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宏观经济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科特论文,兰德论文,述评论文,获得者论文,宏观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50(2004)-11-0002-06
今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Finn E.Kydland)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Prescott)。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其新闻公报中称，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对动态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作出了根本性的贡献：他们高度创新地分析了经济政策的设计以及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他们的研究不仅改造了经济学研究，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一般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施。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是继1995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要代表R.卢卡斯获奖之后该学派的又一次获奖，这是以说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影响。本文就他们的经济政策设计与经济周期理论的学术贡献及其借鉴意义作一评析。
一、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生平简介
芬恩·基德兰德1943年生于挪威，1968年毕业于挪威经济与商业管理学院，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73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在该校任教。2004年7月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任教。芬恩·基德兰德因突出的学术成就而屡获大奖。主要有1973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亚历山大·亨德森奖，1982年至1983年获胡佛研究所John Stauffer国家奖学金；1992年成为计量经济学学会的会员。目前，基德兰德担任《动态宏观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以及美国达拉斯和克里夫兰联邦储备银行的顾问研究员。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1940年生于美国纽约；1962年毕业于Swarthmore学院，获数学学士学位；1963年获凯斯威斯顿大学博土学位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任讲师，不久升任助理教授。普雷斯科特还在多个大学，包括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等学校任教；2003年至今，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并担任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资深货币政策顾问，目前担任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研究员。普雷斯科特曾担任经济动态学与控制学会等的会长，并任《经济理论》等杂志的编辑。普雷斯科特曾获得过很多的学术荣誉和奖项，如2002年获得的Erwin Plein Nemmers经济学奖。该奖项每两年一次专门授予那些“对新知识或对意义重大的新分析模式的发展作出主要贡献而享有声望的经济学家”。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长期以来一直合作研究并且成果斐然。早在1974年，他们就合著过有关最优稳定政策的论文，此后又多次合作，并于1977年和1982年取得了最重要的合作成果。1977年，他们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规则优于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时间不一致性》(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他们摒弃了那种建立在最优控制理论基础上的传统政策设计思路，而把博弈论这一最新研究方法引入经济政策的研究之中，因此该论文被认为是继弗里德曼(Friedman)反对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相机抉择政策之后重新表述这一理论观点的力作。1982年他们再度合作发表了《置备新资本的时间和总量波动》(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一文，提出了著名的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模型（以下简称K-P模型），试图用实际因素去解释经济波动的根源。因此，该模型被认为是所有用实际因素解释经济周期的最具代表性的模型。近十几年来，经济理论界在他们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围绕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与实际经济周期这一主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拓展及实证检验研究，从而促使经济周期问题回到了宏观经济研究的前沿。这两篇文章已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并且奠定了他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基础。
二、规则决策优于相机抉择：时间一致性问题
