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非农化影响因素与管理控制效率的实证分析_耕地保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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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32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16)04-0084-10

      耕地流转的目标是土地适度规模化(据农业部专家钱克明估算，南方农村30-60亩为宜，北方农村60—120亩为宜)，发展集体经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实现农业第二次飞跃。然而，在种粮比较效益偏低的情况下，在各地耕地流转过程中严重存在工商资本驱动下的耕地流转“非粮化”趋势，一些本来种粮食的土地被流转为搞养殖业、花卉业、观光休闲农业，甚至直接变为建设用地等，耕地生态系统、水利设施受到破坏，耕地流转“适度规模化”目标与“非粮化”的严峻现状构成了悖论(矛盾)，“非粮化”问题非常突出。究其原因，一是农户拥有越来越大的自由配置土地资源的权利，二是耕地面临外部斯密意义行业利益诱惑和多利益主体内部奥尔森集体行动条件不足的双重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规定在推进耕地流转过程中必须确保耕地的使用性质不变。面对耕地流转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如何实行耕地流转“非粮化”管控，保持耕地的性质不变？

      近年来，瑞安市第二、三产业发展迅速，尤其是第二产业，像“华锋集团”、“瑞立集团”、“高氏杰服装有限公司”等越做越大，发展前景可观。可是，相应的瑞安市的耕地面积不断萎缩，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的耕地面积已下降到46.13万亩，且粮食不断减产，各村镇村民不满情绪日益增加，地方政府、村干部甚至是村民自身这三大主体对耕地的管控效力日益下降。

      二、耕地非农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

      1.耕地非农化水平(Y)。在本文中，耕地非农化水平是指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占当年耕地总面积的比例。因此，文中用瑞安市当年耕地存量面积来表示其耕地非农化水平，单位：万亩。

      2.城市化水平(

)。笔者在搜集数据的过程中发现无论是在各年的《瑞安市统计年鉴》抑或是各年《瑞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都无法直接查询到瑞安市城市化率的直接数据。最后，在瑞安市统计局人员的帮助下，在一些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查询到城市化水平的数据。在本文中，

=城镇人口/总人口，用此比例来衡量浙江省瑞安市的城市化水平，单位：%。

      3.人均GDP(

)。本文用人均GDP来表示瑞安市的经济水平，单位：元/人。

      4.城乡收入差距(

)。这里用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纯收入的比例来表示瑞安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即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单位：%。

      5.固定投资水平(

)。这里固定投资水平用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表示，单位：亿元。

      6.产业结构(

)。本文用第三产业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即

=第三产业产值/总产值。

      

      (二)计量模型的建立

      上表是本文探讨影响浙江省瑞安市近十年来耕地非农化水平因素的基础数据，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本文用计量的方法对以上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瑞安市耕地非农化水平和各影响因素之间的数据关系。考虑到各影响因素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来检验耕地非农化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找到符合实际经济意义的模型：

      

      因此，浙江省瑞安市耕地非农化的影响因素模型为：

      

      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

=0.956634，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F检验P值=0.002030是显著的，说明城市化水平

、人均GDP

、城乡收入差距

、固定投资水平

、产业结构

对瑞安市耕地非农化的总影响是显著的。但从图1中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的t统计量值都相对较小，且P值均＞0.05，未通过检验。同时，回归系数估计值

的回归系数估计值为正，与实际经济意义不符，应予以剔除，重新建立模型。

      

      因此，浙江省瑞安市耕地非农化的影响因素模型为：

      

      从图2的结果可以看出，

=0.946891，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并且与模型1的拟合优度相差不大，F检验的P值是显著的，且F值相较模型1有所提升。但经过模型2的调整得出城乡收入差距

的回归系数估计值＞0，与实际经济意义不符，应予以剔除再次调整模型。

      

      因此，浙江省瑞安市耕地非农化的影响因素模型为：

      

      

      由图3可见，经过再次的调整，此模型的常数量和变量的t检验P值均小于0.05，符合模型要求的同时也符合实际经济意义。

      图4、图5、图6分别是模型1、模型2、模型3的残差分析图：

      

      

      由以上三个模型的残差分析图可知，三个模型都不存在明显的规律性，但是模型1、模型2的近期误差大而模型3的近期误差很小，所以更加可以说明模型3是相对较优的、符合实际经济意义的、误差相对较小的回归模型。

      (三)结论

      综上，可以得出影响浙江省瑞安市耕地非农化水平不断上升的主要因素是：城市化水平、固定投资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其影响因素模型为：

      

      当其他条件不变时，瑞安市城市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其耕地面积将平均减少0.803%，即耕地非农化水平平均增加0.803%，固定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耕地非农化水平平均增加0.023%，产业结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耕地非农化水平平均减少131.26%。

