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崇拜的文化心理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透视论文,崇拜论文,心理论文,文化论文,诸葛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842(2000)03-0009-06
诸葛亮在中国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历史人物诸葛亮是三国时期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高瞻远瞩，励精图治，清正廉明，克己奉公，为蜀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仅在当时被人们推许，在后世也深受敬重。但客观地说，历史人物诸葛亮的文治武功是相当有限的，就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而言，中国历史上超过他的政治家、军事家不在少数，然而，就其在中国百姓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言，则无人能出于其右。在中国社会中，一直存在着诸葛亮崇拜现象，从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角度透视，这决不是偶然的机遇，而是多种文化心理积淀的结晶。本文拟就此作一探析。
一
诸葛亮是中华民族崇尚智慧的文化心理的结晶。
在中国文化中，诸葛亮是“智慧”的代名词，其智慧主要表现在神鬼莫测的用兵上。那么，诸葛亮真的善用兵吗？对此，历来却有不少争论。争论的源头是陈寿的《三国志·诸葛亮传》，在传中所附《诸葛氏集目录》中说：
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1]
在传后总评中，陈寿又说：
（诸葛亮）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1](P934)
这两段话都是说诸葛亮治理国家具有杰出才干，可以和管仲、萧何相提并论，但应付事变、出奇制胜，却非所长，在军事上，诸葛亮并无过人之处。
对陈寿这番评价，历来学者评价不一，有的人认为陈寿是存心诋毁诸葛亮。如《晋书·陈寿传》说，陈寿与诸葛亮家两世有仇，当年陈寿之父是马谡参军，失街亭后，马谡被斩，他父亲也坐罪被髡。此外，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对陈寿又十分轻视，因此，陈寿怀恨在心，于是为诸葛亮作传时，就特意大书一笔“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但更多的人相信陈寿说的就是事实。清代学者朱彝尊、杭世骏、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都持这一看法。他们认为《晋书》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诸葛亮的长处在治军严整，不仅行军，而且驻扎时营垒、井灶、藩篱、障塞都井井有条。《诸葛亮传》中记载，诸葛亮死后，蜀军退去，司马懿巡视蜀军留下的营垒，不由赞叹说：诸葛亮真是“天下奇才也！”[1](P925)但用兵之道毕竟要讲究奇正结合，尤其是在当时，魏国兵力远远超过蜀军，诸葛亮要想获得大的战果，必须出奇制胜。而诸葛亮北伐，却一味平稳持重，欲先取陇右而后再进取关中，所以魏明帝一听到诸葛亮兵出祁山，就断言说诸葛亮必然失败[2]，因为关右、汉中之间，山道险阻，进军难，退军也难，运粮更是大问题，魏军只要坚守，等蜀军粮尽而退，乘时追击即可。事实也是如此，诸葛亮多次北伐，结果收效甚微，因此现代的军事研究者，对诸葛亮的北伐战略多持批评态度，说他战略平平，只见其正，不见其奇[3]。
然而，无论历史上诸葛亮的战略如何，当由历史走向艺术的时候，这个历史上战略平凡的政治家却逐渐变成了用兵如神的人物，奇谋为短变成了奇谋为长。
魏晋之际，历史人物诸葛亮就已“声烈震于遐迩”，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诸葛亮去世以后，不仅蜀汉人民对他深切怀念，而且中原地区也流传不少关于他的传说。但此时，诸葛亮主要是被作为政治家而被热烈歌颂的。陈寿在《上诸葛亮集表》中说：“其秋（234年）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1](P931)
到了东晋、南北朝时，诸葛亮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关于他的故事传说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当时反抗民族压迫斗争的条件下，诸葛亮在传说故事中首先被描绘成军事才智非常突出的人物，以反映人们强烈要求战胜敌人的普遍愿望。晋王隐撰《蜀记》载郭冲所说诸葛亮的五个故事，力陈“亮权智英略”，其中第三事是“空城计”，表现了诸葛亮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神情自若，不动一兵一卒，反而使比自己强大二十倍的敌人不战自走，疑惧而退。这是后来《三国演义》中空城计的蓝本。东晋史学家孙盛的《魏氏春秋》记载了诸葛亮送妇人衣服羞辱司马懿之事。习凿齿《汉晋春秋》又写了司马懿“畏蜀如虎”、“死诸葛走生仲达”等事。在这个时期的诸葛亮故事中，还描绘他用兵临阵时从容不迫、风流儒雅的神情风度，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名士”、名将，传说中则逐渐神奇化，如识破曹操的刺客、木门道“张郃死此树下”、八阵图等。
