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不平等论文,收入论文,异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理论界所关注的重要课题。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不平等是扩大还是缩小？较大的收入差距是否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为了回答这两个基本问题，出现了不少相互竞争的理论，而经验证据也没能给出明确的结论。
在经验研究中，Kuznets(1955)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假说，即收入不平等是产出的倒U型函数；在发展的前期，收入不平等呈递增之势，到了后期则变为递减。但从Anand和Kabur(1993)的综述来看，对这一假说的经验研究结果很不一致。在关于收入不平等怎样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中，Alesina和Rodrik(1994)、Persson和Tabellini(1994)、Perotti(1996)在其增长回归中发现收入不平等的系数为负，而Li和Zou(1998)、Forbes(2000)及其他作者在研究中得到正的或者较为不确定的系数。Barro(2000)发现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依赖于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穷国通常为负向关系，富国通常为正向关系。此外，有的文献将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视为同时受某些共同因素影响的两个变量，如Lundberg和Squire(2003)将社会自由和开放性甄别为在同一方向上影响增长与不平等的两个因素，进而得到一个正向的增长—不平等关系。
在理论层面上，越来越多的文献着手于建立增长-不平等的内在逻辑联系。Alesina和Rodrik(1994)、Persson和Tabellini(1994)在一个各经济主体拥有不同资本数量的模型中考查了不平等对增长的影响。Bertola(1993)用一个劳动供给固定的模型研究了资本的生产率如何同时决定增长和不平等。Garcia-Penalosa和Turnovsky(2006)、Viaene和Zilcha(2003)则在劳动供给为内生的一般均衡框架中观察基本面的变化对增长—不平等关系的作用。
本文进行了一个理论层面的工作，在Garcia-Penalosa and Turnovsky(2006)的基础上引入额外的因素，使得我们对倒U形假说的理解有了前进的空间。具体来说，在Garcia-Penalosa and Turnovsky(2006)所构建的增长模型中，经济主体持有不同数量的实物资本并内生地选择劳动供给，经济的增长率和收入分布均被内生决定，它们受某些共同因素（比如经济基本面的改变和宏观政策的变动）的影响。通过变动总生产率、时间偏好率、跨时替代弹性等基本面因素，它发现总量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为正。然而我们认为，这一结果并不是稳健的，引入在直觉上和在经验上都重要的其他异质性，可能会改变这一结果。本文除了考虑资本持有量的异质性之外，还加入了人们在劳动技能方面的异质性①。由此得出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这两种异质性在基本面变化时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正好相反。我们证明了：一个家庭的相对收入份额（其收入份额超过平均收入份额的那一部分）是其相对资本份额与技能份额的凸组合；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正相关，当且仅当资本异质性的影响超过技能异质性的影响时才成立②。
在平衡增长均衡上，尽管各个家庭存在着资本初始禀赋和技能禀赋的不同，但它们的消费增长率、闲暇增长率和资本拥有量的增长率都是相同的，由此导出的劳动供给函数对于相对资本份额和相对技能份额都是线性的。这一性质大大方便了在各主体之间的加总过程。结果是，总量的决定完全独立于个体特征的分布。再者，给定资本拥有量的初始分布和技能禀赋的分布、诸总量的集合足以决定收入分布的不平等程度。这些结果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不仅从理论上支持了用代表性家庭的方法来分析经济中的总量行为，而且为以代表性家庭的方法来描述存在于异质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的大小提供了均衡基础(Caselli and Ventura，2000)。
