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一个和平的新世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1世纪的和平与安全政策，将不得不对付20世纪缠绵不去的遗产（认同庞大积累的武器和使用武力是人类冲突的主宰者）和各种新挑战，如由社会、经济、地缘和环境压力所引起的国内冲突。这些问题盘根错节。虽然20世纪战争和军备竞赛的独特原因也许很快成为历史，可是，剩余的军事装备使得各国获得各种规格武器、尤其小型武器是如此便利，以致于在未来争端中诉诸暴力变得轻而易举。为了预先制止未来无休止的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各国政府、政府间机构和市民社团需要找到重新焕发的力量，以寻求非军事化、冲突预防、更有灵感的全球性机构建设和更大程度的基层参与。
冷战时期，人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即传统安全政策（建立全国性的力量或者盟军力量）经常造成不安全。以德国勃兰特、瑞典帕尔梅、坦桑尼亚尼雷尔、挪威布伦特兰和瑞典卡尔松这些世界级领导人为首领导下的一系列独立的国际委员会，推动人们对安全问题进行彻底的重新思考。在这些努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共同安全（这种观点认为，为了使某个国家感到安全，其敌对国也必须感到安全）和综合安全（这种思想认为，诸如社会不平等、贫困、环境恶化和移民压力这些非军事因素，在决定冲突可能性上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军事因素的重要性），从而产生了有关冲突的许多根源是否都要靠军事办法来处理的问题，这是在人类安全标题之下，人们目前正在探讨的一种看法。
冷战结束以来，世人目睹了军费开支、武器生产、交易和部署及军队规模正在缩减。然而世界各地进展极不平衡，主要的武器装备依然存在。朝着更加精密度武器方向发展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各国之间新的和“剩余”武器的交易和转让依然十分活跃。
从根本上讲，各国对军队的依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几乎没有一个政府忽视军事力量的效用。克林顿政府断言，当今社会的不稳定，必须通过军事手段加以对付，要求在今后6年（2000年至2005 年）给五角大楼再增加1120亿美元的拨款，这完全有悖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必然对世界上其他首都的决策产生影响。
21世纪一项核心任务，将是以三个原则为基础确立起有效的约束机制。这些原则与构成过去和现在政策基础的那些方法形成了鲜明对比：裁军（对军控）、普遍限制武器（对不扩散）和战争预防（对战争管制）。
虽然世界已经从核边缘中被拉回来，但是裁军变得以比往任何时候更为迫切。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有关控制武器生产、拥有或交易的准则依然不多。几十年的军控努力，对于一些国家部署的某些武器数量上的限制微乎其微，对许多种类的武器则根本没有什么限制。与没有管制的武器名单相比，自1899年以来，实际上被宣布为非法武器的名单很短。虽然使用化学武器在1925年被禁止（该协定被多次违反），但在1993年化学武器公约宣布化学武器生产和拥有为不合法之前，差不多已经过去了70年。1995年，导致人双目失明的激光武器被禁止，1997年各国签署了禁止杀伤性地雷条约，并于1999年正式开始生效。
由于不存在大国对抗，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也很少，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召唤着各国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领域进行意义深远的裁军运动。非核化（确定分阶段和最终消除所有各种核武器的时间表）成为今后几年非常紧迫的任务之一。核“拥有国”不仅坚持认为它们将无限期地保留核武器、继续推行现代化计划，它们现有的核武器仍然处于一触即发的戒备状态，而且赌注正在不断增加，印度和巴基斯坦已加入了“核俱乐部”。现在就假定其他国家最终不会受到诱惑去重新评估其政策并获取核武器，显得过于乐观了。即使没有一个政府正在考虑有意识地发动一场核战争，也依然潜伏着其他危险，其中包括导弹意外发射、核武器被盗、恐怖分子或无核国家得到相关材料和技术。
一个同样急迫的任务是限制常规武器贸易。数量庞大的武器一直在全球各地到处扩散。这种武器集结最令人担忧的方面是小型武器（今天内战中被选用的武器）的普遍扩散。