唐代，由名相、名将变成了“智将”，《四分律钞批》甚至还说“诸葛亮于时为大将军”[4]，主要突出其智，不仅在两军对垒时“魏家唯惧孔明，不敢前进”，而且他死后还运用计谋来制造假象和错觉，使敌人心生恐怖而不敢交战。在唐代诸葛亮还成为诗人们吟颂的热点，据载，咏诸葛亮的有50多人，诗100余首。诸葛亮被知识分子接受，与唐代诗人的努力有很大的关系。
宋、元时期，诸葛亮在说书艺人的加工下，具有新的色彩：“卧龙仙”，“人也、神也、仙也”[5]，身份成了军师、师父。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艺术加工，把诸葛亮写成一个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全才。他首先是位战略家，其智慧表现在能根据形势正确地制定战略方针，如未出茅庐，就确定了“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以占人和。先取荆州为本家，后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以图中原也”[6]的三分战略；征南之役，确定了“攻心”战略；北伐中原，有鉴于魏国的实力，则采取了稳定局势，平定后方，逐步打击敌人的方针。在战术的运用上更是灵活多变，有鬼神莫测之机。从出山到病逝五丈原，一共27个春秋，中间经历过无数次的艰难险阻，数以百计的战斗，凭着他的忠心和智慧，在很多情况下，以寡敌众，以少胜多，变劣势为优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博望烧屯，初试锋芒，是诸葛亮“初出茅庐第一功”。赤壁之战，诸葛亮大显身手，他只身前往江东，舌战群儒，以犀利的辞锋，尽挫江东群英；“智激孙权”、“智说周瑜”，使东吴集团下决心建立孙刘联盟，共同抗曹；又巧调鲁肃，使他为其所用，避过了周瑜一次又一次的谋害。蜀汉政权建立后，他更是南征北讨，每一次战斗，都是诸葛亮的智慧得到充分的展示，即使是在失街亭这样的大败之后，作者又立刻安排了“空城计”一节使诸葛亮的智慧在这失误之中显得更超出寻常。此外，书中写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草船借箭”、“借东风”、“安居平五路”以及制造“木牛流马”、死前布置的锦囊妙计等等，都有是在极力表现他的“智”。从历史上的“名士”到小说中的“智绝”，诸葛亮形象越来越理想化，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和众多艺人的艺术加工，尤其是罗贯中的极力渲染，诸葛亮就成了“智慧”的化身。
二
诸葛亮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最完美的体现者。
与曹操、司马懿等不同，诸葛亮超人的智慧是和崇高的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历史上诸葛亮其人，还是小说中的诸葛亮形象，事功并非是使他人生价值独放异彩的根本原因，诸葛亮形象的深层意义和他人生价值的内核，是他悲剧人生中所体现出来的伟大的人格。“志于道”必须“据于德”，只有先“修身”，然后方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格修养是自我实现的基础，是最大限度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这是从孔孟到历代贤哲所反复强调与终身追求的人格取向，也是中国所有有志之士，塑造理想人格的根本。诸葛亮形象之所以可敬可叹、可歌可泣，并在《三国演义》中占绝对的中心地位，使功勋盖世的曹公、周郎、司马氏以及大批身手不凡的辅臣谋士为之逊色，就在于诸葛亮具有使他最大限度实现人生价值的无与伦比的人格力量。清乾隆皇帝在《题琅邪五贤祠》一诗中写道：
孝能竭力王详览，忠以捐躯颜杲真。
所遇由来殊出处，端推诸葛是全人。[7]
按中国传统的道德来衡量，诸葛亮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个“全人”。对于中国传统道德，有所谓“四维”、“八德”、“三纲”、“五常”等不同的表述，但其中最重要的不外乎两条，一是“忠”，二是“义”。所谓“忠”，就是忠君，但在很多时候，忠君和爱国是紧密相连的。诸葛亮对刘备、对蜀汉政权，可谓忠心耿耿，至死不渝，白帝城托孤时，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可能是刘备肺腑之言，既有试探，也寄予厚望。诸葛亮则诚惶诚恐，泣拜于地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1](P918)从此，诸葛亮便牢记托孤之重，忠于职守，辛勤谋划。他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七擒孟获，平定南中；以法治蜀，足食足兵；六出祁山，北伐中原，以完成刘备的未竟事业。后因刘禅的猜忌，加上变异数起，屡次伐魏不力，使他身心交瘁，积劳成疾，即使如此，他还认为自己愧对先帝重托，深有负罪之感。诸葛亮以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行为，实现了他“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的誓言，表现了对蜀汉事业的无限忠诚。