在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之间，关于经济政策的制定应该根据经济状况进行“相机抉择”，抑或是按承诺的固定决策规则来进行的争论由来已久。20世纪50年代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张，经济政策的制定应该是“相机抉择”。也就是说，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政府可以运用财政和货币等经济政策逆经济趋势而行，从而对不利的经济冲击作出反应以稳定经济。其决策的标准过程是政府确定经济政策目标后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并且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和最优控制手段来制定最适合的财政与货币政策。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竭力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弗里德曼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理论依据，强凋“一个不变的、既定的货币数量增长率比之微调变化的增长率数值更为重要”(Friedman,1969)，即因政策制定可能面临政策时滞、预测困难乃至政策效应大小的不确定性等这些难题而使其所追求的经济政策目标无法实现，所以“相机抉择”的政策尽管在短期内可能产生一定的效果，但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结果是加剧经济波动。为此，他们提出必须采用“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解决经济运行所面临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兴起的理性预期学派（或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其代表人物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等提出了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论述的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更进一步增强了对“相机抉择”政策的攻击力度。此后，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领军人物的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于1977年提出了新的模型，重新阐述了一种反对“相机抉择”政策的理论观点，并且通过对宏观经济政策运用中“时间一致性难题”的分析研究为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际有效运用提供了思路。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模型分析方法既不同于标准的宏观政策分析方法，也不同于货币主义的分析方法。与前者相比，他们使用的是博弈方法而非最优控制理论；与后者相比，他们并不依赖于政策制定者对时机选择的无知以及政策效果的大小。具体地说是，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首先对经济计划理论工具的最优控制理论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尽管最优控制理论在分析动态系统时是一个有用而又有力的工具，并且即使有一个定义明确，公认、固定的社会目标函数，但最优控制理论也不是经济计划的合适工具。其缘故在于，最优控制理论只有在系统状态的结果和运动仅依赖于当前和过去的政策决策和系统目前的状况时才是一种适当的工具。但是，动态经济系统的情况并非如此。经济当事人现在的决策依赖于他们对未来政策的预期，只有在预期不变的情况下，最优控制理论才是适用的理论。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不了解经济结构的情况下，宏观经济分析的情形正是如此。正如卢卡斯1976年所认为的那样，最优决策规则随结构的变动而系统地变化，因此政策的任何变化将会改变这些规则的结构。这样，政策的变化导致结构的变化，结构的变化又使政策参数的重新估计和政策的改变成为必要，等等。但事实上，政策制定者没有能够把其政策规则对经济当事人的最优决策规则的影响考虑在内。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详细研究了规则决策优于相机决策的问题。他们认为，即使有一个公认、固定的社会目标函数，而且政策制定者知道时机的选择以及政策效应的大小，相机抉择也无法达到社会目标函数的最大化。导致这个明显的悖论的原因在于，经济政策不是针对自然而是针对理性经济当事人的一场博弈。政府随时可以改变政策，而公众缺乏约束政府行为的能力，最终导致最优目标无法实现，由此导出了“时间一致性”难题这一重要问题。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1977年发表的论文中首先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的分析思路是，首先给出“一致性政策”的定义，并在一个两期模型中解释了时间一致性政策是次优政策的原因，然后对该模型进行了扩展和应用。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举了两个例子具体说明了这个问题。第一个例子是防洪问题。假设社会最优结果是不要在洪水泛滥的平原上建造房屋，但是假定房屋已经建好，则最好采取昂贵的防洪措施。如果政府的政策是不建防洪所需的大坝和防洪堤，并且当事人知道这个情况，那么即使房屋已经建好，当事人也不会在那里居住。但是，理性的当事人知道，如果房屋已经建好，政府将会采取必要的防洪措施。因此，在没有法律禁止在受洪水泛滥影响的平原上建造房屋的情况下，人们在平原上建造房屋，随后政府就会修建防洪堤坝。第二个例子是专利政策。给定资源已经用于创新活动并获得新的产品，那么有效率的政策就是不要提供专利保护。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最优控制理论不适合用来分析专利政策问题。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具体分析了通货膨胀—失业的例子。假设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低通货膨胀并且宣布了这样一种政策，进一步假设该政策导致了低通货膨胀预期，进而导致工资小幅度增长。在给定低通货膨胀预期的条件下，政策制定者受推行高通胀货币政策的诱惑，因为这样可在短期内减少失业。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断言，这样的诱惑将导致经济陷入高通货膨胀，同时又无法降低失业率。如果雇主和雇员都了解政策制定者的动机，低通货膨胀政策就会失去其可信性：自我实现的高通货膨胀导致了工资的充分提高，却没有降低失业率。他们的分析解释了20世纪70年代抑制通货膨胀失败的原因。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其他许多经济政策领域。例如，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这篇论文中还分析了税收政策：政府宣布对特定的经济领域（比如投资）进行减税，但是在该领域的投资一旦付诸实施，政府便可以撤销减税措施，从而增加收入。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还把模型扩展到无限期的情况，并且讨论时间不一致性的广泛应用问题。正如文中举例说明的那样，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可以用来分析宪法，也可以用于分析能源投资开发。事实上，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也随处看见。比如，老师为了促使学生努力学习，宣布期末要进行严格的考试，但如果学生因此而努力学习，老师则可以取消考试。再比如，父母声称只要孩子取得良好的成绩就给予奖励，但在孩子取得了良好成绩以后，家长则可以取消奖励。
