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名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名论文,系年要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名之存有问题，首先是由《四库》馆臣提出的。《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此书提要云：
至其书名，《文献通考》作《系年要记》，《宋史》本传作《高宗要录》，互有不同。今据《永乐大典》所题与心传《朝野杂记》自跋及王应麟《玉海》相合，故定为《系年要录》，著于录焉。（注：其中“永乐大典所题与……相合故”十字，此书卷首提要无，当是在将单书提要合为总目时修订增添。）
按，提要所举书名异名多经简化，为便于下文讨论，今恢复全称如下：《文献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作《建炎以来系年要记》，《宋史》卷四三八《李心传传》作《高宗系年录》，《玉海》卷四七《艺文·编年》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而馆臣所定之书名，实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馆臣据以辑出此书的《永乐大典》诸卷，今已全佚，未详所题究竟为何。至于“心传《朝野杂记》自跋”，则今存《朝野杂记》诸本皆无，《朝野杂记》提要也只说甲集、乙集“书前各自有序”，“其书在宋有成都辛氏刊本，并冠以国史本传暨宣取《系年要录》指挥数通”，再未言及另有什么自跋，颇疑《系年要录》提要有误。则关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书名，馆臣所定者与《文献通考》有“要录”与“要记”之异，与《宋史》本传主要有“建炎以来”与“高宗”之异，而《通考》与《宋·传》则同处于被馆臣摒弃之列。其所提供的依据，今日除《玉海》以外，已皆不得见。而问题在提出的同时，似乎已经获得解决。
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这个问题又被陈智超先后在《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和《四库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发覆》（载《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第3期）中重新提了出来。 《发覆》一文所“发”的第一个“覆”就是“复本名”：
《要录》的原名，究竟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是《高宗系年要录》，自清代以来就有争论。我过去断定原名为《高宗系年要录》，理由是：一、《宋史》本传作《高宗系年录》。二、《要录》只有高宗一朝记事（参见《中国古代史史料学》，257页）。现在， 我更找到了支持这一论断的新证据……《永乐大典》的题名只是《系年要录》，而未明确是“高宗”还是“建炎以来”。……正因为它原名《高宗系年要录》，而又收在“高宗”事目中，《永乐大典》编者为了避免重复，所以只题为《系年要录》。
则智超所谓“新证据”，不是直接的书证，而只是基于《永乐大典》体例的推论。这一“新证据”，连同他1983年提出的两点理由，似都有重新商讨的余地。而他所说的“复本名”，恢复的究竟是何种本名，是作者李心传自己所称之名，还是宣取和奏进之名？是宋代社会流传的刻本或抄本之名，还是《永乐大典》录入此书时所题之名？也是欠明确的。今不揣浅陋，草此短文，以就教于智超同志及史界前辈和方家。
二、作者自称
作者自称何名？直接资料今已难觅。《朝野杂记》有无自跋，是个疑问。乙集自序言及的“高庙系年”，显然不能视作定名的依据。其言如下：“未几权臣殛死，始欲次比其书（按指乙集），会有旨给札上心传所著高庙系年，铅椠纷然，事遂中辍。”“高庙系年”未为书名，其义与“高宗朝编年史”相当，系特指，而非专名。此外，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自注中，李心传曾言及：“臣修此录，凡系月日者，必以国史为断。”（注：见卷二建炎元年二月丁亥知中山府陈亨伯为步将沙振所杀条自注。）云“此录”不云“此记”，虽可为判断“要录”“要记”之异增添一则佐证，然意义不大。能为作者自称何名提供重要线索的，是自注的如下两方面内容：