诸葛亮的“义”，也感人至深，在他身上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对部下、对百姓的关心。诸葛亮在许多场合，反复宣称刘备的队伍是仁义之师，他们始终认为“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当阳大败，刘备对数万跟随他的“赴义之民”，不忍相弃，甘与同败，诸葛亮认为这是“大仁大义”的表现。在取得益州后，诸葛亮及时地提出加强法治，抑制豪强，安定社会秩序，使民众能休养生息。他征南中，实行攻心为上，军事辅之的政策，使孟获等心悦诚服，保证了南中地区的长治久安，并给该地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他行军作战，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即使在死后，在定军山“显灵”，仍然惦记着“两川生灵”，警告钟会不得妄加杀害。
在个人品行方面，他也作到严格的道德自律。诸葛亮生活俭朴廉洁，出山之前，以躬耕为食，出山之后，高官厚禄，仍然过着淡泊生活。在弥留之际，仍然强调：“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1](P927)诸葛亮治蜀以严为主，他不饰短，不避亲，坦诚布公，明法理事，使人感其情而服其诚，李严、廖立因贻误军机、诽谤朝政，被诸葛亮贬为庶民，后诸葛亮死，二人“闻之痛之，或泣或绝”，这也是诸葛亮人格力量的感召使之然。此外，他的谦和、宁静、自尊、自爱也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些传统美德，与中国传统美德完全合拍，与中国百姓的心息息相通，因而得到人们的普遍崇敬。
三
诸葛亮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典型代表。
诸葛亮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在他身上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在出山之前，司马徽就曾为他感叹：“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第三十七回）诸葛亮也深知天命不可违，但为了申明大义于天下，报刘备知遇之恩，还是毅然出山，为蜀汉事业殚精竭虑，耗尽了毕生的精力，由于不得其时，最终未能成就大业。他曾运用神机妙算，在剑阁木门道埋伏，想一举射死司马懿，但“欲射一马，误中一獐”，张郃作了司马懿的替死鬼（第一百一回）。火烧上方谷，他将司马懿父子引入谷中，烧断谷口，司马父子以为必死，抱头痛哭，孰料忽然来了一阵倾盆大雨，将火扑灭。诸葛亮只好感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一百三回）。作者虚构了这些情节，说明“万事不由人作主，一心难与命争衡”、“天不佑汉”，所以，诸葛亮也无能为力。但是，诸葛亮“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因积劳成疾，诸葛亮病逝在北伐前线五丈原，临终前还强支病体，乘车“出寨遍视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一百四回）这种深沉的悲剧情怀，使人们不能不发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叹。得其主，不得其时，“人事”与“天命”的乖违，使诸葛亮难有兴周旺汉式的辉煌建树，可是，在时命乖违的艰难环境中，他却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刚健有为，它是人们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原则，早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提出刚健有为的思想。孔子十分重视“刚”的品格，他说：“刚毅木讷近仁”[8]，刚毅即坚定性，他高度肯定临大节而不夺的品质，认为是刚毅的表现，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便是其生动写照。在孔子心目中，刚毅和有为是不可分割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他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孔子的一生，也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易传》对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作了经典性的表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充分肯定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作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理想化身的诸葛亮，他的一生表现出了民族心理结构上最积极的一面，这种精神能促人振作、催人奋进，因而，具有积极的意义。这种精神，对历史上坚持抗战、抵御外侮的爱国军民有着极大的感召力。如两宋之际，抗金名将宗泽仰慕诸葛亮，临终之际含恨长吟杜甫“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名句，三呼“过河”而死。民族英雄岳飞在精神上更是与诸葛亮息息相通，在成都武侯祠至今还保存有岳飞手书《出师表》的石刻。文天祥对诸葛亮十分称颂和敬仰，他在被元军俘获而北上燕京途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巾。汉贼明大义，赤心贯苍穹”[7](P99)，既颂扬诸葛亮，又借以抒发自己坚定不移的爱国志向。由此可见一斑。
