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情报学学科体系——关于信息与情报是融合还是区分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情报论文,学科论文,体系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6-03-17
〔分类号〕G350
自从1992年9月国家科委做出用信息替代情报的决定以来，学界曾围绕信息、情报以及信息学与情报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最终是无果而终[1]，留待实践去检验。而最近以学者沈固朝的文章：《两种情报观：Information还是Intelligence？——在情报学和情报工作中引入Intelligence的思考》为标志，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的讨论又引起了学者的关注，而引起关注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人们对情报的人为的概念定位与社会大众的理解之间产生了错位，科学研究与社会实践无法统一，使得人们对信息代替情报的举措再次产生了疑问。
作为一门学科，它的正确定位关系着学科的发展方向以及该学科可能对社会的贡献和影响，然而就目前的状况来说，不能不令人担忧，也不能不说是学科发展的一种危机[2]，如再不进行深入分析，就很难科学对待情报学的发展远景[3]。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近年实践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信息科学与情报学之争，合理地摆正两者的关系，以对科学和情报学科发展负责的态度去追求真实、进步与真理。
1 信息与情报之争及其近年的发展
为了适应信息化的浪潮，我国于1992年在科委的指导下将以前所用的情报悉数改为信息，但却保留了“图书情报”的这一传统说法以及情报学这一学科设置，这样就出现了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中同一概念名称不同称呼的问题，也违反了“同一名词术语应始终用来表达同一概念，同一概念应始终采用同一名词来表达”这一科学标准[4]，因而也引起了一些情报学研究者(如梁战平、文庭孝、赵金海等)的争论和极力反对，以至于著名学者梁战平认为，原国家科委的改名决定是“我国科技情报界历史上最大的学案”[5]。
事实上，信息一词的改用本来应该是合理且顺应科学发展规律的，至少在当时适应了信息化发展的趋势，合理扩大了情报学的学科研究范围，还原了学科的本来面目(从与国际交流所用的Information的角度讲)，解决了所谓的“大”、“小”情报观的争论问题。但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学科研究对象的无限制扩大以及专业设置中情报学一词的保留，造成了一种“泛情报化”现象，使得真正的情报学研究内容仅占所谓情报学研究内容的很小一部分。目前的情报学研究生教育方向仍以所谓的“大情报观”为主流[6]，情报学专业的学生在进行选题研究时出现了偏理论、偏宏观、偏信息科学的趋向，进而导致一些重大决策所需的情报支持问题(如小到企业的情报咨询和战略规划，大到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制约经济发展的一系列不稳定因素的预警机制等传统的情报学研究对象)，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而信息伦理、信息计量、信息构建、知识管理、信息资源评价、可视化、资源共享、信息鸿沟、信息行为、信息法学、信息政策、信息生态以及围绕网络所开展的研究却成了情报学的热点[7]，这样就出现了情报学科下侧重研究信息科学的现象，使情报学学生似乎忘记了情报学的根源，走上了信息科学研究之路。笔者就曾经目睹在一次硕士答辩会上，一位专家对一情报学研究生提出了“你是哪个专业研究生”的疑问。连专家都无法确信情报学研究方向的归属问题，不能不说是情报学研究发展的悲哀。可见，名称的改变不仅无助于解决情报学面临的困境，而且加速了情报学的边缘化，使得情报学的学科体系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科学地面对信息与情报，合理地调整信息科学与情报学的关系，认真考虑情报学的学科体系调整与重建问题。
2 明确区分情报与信息
之所以有现在的情报、信息之争的问题，原因之一在于翻译。当初我们从日语中引进了情报一词，而后在与西方的科学交流活动中，将情报一词翻译成了Information(二者皆在各自社会的科学体系中得到广泛应用)，而没有太多注意到英语中Intelligence的存在，以至于我们在西方Informationize(信息化)的过程中，顺势将情报换成了信息。原因之二在于学术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脱离。在引入情报一词后，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已经接受了带有智能性的情报概念，这一点可以从人们至今还对情报有一种神秘感的现象上得以证明。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现实下，学者们在尚有争论的情况之下步入了从信息角度研究情报学的时代，而且也正是从此时，情报学开始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出现了理论与实际脱轨的现象，违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准则。
