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统与世变——试论清代古文系统中显示的文学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文论文,文学史论文,清代论文,试论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08)04-0044-07
一
“古文”的名称本身，便显示了一种“复古”的文学史观。吴伟业曾经加以阐释：“古文之名何防乎？盖后之君子论其世，思以起其衰，不得已而强名之也”。他回顾了历朝的文章演变：汉代只有古文尚书、古文孝经，并没有“古文”的文章。“自魏、晋、六朝工于四六骈偶，唐宋巨儒始为黜浮崇雅之学，将力挽斯世之颓靡，而轨之于正。古文之名乃大行。盖以自名其文之学于古耳。其于古人之曰经曰史者，未敢遑以文名之。南宋后，经生习科举之业，三百年来，以帖括为时文，人皆趋今而去古，间有援古以入今。古文时文或离或合，离者病于空疏，合者病于剽窃，彼其所谓古文，与时文对待而言者也”。[1]“古文”是与“骈文”、“时文”相对而言的，之所以突出“古文”，正是因为“古学之亡久矣”，所以才要复兴古文，通过复兴古文来复兴“道”。这样，清代提倡古文的，在文学史观上往往有几条共同点：首先是主张“文”、“道”合一，“道”是“文”的支柱，“文”应当是“道”的显现，但在“道”与“文”的侧重上，各家各派有自己的说法。
因此，清代文坛主流对文章源流演变的看法，其前提是强调“道”，但是在强调“道”的前提之下，还是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他们都感叹“古文”的衰落，都把明代视为“古文”衰落的时代，试图起来矫正明代文章带来的弊病，但是他们矫正的方法又各有不同。黄宗羲认为：“今天下人才之衰，亦甚矣！而其弊在不知学术。夫古今来虽云三立，要无不本于立德者。立言不本于德，则为剽窃之词章；立功不本于德，则为侥幸之事业；即如震川之文，所以称为有明第一者，亦因其得庄渠之学，而其文始至，宁可将三者截然分判乎？然非空谈本心，便可为学术也，必实实穷经通史，读破万卷，识见始高，胸襟始阔。故孔子教人必由博而约，盖不博无所谓约也。今之学者，非不人人言学矣，大都空疏不学，剽取陈言。便欲诋毁前人，而越过之；此如赵括言兵，谈何容易。”①他希望通过提倡“德”与“学”来提高古文。但在他指出古文弊病时，又显示出他的文学从属于“德”与“学”的文学史观。
黄宗羲是思想家，喜欢从“道”出发，文学家则有所不同。侯方域认为：“大约秦以前之文主骨，汉以后之文主气。秦以前之文，若六经，非可以文论也，其他如老、韩诸子，《左传》、《战国策》、《国语》，皆敛气于骨者也。汉以后之文，若《史》、若《汉》、若八家，最擅其胜，皆运骨于气者也。”②他认为先秦之文不可学，唐宋之文方可模拟仿效。因为先秦之文重在思想，行文只是适应内容需要；唐宋之文追求文章表现上的完美，有行文规律，易于学习。侯方域批判“六朝选体之文，最不可恃”！也是从作文的角度，批评它“士虽多而将嚣”，“不按部伍”。（同上）从文学形式上予以否定。这又表现出一种站在文学本位上的文学史观。
清代只有极少的文学家能像侯方域那样，坚持文学的独立性。大多数作家首先是推崇儒家正统文学观，并以此来评论文学史。叶燮认为：“文之为用，实以载道，要先辨其源流本末，而徐以察其异轨殊途，固不可执一而论，然又不可以二三其旨也，是在正其源而反求其本已矣。”于是，叶燮提出了“美”、“通”、“是”、“适于道”四条标准。以这四条标准来观照文学史，叶燮发现：“彼美而未尝通者，六朝之文类是也；通而未尝是者，庄周、列御寇之文类是也；是而未尝适于道者，司马迁等文类是也。夫由文之美，而层累进之，以至适于道而止道者何也？六经之道也。”还是把“适于道”作为最高标准。因此叶燮认为“然庄、列之人与文，其力能自为一道，而与六经之道为角，才与辨皆足以济之。如庄之外篇，叛道尤极，而其书卒不废，盖与道相反，而能中分以自成者，不可徒以一家称也，但不可谓为是而已。司马迁之文，固知尊向六经，然徒能貌其郛廓耳，于道虽未能适，其志则道也，故其自谓成家可也。”③在道的最高标准衡量下，这些被金圣叹称为“才子书”的文学经典，都被叶燮放到次等文学的地位。“美”的标准处于最低标准，艺术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叶燮作为文学家，论诗时也还能推重艺术发展，一旦论文，则完全认同于儒家的“文以载道”。这种论诗与论文不同的态度，在清代也是常见的现象。