总之，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通过上述理论模型以及例子的分析，证明了掌握充分信息、仁慈的政府通常会自食其言，除非受到某种约束限制。他们对“时间一致性”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应用价值。首先，明确地表明社会经济系统不同于自然系统，对后者有效的最优控制理论并不一定对前者有效，从而摒弃了最优控制理论，取而代之的是把适合研究互动社会经济系统的博弈论应用于政策分析。其次，博弈分析更明确地把经济政策问题强调为理性当事人——政府和公众的博弈问题，因此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最后，他们的研究表明，如果政府能改变自己的政策，那么规则本身也会成为“时间不一致”，因此，建立又对规则的信誉这比具体规则本身更加重要，进而把政府信誉分析引入到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之中。正是这样，经济学家们在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基础上，把对政府信誉(Barro和Gordon,1983;Rogoff,1989)等方面的内容纳入了“时间不一致性”的分析框架之中，并且用它来解释实际经济问题。因此，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理论模型及其扩展极大地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理论。
三、实际经济周期：波动源与传导问题
对导致经济周期原因的研究是西方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早期的宏观经济学甚至将经济周期视为该学科的中心问题。长期的探讨不仅使之卷帙浩繁，而且因不同的解释形成了迥异的理论观点，但总体而言，可分为外生和内生经济周期理论。古典经济学家们大多认定经济机体总是能达到均衡的，所以必然得出经济波动的根源在于外部条件的变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否定了这种思路，他们认为经济并不总是处于瓦尔拉斯均衡状态，不稳定的根源就在经济体系内部，并着眼于从总需求中寻找经济周期的原因。其中，萨缪尔森等人的投资乘数—加速器模型是最著名的理论。该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然而，70年代初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陷入“滞胀”，从而也使该理论陷入困境，同时催生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复活了包括均衡周期理论的古典理论。它集中表现在卢卡斯(1972,1975)提出和扩展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上。卢卡斯认为，货币冲击是造成经济波动的根源，波动的传导机制是由市场分割造成的信息障碍。但是，卢卡斯的解释明显缺乏说服力，而且也与理性预期假设相悖。货币经济周期理论便逐渐失去了支持者。80年代，一批自称第二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代表的学者向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发起了挑战，开始由名义（货币）因素转向实际因素，试图用实际因素来解释经济波动的根源。这就是所谓的“实际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s,RBC)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也是一种外生经济周期理论。
一般认为，实际经济周期的思想最早由巴罗(1980)提出。而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合作发表的《置备新资本的时间和总量波动》(1982)论文中所构造的模型最具影响力，也是对卢卡斯批评的首次真正反应。他们认为，经济周期的主要特征在于，消费、投资、就业乃至产出的波动都是行为人对于真实冲击的最优反应，这也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命题。这个命题可以说是在新古典研究范式基础上对传统宏观经济学的一次彻底革命，用普洛瑟(Plosser,1989)的话来说，“已经改变了评判宏观经济理论的标准，并且也为理解经济周期奠定了基础，这个基础是建立在强大的选择理论分析这一经济学推演的核心基础上的”。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能否找到一个具体描述偏好和技术的参数，使得模型中那些由外生冲击引起的产出、消费、就业和其他经济变量与战后观察到的美国经济变量时间序列拟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K-P模型假设了一个高度简化的完全竞争经济体系，该体系只存在一种产品，它由资本K和劳动L生产出来，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经济体系受到的惟一的外生冲击是外生的生产技术随机波动。可见，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把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结合在一起：与标准的增长理论一样，K-P模型假设所有消费者无限期存活而且同质，由一个典型的消费者家庭代表；由于就业波动是经济周期的核心，K-P模型又假设该家庭的效用取决于消费和闲暇。但是，他们对标准的增长理论进行了非常重要的修改：置备新的资本需要多个时期，而只有已经完工的资本才对生产起作用。这个假设对解释总量波动是很关键的，这也正是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模型的一个主题。该模型讨论了在总量投资行为的实证研究中采取的两种基本的投资技术：一种是传统的总量投资技术，假设规模报酬不变的新古典生产函数F，其投入是劳动L和资本K；另一种是单一资本品调整成本技术。在他们看来，这两种技术都是不充分的，因为新古典技术与资本影子价格和投资活动正相关的事实不符，而调整成本技术虽与这个事实相符，但是又与跨部门数据和投资跟当前和滞后的资本影子价格的联系不一致。
式中β为主观贴现因子(o＜β＜1)，反映消费者对目前和未来消费一闲暇组合的偏好。家庭过去的闲暇分布情况对当前家庭闲暇的选择产生影响，或者说随着收入的变化，家庭并不立刻改变其消费模式，而是分几期来完成这种变化。