本文分析的主要直觉逻辑如下。假定某一基本面的变化导致了均衡总劳动供给的增加，那么资本的回报率（或者实际利率）也会上升，使得经济增长率上升。同时，总劳动供给的上升放大了每单位资本份额方差所带来的收入份额方差，但缩小了每单位技能份额方差所带来的收入份额方差。因此只有当我们能估计两种异质性的相对重要性时，才能判断增长与不平等的关系是正还是负。
这一理论结果与经验研究文献中得不出稳健结论的状况相一致：跨国家的回归分析会因每个国家的资本、技能异质性的相对重要性不同，而产生不确定的增长—不平等关系。另外，如果拿此文所分析的机制来理解倒U形假说，一个潜在的解释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资本持有量的异质性更容易发生，它使得增长-不平等呈现正向关系，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广化，劳动技能的异质性逐步增强，而各阶层对股市等资本市场的参与可能使得资本持有量的异质性下降；技能异质性的上升和资本异质性的减弱，从本文所分析的结果看，均是使得收入不平等下降，进而收敛于一个经济的长期均衡水平。综合来看，这个转变过程恰好符合一个倒U形的曲线。
除了在基准分析中，对总劳动生产率、时间偏好率、跨时替代弹性以及闲暇偏好这些基本面因素进行试验以外，我们还将模型扩展，使之能对另一种更令人感兴趣的基本面变化的作用进行分析，即劳动市场从不完全到完全的变化怎样影响增长和不平等的共同决定。结果发现，与市场不完全的经济相比，一个市场完全的经济有较高的均衡总劳动供给、较高的实际利率、较高的总增长率和较高的收入不平等。如果劳动市场是不完全的，厂商所使用的劳动的效率就会有不确定性，这导致了较小的均衡总劳动量。市场完全的经济中较高的收入不平等反映了两个方面的收入分布变化。第一，随着劳动市场结构从不完全转变为完全，早先被压制的由技能异质性引致的收入不平等浮现了出来。第二，资本异质性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同时被加大了。将这两方面放在一起，我们发现劳动市场在完全性方面的改进同时导致了较高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收入不平等。上述理论分析提供的额外理解是，如果经济发展过程伴随着劳动市场完全性的提高，而且我们暂且接受Kuznets的倒U形假说，那么劳动市场完全性的提高所导致的正向增长-不平等关系，不足以解释倒U形曲线的形成，从而劳动技能异质性的重要性更为突出了。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节给出基准模型；第三节进行初步分析并推导出模型的平衡增长路径；第四节讨论由各种基本面变化导致的增长—不平等关系；随后，我们在第五节分析劳动市场不完全性的作用；最后一节为结语。
二、基准模型
（一）厂商的问题
考虑一个厂商连续均匀分布于[0，1]区间的经济。这些厂商都生产一种同质的最终产品。厂商j的生产函数为：
我们用w(L)K表示工资率，它与K成比例，而租用率r(L)则不倚赖于K。
（二）家庭的问题
家庭连续均匀地分布于[0，1]区间，它们选择消费、劳动供给和资本积累。假设零折旧率，家庭i的资本存量依下式演化：
三、初步分析
（一）个体增长率和总增长率
引理1：在均衡中，所有家庭的资本影子价格的增长率相同，其消费和闲暇增长率也相同，即：
证明：首先(10)显示各个家庭的资本影子价格是相同的：
故均衡中必有式(20)成立。证毕。
我们现在分析总有效闲暇的行为。由式(16)得：
注意若其他条件相等，则总有效劳动L的增加将使技能异质性的权重ρ减小。这是因为由相对技能份额变动引起的相对劳动供给的变动是独立于总有效劳动的。因此L的上升增加了总劳动收入而不影响相对劳动收入的分散程度。相反地，L的上升增加了资本异质性的权重。原因仍然如前所述是由相对资本份额的变动而引起的（负方向的），相对劳动供给的变动同样不依赖于总有效劳动。
四、增长—不平等关系
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让模型经济受各种基本面变化的影响来导出增长与不平等的均衡关系。我们将强调两种异质性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命题2：(i)总劳动效率A的增加，或时间偏好率β的减小，或常相对风险嫌恶系数1-γ的减小，或闲暇偏好η的减小，都使增长率上升，即：
证明：略，备索。
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下命题2背后的机制（注意(ii)和(iii)中有关A和η的结果并不仅仅适用于科布—道格拉斯函数，而是适用于任何增、凹及一次齐性的生产函数）。这个机制的核心是随经济的基本面变化而内生变化的总有效劳动量。总有效劳动量的变化影响到资本的报酬率以及经济增长率，同时也影响到两种异质性对收入不平等的相对贡献。
