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集解》和《诗集传》诗旨差异看朱熹《诗》学观念的转变及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集论文,朱熹论文,差异论文,观念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2)03-0096-05
朱熹是封建社会后期学问最广博、影响最深远的学者，他一生著述甚丰，其于经学，用力最勤者，首推《四书》，其次即为《诗经》。朱熹注释《诗经》是一件旷日持久的工作，乾道九年（1173年）所注《诗集解》是其注释《诗经》的第一稿，由于对《诗集解》颇为不满，朱熹不断地对其进行修改。今日所见《诗集传》当是朱熹晚年《诗》学研究的论断。朱熹为什么反复修改《诗集解》？是诗无达诂呢，还是朱熹注《诗》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
一
《诗集解》虽然早已亡佚，我们却可以从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中见其概貌。在考察《诗集解》和《诗集传》所定诗旨的异同时，不得不提到《诗小序》，以做参照。
1.《诗集解》和《诗集传》诗旨相同例
(1)《诗集解》和《诗集传》皆从《小序》说。《周南·螽斯》，《小序》曰：“《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诗集解》曰：“螽斯聚处合一而卵育繁多，故以为不妒忌而子孙众多之比。非必知其不妒忌也，或曰古人精察物理，固有以知其不妒忌也。”《诗集传》曰：“后妃不妒忌而子孙众多，故众妾以螽斯之群处和集而子孙众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前后稿所论《诗》旨皆从《小序》说。
(2)《诗集解》补释《小序》，《诗集传》基本从《小序》。《周颂·清庙》，《小序》曰：“《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诗集解》曰：“《书大传》曰：‘周公升歌《清庙》，苟在庙中尝见文王者，然如复见文王焉。’”用《书大传》补释《小序》。《诗集传》曰：“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乐歌。”基本从《小序》。
(3)《诗集解》从《小序》说，《诗集传》以史补释《小序》。《豳风·鸱鸮》，《小序》曰：“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诗集解》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虽已灭之，然成王之疑未释，则乱未弭也。故周公作《鸱鸮》之诗以遗王，而告以王业艰难不忍毁坏之意，所以为救乱也。”基本同《小序》。《诗集传》曰：“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鲜、蔡叔度监于纣子武庚之国，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孺子。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诛之，而成王犹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诗以贻王。”以史实补释《小序》。此类并不多见。
(4)《诗集解》和《诗集传》均依《诗》自立新说。此例在《诗集解》中亦不多见。如《邶风·谷风》，《小序》云：“《谷风》，刺夫妇失道也。卫人化其上，淫于新婚而弃其旧室，夫妇离绝，国俗伤败焉。”《诗集解》云：“此诗皆女怨之辞。”从文学角度解《诗》。《诗集传》云：“妇人为夫所弃，故作此诗以叙其悲怨之情。”进一步从文学角度解释诗意。
2.《诗集解》和《诗集传》诗旨不同例
(1)《诗集解》从《小序》说，《诗集传》从诗本身自立新意。《邶风·击鼓》，《小序》曰：“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诗集解》曰：“按《左传》州吁与宋、陈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出师不为久，而卫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众叛亲离，莫肯为之用尔。”对《小序》进行阐释。《诗集传》曰：“卫人从军者自言其所为，因言卫国之民或役土工于国，或筑城于漕，而我独南行，有锋镝死亡之忧，危苦尤甚也。”依《诗》自立新意。