事实上，我们对信息与情报的区别认识还是很清楚的，许多学者都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了辨析，充分认识到了信息的原始性、零散性以及情报的知识性、智能性和决策支持性的本质区别。从逻辑上讲，我们明显可以看出信息相对于情报，前者是一个上位类概念，而后者是一个下位类概念，信息的内涵要远远大于情报，而信息要实现向情报的转化，也是要经历信息处理与分析的过程的，分析前的信息与经过分析的信息显然是不一样的，关于这一点陈功先生在其所著的《分析的艺术》里进行了图示(图1)。但遗憾的是，目前研究时不管研究对象是否具有智能性(如信息社会学、信息法学、信息伦理学和信息技术等)，均是以情报一词概括之，完全忽视了上位类与下位类的关系，用一个下位类概念去领导一个上位类概念，造成了概念逻辑上的倒置。目前学界还没有提出一个合理的、能得到大家共识的方案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这对情报学的长远发展来说是毫无裨益的，只能使人们麻醉于现在的糊涂状态。另外，“泛情报人才”的泛滥也最终会引起社会对真正情报人才的失望与不信任，造成情报人才的断层，丧失中国在情报研究上的传统优势[8]，挤压情报学的发展空间，影响学科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情报对于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最终还有可能会影响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国家的整体竞争实力，使情报学丧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再者，从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的英文解释上，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出，Information除了表示信息之外，还是可以进行度量的科学概念，着重强调了信息素材和资源性信息，而Intelligence虽也有信息的意思，但更多被赋予了正式的意味以及在为了突出某种智能性质的时候才被使用[9]。此种意义的情报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政府中的中央情报官(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简称DCI)，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国家情报官(National Intelligence Officer)，白宫情报特别委员会(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情报授权法(Intelligence Authorization Act)以及美国科学家联盟的部分情报项目中的情报处理系统(Intelligence Data Handling System)和情报分析系统(Intelligence Analysis System)等。可见，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在国外也是被严格区分的，我们用Information指代情报是不合理的。在科学概念的把握上，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名词来识别与判断，否则容易产生误解与遗漏[10]，这样对科学也是极不谨慎、严肃的，最终将不利于我们在学科发展上进行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甚至还会闹出笑话(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
此外，笔者还认为，二者之争从客观实质上讲是一个科学概念的识别问题，而主观上讲则是一个翻译层面上的问题。如果我们用一个人为的不确定原因(翻译本身存在着翻译技能、翻译习惯的问题)去判定和认识科学的本来面貌，用一个外国语言表面形式来决定本国科学研究中科学概念的本质理解问题，而非用自己本国的理解来选择合适的外国名词与之对应，就无疑是给我们在探索科学的过程中又添加了一个不确定的前提。故此，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国际语言的交流与翻译问题，而是一个科研人员研究过程中的方法论问题。进一步说，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原本没有语言、国界区别的科学来说是不负责任的。
3 情报学学科体系的重建
鉴于以上论述，情报就是Intelligence,信息就是Information,虽然信息与情报之间有那么一点的耦合与联系，但这也并不足以成为我们不顾科学真实、仅满足于现存不健全情报学学科体系的理由。一个较好的学科体系应该能给信仰这一体系的人一个继续发展这一体系的逻辑空间[3]，而现存的体系恰恰在逻辑上有着极大的矛盾与不合理之处，因此，我们有必要拿起情报学理论批判的武器，塑造批判创新的社会氛围，以辩证的逻辑学为基础，进行情报学学科体系重新评估、调整和建设的有益探讨。
笔者以为，我们可以考虑在明确信息科学与情报学各自专业研究方向的基础上，将信息科学与原有的图书情报类学科结合，构成图书情报信息科学类的专业设置，在这样的学科体系下，信息科学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信息法学、信息伦理学、信息生态学以及信息鸿沟等与信息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内容主要是进行理论上的探讨，研究信息社会中的各种社会现象并解决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如信息污染、信息鸿沟等)，情报学的研究方向则大体为竞争情报、信息咨询、知识管理、情报政策等与处理智能性信息相关的软科学以及与处理智能性信息相关的检索技术、各种软件和平台设计等，而图书馆学则保留原有的研究方向，并在时代发展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拓展相应的研究范围(如数字图书馆技术等)。只有这样。在明确了各门类专业具体研究方向的情况下，各学科才能够在其研究领域内取得创新和更大突破，因为在一个模糊的学科体系下，其研究内容大多是杂乱无章的，众人的研究也只能是在个人的主张下进行无序的探索与研究，长久下去，学科本身就失去了其自身的个性和特色，边缘化在所难免。同时，这样的学科变动也是在原有图书情报学科的基本框架下进行的，保留了情报学作为我国原生学科的传统[11]，在明确区分情报、信息不同研究方向的情况下保留了他们的天然联系，整个一级学科的变动不大。这样，也避免了因将信息科学归入计算机学科而造成曾经使情报学研究者们处境两难的情况，同时也将使整个学科建立在明晰的逻辑概念体系之上，给后人以继续发展突破的空间。
情报学学科体系的重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笔者在这里只想抛砖引玉，引起情报学的信仰者们对情报学学科体系重新调整与构建的讨论。这样，不仅可以为未来信息科学和情报学各自的研究明确方向，还有利于真正发挥各学科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最终避免在信息化过程中因情报学学科“泛化”而造成边缘化问题，推动学科的长久可持续发展。
注：本文作者对东北师范大学学生科研中心和王翠萍老师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