      三、耕地非农化管控效率的实证分析

      (一)耕地非农化管控主体与效率的相关性

      由以上对影响瑞安市耕地非农化因素的初步探讨可知，城市化水平、固定投资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等都对非农化有一定影响，但是，由于瑞安市是一个县级市，影响其非农化的因素远不止此，且整个模型和影响因素与笔者预期有一定差距，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各村镇地方政府、村干部、村民对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效力的调查来进一步深入探讨。

      对村镇有一定了解的人均可知，地方政府、村干部、村民是管控耕地的三大主体，本文将从以下这三大方面入手来探讨非农弄管控效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1.从地方政府方面来看，影响其对耕地非农化管控效力的因素包括耕地价格、给予的征地补贴等。

      2.从村干部方面来看，村干部是各个村镇的坚实力量，他们的思想、言行对各家各户的日常生活都具有深刻的影响，而影响村干部本身对耕地非农化管控效力的最直接因素则是村干部从耕地保护中得到的好处。

      3.从村民方面来看，村民的收入结构、受教育水平等等都影响着其对耕地非农化管控的效力，村民是影响耕地非农化管控的一个最直接、最庞大的主体。

      (二)理论假说

      在此次调研中，笔者将管控效力的大小用“很高”、“较高”、“较低”、“很低”来衡量，但由于多项效力的最终分析结果笼杂，不具针对性，为了使数据的收集、分析、结果更具体，更具针对性和目的性，最终，笔者在整理数据时，将管控效力“很高”及“较高”=“高”，“较低”及“很低”=“低”，并将此次调查中涉及满意度问题的调研在二项设定(不是“满意”就是“不满意”)下进行。基于农民的收入结构、土地耕地价格、政府耕地补贴(对现有耕地)以及村干部从耕地保护中获取的收益这四个主要方面的影响，笔者从“理性人”、“经济人”以及农民合理认知角度出发，对非农化的满意度提出了以下四个假说：

      1.假设一：耕地价格与非农化的管控效力呈正相关关系。

      耕地的价格与商业资本家及耕地拥有者均有着密切的联系，耕地价格是耕地开发利用不得不考虑的主要成本，所以，耕地价格高低与非农化的管控效力相关。耕地价格越高，商业资本代价越高，各方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意愿越弱，则村民们对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效力越强。因此，笔者认为耕地价格高低与非农化的管控效力呈正相关关系。

      2.假设二：村民非农收入比重与非农化的管控效力呈负相关关系。

      村民的收入来源多而杂，而村民的收入来源又与其对非农化的管控效力相关，为了研究的严谨性，本文按照结构性将村民的收入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两大类。现今，瑞安市各村、镇农户仅靠农耕收入维持全家生计的少之又少，非农收入比重较大的家庭占大多数，村民们对耕种的热情日益减少，通过“投入-产出”的计量后，更多的村民出于经济人的考虑愿意出让自己热爱的耕地。因此，笔者认为村民非农收入比重与非农化的管控效力呈负相关。

      3.假设三：国家对现有耕地的补贴与非农化的管控效力呈正相关关系。

      耕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但是第一产业的效益远低于第二、三产业，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若国家在政策上给予支持，给予每亩耕地越高的补贴(种粮补贴)，村民们在保障生活甚至是通过耕种过上好日子的情况之下，自然会增加劳作的积极性并视土地为珍宝，进而其对耕地非农化的管控力自然增强。因此，笔者认为国家对现有耕地的补贴与非农化的管控效力呈正相关关系。

      4.假设四：村干部从耕地非农化管控中得到的好处与非农化的管控效力呈正相关关系。

      村干部作为管理者、统筹者受利益驱使，在耕地资源这块肥肉面前总禁不住诱惑。在政府发布的种粮补贴里他们会得到相应的分成，从中获取的利益越多，则他们对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效力就越强。因此，笔者认为村干部从耕地非农化管控中得到的好处与非农化的管控效力呈正相关关系。

      (三)数据来源、调研过程以及变量分析

      1.数据来源

      十分感谢瑞安市农业局给予的帮助，在他们的支持下，本次调研涵盖了2个街道，4个镇，15个镇村(上望街道九一村、九二村、东安村；锦湖街道；高楼镇大京村、蚕场村、西村；塘下镇鲍田村、小南山村、肇平垟村；莘塍下村村、南镇村、镇中村；湖岭镇大同村、六科村、大者村)。调研的2个街道、4个镇、15个镇村中有以第一产业为主，有以第二产业为主，也有以第三产业为主，各村民的经济来源不一。为了使调研的数据具有全面性以及可信性，在选择村镇上是经过一定筛选的，所选村镇经济发展实力不同，耕地非农化水平不同，综合来看可代表瑞安市的平均水平。