因为评价的标准不同，结论也就不同。邵长衡主张“文者，载道之器。故文非道不立，道非文不行。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文不在兹乎？’是文之极轨，惟唐虞三代六经之文，足以当之。自圣人没，庄、列、申、韩者流，蠡出并作，乃各倡其曲说为一家言。盖文与道离矣。汉承秦煨烬之余，掇拾补裰，六艺蔚然复兴。董仲舒、贾谊、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之徒，最为尔雅。自是文靡于六朝，韩愈振之；文亡于五代，欧阳修、苏氏父子振之。之数公者，其概然自号于一世，莫不欲原本道术，追诗书六艺之遗，顾于道，犹或离而或合也。夫三代以前，文之盛衰在上；两汉以后，文之盛衰在下。文之用在上，则文与道合，而其文极盛而不可加；文之用在下，则文与道佹离佹合，而其文亦多驳而少醇，非独人事，盖有运会焉。”④他对先秦两汉文章的评价与侯方域完全不同，更尊崇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由此也可看出侯方域主张的可贵。
邵长衡认为文学史的演变不完全由于“人事”，即作家的努力，还有“运会”的作用。什么是“运会”？邵长衡没有解释。后来的纪昀则论述了文学史发展的条件，他又回到钱谦益等人论述的主张，将“天地变”、“世变”与“文变”连在一起：
三古以来，文章日变，其间有气运焉，有风尚焉。史莫善于班、马，而班、马不能为《尚书》、《春秋》；诗莫善于李、杜，而李、杜不能为《三百篇》，此关乎气运者也。至风尚所趋，则人心为之矣，其间异同得失，缕数难穷。⑤
他把气运、风尚与文章连在一起，其实就是从“天地变”、“世变”与文章的关系发展而来。纪昀主张气运变引起风尚变，风尚变引起人心变从而造成文章变。有价值的变化，变在精神，而不在形式。他在评论古文集时指出：明代古文“自李梦阳《空同集》出，以字句摹秦汉，而秦汉为窠臼。自（茅）坤《白华楼集》出，以机调摹唐宋，而唐宋又为窠臼”。他欣赏唐顺之对茅坤所编古文选本的评论：“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虽有专门师法，至于中间一段精神命脉，则非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与此”。[2]表达了他重精神不重形式的看法。
天地变其实是一个假定，关键还在于世变，由世变而引起文变。但世变怎样引起文变？各家便有不同的说法。黄宗羲认为“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忿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于亡宋之日，而皋羽其尤也。然而世之知之者鲜矣”。（《南雷文案》附《吾悔集》卷一，《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他主张时代急剧动荡之时，也是文章鼎盛之时，乱世是文章兴旺发达之时。这实际上是从作家创作的“穷而后工”推演而来。把宋末元初作为文章鼎盛之时，也意味着后人可以超过先秦两汉。
二
清代文坛最负盛名的自然当推“桐城派”，“桐城派”要写“古文”，当然是主张“复古主义”的，但是桐城派的文学史观其实不尽相同。方苞作为桐城派的鼻祖，要扩大影响，首先是认同儒家的文学观，并以此来反对时文，显示古文的正统地位。他认为：“自周以前，学者未尝以文为事，而文极盛；自汉以后，学者以文为事，而文益衰，其故何也？文者，生于心而称其质之大小厚薄以出者也。戋戋焉以文为事，则质衰而文必敝矣。”[3]因此，他像吴伟业一样，强调“古文”的名称与儒家正统的联系。“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自魏、晋以后，藻绘之文兴。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盖《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肆也。”[4]但是他又是从文学上看古文的，虽然反对“藻绘”，从古文中看到的却是“义法”。更能代表儒家正统的包世臣后来批评“桐城派”是“门面言道”，“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5]并不算冤枉了“桐城派”。方苞在古文中看到的并不是“道”，而是文章的“法度”：“在昔议论者，皆谓古文之衰，自东汉始，非也。西汉惟武帝以前之文，生气奋动，倜傥排宕，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昭宣以后，则渐觉繁重滞涩，惟刘子政杰出不群，然亦绳趋尺步，盛汉之风貌无存矣。”他试图用“法度”来概括古文的演变，复古主义的态度决定了他对文学史的看法：‘《易》、《诗》、《书》、《春秋》及四书，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降而《左传》、《史记》、《韩文》，虽长篇，句字可提删者甚少。其余诸家，虽举世传诵之文，义枝辞冗者，或不免矣。”[6]方苞把经书作为文章的准则，实际上也就确定，后人难以超过前人。