一是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书名改作《建隆以来系年要录》：“应姓名已见《建隆以来系年要录》者，此不别出，止注其爵里于下，以便稽考。”（注：见卷一追述记事“〔陶〕悦，节夫子”下自注。《建隆以来系年要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津阁本皆同，广雅本（以及从之而出的《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排印本）错误地臆改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心传自认为他的著作是接续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而写的，不仅在内容上处处注意到与前书的衔接，而且在著作的命名上也来了个以人就我的强求一致。如果李心传不是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就不可能将李焘书的书名改作相对应的《建隆以来系年要录》。
二是写入了不少与孝宗朝以后记事相照应的内容。如：
卷一九四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丁酉，四川总领王之望括田契税钱，“岁中得钱四百六十七万余引，而极边所捐八郡及泸、夔等未输者十九郡不与焉”下自注，注出了正文“岁中得钱”云云的依据是绍兴三十二年十月王之望的申奏状，并简要节录了有关内容，最后复说明“详见本年月”。亦即说明在绍兴三十二年十月的记事中有此奏状的详细著录。
卷一九九绍兴三十二年五月己亥，王之望乞根括契税钱条自注：“按，白契事行之已久，今又有此申明，恐与宣谕司异论故也。今年十二月戊寅白札子所云可参考。”注明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戊寅记事的内容有所谓“白札子”，即四川安抚制置使沈介的论事札子（注：参考《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田契钱（王瞻叔括契本末）》。）。
高宗朝《系年要录》的内容截止于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丙子的高宗禅位、孝宗即位，李心传当年奏进之本即是如此，并非今本有所佚缺。上引两则自注注明“详见”的申奏状和“可参考”的白札子，当都是孝宗朝《系年要录》的内容，而作者却是将它作为同书不同部分之间的关连照应对待的，与纯属高宗朝的同类自注绝无二致。又如：
卷一九二绍兴三十一年九月庚寅，四川总领所调利路民夫运粮赴军前条自注：“隆兴二年十月、乾道二年正月所书支还运米脚钱事可参考。”
卷一七六绍兴二十七年正月甲午市军器物料条自注：“泛抛物料，乾道三年九月辛巳所书可参考。”
卷一八○绍兴二十八年九月甲申，邓昂上书论关外营田利害条自注：“庆元六年十月王宁措置可参考。”
以上三条，尤其前两条自注，注的都是高宗朝《系年要录》以外的下文某处“所书”可参考。益可见李心传首次奏进的虽是高宗《系年要录》，但却是将它作为分批奏进的完整著作的一部分，而不是将它本身即作为一部独立著作奏进的。如果他要为他的著作命名，也只可能是一个总名，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而不可能每奏进一次更换一个书名，分别称作《高宗系年要录》、《孝宗系年要录》、《光宗系年要录》。至于其下文，即接续部分最后未能完成或未能奏进，那是另一个问题。
三、宣取和奏进时所称
《朝野杂记》提要提及的宋成都辛氏刻本所冠以的“宣取《系年要录》指挥数通”，今存，除影宋抄本外，又见《武英殿聚珍版书》福建刻本以及据福本排印的《丛书集成》本《朝野杂记》卷首（注：按，《朝野杂记》卷首所载“指挥”三首和“公牒”一首的题目皆后人所拟，有与内容不甚相符者。本文仅从公文本身而不从拟题取证。）。其《宣取高宗皇帝系年要录指挥》是依据国史院曾
等十名官员的联合奏请颁发的，全文如下：
（
）[]等窃见太常博士李道传之兄心传，裒次高宗皇帝一朝长编，已缮写成净本，未敢自擅投进。欲乞朝廷特赐敷（奉）[奏]，令道传缴进。仍乞降付国史院，以备参照编修正史。伏候指挥。嘉定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奉圣旨：依。
则在宣取时，李心传此书尚未命名，是以“高宗皇帝一朝长编”指称的。接着，新潼川府路安抚使、知泸州许奕和李心传之弟李道传各奏进一部。许奕的进书奏状云：