四
诸葛亮是中国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典范。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是儒道互补，体现在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上则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9]。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很注意出处去就。小说中对诸葛亮出山的描写就着力于此。东汉末年，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有志图王者招贤纳士不遗余力，胸怀大志者出谋划策争先恐后，而诸葛亮独以“淡泊”、“宁静”自守，躬耕南阳。在刘备初顾茅庐时，听到了这样一首歌：“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第三十七回）。这正是诸葛亮高洁人格的象征，这种守道不辱的品格，适应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
其次，中国知识分子都特别强调人格的独立，因此，他们的最高理想不是作帝王而是作“帝王师”。这种思想在《孟子》中已初露端倪，而《史记·留侯列传》中黄石公“读此则为帝王师矣”的话，更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辅佐一位名主，借其实现自己的抱负，最终出将入相，这是古代知识分子最理想的人生道路，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曾写下“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赠钱征君少阳》）的诗句，宋代词人辛弃疾也有“一编书是帝王师”（《木兰花慢》）的豪情。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这种理想始终象是一个美丽的梦。小说中诸葛亮成为这种理想最完美的实现者，尤其是他与刘备那种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更是让世世代代的知识分子羡慕不已，因此，诸葛亮自然就成为知识分子心中的偶象。
此外，古代知识分子不仅仅向往“为王者师”，更向往“功成身退”，认为这才是最完美的人生，范蠡遁迹五湖，张良随黄石公仙去，都被历代知识分子津津乐道。诸葛亮“志决身歼军务劳”，没有能够功成身退，小说就以另外的方式弥补了这种不足，这就是毛氏父子所说的：“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而出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10]他虽作了军师、丞相，却始终保持着一个高人逸士的形象，其仪表是：“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第三十八回）临战时也是手执羽毛扇，端坐四轮车。未出茅庐已有天下三分之策，一篇《隆中对》，更使刘备佩服得五体投地，但请他出山时，却再三推托，直至刘备“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并且打出了拯救黎民百姓的招牌后，他才应允出山。临行前又嘱咐其弟：“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吾功成之日，即当归隐。”（第三十八回）怀抱治国平天下的经伦大志，但要拿尽身份才肯出山，却又以功成身退的归隐为最终目的，这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
总之，诸葛亮形象是中华文化来自多方面积淀的结晶，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民间传说和历代讲述，由于唐、宋、元通俗文艺的多方刻画，特别是由于《三国演义》的成功塑造，诸葛亮形象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理想化；由于文学艺术对史实的融合、改造和创新，由于中华民族传统伦理观念和审美理想的不断渗透，使诸葛亮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成为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因而具有了永久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