最后是信息结构假设。假设经济行为人不可能获得有关供给冲击的完全信息。当一种冲击发生时，经济行为人必须以某种方式从噪音中选择信号，由于他们不能正确地筛选信号，因此会引发经济周期波动。如果劳动者预期这种冲击是暂时性的，现行实际工资相对于未来是高的，他们就会选择跨期闲暇替代，从而使就业量和总产量增加；如果生产者预期这一冲击是持久性的，他们将增加资本投资。从投资到资本形成需要一段时间，因此产垃在冲击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将会持续增加。所以，这一产出的变化不能用要素投入量变化来解释，而只能用随机技术进步来说明。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将技术冲击所导致的产出变化视为“索洛余值”。
正是增加了这些假设使得K-P模型更加接近现实，但是也使得模型显得复杂，而且不容易求解。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首先估计了稳定状态解，然后计算了模型的均衡结果，最后他们运用美国战后的数据进行模拟。结果显示：由“索洛余值”衡量的生产率变动足以解释战后美国GDP的变动。由于具体的求解过程十分复杂，这里我们只描述经济周期产生过程。具体波动产生的过程为：K-P模型把经济波动归因于实际（或供给）因素的冲击，如全要素生产率的冲击或技术冲击。这种冲击导致总供给曲线移动，从而形成经济周期。如果存在正向技术冲击，则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经济当事人必须判断这一冲击有多大的可能性是暂时的，有多大的概率是永久的。如果冲击是暂时性的，实际工资的提高会导致劳动供给量增加，因为实际工资提高使闲暇的机会成本提高，因而劳动者就选择劳动来替代闲暇。如果冲击是永久性的，劳动供给量可能不会增加，但是生产者将进行新的资本投资以增加未来的生产。此时，经济就处于繁荣阶段。由于置备资本需要时间，因此，产量在冲击开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趋于增加。如果技术冲击是负向的，其结果则相反。K-P模型假设一种供给冲击将会持续几年时间，直至被反向冲击所替代。在这个过程中，就业、产出和资本就会一起波动，从而就形成经济周期。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运用美国的数据对该模型进行的计量经济学检验表明，模拟的结果与现实的经济波动情况拟合良好。在判断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时，他们使用了模型校准(model calibration)法。其基本思想是：在微观经济证据的基础上选择参数，然后就模型各种序列的方差和协方差所做的预测与数据中的方差和协方差进行对比。这种校准与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估计模型相比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参数是在微观经济证据的基础上挑选出来的，因此除了通常采用的信息外，该方法还可以使其他大量的信息得到应用，从而使模型建立在更高的标准上；二是无论模型在统计上是否被拒绝，其在经济上的重要性通常也很难解释。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还检验了平滑序列，其结果与模型相一致。他们还讨论了参数选择对结果的敏感性以及置备资本的时间重要性等问题。
综上所述，K-P模型有其特有的理论贡献。第一，它表明外生的技术（实际）冲击而非货币（名义）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根源。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货币基础或者
引起了周期波动，尽管有些经济学家仍然相信这种货币神话。并且，他们把“索洛余值”作为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并在一项研究中发现战后美国GDP方差大约有70%可以用“索洛余值”的方差来解释(1991)。第二，就波动的传导机制而言，他们认识到资本积累存在时滞和设法扩大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的重要性，由技术冲击引起的经济波动的核心传导机制是劳动供给的跨期替代。第三，在政府经济政策方面，K-P模型认为，经济波动是由人们对外生冲击作出适当反应所引起的，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基本趋势的波动，因而是帕累托有效的，不存在市场失灵，政府没有干预经济的必要。第四，K-P模型引入了对消费者最优化分析等微观经济学方法，很好地保持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一致性，使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该模型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统治地位，并开拓了西方学者研究宏观经济学的新思路。第五，更重要的是，导致K-P模型被广泛引用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提出了一套进行随机动态一般均衡分析的完整办法。所以，RBC已成为一种方法论的代名词。总之，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模型把可操作性和实证性融入到易于理解的一般均衡理论中，将宏观经济学模型引入了一个新的领域，K-P模型是那些长期享有荣誉的RBC模型中的一个(R.E.Lucas,1987)。
但是，由于K-P模型存在内在的理论缺陷，因此引发了许多质疑、批评以及争议。首先，对实际经济指标度量困难的质疑。批评者认为度量困难使K-P模型的冲击难以把握；而支持者则认为，这是经济学中的老问题，度量只是个技术手段，将来一定是可以克服的，而且，所有的宏观经济理论都面临这个难题。其次，对单纯以技术冲击解释经济周期的做法提出的置疑。批评者认为技术衰退没有道理——技术知识的积累可能放慢，但是很难相信它会朝相反的方向运动。对此，支持者的反应是采用广义的技术冲击定义。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93)也拓宽了对技术冲击的解释，将生产函数的变化或者以利润为核心的生产可能性集合的变化均视为潜在的干扰源。再者，对K-P模型排除货币冲击的质疑。批评者认为单纯以技术冲击难以解释如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卢卡斯也认为，名义变量——货币数量、一般价格水平、名义利率在K-P模型中不起作用，导致这些理论不能反映通货膨胀问题或者观察到的货币、价格与真实经济活动的变化之间的联系，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但将货币变量放到真实变量的模型中是容易做到的(R.E.Lucas,1987)。因此，围绕将货币因素引入RBC理论模型成为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最后，对波动传导机制的劳动供给跨期替代的质疑。批评者认为适当的劳动供给量对实际工资和实际利率并不敏感，在经济周期中所观察到的就业变差相当大，所以无法解释跨期替代(B.Snowdon、H.Vane和P.Wynarczyk,1994)。而支持者则认为失业难以统计，那些不愿意工作的人可能为了领取失业津贴而自愿失业。