臣伏见隆州乡贡进士李心传，博通群书，尤熟本朝故事……于是纂辑科条，编年记载……久而成编，名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故兵部尚书杨辅前年蒙命召，尝取其所录高宗皇帝一朝，凡一百卷，缮写成五十册，欲以进上，会中道改除，不果。臣顷蒙恩兼修玉牒，求得此书。……所有上件高宗皇帝《系年要录》五十册，谨随状上进以闻。
李道传的进书奏状云：
所有上件高宗皇帝一朝编年之书，名《系年要录》，计一百卷，修写成五十册，随状上进。……臣照得新知泸州许奕已曾缴奏上件《系年要录》，伏乞睿照。（注：两道奏状皆见《朝野杂记》卷首所载《付出高宗皇帝系年要录指挥》。）
从这两道进书奏状可知，李心传书的全名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系作者本人命名，简称《系年要录》。至于“高宗皇帝系年要录”，严格说来，只“系年要录”是书名，而“高宗皇帝”则表示其书某一部分内容范围的限定性称呼。它与另两道公文，即《朝省坐国史院札子行下隆州取索孝宗光宗系年要录指挥》中的《高宗系年要录》，《国史院遵奉圣旨指挥下转运司抄录孝宗皇帝光宗皇帝系年要录公牒》中的“孝宗皇帝朝系年要录”、“光宗皇帝朝系年要录”，在用法上是一致的，亦应作统一理解。
四、刻本和传抄本所题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在宋时已有刻本。《四库》提要曾提及：“《永乐大典》别载贾似道跋，称宝祐初曾刻之扬州。”贾似道此跋，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犹附书末，文津阁本、广雅书局本皆已删削不存。跋作于宝祐元年（1253）八月，其中提到：
臣恭惟高宗皇帝受命中天，功德巍煌，布在方册，而广记备言，有裨一朝巨典，则惟臣心传撰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首为成书。……乃以臣所藏蜀本《系年录》二百卷刊于州治。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内容仅限于高宗一朝，而书名仍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且可简作《系年录》。分卷与进奏本有异，已从一百卷增分为二百卷。如果其底本“蜀本”亦是刻本，则《系年要录》在宋时业已不只一种刻本在流传。
此外，傅增湘于1925年11月曾经见到、1931年2 月再次见到之此书宋刻残本，今日犹存，已入藏于上海图书馆。其书名，傅氏所录作《皇朝中兴系年要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核订作《皇朝中兴系年要录节要》，乃是此书节要本的宋刻残本。存卷八至十七，凡十卷。全书卷数不详（注：参见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255页， 中华书局1983年9月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52页。）。书名与贾似道所刻有异， 当是另一系统之书的节要刻本。
南宋的主要书目和著名类书对李心传此书都曾著录，其书名分别作：
袁本《郡斋读书志》卷五上赵希弁《附志》“编年类”：“《建炎以来中兴系年要录》二百卷”（注：《续古逸丛书》影印宋淳祐袁州刊本。）。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编年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注：《武英殿聚珍版书》本。）。
《宋史》卷二○三《艺文志·史类·编年类》：“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注：中华书局点校本，底本为以元至正本配以明成化本的《百衲本》。）。
王应麟《玉海》卷四七《艺文·编年》：“嘉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百卷（注：日本中文出版社影印元至正十二年重刊本。）。
《郡斋读书志·附志》和《直斋书录解题》成书于淳祐十年（1250）或十年前后，著录的不会是宝祐元年（1253）贾似道在扬州的刻本。而二者又都是实见其书才著录的，赵希弁且“尝为补注一书，颇为详备”，则所著录的若非另一刻本，即是流传民间的传抄本。《宋史·艺文志》，据其小序，乃是将宁宗以前四部国史的艺文志合为一志并补以宁宗以后材料而成的，李心传书当是《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原所著录者。而《中兴四朝国史》诸志，李心传本人不仅曾直接参预其事，而且是在他亲自主持下修纂的。至于《玉海》，其直接依据似是嘉定五年五月《付出高宗皇帝系年要录指挥》。此四书著录的李心传书的正式书名，当具有极大的权威性。《直斋书录解题》且曾提到：“亦尝自隆兴后相继为之，会蜀乱散失，不可复得。”也就是，其内容并未包括孝宗以后各朝，而其正式书名仍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唯《附志》有“中兴”二字为小异耳。
