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理想的回首与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大学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学和高等教育并不是两个可以随意替代的概念，虽然它们有着密切的关联。这里当然只是说大学或综合性大学，也可以包括某些其它高等院校，它们是一种社会机构。这种机构通常受一种精神和观念的推动，因为它所从事的活动并不是普通的社会活动，也不是只从事专业的或物质的生产和变换，它从事的是智力活动，而且是被区分为“高等”的那一类智力活动，包括：通过教学培养高级人才，通过研究创造和发现高等的科学成果和知识等。
推动大学运作的这种精神和观念，在其意识形态的层次上说，笔者认为，就是大学的理想。深刻而具有崇高感召力的理想，是大学的灵魂！
（一）
如果我们不十分严格地认为，我国古代就有“高等教育”这种只有在近代世界的制度化教育中才有的最高阶梯，那么汉代初年所建的太学（建于公元前124年）即可算一种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后来又出现了国子监或国子学这与它类似的机构。如果这些机构也可以称为大学，就像国内许多论者所称呼的那样，按照笔者的分类，那也只能算是古典大学或前大学。这些机构的特点：一是国家兴办，民间不可染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代甚至曾发诏书，令其王公士卿子息皆“诣太学”，所有人等，不可进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二是注重伦理道德教育，主要是灌输儒家忠君、尊王等思想，学习文、史经典；三是教育的目的只重视为官为宦的训练，以便学生将来子承父业，为封建政权服务。这种处于垄断地位的主流高等教育，一直绵延了两千年，虽有书院等其它的支流试图对这种状况加以改变，但是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显著成功。这是中国大学早期观念的理想模式，也可以认为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最基本的部分。
直到清朝末年，封建王朝为了维护其生存，迫于外部世界的压力，不得不对教育进行变革。“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要仿效欧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学。当这些大学建立了起来并有良好的管理以后，就成为一支具有我们自己传统教学方法的蓬蓬勃勃的令人称誉的力量。初时的大学，也曾设立与西方大学的神学相应的独立经科。这些大学推行的总方针，还是为了要产生一个于政府有用、能尽忠职守的群体。”[①]
辛亥革命后，191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令》的第一条说：“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后又说到它的分科，总的应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但每所大学不一定各科齐全，只需有文、理二科即可。当时的北京大学，已设置了上述学科的主要品类，而呈现为西方现代大学的模式。虽然以后其分科在名称上和归属上多有变化，但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其理想的目标，不仅在于培养人们的实际工作能力，还在于培养人们在各种知识领域中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能力。《大学令》第六条还说：“大学为研究学术奥蕴，可设大学院。”这就是我国今天的研究生院或研究所的初期称谓。当时我国教育家、曾任北大校长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多次强调：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而是研究学理的机构。所以大学生不是在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而是把学校作为在教员指导下，自动地研究学问的地方。[②]这实际上是将19世纪早期德国人洪堡的思想在中国进行了更通俗的解释。
（二）
这里需要补述一点的是，中国现代大学创建的整个近百年间，社会始终处于战争、饥荒、政治动乱、政权更迭等不稳定状态之下。列强侵略，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使包括大学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系统都没能得到健康、有序、持续发展的机会。在政治上，虽然推倒了一个封建的清王朝，但是反封建的思想和文化革命并没有很好地进行，因而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意识并没有在人民群众中得到普及。这给现代大学的发展增加了极大的艰难性和不确定性。
这种状况的结果之一是教会大学乘虚而入。外国教会在中国办大学，从沿海开始，逐渐深入内地。在客观效果上，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发展，有助于推进中国文化教育朝着现代科学和民主的方向发展，虽然主观上有他们的政治和宗教目的。例如，本世纪初在成都建立的华西协和大学就被解释为，“这个大学要发展为一个最完备的高等学府，使西部各省的学生不必远到外国去留学，就可以学到他们所需要的任何科学。这些科学都将在这所大学里面被基督教精神所渗透，……人们将受到高尚理想的灌输。这就是创立者们的宗旨。”[③]传教士在中国办大学，标榜的是拯救中国老百姓的灵魂，他们宣称：“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蜡烛，别的人就要跟他们的光走，……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自己的人们，用基督教和科学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士大夫，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④]显然，他们并未实现自己的梦想，但对于中国人确立自己的大学理想方面，却无疑提供了一面可资借鉴的镜子。