“桐城派”到了姚鼐，因推崇“宋学”，也注重演变的合理性。他认为“孔子没而大道微”，其后各朝都有缺陷，“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因此应当肯定变化的合理性。“且夫天地之运，久则必变。是故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学者之变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齐其弊，则所尚也，贤于其故，否则不及其故。自汉以来皆然已。”[7]姚鼐的文章标准是“当”，“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得其当，则六经至于今日，其为道也一。知其所以当，则于古虽远，而于今取法，如衣服之不可释；不知其所以当，而弊弃于时，则存一家之言，以资来者，容有俟焉。”⑥这样他不再把先秦文章作为不可逾越的典则，而认为后人完全可以超过前人，只要符合“当”。那么文学史演变的动力又在哪里呢？姚鼐将之归结到天地变：“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他不像清人常做的那样，将天地变过渡到世变，再过渡到文章变。而是直接将天地变与文章变连在一起，这就更增添了变化的神秘色彩。姚鼐认为：“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宋朝的欧阳修、曾巩的文章，“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欧公能取异己之长而时济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8]他在文学史观上是一个“宿命论”者，实际上认为最好的文章只有在神明的帮助下产生，但人力可以补偿天地阴阳的不足。他正是根据这一标准选编了《古文辞类篡》，其中不局限于先秦两汉，也选了明清人的文章。在注重复古的同时也给后人的创新留有一定的余地。
钱钟书认为：在论诗时主张“性灵”的袁枚，在论文时观点保守，与论诗的主张完全相反。[9]其实不然。钱钟书所引的是袁枚教人作古文与评论古文的信，既然是别人请教如何作古文与评论古文，自然只能是就古文论古文。若以此说袁枚论文时墨守旧说，不免以偏概全。其实袁枚并不赞成写古文，他认为“古文”的衰落是由它自身的局限造成的，因为古文体例最严，“一切绮语、骈语、理学语、二氏语、尺牍、词赋语、注疏考据语，俱不可以相侵，以故北宋后遂至希微而寥寂焉。”[10]他反对“桐城派”尤其是姚鼐的主张。“夫古文者，途之至狭者也。唐以前无古文之名，自韩、柳诸公出，惧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是古文者，别今文而言之也。划今之界不严，则学古之词不类。韩则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柳则曰：惧其昧没而杂也，廉之欲其节。二公者，当汉、晋之后，其百家诸子未曾放纷，犹且惧染于时。今百家回冗，又复作时艺弋科名，如康昆仑弹琵琶，久染淫俗，非数十年不近乐器，不能得正声也。”用这样的观点来观照古文的历史，袁枚坚决反对以考据学问来写古文。“盖尝论之，古书愈少，文愈古；后书愈多，文愈不古。商书浑浑尔，夏书噩噩尔。作《诗》者不知有《易》，作《易》者不知有《诗》。下此，《左》、《谷》以序事胜，屈、宋以词赋胜，庄、列以论辨胜，贾、董以对策胜。就一古文之中，犹不肯合数家为一家以累其朴茂之气，专精之神，此岂其才力有所不足，而岁月有所偏短哉？”“郑康成以《礼》解《诗》，故其说拘。元次山好子书，故其文碎。苏长公通禅理，故其文荡。之数公者，皆抱万夫之禀者也。偶有所杂，其弊立见，而况其下焉者乎？”[11]他其实依然坚持“性灵”的立场，将写“古文”看成是一场带着镣铐的舞蹈。因此他反对散文有用，骈文无用的主张，也不认为韩愈曾经“文起八代之衰”，“古文”就是文章的“正统”。他是用“变化”的观点来看文学史的发展，他看到“古之文，不知所谓散与骈也。”散文与骈文的划分是后来的事情。袁枚讥讽姚鼐：“足下云云，盖震于昌黎‘起八代之衰’一语，而不知八代未尝衰也。何也？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立法，穷则变，变则通。西京浑古，至东京而渐漓。一二文人，不得不以奇数之穷，通偶数之变。