宝庆三年（1227），李心传在《员兴宗〈九华集〉序》中曾说：“余尝奉诏增辑中兴以来放失旧闻，因得公谏草而读之，为之三复流涕，不能止也。”员兴宗“以忠言辅上于乾道之际”（注：亦李心传《〈九华集〉序》中语。《序》见《九华集》卷首。），文中云云，当指孝宗朝《系年要录》的修纂，尚未完成也。所以前一年，即宝庆二年，程公许才说：“中兴巨典未杀青，千古传疑须折衷。”（注：《沧州尘缶编》卷六《送李微之以史学召》。）约淳祐元年（1241），吴泳又说：“却仍携，新草阜陵书，归山泽。”（注：《永乐大典》卷二二六五吴泳《鹤林集·再游西湖和李微之〔满江红〕》。）直至南宋末年，高斯得仍说：“秀嵓《要录》，惟高宗一朝。”（注：《耻堂存稿》卷七《闲中读书次第》自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孝宗朝的《系年要录》李心传确已完成，并曾在社会上流传。宋代文献中无论以全称或省称提及此书，指的都是仅只记载高宗一朝史事之书，而所称之名则有如下几种情况：
成书于绍定二年（1229）的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首列有引用书目二十一种，其中之一即是李心传此书，书名作《建炎以来系年录》，作者作“李秘读心传”（注：日本静嘉堂文库影印宋刻本。）。
成书于嘉定七年（1214）的岳珂《愧郯录》卷六《北使借官》条曾引述此书绍兴二十八年五月戊寅记事，以“陵阳布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曰”领起（注：《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刻本。）。
以上两则所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编年备要》或曾删一“要”字）当是正式书名。特别是后者，于本书奏进后的第四年即予称引，尤其值得重视。
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三《书惠厚下〈艰难录〉后》：“予观惠君《艰难录》……虽其受命于危难之际，强弱不敌，不能成功，而始终一节，自归君父，亦可书矣。良史因事载之典册，令后世知其有名，宜矣。”“良史因事载之典册”下自注：“《中兴系年要录》载此事。”按，事见今本《系年要录》卷一六建炎二年七月辛亥正文和卷五建炎元年五月丁未自注。
参照前揭今存宋刻残本，《系年要录》前加“中兴”或“皇朝中兴”，可能是此书的别名，亦即另一正式书名。
李肖龙《崔清献公言行录》卷二：“隆州进士李心传，累举不第，以文行闻于国，诸经皆有论著，尤精史学，尝著《高宗系年录》，号详洽，国史院取其书备检讨，又纂集隆兴、乾道、淳熙典章，及著《泰定录》等书，以白衣召入史馆，亦公特荐。”文末原注“家集”，其直接依据当是崔与之的荐札稿，而荐札稿则主要参考宣取和付出《要录》的两通指挥。《泰定录》的全名为《西陲泰定录》（注：见《朝野杂记》乙集卷九《董镇言杨侍郎未肯通情》，《直斋书录解题》卷五《杂史类》。），《高宗系年录》则是许奕进书奏状中《高宗皇帝系年要录》的省称，而且是与许奕进书奏状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的。
牟
《陵阳集》卷一二《周公谨〈齐东野语〉序》：“野史杂录尚矣，疑传疑，信传信，为史者网罗散失，率多取焉，否则参稽互质焉。……《续长编》号为谨严，乃以《湘山语录》附见开宝之末。建绍以后，曾布《日录》、蔡（鞗）[絛]《后补》，初不以人废。而《秀水闲居》之类，《系年要录》亦颇及之。然皆随事考析，或为疑词，故不足以累其书。”使用的是《系年要录》这一简称。高斯得笔下出现过《要录》简称，也出现过《中兴系年要录》全称，已见前引。此外见到的简称，绝大多数都作《系年录》。如：孙梦观《雪窗先生文集》卷二“故事”第二则为“高宗皇帝诏籍记赃吏姓名”，其下注：“出《系年录》”。乐雷发《雪矶丛稿》卷三有《读〈系年录〉绍兴八年以后事》诗，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四有《题〈系年录〉》诗。都是显例。