(2)《诗集解》对《小序》提出一些疑问，《诗集传》依诗自立新说。《卫风·伯兮》，《小序》曰：“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返焉。”《诗集解》曰：“先儒以此诗疑此时作，然无明文可考。”对《小序》所作时间提出了怀疑，但不能径立新说。《诗集传》曰：“妇人以夫久从征役而作是诗，言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执殳而为王前驱也。”依《诗》认为此为妇人思夫之诗。
(3)《诗集解》从《小序》说，《诗集传》定为“淫诗”。《郑风·遵大路》，《小序》云：“《遵大路》，思君子也。庄公失道，君子去国，国人思望焉。”《诗集解》云：“君子去其国，国人思而望之，于其循大路而去也，揽持其祛以留之曰：无恶我而不留，故旧不可遽绝也。”主《小序》而言《诗》。《诗集传》云：“淫妇为人所弃，故于其去也，揽其祛而留之曰：子无恶我而不留，故旧不可遽绝也。”认为是淫妇留其所与私者之诗，与《小序》君子说截然不同。
(4)《诗集解》言刺某王，而《诗集传》或去掉刺意，或改刺他人。《小雅·小旻》，《小序》曰：“《小旻》，大夫刺幽王也。”《诗集解》曰：“此诗刺王惑于邪谋，不能断以从善，将致乱也。”《诗集传》曰：“大夫以王惑于邪谋，不能断以从善而作此诗。”去掉“刺”意。《唐风·采苓》，《小序》曰：“《采苓》，刺晋献公也。”《诗集解》云：“献公好听谗。观骊姬谮杀太子及逐群公子之事可见也。”仍然认为是刺献公之诗。《诗集传》云：“此刺听谗之诗。”去掉所刺之人，改为刺听谗之诗。
从《诗集解》和《诗集传》所定诗旨的对比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诗集解》基本上尊《小序》说。
(2)《诗集传》中有一部分《诗》的解释仍然尊《小序》，一类是朱熹认为有史实根据者，如《豳风·鸱鸮》，一类为《小序》所言的“美”诗，如《螽斯》、《闵予小子》。对带有刺意的《小序》进行了改造。
(3)在《诗集传》中，朱熹把很多诗篇作为文学作品来解读，并提出了淫诗说。
二
《诗集解》和《诗集传》所论《诗》旨有很大差异，这是由于朱熹的《诗》学观念发生了重要转变。那么，朱熹的《诗》学观有哪些转变，为什么会有如此转变呢？
首先，宋代《诗经》研究领域关于《小序》守、废问题的论争影响了朱熹的解《诗》思想。北宋庆历以来，在《诗经》研究领域出现了疑《序》废《序》之风，欧阳修和苏辙拉开了宋人疑《序》之风的序幕，同时，王安石、程颐等人则极力维护《诗序》的权威地位。南渡以后，动乱的社会现实，进一步降低了人们对圣贤经典的盲目崇拜心理，废序派对《小序》的攻击更为猛烈，南宋郑樵作《诗辨妄》，力诋《小序》，不遗余力；王质作《诗总闻》废弃《小序》而言《诗》。与此同时，守《序》派对《诗序》予以坚决捍卫，如范处义作《诗补传》，极力维护《小序》的权威。这样，朱熹之前，在《诗经》研究领域实际上存在着尊《序》与废《序》两条路线，这也使朱熹在说《诗》中面临着两种选择。朱熹写作《诗集解》当是受守《序》派的影响，以后作《诗集传》当是废《序》派影响所致。朱熹后来提到自己最初的《诗》学思想时说：“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当初亦尝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释。后到三十岁（从束景南说当去掉“到”字），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谬戾，有不可胜言。”（《朱子语类》卷八十）朱熹写《诗集解》时心里就已很矛盾：既怀疑《小序》说，又不敢废《小序》，因此基本尊《小序》。在写完《诗集解》后，其解《诗》思想又向废《序》一派倾斜。他说：“《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同上）因此，朱熹也决定对刚刚成稿的《诗集解》进行修改。
朱熹对《小序》的怀疑态度，必然要受到守《序》派的坚决反对。当时守序派领袖吕祖谦便多次同朱熹以《小序》为焦点发生热烈的争论，由于朱熹坚定地认为圣人所放为“郑声”，而《诗经》所存为郑诗，为淫乱之诗，因此更坚定了他废《序》言《诗》的决心。在淳熙四年他再次修定《诗集解》，并在十月正式序定了修改过的《诗集解》，而朱熹对此仍然很不满意，他在淳熙五年夏给吕祖谦信中提到这次修订时说：“大抵《小序》尽出后人臆度，若不脱此窠臼，终无缘得正当也。去年略修旧说，订正为多，向恨未能尽去，得失相半，不成完书耳。”（朱熹《文集》卷三十四《答吕书七》）此后，朱熹仍然不断对其进行修改。有人认为朱熹是由于不满吕祖谦太尊《小序》，所以才主张序弃《小序》而言《诗》，如清人朱鹤龄说：“朱子以其（吕祖谦）祖述《小序》，多所不满，郑卫淫奔之说，多用渔仲。”（朱鹤龄《诗经通义》）我认为，朱熹自变前说可能与吕祖谦有一些关系，但却不是主要的，废《序》言《诗》突出地表现了朱熹唯真理是求的精神，并不是刻意和某人赌气争胜。这一方面是受宋代《诗经》研究领域废序言《诗》风气的影响，一方面则是看出了《诗经》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
