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异化与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生论文,国家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4)06-0005-05 进入21世纪，网络以其数字化、信息化的存在和运行方式形塑了一个跨边界通讯的新时代，为来自不同国家、地域、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成为人们的“第二生存空间”或“第二生存环境”。但是，“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1]，网络也不例外，它在加速各民族、国家的文化交往和碰撞，给人们提供多样化文化体验的同时，其异化现象也从隐到显，由小到大，使得国家认同危机日益凸显出来。大学生是网络异化的“易感人群”，因此，分析网络异化背景下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遭遇的新困顿，提出消解网络异化的相应对策，从而为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提供有效途径，就成为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研究的新课题。 一、网络异化的概念诠释 “异化”一词，出自拉丁文alienatio，具有“让渡、转让、疏远、分离、精神错乱”之意，其概念最早源于柏拉图关于自然界是理念世界不完善的摹本的观念，此后经历了新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的神学异化、近代启蒙时期卢梭的契约异化和19世纪黑格尔的精神异化。而马克思则在扬弃黑格尔精神异化的同时，赋予“异化”以新的内容：劳动异化，即人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2]到了20世纪初，由于各种批判思潮的涌现，“异化”概念被运用到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中，其含义进一步泛化，主要指主体的产物——科学技术成为异己的力量，反过来与主体对立，控制主体甚至敌视主体。 20世纪后期，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出现，异化概念开始侵入到作为现代科学发展的高技术的网络世界中，并伴着网络自身优势功能的巨大发挥而潜移默化地展开。就网络异化而言，它是指由网络技术带来的人的异化，即人创造、使用的网络技术，在一定条件下失去了原有的内涵，反客为主，演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来支配人、奴役人，从而使人成为了网络技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不断地被网络技术所统治。 一般来说，网络异化可以从个体生存和社会伦理两个维度来理解。[3]就个体的生存而言，网络异化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表现为主体自身理性的被控制。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无疑是人的理性与智慧的结晶，然而，当网络技术成为人们获取资源的必不可少的渠道时，人却开始面临着主体理性被控制的危险，其结果就是“人的思维最终只会思考计算机能够接收和处理的东西，或者根据计算机的请求思考……思维自身将变成虚拟的实在，合成影像或文字处理自动输入的等同物”。[4]其次，表现为主体自身非理性地被剥离。马斯洛认为，人的基本生理和安全的需要满足以后，就要寻求爱与归属的需要。可是，在网络世界里，由于人与人的关系直接被人与网的关系所代替，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的交往机会大为减少，“电脑使我们彼此孤立，而不是将我们联系在一起”。[5]这就使得人们在敲击键盘、移动鼠标营造自我虚拟的交往空间时，淡化了真实而淳朴的情感以致遗失了本我生存的意义，从而造成技术统治下冷冰冰的非人化倾向。 就社会的伦理而言，网络异化主要表现为网络主体间伦理道德的危机。“由于网络空间只是一种思想与意义的集合体，其形成是由行为者自愿参与和彼此认同构成的，而它的组织形式又灵活多样，不受任何现实物理空间的道德规范的限制”[6]，因此，在网络世界里道德相对主义盛行、道德冲突和失范现象严重，“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7]与此同时，由道德危机引发的网络无政府主义也开始泛滥，如美国电子边疆基金会发起人巴楼就宣称：“我们正在建构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空间，与你们试图强加给我们的各种专制体制将截然不同。你们既不享有管制我们的道德权力，也没有任何使我们感到害怕的强制性手段。”[8]在这种境域中，网络已不再是人类的数字化乐园，而是异化为社会极端主义的温床。 二、网络异化：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遭遇的新困顿 国家认同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学领域。