人权组织和其他团体一直要求采取措施以确立起一种具有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至少确保不把武器出口给那些没有举行自由选举、践踏人权或者参与武装入侵活动的国家。1998年6月， 欧盟通过了一项自愿性的行动规则。但是如果当这个规则证明是不利于它们时，该地区各国政府是遵守还是忽略该规则，尚待观察。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建立起有效的、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依然是朝着和平方向发展的关键性一步。当然，在新的世纪，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的建立势在必行，即确立起一个彻底反对买卖武器的规范化的设想，从而使得这种交易不再被视为正常的商业交易，而是一种极不寻常的事件。
也该是对庞大常备军重新思考、并提出拥有一支进攻性军队是不可接受的这种标准的时候了。没有明显外来对手的国家，也许想彻底削减军队并把余下的军队定位为纯粹执行防御任务。的确，某些国家也许想重新思考它们是否需要一支军队、是否加入到20世纪先驱哥斯达黎加、海地和巴拿马的行列废除常备军这样的问题。各国所采取的单边措施，可能创造出某些急需的推动力。但是长远的进步，得依靠一种更具有系统性的、多边的措施。1999年5月海牙呼吁和平会议， 发起了一项非政府组织的倡议——预防战争全球行动计划，建议在20年至40年里分4 个阶段完成军队和武器的重大削减任务。
第二个基本原则涉及准则的普遍性。为了公正有效，武器限制必须同样适用于所有国家。这与目前盛行西方国家的不扩散政策——允许挑选出来的（自我指定的）国家团体持有某些种类的武器，而却将其他国家拒之门外——形成对比，核武库是最为突出的例子。不扩散条约禁止目前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获得核武器。可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却没有诚意兑现在讨价还价交易中所达到的部分内容和为消除核武器开始进行认真的谈判。发达国家正在千方百计地确立其在高精端武器技术上的垄断地位（虽然这个目标常常与它们积极兜售的不扩散出口政策相矛盾）。其结局可能导致形成一种全球性的安全种族隔离体系。
从普遍性角度来看，这种倾斜的安全措施不仅难以让人接受，而且长期来看也是不可行的。只要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具有获得武器的机会，其他国家也会受到引诱去获得武器。不管这些武器的真正效用是什么，一个政府珍视其拥有的武器这个事实对其他国家发出了信号，即它必定具有直接的军事价值、能提高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或者提供某些不非常具体的好处。这也许是傻子玩的游戏，但是正是这种游戏，各国已经玩了好几个世纪。在未来继续实行这些政策是资源的巨大浪费，它可能引起新的军备竞赛和触发地区性或全球性的不稳定。
第三个原则，即预防战争，也需要深刻的变革。在1899年的海牙会议上，各国政府表达了其“将战争的不幸减少到军事需要允许程度的愿望”。这个希望依然没有实现。虽然制定的战争法律更加严格，但是，过去100年的历史表明它们的有效性存在着内在的局限性。 与其徒劳地使得战争成为“勇武”的事件，不如把注意力放在预防暴力冲突上更富有成果。可是，各国政府领导人对冲突预防口惠而实不至。例如，1997年新建立的联合国反对冲突预防行动信任基金得到了高度赞扬，但是到位的资金却少得可怜。
通过建立一个早期冲突预警网络、在世界各个地区设立常设性的争端仲裁中心、对预防性外交给予更多的支持和组建一个由有才干和经验的个人组成的使团作为代表国际社会的巡回调停者等办法，可以解决好多事。诚然，冲突预防不是一门精密的学科，相反，它像一个反复试验的过程。一方面，存在着对迫近的暴力冲突的早期预警变成了错误预警的可能。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将会尽力把某些多余的东西注入冲突预防机构中，从而使得国际社会作出各种努力以阻制大规模暴力活动。将预防争端扩展到全面的行动决非是一项轻松的任务，其困难程度，使得一旦发生广泛流血而要结束争斗的那些可能困难相形见绌。
预防
当然，通过斡旋的冲突预防并不常奏效，因此需要寻找另外的方式。具体地说，维和行动将不得不被赋予新形式，以便它们能够体现派遣的真正含义，而不是扮演最后时刻消防队的角色。在过去几年中，世界已经把维和行动与不幸的努力联系在一起——人少、装备差、派遣迟、不能维持现场的和平。需要建立一支训练有素、在联合国领导下的进行预防性部署的常备军。这支部队将被派遣部署在某些国家的边境甚至境内，旨在对付有明确信息的日益迫近的暴力争端。这种干涉不应该被视为其本身目标，而应是为斡旋努力提供空间。
在喜好轻便快速以获得决定性结果这样一个变化迅速的世界里，人们一般对预防和斡旋所需的无限制承诺与成功解决冲突所不可缺少的妥协和差别很是反感。政治领导人倾向于空中打击——诸如试图改变塞尔维亚在科索沃问题上的政策而对其进行的那些打击——能够提供一种迅疾、明确的选择办法，但是，这是一个有问题的假设。即使以最直接明快的方式去执行这种政策——千方百计地迫使萨达姆·侯赛因交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最后还是含糊不清。因伊拉克被怀疑藏匿了禁止性武器计划而设的国际监督基地除了关闭外别无选择。