从文学角度言《诗》，是朱熹《诗》学观念的又一重大转变。《诗经》本是文学作品。汉代人把《诗》奉为经，汉唐的《诗经》研究多着眼于《诗经》的政教意义。从北宋中叶以后，很多《诗经》研究者注重从文学角度看诗，对前人《诗》注博览无遗的朱熹，或许从中受到某些启发而改变自己的《诗》学观。另外，南宋市民文艺已经相当发达，以言情为主的词盛行于士人学子之口，这也促使朱熹对《诗经》的文学性质作出更多的思考。更重要的是，朱熹本是个文学家，朱熹现存《诗》就有10卷，1200余首。因此，朱熹能够更多地从文学角度理解《诗经》。《诗集解》已偶有部分《诗》从文学角度进行解释，在《诗集传》中，这样的解释更是随处可见。朱熹在平日教学中也常要弟子把《诗经》当成文章看：“义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风》，他只是如此说出来，然而叙得事曲折先后，皆有次序。而今人费尽气力去做后，尚做得不好。”（《朱子语类》卷八十）“读诗，且只将做今人做的诗看。”（同上）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朱熹从文学角度解释《诗经》是很不彻底的，一方面，《诗集传》仍然采取《小序》说，另一方面，朱熹把一部分男女情诗说成是“淫诗”。朱熹为什么不把从文学角度说《诗》贯彻始终呢？这正是朱熹从理学角度说《诗》的必然结果。
朱熹《诗集传》对《诗集解》的改造是不彻底的，《诗集传》仍然保留了很多《小序》说，这些诗又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是朱熹认为有史实根据的，如《鸱鸮》一类，另一类即为“美诗”，如《螽斯》一类。朱熹对“美”诗《小序》说的保留，说明他反对《小序》美刺说主要是针对“刺”而言。朱熹为什么在《诗集传》中保留了《诗集解》中带有“美”旨的《小序》说，而对带有“刺”意尤其是“刺王”之意的《小序》进行了改造呢？这主要是他从理学角度解释《诗经》的缘故。宋代社会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宋代理学家把“三纲五常”纳入理学范畴，认为“夫所谓纲者，犹网之有纲也；所谓纪者，犹丝之有纪也。网无纲则不能以自张，丝无纪则不能以自理。”（《朱子文集·庚子应诏封事》）他们坚定地认为只有对人们进行“三纲五常”的道德教育，社会关系才能理顺，社会才能稳定发展。朱熹在《诗集传》中，对《小序》所言刺诗，一部分转为他意，一部分去掉刺意，这正是“三纲五常”思想在解《诗》中的具体体现。因为《小序》所言“刺”诗，大多是刺某君、刺某王，这和宋代忠君的思想是有深刻矛盾的。因此，作为理学家的朱熹必然要对这一部分“刺”诗进行合乎理学思想的改造，即去掉“刺”意，以合乎忠君思想。
朱熹在《诗集传》中已经把《诗经》的很多诗篇作为文学作品来解读，看出了《诗经》中存在着反映男女情思的作品。朱熹对其中的一部分直指为情诗，如释《陈风·东门之池》：“此亦男女会遇之词。”对另一部分则斥为“淫诗”，如：《郑风·山有扶苏》。朱熹所划分的情诗和淫诗，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不同，这正说明朱熹对“淫诗”与情诗的划分标准具有不确定性。这当是朱熹从文学角度言诗和从理学角度言诗的必然结果。从文学角度言《诗》，朱熹必然要发现《诗经》中的情诗，而从理学角度看《诗》，这些情诗又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不符，因此，朱熹把一部分情诗，特别女求男的郑诗，划为“淫诗”。为了支持他所提出的“淫诗说”，朱熹建构了完整的“劝善惩恶”说的理论，并进而对孔子删诗说和“思无邪”理论进行重新理解和改造，使《诗》之为经与《诗》之存在淫诗这一矛盾得到了完满的解决，但《诗集传》中却暴露出情诗与淫诗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诗集传》中是无法调和的。
总之，《诗集解》和《诗集传》所论诗旨的差异，反映了朱熹解《诗》思想的巨大变化，勾勒出朱熹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轨迹。《诗集传》代表了两宋《诗》学发展的新方向，预示了《诗经》研究向文学领域的有力渗透，赋予了《诗》学以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内容，因而体现了时代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