      由于调查数据比较新，为保护课题组的知识产权，笔者经过与组员磋商，决定只采用调查问卷的一部分数据(与笔者课题理论假说因素有关的数据)，并签署保密条款，防止数据泄露。笔者采用的调查问卷数据涉及被调查村民家庭的收入结构(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各地耕地价格、国家耕地补贴、村干部从耕地保护中获取的收益(其中包含了没有村镇干部和大农户协助的调研、在村镇干部进行意愿干涉情况下的调研、在大农户进行意愿干涉的情况下的调研、在村镇干部和大农户共同进行意愿干涉的情况下的调研)共4个方面7个变量。本次调研调查问卷共计600份，经过整理得到有效问卷573份，有效率达到了95.5%，整体来说，本次调研问卷工作完成度良好。

      2.调研过程如图7：

      

      图7 调研过程

      3.变量分析

      在本文的数据分析过程中，被解释变量为村民对耕地非农化的满意度，再根据上文中所提到的四点理论假设，可知所提及的解释变量有以下6个：耕地价格、村民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总收入、国家补贴(调查过程中得知，政府不但直接给予村民货币作补贴，而且还会让村民得到养老保险的优惠。为了数据更为可信，本文将政府给予的村民养老保险优惠作为国家补贴的表现形式。)村干部从耕地非农化管控中获得的收益(由于很难直接从各村干部的口中得知他们从耕地保护中获取的收益，因此，笔者在问卷中用村干部对耕地非农化管控的满意度来表示此变量，并在各村镇选取了100位村干部来进行调研。)村民受教育年限。表2为以上数据的预处理。(本文将政府给予的村民养老保险优惠作为国家补贴的表现形式。)村干部从耕地非农化管控中获得的收益(由于很难直接从各村干部的口中得知他们从耕地保护中获取的收益，因此，笔者在问卷中用村干部对耕地非农化管控的满意度来表示此变量，并在各村镇选取了100位村干部来进行调研。)村民受教育年限。表2为以上数据的预处理。

      

      以下表3、表4、表5、表6为各变量所占比例情况以及与各变量对应的耕地非农化管控效力情况表。

      

      

      从上表3、4、5、6的数据中已经可以大致地看出解释变量耕地价格、非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国家补贴以及村干部从耕地保护中获取的好处与耕地非农化管控效力之间的关系，但这自己得出的结论过直观、主观，可信性不强。因此，笔者将通过下文的趋势性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来验证以上假设，从而得出各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四)实证分析

      1.简单相关分析

      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分别以耕地价格、非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国家补贴、村干部对耕地非农化的满意度(即村干部从耕地保护中得到的好处)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分析它们与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效力之间的相关关系。

      (1)假说一验证

      分析耕地价格高低与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效力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得出相应结论。(Pearson相关)

      通过Pearson系数相关分析，

      R=0.924，P=0.001(Pearson相关)

      因为P＜0.01，R=0.924显著异于0，所以“耕地价格高低”，“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效力”两变量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并且可知，R＞0.8，因此，“耕地价格高低”与“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效力”两变量强相关。但是这个结论不一定可信，因为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进行的简单相关分析，不能排除其他混杂因素的影响。

      (2)假说二验证

      分析村民非农业收入占比和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效力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得出相应结论。(Spearman相关)

      通过Spearman相关分析，

      R=0.943，P=0.001

      因为P=0.001＜0.01，R=0.943显著异于0，所以“村民非农收入比重”与“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效力”两变量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并且可知，R＞0.8，因此，“村民非农收入比重”与“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效力”两变量强相关。这个结论也是不确定的，因为还存在不受控制的其他变量的影响，例如农户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3)假说三验证

      分析国家补贴高低和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效力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得出相应结论。(Spearman相关)

      通过Spearman相关分析，

      R=0.982，P=0.001

      因为P＜0.01，R显著异于0，所以“国家对耕地补贴”，“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效力”两变量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并且可知，R=0.982＞0.8，因此，“国家对耕地补贴”和“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效力”两变量强相关。两者间是否直接相关呢？下面的回归分析会检验。

      (4)假说四验证

      分析村干部从耕地保护中得到的好处(村干部对耕地非农化管控的满意度)和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效力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得出相应结论。(Pearson相关)

      通过Pearson系数相关分析，

      R=0.892，P=0.001

      因为P＜0.01，R显著异于0，所以“村干部从耕地非农化管控中得到的好处”，“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效力”两变量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而且R＞0.8，所以“村干部从耕地保护中得到的好处”，“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效力”两变量强相关。但还需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后才能确定关系。

      综上所述，耕地价格、非农收入比重、国家补贴、村干部从耕地保护中得到的好处与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效力的关系还不够明确，需要进一步建立回归模型，控制相关变量后，再检验他们与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效力的关系。