这种状况的结果之二是人们不断地抗争。我们是不是应当有自己的见识，来构建自己合乎时代潮流的独特的大学观念和理想呢？或者，按照巩英国大学教育名家阿什比的归纳，中国大学是否应当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呢？是不是只能随着外在力量的驱使而蠕动呢？大学能否对社会的治理产生一种独特的作用呢？把大学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甚至将其视为一种只为眼前现实服务的工具，是否可行呢？现在当然还无法确切地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是人们早已在进行探索、反思和抗争。大学与学术间有着外延与内涵的包容关系，因此中国的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学术也应该是两个在这种关系之下同生共长的概念和事物。而“中国现代学术这个概念，主要指学者对学术本身的价值已有所认定，产生了学术独立的自觉要求，并且在方法上吸收了世界上流行的新观念，中西学术开始交流对话”[⑤]。它的发端，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段时间。学者们认为，严复于1898年翻译《天演论》，是中国现代学术发端的一个重要标志。严复先后任过复旦大学和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的校长，他作为精熟海洋战术和炮台学的技术官员，而去翻译或介绍西方的人文学术思想（如译著《天演论》、《法意》和论文《原强》、《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等），这本身就值得注意。1911年，北京大学在原京师大学堂的基础上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类似欧美大学那种外在形态的大学。“但北大获得现代学府的地位，是在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后。”[⑥]蔡先生采儒家经典《中庸》之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精义，提出著名的“兼容并包”方针，为北大延揽了各种学派、各种思想和政治倾向的人才，颇有西方现代大学和现代学术主张的民主和科学风格，出现了盛极一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虽然时间十分短暂。蔡氏曾经写道，“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在中古时代，大学受教会干涉，教员不得以违禁书籍教授学生。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维大学。大学教员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约束，也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列，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自然为教授学生而设，然演进既深，已成为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之机关。”[⑦]这段话，再明确不过地诠释了他的大学理想。但是，时政混乱、官僚倾轧，严重地伤害了许多研究和宣传新思想的人们，他自己也无法忍受官僚政府部门对学校各种事务的干涉和“训饬”，这对他的“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的观点是一种沉重的打击，所以只有高呼：“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大学的校长”，而后，愤然提出辞职。这一事件，可以认为是我国学者在建设现代学术和它的外容——现代大学方面一次伟大的抗争。这件事情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新文化、新思想、包括现代大学观念的成长，是一个非常艰难困苦和充满着迂回曲折的过程。不断探索着的勇敢分子，必须有植根坚冰厚岩的种子那样的顽强毅力。不过蔡氏后来的引退，按他自己的说法并非仅仅是消极的免除纠纷的举动，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⑧]事实证明，他的抗争行动，正是他继续从事新教育思想宣传和实践活动的新开端。虽然继续叙述这些已偏离了本文的主题，但我们仍然可以说一句：他作为追求现代大学理念的先驱，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
当然，抗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那位为了动员、激励人们支持在上海创办一所现代大学（即当时的中国公学）的先驱姚宏业先生甚至投黄浦江自杀，其忠烈之情，更是可歌可泣。当人们游览长沙岳麓山时，还可以瞻仰到这位先烈的陵墓。
（三）
最近的半个世纪，中国人在建立适合于自己社会的大学的实践中，仍旧充满着迂回曲折。人们已经认识到，大学和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建设，对一个希望真正独立的现代国家的发展所具有的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开始了一个以政治家的策略和理念主导发展的时代。其中特别强调了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大学的领导，包括学术的、行政的、变革和发展方向的各个方面。这是大学的观念如何确定、如何发展，甚至也是大学本身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记住这一前提，我们才能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的远未完结的曲折过程有较为客观的认识，才能对我们的经验、教训的积极意义有较为准确的理解。