及其靡漫已甚，豪杰代雄，则又不屑雷同，而必挽气运以中兴之。”对文章的“源流正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他实际上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它们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是根据历史的需要变化而来的，作家根据自己的独创，结合时代的要求不断创新，造成文体的“代变”。即使是被认为萎靡的六朝文学，也是作家的创造与时代的结合，并没有造成文章的衰落。因此，不存在“古文”这种贯穿古今的文章规范。那些自命“文起八代之衰”的人，反倒是受到六朝的影响：他指出“韩、柳琢句，时有六朝余习，皆宋人之所不屑为也。惟其不屑为，亦复不能为，而古文之道终焉。”[11]他针对清代文人屡屡提倡的“文以载道”，提出三代之后，“圣人不生，文之于道离也久矣。然文人学士，必有所夹持以占地步，故一则曰明道，再则曰明道，只是文章家习气如此。而推究作者之心，都是道其所道，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夫道若大路然，亦非待文章而后明者也。仁义之人，其言蔼如，则又不求合而合者。若矜矜然认门面语为真谛，而时时作学究塾师之状，则持论必庸而下笔多滞，将终其身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矣”。[11]因此他实际上在论文时仍然坚持着“性灵”论的立场，他的心胸要比古文家们宽阔得多，所要继承的也多得多。他反对“桐城派”用实用的观点来看待文学，责问他们“足下必以实用为贵，将使天地之大，化工之巧，其专生布帛菽粟乎？”他提出“艺即道之有形者也。精求之，何艺非道？貌袭之，道艺两失。”[12]将“艺”和“道”合在一起，从“艺”求“道”，颇有点“艺术即存在的显现”的味道。他反对惠栋主张的“六经之于文章，如山之昆仑，河之星宿也。”而认为六经只是文章的胚胎，“善游者必因其胚胎滥觞之所以，周巡夫五岳之崔巍，江海之交汇，而后足以尽山水之奇。若矜矜然孤居独处于昆仑、星宿间，而自以为至足，则亦未免为塞外之乡人而已矣。试问今之世，周、孔复生，其将抱六经而自足乎？抑不能不将汉后二千年来之前言往行而多闻多见之乎？”[13]他的文学发展观是诗文并重的，论诗与论文并没有矛盾，因此他在论文学史时指出：“从来风运所趋，历代不一。西汉尊经，东汉穷经，魏、晋清谈，六朝骈俪，唐尚诗赋，宋尚理学，元尚词曲，明尚时文，本朝尚考据，趋之者如一群之貉，累万盈千其中。”⑦强调“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的“新变”是合理的，求新是文学发展演变的动力。袁枚论文的主张不如论诗的主张那么激烈，但二者其实是一致的，绝无矛盾之处。他对文学史的看法，具有近代性，也无疑要比古文家们更符合实际，更具有前瞻性。他的这些看法实际上也开了后来王国维论文学史的先河。
清代论文另有一位反对“桐城派”而有独到见解的学者，他就是章学诚。章学诚是历史学家，在史学理论上有突出贡献。古代文史不分家，章学诚在论史学的同时，也论述了文学，他的《文史通义》就是想打通文学与史学。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论文学时，自然要论到文学史，因此他在文学史学上，也作了阐述。
章学诚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学，主张论文要能贯通。他认为：中国的文章发展至战国而达到极至，“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战国之文，奇邪错出，而裂于道，人知之，其源皆出于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诗教，人愈不知也。知文体备于战国，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⑧他实际上像复古主义者一样，把先秦文章看作是文章的典范。但是在文章的源流正变上，提出了不少自己的见解。