对个人来说，国家认同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那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灵性活动”[9]，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基于对共同的历史传统、道德价值规范以及无数集体记忆的分享而形成的对国家的身份感和归属感，它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从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看，国家认同的形成通常是学校及社会机构借助于大众传媒对国民进行认同教育的结果。通过国家认同教育，可以使国民形成共同的政治价值理念，自觉克服文化多样性对政治认同的离心力，有效培养国民对国家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归属感。 大学是社会的精神堡垒，也是各种思想的集散地，主体大学生有着特殊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辨别力，是一个颇为宏大和不甘寂寞的热血群体。“大学生把自己看作‘新兴的精英’，注定要拥有权力，并且即使在学生时代就有责任练习实施自己的政治权力。”[10]这些都决定了大学理应成为国家认同教育的主阵地，而大学生是国家认同教育的主要对象。但是，随着网络作为新兴的“第四媒介”在高校的迅速崛起，大学生的现代感知与媒介体验遭到了极大的改变。凭借其特有的传播特性，网络在塑造大学生对民族国家以及从未谋面的群体其他成员身份认同的同时，其异化现象也在不断地扩展和延伸，导致一些大学生对国家的认同离散化，这是其给教育带来的新困境。 (一)同质化与碎片化共生：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遭遇的内在悖理 在网络中，信息通过数字化的处理后能够进行瞬时传播，并且无处不在、无处不及，处于一种无边界的场域中。网络的这种无界性形成的时空压缩，使“在场”和“缺场”同时存在，这样，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就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具有了世界性和全球性交往的特征。“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急驰、奔走或迁移，在电脑屏幕上捕获和编辑来自地球另一边的信息。”[11]本来，网络的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特点，可以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提供一个新的活动场域，但地理边界的消退彻底扭转了大学生传统意义上的本质认同观或自然认同观，进而对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构成新的挑战。 一方面，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产物，网络拓展了传统政治传播系统的边界，将原有单一国家的政治体系卷入全球媒介的新景观空间中，把越来越多的人口和国家吸引到跨国领域，使整个世界有了同质化的趋向。这种同质化的媒体叙事容易改变大学生对自己民族、国家形象的认识和接受，使他们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联系纽带松懈，甚至导致一些人淡忘了自己的政治身份，进而使得“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处于次要位置”[12]，并有被相对化的危险。 另一方面，网络虚拟社会瓦解了大学生的群体身份认同，将其碎片化。在网络空间中，大学生的主体身份不再是一种社会预定，而是以构成主义的观念为基础，“变得颇为动态、多重化、个人化和具有自我反省的性质，同时还受到变异和革新的影响”。[13]大学生在现实中较为固定的身份在网络虚拟世界中被打碎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通过BBS、新闻组、博客、微客等传统和新兴的虚拟社区而确立的交往身份，这种建构认同的方式使得大学生与其所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和民族国家记忆之间丧失了有机的联结，容易导致其国家认同的多重化和离散化。 (二)“网我”与“真我”的交错：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遭遇的角色冲突 根据戈夫曼的“社会拟剧论”思想，社会生活是一出多幕的戏剧，每个人都在“既定的情景定义”中根据“剧本期望”的不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旦进入“角色”，其扮演者就必须承担起“角色”的责任和义务，而社会正是根据角色分工以及角色间的配合来达到有秩序的正常运转。国家认同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性的建构过程，从这一理论出发，对大学生进行国家认同教育的一个根本性前提就是要使认同主体——大学生完成对自己的角色确认。 但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大学生的存在方式呈现为二重性：“真我”和“网我”，即同一个体既生活于真实场景中又生活于虚拟现实中。在真实场景中，作为现实国家的一员，大学生承担着国家所赋予他的义务，并且与周围现实世界进行维持其生命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正是在此基础上，大学生完成了自我真实角色的定位。