起初，这是地球的东方和西方壁垒分明，但热战即将结束、冷战已经开始的时代。我们在一种特定的国际政治和军事环境之下，不得不与苏联老大哥结盟，即必须首先“以俄为师”，全面地学习苏联经验。这样，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建立了起来。大学模式则顺理成章地也是苏联的：按计划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全国除了少数文理综合或理工综合的大学被调整到位之外，各种行业的专科大学应运而生；为了分工，又建立了国家级的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在当时，对于国家的治理、新中国的建设来说，这些举措也许都是无可非议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彻底革命的办法，否定了大学内在的学术逻辑，否定了相对合理的西方模式，首先给大学的发展带来了片面性，因为它们失去了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机会；同时给学生的发展也带来了片面性，因为他们被训练成了某一方面的专家，却缺乏丰厚的知识和智力底蕴。这种模式显然也不是英国人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阐述的那种大学模式。因为虽然大学和研究机构在这里作了智力分工，但大学所做的，基本上只是具有功利价值的专业训练而不是进行不受任何利益驱使的所谓“自由知识”的传授。
后来，1958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发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创造精神”的号召，[⑨]全国上下的每一个角落都开始了大跃进。应该说，毛泽东的号召，就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发扬创造精神这点来说，对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又受官僚军阀掠夺的民族和人民来说，无疑是极其需要的。不仅当时需要，而且现在也很需要，问题是还需要更具理性的指导。也许，这正说明需要重视利用大学这样的智力和学术机构，“对社会的那些最令人困扰的问题进行尽可能周到的思考，甚至思考那些无法想象的问题。”[⑩]当然，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来说，这“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创造精神”的问题，绝不是一个无法想象的问题。然而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跃进指标：“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我们将以15年左右的时间普及高等教育。”全国的重点大学“应在三年到八年内，力争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等学府。”……这其中的许多指标的确是令人“无法想象”的，至少可以肯定不是大学教授们为主参与之下提出来的，当然更不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
关于谁来领导学校的问题，当然应该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因为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大学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这种领导在大学如何体现，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也还有各种不同的具体表述方法。我们依时间的先后，可以列出：①校长负责制，②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③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④党的一元化领导，⑤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等等。要真正弄清这些表述的含意和彼此之间的差别，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先要对“领导”和“负责”等词汇的语义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加以通俗的解释，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同时还涉及实行某种“制”的当时的外部条件问题，讨论这些都超越了本文的既定内容。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教授们在大学运作中的作用是不明确的，至少是非常隐含的。他们或许可以与“校务委员会”有某些关联，但在“领导”和“负责”之后，还剩下多少可以发挥作用的余地，则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也不容易说清楚。
（四）
例子还有不少。总的情况是我们对这几十年的实践难以说出是在什么样的大学理念之下支配的实践，至少我们难以把它归到迄今我们所知的任何一种西方模式，这会使人再一次想到“中国特色”的提法。这一特色的哲学依据，即大学存在的合法性主要是政治性的，有如美国早期的学院和大学的存在一样，虽然我们的形式和实质与他们当年仍有很大的不同。今天，当许多研究者（也仅限于研究者）在反思这种局面、探讨中国现代大学的学术逻辑的时候，有时仍不得不借助西方人的观念，其初步结果似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虽然社会在前进，科学技术在发展，但大学的价值却一如既往。大至地球，需要大学；中至国家民族，需要大学；小至个人，也需要大学。它仍然是而且将一如既往地是学术中心，而且将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不管你是重视它还是轻视它。这和那些独立于大学的单纯的高等研究机构有很大的差异。
大学的价值，在某些条件下，它的威望，不是空口的承诺喊出来的，也不是做广告宣传出来的，而是因为唯有它做出了许多科学成果，发现和解决了许多问题，培养了数不尽的专业人才，他们在各行各业支配着那里的局面。今日的世界，问题仍然很多，它们如崎岖乱石，堵塞在我们的前路，要求大学捷足先登，探讨科学真理、分析政治经济发展，陶冶继往开来的青年，培育有理想有抱负的精神和审思明辨的思想。大学应该心甘情愿，把自己这些方面的创造奉献给这个世界，使之产生无可比拟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11)]大学的价值，大学的威望，原在于此；大学之所以大，也在于此。