考虑总劳动效率A的增大带来的影响。正如附录中详细说明的，A的增大使得均衡的总有效劳动和总有效闲暇都增加。总有效劳动L的增加导致了资本报酬率r的提高，从而使总增长率ψ=（r-β）／（1-γ）增大。同时，A的增大降低了技能异质性对收入不平等的相对贡献(dρ／dA＜0)并提高了资本异质性的相对贡献。这意味着总劳动效率的提高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取决于两种异质性的相对程度。当资本异质性压倒技能异质性时，即
，收入不平等会扩大。反之，当技能异质性为压倒性因素时，收入不平等会缩小。将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变化放在一起，我们不能得到一个明确为正或明确为负的增长——不平等关系。事实上，对这一关系的预测只能以两种异质性的相对程度为条件。若资本异质性是占优的，则增长的加大会与不平等的扩大相关联；若技能异质性是主导因素，则增长的加快会与不平等的缩小相关联。其他基本因素（β，γ，η）的变化可以用相似的方法分析。重要的是命题2的(i)～(iii)部分中考虑的每一种基本变化都会导致相同符号、以资本、技能异质性的相对程度为条件的增长——不平等关系。
五、劳动市场不完全性
在本节中，我们考虑另一种基本性变化，即一个经济从不完全劳动市场结构变动为完全劳动市场结构。在市场完全的经济中，对每一类劳动（以其效率4区分）存在着一个市场。相应地，对每一类劳动都有一个价格。或者等价地说，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关于有效劳动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对有效劳动量有一个统一的工资率。相反地，对于市场不完全的经济，我们假定只存在着一个关于劳动时数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有一个统一的劳动时数工资率，这一工资率独立于劳动的类型（效率）。进一步假设，在这样一个不完全市场的经济中，厂商在每一时期都从这个单一劳动市场中购买劳动力，而在购买时，他们无法事先辨别所雇工人的劳动效率。假定工人的技能水平随机地分布于厂商中。令相应的分布函数Φ为非退化的。这样，厂商在事前就面临对它们所雇劳动的平均质量的不确定性。令厂商j所雇佣的劳动力的事后平均效率为
，的期望为
]。我们在下面会看到，关于的不确定性，使得厂商面临其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品的不确定性。
还有，相对劳动供给函数和相对收入份额变为：
上面最后一行表明完全市场经济中的相对收入份额的方差大于不完全市场中的相应方差，见式(32)和式(39)。证毕。
完全市场经济中之所以有较高的总增长，是因为这个经济中有较高的均衡总有效劳动和较高的均衡资本报酬率。而在不完全市场经济中，厂商面临它们所雇佣的劳动的质量的不确定性。这导致了较小的劳动需求和较小的有效劳动使用量。完全市场中的较高的收入不平等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随着劳动市场从不完全结构转换为完全结构，原先受到压制的由技能异质性引起的收入不平等呈现了出来。其次，资本异质性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增大了。总的来说，劳动市场完全性的改进同时造成了较高的经济增长和较大的收入不平等。
六、结语
本文构建了一个家庭间存在着资本拥有量和技能水平异质性的内生增长模型，导出了将这两种异质性与收入不平等联系在一起的公式。该公式表明，资本和技能的异质性在决定基本面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同时，又影响收入不平等方面，起着完全相反的作用。增长－不平等关系是否为正取决于哪一种异质性为主导性因素。如果跨国回归分析样本中的各个国家的两种异质性的相对程度不同，那么这种分析就难以确定增长－不平等关系。我们的模型指出，只有将两种异质性的相对程度当做条件变量，才能发现明确的收入－不平等关系。这为理解Kuznets(1955)的倒U形假说，提供了一条潜在的研究线索。
本文中的模型较为抽象，因此尚不适于用来描述具体经济体（比如转型经济）的增长－不平等经历。尽管如此，我们的理论有助于理解这些经济体在转型前和转型后的增长－不平等记录。这体现在文中所强调的几个基本面变化上。第一，转型经济中可能出现因激励机制或产业组织改变而导致的总生产率变化。第二，市场的不完全性可能得到改进。如第五节中分析的，劳动市场之趋于完全会导致正的增长－不平等关系，而这一关系是作为均衡现象出现的。第三，可能有因产权结构变化或受教育机会变化而引起的资本或技能异质性的增大。最后，这些基本面的变化很可能是同时出现的。本文的模型对如何分析这些变化的效应将有所裨益。
注释：
①笔者的基准分析将Garcia-Penalosa和Turnovsky(2006)的概述为一个特例。
②此时资本分布的方差与技能分布的方差之比，超过这两种异质性在相对收入份额公式中的相对权重的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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