四、其他贡献及其理论启示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其他领域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基德兰德除了经济周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专业研究领域以外，在劳动经济学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对劳动经济学的兴趣实际上与其经济周期理论研究有关。因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劳动供给量取决于劳动者面临的激励，就业的波动反映了劳动供给量的自然变动。近十年来，基德兰德(1992,1994,1995)将经济周期的研究扩展到了国际实际经济周期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01年，他与人合作发表了《阿根廷失去的十年》一文，对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所经历的严重经济萧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们在文中假定全要素生产率(TPF)为外生变量，从增长理论的角度研究了阿根廷经济萧条的发生机理，结论是增长理论的预测与阿根廷失去的十年期间的观察拟合良好。普雷斯科特的研究则横跨多个领域，包括经济周期、经济发展、一般均衡理论以及金融等。卢卡斯认为，普雷斯科特除上述贡献外还有以下三项重要贡献：一是和Townsend(1984)合作证明了在存在私人信息情况下的一系列重要的资源配置问题——这些问题被认为是市场失灵的例子——可以包含在一个适当选择商品空间的标准的一般均衡模型中。二是和Mehra(1985)在《货币经济杂志》上提出了金融理论的“风险溢价之迷”，即风险规避远远无法解释观察到的债券与股票收益率的差别。三是和Visscher(1977,1980)的合作研究表明一个内在一致的组织增长极限理论可以基于如下想法：组织的更快发展要求在拥有更少的有关经理人能力的信息的基础上提升经理人，因而导致了上层管理质量的下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普雷斯科特在2000年与人合著的《致富的障碍》集中体现了他对增长与发展经济学作出的贡献。书中讨论了增长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能像美国一样富裕”。与传统观点不同，普雷斯科特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造成了国家间的发展差别，而采用技术的障碍是导致不同国家之间生活水平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
尽管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理论模型存在上述种种缺陷，其政策主张也受到众多的争议甚至遭到猛烈的批评。但客观地看，他们的理论观点对我们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与宏观经济管理以及宏观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第一，时间不一致性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时间不一致性表明，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是政府和经济当事人之间的一场博弈，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不仅取决于政府制定政策的科学性，而且取决于经济当事人对政策的反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朝令夕改”都有可能导致政策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我国在制定与实施经济政策时，一方面要尽量克服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因经济当事人采取对策而造成的“损耗”，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条件，做到科学决策，尽量避免“朝令夕改”，这样可以提高政府的信誉，使得经济当事人形成稳定的预期。
第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对处理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之间相互关系的启示。K-P模型融合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理论，第一次提出了经济周期有效率的命题。这些理论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是有启发的。尤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快，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愈加密切，贸易、资本以及技术往来日益频繁。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模型，深入研究经济波动源和传导国际化下的我国经济稳定增长问题；研究如何正确认识处理稳定与发展的关系问题；研究熨平经济周期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可能造成的各种影响等问题。
第三，K-P模型所提出的一套进行随机动态一般均衡分析的方法的启发意义。从技术角度看，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模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它所采用的校准和仿真技术现在已经成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分析工具，而具体到算法上则经常采用迭代算法求解理性预期下的竞争均衡解。K-P模型使得在推行一项政策之前以极低的成本模拟政策效果成为可能。所以，西方经济学界(B.Snowdon、H.Vane和P.Wynarczyk,1994,1997)，称RBC的方法使得那些坚持宏观模型需要建立在更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学家的理由更为充分，这又能进一步推动我们改善对供给方的理解。RBC模型的微观经济特征促使我们寻找更好的微观经济数据，而且微观经济数据和宏观经济事实为我们衡量所有的理论提供了新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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