-327.
(1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一九二六)》，第325～326页。
(20)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9月20日)，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2(1926-1927),часть 1,С.435.
(2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167～168页。
(22)载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23)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7号记录(摘要)(1927年2月17日)，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2卷(1926-1927年)，第2部分，第519～620页。
(24)载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1日和3月8日。
(25)维经斯基和蒋介石在九江的谈话记录(1927年2月26日)，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2(1926-1927),часть 2,С 630-631.
(2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181页。
(27)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0号记录(摘录)(1927年3月10日)，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2(1926-1927),часть 2，С.643-644.
(28)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4号记录(摘要)(1927年4月7日)，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2(1926-1927),часть 2，C.662,817.
(29)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2(1926-1927)，часть 2，С.807.
(30)载《晨报》1927年6月30日。
(31)[美]丹尼尔·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殷罡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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