章学诚把“为谁写作”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决定了文章的成就。“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上古之人为明道而写作，所以不存在为自己“立言”的问题。“周衰文弊，诸子争鸣，盖在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之已乖也。然而诸子思以其学易天下，固将以其所谓道者，争天下之莫可加。而语言文字，未尝私其所出也。先民旧章，存录而不为识别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训是也。”⑨因此先秦诸子之文，仍是为明道写作之文。“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争于文，则言可得而私矣，实不充而争于名，则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则争心起而道术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后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于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后人之言，欲以炫己，非古人不欲炫，而后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与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⑩这实际上是顾炎武主张的“一自命为文人，便无足观”的翻版。文人为写文章而写作，永远达不到上古和先秦的写作水平。这些话无疑是针对“桐城派”的，被称为“天下文章在桐城”的“桐城派”，只能处在这样的状态。
尽管推重上古先秦的文章，章学诚作为史家，仍然非常注重后来文章的源流正变。他认为“司马迁袭《尚书》、《左》、《国》之文，非好同也，理势之不得不然也。司马迁点窜《尚书》、《左》、《国》之文，班固点窜司马迁之文，非好异也，理势之不得不然也。”（《文史通义》卷四，内篇四，说林）他把古史作为古文之源，主张“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而不本于稼穑也”。(11)他发现“古文辞必由记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他从史传出发拉出一条古文发展线索：“左丘明古文之祖也，司马因之而极其变，班、陈以降，真古文辞之大宗。至六朝，古文中断。韩子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之失传亦始韩子。盖韩子之学宗经而不宗史，经之流变必入于史，又韩子所未喻也。近世文宗八家，以为正轨，而八家莫不步趋韩子。虽欧阳手修《唐书》与《五代史》，其实不脱学究《春秋》与《文选》史论习气，而于《春秋》、马、班诸家相传比事属辞宗旨，则盖未有闻也。八家且然，况他人远不八家若乎！”(12)于是他从史传对古文的影响来总结了宋后古文衰落的原因。《新唐书》后的史书，写法与司马迁、班固的写法确实大不相同，章学诚的总结不能说没有道理。
章学诚推崇归有光但又有所保留。“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尚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遗，粗存规矩。至嘉靖、隆庆之间，晦蒙否塞，而文几绝矣。归震川氏，生于是时，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凤洲以为庸妄。谓其创为秦汉伪体，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归氏之文气体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则亦不可以强索。故余尝书识其后，以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从字顺，不汨没于流俗；而于古人所谓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则未之闻尔。然亦不得不为彼时之豪杰矣。”(13)这是运用了他“志期于道”的标准，批评归有光只会写文章，而在道的发挥上没有创意。所以，章学诚论文学史实际上有三层标准：最高的一层是上古先秦的“志期于道”，其次则是司马迁、班固等以史为准则，其下则是归有光等人的“文从字顺”。这有点类似后来的思想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三