      2.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效力和耕地价格高低、非农业收入比重、国家补贴高低、村干部从耕地保护中得到的好处(村干部对耕地非农化的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将以上多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表8、表9所示。

      

      上表报告了模型的拟合优度，

=0.895，调整的

=0.878。

      

      上表中的Sig.＜a=0.01，表明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效力与耕地价格、非农业收入比重、国家补贴、村干部从耕地保护中得到的好处(村干部对耕地非农化的满意度)总体上线性显著，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

      

      上表报告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系数、显著性检验结果以及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

      耕地价格的回归模型系数B=0.012，t=8.778，Sig.＜a=0.05，表明该变量在a=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检验，耕地价格的高低对耕地非农化管控效力有显著性影响，两者之间线性正相关。另外，方差膨胀因子VIF=286.5，耕地价格与其他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很强。

      非农业收入比重的回归模型系数B=-0.017，t=-10.081，Sig.＜a=0.05，表明该变量在a=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检验，非农业收入比重对耕地非农化管控效力有显著性影响，两者之间线性负相关。另外，方差膨胀因子VIF=199.6，非农业收入占比与其他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很强。

      国家补贴的回归模型系数B=0.024，t=7.038，Sig.＜a=0.05，表明该变量在a=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检验，国家补贴的高低对耕地非农化管控效力有显著性影响，两者之间线性正相关。另外，方差膨胀因子VIF=574.3，国家补贴与其他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很强。

      村干部从耕地保护中得到的好处(村干部对耕地非农化的满意度)的回归模型系数B=0.015，t=9.768，Sig.＜a=0.05，表明该变量在a=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检验，村干部从耕地保护中得到的好处对耕地非农化管控效力有显著性影响，两者之间线性正相关。另外，方差膨胀因子VIF=1325，村干部从耕地保护中得到的好处(村干部对耕地非农化的满意度)与其他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很强。

      (五)结论

      综上分析，假说一、假说二、假说三、假说四均成立，即耕地价格、国家补贴、村干部从耕地保护中获得的好处与耕地非农化管控效力正相关，非农业收入比重与耕地非农化管控效力负相关。

      1.理论假说一得出的结论是耕地价格与耕地非农化管控效力正相关。因此，提高耕地价格可提升非农化的管控效力。耕地价格是商业资本家必须考虑的主要成本，只要土地成本大于他们的心理预期，那么，转换土地使用性质的意愿也会减弱，非农化现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控制。

      2.理论假说二得出的结论是非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与耕地非农化管控效力负相关。现阶段，村民的收入来源复杂，结构也存在一定问题。从结论来看，非农业收入越多者对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效力越低。再从初步探讨中的最终模型来看，产业结构与耕地非农化现象呈负相关，所以，让更多人投身到第一产业的劳作中来才能进一步控制耕地非农化。由此来看，应加强年轻一辈的农耕知识教育，让他们掌握最新农耕技巧，提高耕地耕种比例，增加村民农业收入，增强他们的耕作积极性。

      3.理论假说三得出的结论是国家补贴高低与耕地非农化管控效力正相关。耕地是村民赖以生存的唯一保障，对于村民而言，耕地不仅仅是维持生计的工具，也是文化的传承，情感的寄托。但纵使是这样，还是有很多村民愿意出让土地，为什么？因为比起一文不值的耕地而言，进城做工才能给家人更好的生活。笔者认为应充分认识到村民在耕地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倾听村民的诉求，提高耕地补贴标准，设立专项耕地补偿基金，重新振奋村民们的耕种积极性，使其成为非农化管控的最直接的力量。

      4.理论假说四得出的结论是村干部从耕地保护中得到的好处与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效力正相关。自政府取消农业税以来，村干部在土地方面的收益渠道变窄，耕地保护的积极性不高。村干部对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今，村干部主要通过从政府的耕地补贴中提取分成来得到好处，因此，可设立耕地保护奖金制，对优秀的村干部给予货币奖励来提高村干部对耕地非农化的管控热情。

      四、几点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对耕地非农化管控提出以下建议：

      (一)为保护耕地，控制耕地非农化一要控制城市化的速度，二要控制资本的投资规模，三要努力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归根到底还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二)为了强化耕地非农化这一现实问题的管控效力，政府应适当提高耕地价格，增加耕地非农化的成本。同时，增加耕地补贴(包括实际货币补贴或是保险优惠等任何形式的补贴)，增强农民对耕地非农化的管控原动力。

      (三)加强宣传教育，注重新一代农民的培养。同时，设立保护耕地的村干部设立奖金制度，提高村干部从耕地保护中得到的收益，完善责任利益相关制及监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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