而在虚拟现实中，大学生的“自我在各个方向上分裂了开来”。[14]他们可以利用网络在真实的自我之外随意设定一个假想的自我，也可以化身一个理想的自我，甚至可以复制一个真实的自我。大学生成了一个被符号化的“自我”，而真实的自我反而成了无数可能自我的一个特例。 由此，在网络社会背景下，大学生就要在真实场景和虚拟现实两个不同的世界轮流切换，在“双重生活世界”里扮演着“双重角色”。如果这两种场景与角色的交错和切换过于频繁，就会很容易引起大学生自我角色认同危机的出现。“自我失去控制，失去一种真实性而获得了另一种真实性，当一种真实性显现出来的时候，另一种就被遮蔽或迷失了。这就使虚拟的自我掩盖了真实的自我，导致忘记了‘我是谁’。”[15]而一旦这种自我认同危机扩展到现实的社会活动中，这种“网我”与“真我”的剥离就会进一步引发“我们是谁”、“我们又应该是谁”的困惑。如果在此境域中，大学生则容易对自己所具有的社会角色和公民身份的信念产生动摇，现实政治活动中的责任感和义务感遭到弱化，难以体会到对现实社会和国家的参与感、归属感，自然也就难以产生有效的国家认同。 (三)交往祛魅与信仰危机的联袂：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遭遇的价值困惑 在现实生活中，交往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往往要受交往主体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制约因素恰恰是形成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前提与基础。但是，在网络世界里，由于没有自动生成的灵魂守护者，也不设天然的技术守门人，因此，游弋于其中的主体交往就不再受到现实社会中理性化和制度化的权威束缚，而是具有一切后现代文化生态的基本特征——祛魅化、多元化、平面化、碎片化。“虚拟世界的最终目标是消解所泊世界的制约因素。”[16]网络交往的祛魅化意味着中心的消解、规范认同的缺位，它在给大学生带来交往的自由度和自主性的同时，也蕴含着对所有主流的东西乃至对国家的任何控制都予以全面颠覆和破坏的危险，这种颠覆和破坏的结构，会极大地影响到大学生网络交往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造成其基本价值准则的缺失，使得无政府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在网络上狂欢。 与此同时，网络交往的这种祛魅化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信仰危机的出现。“当全球进入万维网时代以后，平面化思维带给人类的将是‘深度的丧失’和随之而来……信仰将被思维的‘外化’所动摇。”[17]信仰存在于人的心灵，是信仰人通过生活的体验以及理性的思维对于价值的认同和追求。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公民的政治信仰要靠一般道德和政治道德的信念来维护和支持。但是，在网络交往中，如果旧的权威遭到消解，而新的权威又难以确立，就容易导致大学生因为缺少统一的评判和选择标准而陷入多元价值观的迷茫之中，从而引发对主导政治价值观念信仰的危机，最终导致大学生相互沟通的背景与依据的丧失，使其陷入到无所适从和无所依归的境域中。 三、消解网络异化：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有效途径 网络异化容易引发和加剧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其无能为力。相反，这种异化现象为国家认同危机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反向的思路。正如吉登斯指出：由认同危机而来的“焦虑是所有形式危险的自然相关物。其成因包括困窘的环境或其威胁，但它也有助于建立适应性的反应和新的创新精神”。[18]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消解网络异化，构筑新的网络环境，在新的条件下建构一种全新的国家认同教育模式。 (一)建构“网上”与“网下”联动的立体化教育体系 网络建构了一个物理意义上的“虚拟电子空间”，将大学生的活动场域划分为虚拟形态的网上社会和现实形态的网下社会，这种不断变化的场景极容易促使大学生“网我”与“真我”的剥离，导致国家认同教育的角色分裂。因此，要对大学生进行国家认同教育，就必须发挥“网上”与“网下”的联动作用，既要在“网上”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各种国家认同教育活动，又要注重“网下”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培养，形成一个虚拟与现实相统一的立体化教育体系。一方面，教育者要充分发挥网络媒体再现、互动、突破时空限制以及网络信息传播迅捷、开放的特点，建构各种类型的国家认同教育网络阵地。通过对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节日、符号等进行编码和再编码，将民族国家这个单一政治理念、单一社会理念进行最简单的直接呈现，进而使得大学生能够借助共同的经常性的网络消费体验，以一种“虽非周延、但相当广泛”的方式连接互不来往的共同体成员，从中体验到自己与甚至是未曾谋面的同胞具有手足之情，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从而在想象中构筑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政治社群”。