其性质介于地理总志和类书之间的王象之《舆地纪胜》和祝穆《方舆胜览》，都曾大量引录李心传此书。《方舆胜览》所引凡二十六处，除一处作《皇朝系年录》外，其余全作《系年录》，初见处则作“李心传《系年录》”（注：参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宋本《方舆胜览》书末所附“引书索引”。初见卷一“浙西路·临安府·佛寺”下“天竺寺”条；“《皇朝系年录》”见卷二七“湖北路·江陵府·形胜”下“为吴蜀之门户”条。）。《舆地纪胜》更多，仅卷四八“淮南西路·和州”所引即达十处，亦皆作《系年录》，唯卷一“行在所”初次引用时作“李心传《中兴系年录》”。颇疑两书所引，其全称或即《皇朝中兴系年要录》。
至于类书引录的情况，也有值得注意之处。笔者从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共检得《中兴系年录》引文三十九条，《系年录》引文二十三条。有时在同一事目下，如后集卷二五《台官门·殿中侍御史》，其“不畏强御”条所录注出《系年录》，“骨鲠殿院”条所录却注出《中兴系年录》。又如后集卷二九《六部门·礼部侍郎》“抗声和议”“张守正人”“广问老成”三条同在一页，其所引出处，前者注《中兴系年录》，后两者注“并《系年录》”。未详何故。
在注明出自《中兴系年录》的引文中，如后集卷一八《宰属门·左右司》“冈言颐浩”条所录，见今本《系年要录》卷六六绍兴三年六月辛丑记事，其下李心传自注：“王冈事，据孙觌撰墓志增入，不得其时。按史，冈以今年五月除（左）[右]司，颐浩罢乃去，故因汝明追官附此。但觌以为讨论宣、政误恩，却误。此时已罢讨论滥赏，但令吏部审量耳。”其内容曾经李心传独具匠心的处理。足证《中兴系年录》即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别名。
在注明出自《系年录》的引文中，后集卷二三《经筵门·侍讲》“四字积要”所载系王岩叟侍讲筵事，时间当在元祐四年前后，注出《系年录》显误。又后集卷二二《翰苑门·翰林学士》“视草甚劳”“归赐御书”两条所载皆周必大为学士事，而周必大乾道六年七月始兼直学士院，淳熙四年五月始除翰林学士；卷二三《经筵门·侍讲》“隻日讲读”条所载系淳熙七年事。此三条，若其所注出处《系年录》不误，则所指似是孝宗朝的《系年要录》。
关于孝宗朝《系年要录》，李心传虽未完成，但却在他的弟子高斯得手里完成了。《宋史》卷四○九《高斯得传》谓丁大全既谪，斯得“移浙东提举常平。命下，给事中章鉴缴还。斯得杜门不出，著《孝宗系年要录》”。丁大全开庆元年十月罢相，景定二年（1261）七月责授贵州团练副使、贵州安置，则高斯得之著《孝宗系年要录》，当始于景定二年以后。又《耻堂存稿》卷八《孤愤吟》十三首之十三：“阜录新书幸已成，名山藏去复传人，毋令十载编摩苦，竟与家书共厄秦。”题下原注：“甲戌十一月以后，边事日急，作此以纪一时之事。”甲戌为咸淳十年，此诗或即作于咸淳十年（1274）、德祐元年（1275）冬春。“阜录新书”指《孝宗系年要录》，“十载编摩苦”，费时十年，时方完成，与本传所云肇始于景定二年稍后合。而据谢维新自序，《合璧事类》的成书时间是宝祐五年丁巳（1257），在高斯得开始修纂前，不可能预引高斯得此书的内容。其所注出处，或者另有所指，或者很可能是误注（注：《宋史资料萃编》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末所附王德毅《李心传著述考》“《孝宗要略初草》”条：“据祝穆《事文类聚·遗集》卷三所引淳熙七年隻日进读故事，下系出《系年录》，足见《孝宗系年要录》至元初犹存。”（第6782页）来可泓全沿其说，见《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第160页。类书往往辗转抄袭。下系出《系年录》的淳熙七年“隻日进读”故事既然早在高斯得《孝宗系年要录》着手编纂前已见于《合璧事类》引录，它就绝不能用为其书“元初犹存”的证据。）。
从《玉海》中，笔者粗检所得，共计七处，其中正文五处，注文二处。无一例外，皆署作《系年录》，而且皆能从今本《系年要录》觅得相应引文。鉴于《玉海》卷四七《艺文·编年》曾著录此书全名，则《系年录》显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简称。
以上引述的诸文献的作者，除个别例外，都是曾亲自获见或阅读过李心传的这一著作的。不管是刻本还是传抄本，正式书名不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或《皇朝中兴系年要录》两者，而《系年要录》、《中兴系年录》、《系年录》、《要录》等简称，也不外是此两者的简称。
五、录入《永乐大典》时所题