在科索沃，“巡航导弹外交”被运用得淋沥尽致。在保护阿尔巴尼亚人人权的名义下，北约对科索沃及前南斯拉夫的其他地区的目标发动了78天的狂轰滥炸。尽管盟军的空中打击成功地迫使塞尔维亚同意了北约的条件，但是它根本没有保护一个受害者。相反，轰炸政策大大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科索沃难民的大量涌入，使得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陷于崩溃的边缘，该地区能否稳定的长期前景依然不明朗。
在轰炸行动中，北约不仅把轰炸目标对准明确的军事设施，而且越来越把目标对准保持平民社会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设施上，如桥梁、高速公路、通信设施、炼油厂、电站和石化基地。这些攻击不仅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平民，而且使得该国付出了公共健康的代价，遭受了环境损失，对此，还尚未完全显现出来。塞尔维亚地雷和未爆炸的弹药对该地区居民构成了长期存在的直接威胁。
斡旋解决冲突的机会在走向战争的几年时间里丧失了。结束轰炸后的解决方法不会带来和解。虽然一些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已经返回，但是许多塞尔维亚人逃走了，他们担心受到报复，不相信北约部队会保护他们。相互的恐惧和厌恶已经升级到了极点，和平共处只是一种渺茫的希望。
一个惨痛的事实是，北约自己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日内瓦公约所制定的战争规则。实质上，北约轰炸重申了弱肉强食原则，对国际关系法则产生了不良影响。将来其他国家也许抓住这个先例，为自己单方面使用武力进行辩解。
意义深远的裁军、普遍适用的军备限制和强有力的冲突预防努力，在致力于和平政策更多传统内容上需要走很长一段路。可是，为了成功，这些措施必须与更为广泛的安全议程联系起来。冲突预防不仅是在潜在的进攻者与预期受害者之间部署维和部队（虽然某些成功行动可能会产生有益后果），而且更为根本性的应是首先认识和减缓引起暴力争端的潜在压力。
在核心方面，朝着预防方向的转变，需要适合于增强社会组织和改进其管理的政策。核心的目标比如财富的公平分配、不同人口团体的利益平衡、充分的就业机会、消灭贫困和保护或者恢复生态系统。在一个惊人的经济增长与普遍的不平等同时存在并正在加剧环境毁灭、孕育爆炸性社会局势和加剧民族对抗的世界中，这些都是迫切需要的。
各国政府必须采取能够更好地制止水资源和耕地资源的恶化、保存和保护重要的自然系统、谋求气候稳定的政策。成功的关键在于提高能源、材料和水利用效率的各种措施。在发展中国家，绝大部分人口直接依赖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益处不仅是环境方面的，而且，通过有助于避免与整个环境毁灭相伴随的混乱和分配冲突，它将继续深入到社会和政治领域。工业国家的政策也是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消耗了这个星球资源的大部分，因而应直接或者间接地对非可持续性的采矿、伐木、金属冶炼、捕鱼和矿物燃料焚烧承担责任。
同样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必须在消除贫困、促进充分就业和减少大量的社会不平等等方面予以更大的关注。1995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社会首脑会议上，与会各方普遍认识到社会状况与和平问题密切相关。但是，迄今为止，实际推行的政策要比首脑会议上的声明弱了许多。只有强大的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才可能把言论上的许诺转变为现实。
在一个资本密集型技术和全球范围的规模经济共同作用限制就业机会的年代，对就业政策重新进行彻底的评价，已是期待已久了。它涉及诸如选择合适的技术、需要对能源和资源消费而不是劳动力进行征税和设计财政政策和优惠政策等问题。预算重点也需要重新考察。只要大量资源继续被用于军事，社会的需要就会受到漠视。
虽然各国政府时刻对冲突严阵以待，它们自身为促进人类安全和减少冲突做了许多事情。可是，因为人类的生存正越来越受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的影响，所以在确定其议程方面，不但需要促进更大的国际合作，而且需要市民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人类安全角度看，重要的是满足人类的普遍福利不以过分剥削自然、使某些社会落后或者损害当地文化、习俗和规则为代价。如果能够形成强有力的环境和社会标准的话，那么全球经济一体化不会变成为一场彻底竞赛。
随着决策过程以越来越深刻的方式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社会，宽泛意义上的人权在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性正在不断增加。世界的政治和公司精英对建立全球市场结构的兴趣和效率，要远远高于对建立制止全球化演变为持续不断的竞争的三个至关重要的基本条件的兴趣和效率：使最强大的市场主体更加负责任；为全球人类社会而不仅仅是全球市场的繁荣奠定基础；确立能够促进全球准则和捍卫全球人类社会利益的强有力的国际机构。