在中国文学史上，骈文从它问世后，一直有着重要的地位。明代的屠隆、汤显祖、陈子龙等人都作过不少骈文。清初的陈维崧、毛先舒、毛奇龄等人，也是著名的骈文名家。就连顾炎武、王夫之也写过骈文。康熙年间博学鸿词考试，考的是古赋和诗，乾隆以后的翰林院庶吉士考试，考的是律赋。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也促进了骈文的发展。骈文的发展，促使骈文家与古文家争文学正统。蒋士铨提出：“飞书用枚皋，典册用相如。子云实有言，兼者其谁与。文章有俪体，六经开权舆。凡物比奇偶，整散为密疏。取材各有异，载道无差殊。扬马盛西京，班、张冠东都。典论推七子，继美称徐、庾。皆伸七襄手，共握璇玑枢。”[14]主张骈文与古文同样载道，而取材各有不同。指出汉魏六朝骈文的发展线索。王士祯也指出骈文在唐宋地位很高：“宋王桎作《四六话》二卷，与诗话、赋话、文话并传于时；又有作《四六谈尘》者，唐宋以来重四六如此。故温公知制诰，以不能作四六辞”。[15]后来的制诰表笺，“皆用四六，未尝变也”。李兆洛因为“台阁之制，例用骈体，而不能致工。”编选了《骈体文钞》，提出“六经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而其为学者，亦自以为与古文殊路。”(14)但是他认为骈文与古文的地位其实并无高下之分，只有文气的厚薄，学养的纯驳，“文之体至六带而变起劲代而其变尽矣，沿其流极而溯之，以至乎其源，则其所出者一也。”主张性灵的袁枚，反对古文正统说更是不遗余力。“文之骈，即数之偶也。”“古圣人以文明道，而不讳修词。骈体者，修词之尤工者也。六经滥觞，汉、魏延其绪，六朝畅其流。论者先散行后骈体，似亦尊乾卑坤之义。然散行可蹈空，而骈文必征典，骈文废则悦学者少，为文者多，文乃日敝。”[16]这些作家为骈文张目，引出了阮元的骈文乃文章正统说。
六朝时期，曾有作家提出“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即文学与非文学的划分，以有韵无韵为标准。这一看法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形成当时的文学观念。但因为它使“文”完全脱离了“道”，即使在六朝，士大夫也有许多保留意见，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六朝以后，这一看法便销声匿迹。一直到阮元重新提出，并加以发展。阮元认为：“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命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因此，不但多用韵，而且多用偶语的骈文，才是文章的正宗，“要使远近易诵，古今易传，公卿学士皆能记诵，以通天地万物，以警国家身心。”(15)于是阮元提出新的文章概念：“凡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16)以立意记事为本的不能算文学，所以《文选》不选。现在作古文的，“立意之外，惟有记事，是乃子、史正流，终与文章有别。”(17)由此形成他的文学史观：“两汉文章，著于班、范，体制和正，气息渊雅，不为激音，不为客气。若云后代之文，有能盛于两汉者，虽愚者亦知其不能矣。”（同上）但是“自齐梁以后，溺于声律，彦和《雕龙》，渐开四六之体，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体不可谓之不卑，而文统不得谓之不正。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经即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谓文者鲜矣，合于班孟坚《两都赋序》所谓文章者更鲜矣。”(18)骈文开八股文之先路，“明人号唐宋八家为古文者，为其别于四书文也，为其别于骈偶文也。然四书文之体，皆以比偶成文，不比不行，是明人终日在偶中而不自觉也。”“是四书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脉，为文之正统也。”（同上）就这样，阮元以有韵骈偶为标准，重新梳理了文章的流变史，划定“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范围。从文学的形式上，强调了文学的独立性，彻底摆脱了古文家将“文”作为“道”的附庸。只是这一看法过于离经叛道，未能被士大夫群体所接受。