前已述及，《四库》馆臣据以辑出此书的《永乐大典》诸卷，今皆不存，其所题为何，今已无直接书证可据。《永乐大典》送字韵高宗事目今存者只卷一二九二九、一二九三○两卷，录载之书计有：《中兴圣政草》、《绍兴辛巳亲征录》、《中兴备览》、《张魏公奏议·论车驾进止利害、论车驾进止事宜、奏乞降车驾至江上指挥状》、《范太史集·乞车驾不出札子、乞车驾所过不毁民屋札子》、张守《毗陵集·车驾经由常州乞上殿札子》、员兴宗《西陲笔略》、王明清《挥麈录》、《挥麈后录》、《挥麈第三录》、《挥麈余话》、《朱子语类》、《（雍）[甕]牖闲评》。从录载情况看，似只着眼于其内容是否与高宗朝事有关，而不能见出其书名与“高宗”二字有何关联，更见不出《系年要录》在录入时所题是全名还是省名，是否因为录于“高宗”事目之下就将《高宗系年要录》省作了《系年要录》。
不过，今日虽已无直接书证可据，但此书在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中以何名登录，似乎可以作为重要的佐证。诚如《四库》馆臣所说：《永乐大典》“所收之书，世无传本者，往往见于此《目》。”（注：《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五“《文渊阁书目》四卷提要”。）《永乐大典》成书于永乐六年（1408），其所收“世无传本”之书，绝大多数都是据宫内文渊阁藏书转录的。而正统六年（1441）登录的《文渊阁书目》即是永乐十九年自南京迁至北京的文渊阁全部藏书的登录目录。就《系年要录》而论，当年《永乐大典》据以录入之书，也即是《文渊阁书目》据以登录之书，其原书所题之名，当也即是《永乐大典》之所题。那么此书在《文渊阁书目》中登录的书名究竟是什么呢？据该《目》卷二，此书藏于“宙”字号第二厨，登录的书名是：“李心传《建炎系年要录》一部，二十册。”
《四库》提要认为杨士奇等人奉诏编录此《目》，只是“草率以塞责”，所载诸书，“多不著撰人姓氏，又有册数而无卷数。”李心传书署明作者姓氏，是少数例外之一。另，书名作《建炎系年要录》不通，其书所载远不只建炎短短四年间之史事。观《书目》所载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作《宋鉴长编》，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作《宋太平治迹》，则“建炎”之下登录时曾被略去“以来”二字，大概不是完全凿空的猜想。不管怎样，此书被《永乐大典》录入时所题书名不会是《高宗系年要录》，则似可肯定。
六、小结和余论
总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本是李心传为他计划编纂的南宋编年史所定的书名。首次奏进的虽只高宗一朝，使用的已是这个书名。由于接续修纂的孝宗以下各朝未能最终完成，社会上流传的实际只限于高宗朝部分，但使用的正式书名，无论刻本或抄本，仍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另有《皇朝中兴系年要录》，也是正式书名，当是别名。《永乐大典》据以录载的底本，《文渊阁书目》登录其名作《建炎系年要录》，“建炎”疑系“建炎以来”之省。至于《高宗系年要录》，则从未用作正式书名。
见于许奕奏状的“高宗皇帝系年要录”和见于崔与之荐状的“高宗系年录”，前面作过一些粗浅剖析。而对见于《宋史·李心传传》的“高宗系年录”，则似有如下数点值得注意：一、它与同书《艺文志》不同，《艺文志》著录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才是正式书名。二、它与直接史源《戊辰修史传》有异。黄震《戊辰修史传·宝章阁待制李心传》本作《系年录》，元末史臣于其前添加“高宗”二字，未必有直接书证，即题作此名的原书为据。三、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因为同属列传，其卷四○九载高斯得另有《孝宗系年要录》，也许为使两者不相混淆，遂于此处添加了相应的“高宗”字样。
为便于读者判断，凡涉及此书全名的资料，已尽量依据非库本系统，即未经馆臣改窜的版本，并逐一加注说明。唯贾似道跋和《直斋书录解题》无别本可据，是无可奈何的事。然若返观熊克《中兴小曆》之例，“曆”字触犯乾隆名讳，《四库》编录此书，书名已改作《中兴小纪》，而四库本《系年要录》自注引用此书和《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书，书名却又都改作《中兴小歷》，虽亦避讳，彼此却并不划一。何况李心传此书，即使书名确曾经馆臣窜改，但由于原名既未触犯清帝名讳，又无时忌须避，则所改是否遍及载有此名的所有典籍，实亦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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