另一方面，教育者还必须关注网络对大学生现实生活的影响，将国家认同教育渗入到有形的教学和日常活动中，在有形的场域塑造大学生无形的“想象认同空间”，把“国家这个政治意念转化成其亲身经历的体验、情感和日常生活”[19]，使他们认识到，网络只是一个工具，而不可能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家园。个人不可能彻底遁身于“虚拟时空”中，成为虚拟景观中的世界公民，相反，只有把自己融入国民国家的现实生活中，在心理上确立对自己国家的归属感和忠诚感，才能最终在统一的身份认同状态下获得自己的社会角色归属感并最终实现自我的价值。 (二)建立“因势利导”与“造势引导”相连的教育模式 基于网络的技术特性，在虚拟空间中大学生可以自由地发表观点，他们依靠不断生成的网络符号、网络话语聚集和交流，彼此之间的思想交流空前活跃，在各自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乃至对国家的看法上有时会形成颇不一致的意见。大学生作为受教育的对象，并不是单纯接受知识的容器，而是一个个充满朝气和想象力，具有自主性、选择性和创造性的行为者。因此，对待他们的各种不正确或过激的言论和行为，就不能采取“堵”的办法，而是要充分利用网络及其自身的特点，进行“因势利导”与“造势引导”相结合的教育。一方面，教育者应通过运用网络环境下的各种特色的书写风格，对一些大学生在网络交往中出现的种种可能危及国家认同的言论，有选择地进行回应，并加入到相应的言论交谈之中，通过思想的自然流露和情感的交互作用，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从而发挥教育者的主导作用，以“疏”代“堵”，“因势利导”，帮助大学生提高判断信息和选择信息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引导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形成对国家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利用网络的匿名行为、自组织特征和信息的高速流动性，教育者应该有意识地针对大学生群体的不同特点，以主动增强思想的渗透作用的姿态，“造势引导”，促成对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公民教育和历史文化教育的网络实现。[20]在特定的时间，主动发布一些既有利于国家归属感的形成又能激发大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讨论的移情信息——无论是有着辉煌性记忆的奥运会、国庆大阅兵，还是具有创伤性记忆的汶川大地震、玉树大地震等，在“现场再现”中激发大学生内心积蓄已久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集体大家庭意识和国家民族责任感，形成强大的国家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确立自律性的网络道德价值定位 在网络所构筑的虚拟空间里，现实生活中那些可以直接让人感受到的外在规范和约束力量，几乎很难再让人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我觉得我们的法律就仿佛在甲板上吧嗒吧嗒挣扎的鱼一样，这些垂死的鱼拼命喘着气，因为数字世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大多数的法律都是为了原子的世界，而不是比特的世界而制定的。”[21]他律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放大了网络行为主体活动的自主性和随意性，这给大学生在虚拟社会中的国家认同带来了诸多困境。他律的缺位凸显了网络主体道德约束力的重要性，要求人们在道德选择和道德境界的提升方面要有一种自律意识。“网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掌握自身命运……的机会，它也把自我治理、自我思考……以及同其他公民一起设计我们身份中所遵循的责任的任务交给了我们。”[22]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最终要体现在个体的内在道德体验上面，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提升大学生的道德自律意识，构建一种自律性的网络道德，培养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的自我教育能力和抵御不良政治信息的能力，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整合为一种人格化的力量，增强其政治责任感和国家立场感，使其在展开网络行为活动之时，保持一定的自我警觉，认识到必须对自己的网络行为承担道德责任，即在选择和决定网络行为时应该考虑并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在享受网络带来的便利时应该主动承担起对他人、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以求在一定社会场景中实现个体自由与国家期待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