在“文统”中还应当提一下的是清人对“赋”的流变的总结。章学诚在总结赋的源流时认为：“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扩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才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他认为文学史目录学的叙述应当是：“赋者古诗之流，刘勰所谓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者是也。义当列诗于前，而叙赋于后，乃得文章承变之次第。刘、班故以赋居诗前，则标略之称诗赋，岂非颠倒与？”[17]他指出刘向与班固的错误，根据赋的历史源流，在文学史目录学上作了重新定位。
清代对赋的源流作了比较系统论述的是程廷祚，他的《骚赋论》详细的梳理了“赋”的源流与特征。程廷祚一方面指出“《诗》者，骚赋之大原也。”另一方面又分析了骚赋与诗的不同：“《诗》之体大而该，其用博而能通，是以兼六义而被管弦。骚则长于言幽怨之情，而不可以登清庙。赋能体万物之情状，而比兴之义缺焉。盖《风》、《雅》、《颂》之再变而后有《离骚》，骚之体流而成赋。赋者，体类于骚，而义取乎《诗》者也。”在明确了“赋”的特点之后，程廷祚便拉出了一条“赋”的演变线索。他是从“赋”的形式来看的，而且偏重于“大赋”：“荀卿《礼》、《智》二篇，纯用隐语，虽始构‘赋’名，君子略之。宋玉以瑰伟之才，崛起骚人之后，奋其雄兮，乃与雅颂抗衡，而分裂其土壤，由是词人之赋兴焉。”他在排出以大作家为主的赋史演变线索的同时，又注意到作家的个性、个人际遇对赋的演变带来的突破：“贾生以命世之器，不尽其用，顾其见于文也，声多类《骚》，有屈氏之遗风；若其雄伟卓，冠于一代矣。”(19)程廷祚认为六朝时期是赋的衰微时期，并不是这时的作家不行，而是“赋至是，则规制分明，而古人之性无辙迹者，于是乎泯矣。”（同上）此时的赋已经规则太多，限制了作家的自由施展。“盖自雅、颂息而赋兴，盛于西京。东汉以后，始有今五言之诗。五言之诗，大行于魏、晋而赋亡。”他是从各种文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出发来确定赋的衰落的。于是，“唐以后无赋。其所谓赋者，非赋也。”程廷祚实际上认为，一种文体发展得规则严密之后，便会趋向衰亡。倘若把他的论述与后来王国维对文体代变原因的探讨相比，自然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
收稿日期：2008-03-06
注释：
①参见：黄宗羲《上徐杲亭先生书》，《南雷文定》前集卷1，粤雅堂丛书本。
②参见：侯方域《与任王谷论文书》，《壮悔堂文集》卷3，四部备要本。
③参见：叶燮《与友人论文书》，《己畦文集》卷33，梦篆楼《己畦诗文集》重刊本。
④参见：邵长衡《钞古文载序》，《青门鹿槁》卷7，常州先哲遗书本。
⑤参见：纪昀《爱鼎堂遗集序》，《纪文达公遗集》卷9，清刊本；《四库全书总目》卷189，集部，总集类四《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六十四卷》，中华书局本。
⑥参见：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古文辞类纂》卷首，四部备要本。
⑦参见：袁枚《复家实堂书》，乾隆刻本《小仓山房尺牍》卷三。
⑧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诗教上，商务印书馆旧版本。
⑨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内篇二，言公上，商务印书馆旧版本。
⑩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内第二，言公中，商务印书馆旧版本。
(11)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文德，商务印书馆旧版本。
(12)参见：《与汪龙庄书》，吴兴刘氏嘉业堂本《章氏遗书》卷9。
(13)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文理，商务印书馆旧版本。
(14)参见：《骈体文钞序》，康熙刻本《骈体文钞》卷首。
(15)参见：阮元《文言说》，道光文选楼本《研经室三集》卷2。
(16)参见：阮元《文韵说》，道光文选楼本《研经室续集》卷3。
(17)参见：阮元《与友人论古文书》，道光文选楼本《研经室三集》卷2。
(18)参见：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道光文选楼本《研经室续集》卷3。
(19)参见：程廷祚《骚赋论》，《青溪集》卷三，力行书局景印金陵丛书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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