被授予最大程度权威和力量的国际机构——其中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决策过程中不但缺乏可靠性，而且有时候不惜以社会、环境和人权需要的直接代价去追求经济增长。基层活动分子一直试图改变这些机构的运行方式，但是必须进行更多的改革。
改革联合国
人们把实现和捍卫全球社会的很大希望寄托在联合国上，联合国的各种部门和机构正在参与许多对提高人民福利至关重要的活动。然而，联合国可获得的资源少，拥有的政治权力小。在其创建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旨于防止再次发生战争而建立起来的这一组织正越来越陷入软弱无力的危险之中，尤其是美国不愿缴清会费更加剧了这一情形。因为整个联合国的系统（总部、专门机构和维和行动）拖欠成员国未偿清的费用高达26亿美元，它受经济危机的困扰已经有好几年了。在新的世纪，如果希望联合国比过去在和平问题上更有发言权，各国政府必须向联合国提供足额的、慷慨的资金。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改革如同资金一样必不可少。例如，安理会在其构成和核心工作方面越来越不合时代的要求。尽管已经讨论了好几年，并不乏改革建议，但是在具体方面并没有形成共识。常任理事国极不愿意放弃或者淡化、削弱任何特权尤其它们的投票表决权。如果它们阻挠了及时的变化，那么将会进一步激发全世界对其过时特权的不满情绪。由于联大的工作须依靠世界各个国家的友好合作，所以对改革的拒绝也许会危及其权威性和效率。
由于安全政策在新的世纪将越来越需要越过军事问题而关注大多数冲突根源所存在的社会、经济、地缘和环境压力，整个联合国的体制将是成功的关键所在。像安理会一样，它需要改革。正如安理会改革情况一样，各方在无数改革建议中没有达成一致——某些建议试图增强联合国的力量，而其他建议则想限制其作用。
最重大的挑战之一是，联合国作为政府代表的一个组织的作用而使之成为“联合国家的人民”的一个组织。正如刚才谈到的，非政府组织在许多国际场合和会议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它们上升的影响力需要从联合国自身找到更加明确的机构表达其观点，也许会朝着一个多议院体制和在联大之外增加一个或者几个更广泛地代表每个社会的大会的方向发展。这可能需要一个议会式的议院（每个国家直接选举代表，如欧洲议会的成员）和一个包括劳工代表、环保团体和其他团体在内的市民社会论坛。这样的变化将不可能是完全革命性的概念——国际劳工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是三级结构，它把政府、商业界和劳工的代表结合在一起。
由于各国政府未能有效地促进冲突预防和和平建设，非政府组织（越来越被称之为市民社会组织）在地方、全国和国际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肯定性作用。在人们把对和平与安全的关注更多地集中于国内事务而不是国家之间事务的时代，切合实际的做法是市民社会应该变成积极的参与者。
人们在最近几年目睹了联盟的出现所发挥的作用，它们在对话基础上把非政府组织与有着类似想法的政府联合起来。反对杀伤性地雷运动就是一个突出例子。在加拿大、南非、比利时和挪威等国家的支持下，这项运动成功地把地雷纳入到全球议程中，制定了一项禁止这种武器的国际性条约，并以比历史上签订的任何其他武器条约更快的速度赋予实施。
在努力建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反对小型武器扩散的集会活动和中等国家倡议（鼓励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诺采取实际步骤消除其核武库的一项努力）方面回荡着同样的旋律。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这些努力通过更大程度地把人权、人道主义和对人类发展的关注注入其中，促进了国际决策变革的过程。
这种新的“讲坛外交”把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家视为变革先锋，使得传统的无声外交（经常是秘密的和动作缓慢的）接受更多的稽查并动员了舆论，它经常从大国那里得到倡议，从而使得后者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以改变其不适宜的立场。所谓的软力量是建立在人类安全而不是国家安全基础之上的，应成为和平政策的组织原则。它认为军事力量的作用已经下降，强调思想的力量和新准则的传播要重于武器的力量。
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全世界人民必须努力把21世纪变成非军事化和冲突预防的世纪。
摘自美国 USA Today Jan.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