第二，现代大学有趋同性：组成人员趋同，功能和活动趋同，碰到的问题和求解问题的方法、策略趋同；但主要的还有差异性：规模和效率有差异，水平和质量有差异，威望和地位有差异，甚至目标和外形也有差异。同一国家内如此，不同的国家更是如此。“在这里，可能没有最优结构，也没有最佳模式，有的只能是满足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条件、特定的需求环境和传统的、不断发展的结构和模式。不同的地区和国度，不同的大学，都有各自不同的创造。借鉴是可能的，创造则是必要的和必然的。因为大学集中地反映了它的国家、它的社会、它的民族和凝聚力、忍耐力、思想的容量、文化的追求、智慧的水准和精神的高度。大学的灵性（犹如生命有机体那样）就是它的国家、它的社会、它的民族灵性的最好、最集中的表达”[(12)]。灵性差，仿照别人的模式，也会不伦不类；灵性好，一学就会，并且青出于蓝，弟子优于师傅，学生胜于先生。不过，最要紧的是：“他校之弊我除之，他校之长我采之”（蔡元培语）。大学本身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民族和人民的这种灵性。
第三，更具体一点说，大学应该明确自己的责任，大学外部的力量也应该理解这种责任。韩映雄在他的文章中说了三种责任[(13)]，笔者的体会与归纳是：①对人格的责任。现代大学要尽量保持自己的特色和不可替代性。假如还有一种非大学机构也在做与大学一样的事，大学就失去了自己的特征。所以人格责任的第一个含义就是，凡在大学里学习、工作的学生、教职员工都应该为捍卫大学特征和尊严而努力，并在各自的领域中加以发挥；第二个含义是教师和领导者要通过教学、科研和其它工作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和培养。这方面的人格责任，从国家利益出发显得更加重要，从追求真、善、美的科学理想和人生理想也非常重要。②对知识的责任。知识的无限和大学生在校学习时间的有限，这是一对非常难于处理的矛盾。对知识的责任，表现为：第一，在大学里的人要尊重知识。权威、官阶、金钱这些东西并不注定与知识发生冲突，但万一发生冲突，首先应选择尊重知识，尊重具有真理性和客观性的知识和掌握那些知识的人。这是大学生命力的源泉。第二，要恰当地协调已被人们归纳得很好的“通识教育”（笔者不太赞成所谓“通才教育”，宁可使用通识或教养教育这类词语）和“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③对社会的责任。这应当是不言自明的，社会给大学以各种各样的支持和帮助，是大学得以存在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大学也因此而对社会承担了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学应当做出反映物质和社会过程真实规律的科研成果去指导社会和生活；它还应通过自己培养的学生参与建设、改良社会；至于大学直接介入社会生活，直接克尽自己的社会责任，更有必要，这是现代大学的重要标志之一。
最后，还有一个具体的但却不是不重要的问题，是大学的权利问题。[(14)]笔者认为，这种权利是大学内在学术逻辑要求赋予的，与所处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没有太大的联系，也绝不是一种尊卑、贵贱的特权，不是曾被鄙薄为精神贵族的那种享受，而是一种使大学能尽其职责和义务的保障。就像农民，为了尽责，他就必须有使用甚至占有耕地的权利；工人，为了生产产品，必须有使用和操作机器的权利；一般老百姓不可以有枪枝和其它武器，但带有真刀实枪，却是战士的权利。在这方面，学术自由是大学权利的首要一点，也是它具备成熟的主体意识和维护学术逻辑的自然表达。每一位教师、学生都希望而且应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以便更方便、更顺畅地阐明他们的思想和观点，以及由此指导下的发现和发明。只根据现存的或先验的结论、思想或原则，推动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只可能在生存的意义上维持大学，而绝难使大学办成一种不可替代的富有灵性的社会机构，更不可能攀登到世界一流水平。大学还应当有另一个自由，即工作环境的条件性自由，这里主要是指大学应享有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权利，它包括招生、人事管理、培养目标制订、课程和专业设置、科研选题等等。条件性自由是学术自由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与此相关联的是大学的学术声誉。大学有拥有自己的学术声誉和维护这种声誉的权利，一般不可越俎代庖或由外力来人为地树立这种声誉，这将导致隋性的增加。
权利的削弱，将按比例地卸去责任。一切有生命力的机构，当然包括每个本来具有潜在积极性的人，都有这种秉性。大学就像生命有机体，它既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也就具有这种产物所固有的秉性。
中国大学应当努力来阐明自己的理想，而且应当把这也作为一种学问，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继续进行探讨。
注释：
① ② ⑦ ⑧ 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89、235、574、455页。
③ ④ 《华西医科大学校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⑤ ⑥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华读书报》1996年12月25日第6版。
⑨ 杨德广主编：《中国教育的回顾与展望》，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⑩ [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6页。
(11) 陈孝禅：《一个现代大学的理想》，《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89年第2期，第33～42页。
(12) 杜作润主编：《世界著名大学概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13) 韩映雄：《大学的责任、权力与利益》，《上海高教研究》1997年第2期，第11～13页。
(14) 孟明义：《大学应当培养作为人的人而不是制造工具》，《有色金属高教研究》1995年第4期，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