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经济学学科的改革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政治经济学发展变化的简单回顾
经济学在世界上成为一门系统的科学，始于17世纪西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列宁的经济思想先后传入中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建设走向了“苏联模式”，同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版”而被接受下来，并被奉为经典。苏联版教科书的内容包括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些论述，以及大量的对当时苏联所推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策的描述。其研究对象仅仅限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研究方法采用规范分析和定性分析，以经典作家的设想作为前提，从理论到理论进行逻辑推演，用理论束缚实践的发展，并把定量分析视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庸俗化的表现；从理论体系上，沿用马克思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基本框架，但只重视生产而轻视交换和消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
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人们发现西方经济学和“东欧经济学”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远远走在了我们前面，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朝着商品经济的方向迈进，实践向传统的理论教条提出了挑战。人们开始从现实出发，对原有理论的体系框架和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在这一时期，经济学界十分活跃，政治经济学开始冲破“左”的思想影响，对计划经济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逐步摆脱了政治经济学苏联版本的影响，其研究对象超越了单纯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等内容包括进来，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大量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定量分析和动态分析等方法。但是，从整体框架和结构上仍没有脱离传统计划经济理论，同时，对西方经济理论的运用过于简单、生硬，结果，一方面传统理论体系中的基本概念、原理继续存在，另一方面，为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新问题又借用了许多现代经济学的概念、方法，政治经济学成了一个概念、逻辑、方法未能统一的大拼盘。
二、当前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趋势
90年代初，中共十四大确立了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在邓小平的“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三个一点”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大大加快。政治经济学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各种各样的市场经济通论开始取代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如魏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论》、伍柏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程》、郑方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等；同时还出现了一些以“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学”为名的教科书，如魏杰的《经济学（上、下）》、谷书堂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新论》、刘诗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原论》；一些总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体系政治经济学也开始出现，如邬名扬主编的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政治经济学新编》、卫兴华、马壮昌、王元龙著《新编经济学基础理论》、张炳光等编著的《新体系政治经济学》等；此外在原来的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名下增添新的内容，如国家教委推荐教材《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钱连源主编的高校公共课丛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政治经济学界对政治经济学课程建设的讨论也十分热烈，从目前已形成的观点来看，政治经济学学科的改革有这样几个方面的思路：
1.坚持和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思路认为，应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把西方经济学引入政治经济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这种思路具体又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传统经济学虽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应该补充而不是放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基本上不能采用，因为传统政治经济学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不仅不能解释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注：胡家勇：《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改造》，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十一次会议论文，1997年10月。），而且它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真正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重建政治经济学。（注：参见樊纲：《“苏联范式”批判》，《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晓亮：《困惑中的思考——谈“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于光远、董辅礽主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马克思经济学的伟大，就在于它实现了历史、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注：张旭：《中国经济学：历史、理论和实践》，《经济学家》1998年第3期。）“整体的概念、范畴、环节之间紧密联系，从抽象到具体，并且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一马克思独创的科学的方法论，从而使他建立的经济学大厦不仅可以正确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更可以以此来指导现实。”（注：张旭：《中国经济学：历史、理论和实践》，《经济学家》1998年第3期。 ）说马克思主义过时恰恰是因为那些人试图从马克思那里找到现成的药方，而不愿意或不能够用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去从实际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2.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一般化，或西方化。这种思路主张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嫁接，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张卓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经济研究》1997年第1期； 赵晓雷：《西方经济学对现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影响》，《经济学家》1997年第4期。）。其中， 又可以分为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可以照搬西方经济学。因为既然中国建立的是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体制又无特殊的社会属性，那么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当然也就理所当然的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目前实行的市场经济，因而也就无需再煞费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经济学，只要把现成的西方经济学搬过来用便是；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西方经济学可以用，但要作一定的取舍，其中，一些人认为取舍的原则是用其方法，如西南财经大学刘诗白认为，传统的研究方法有缺陷，必须引进西方经济学的数量分析方法。（注：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家》1997年第1期。）另一些人则正好相反， 主张用理论而不用其方法。前者的理由是理论往往带有阶级烙印，而方法是一种处理技术，属于实际操作，可以借鉴；后者的理由是，理论属于市场经济实践的抽象概括，相对稳定，具有普遍意义，而方法针对的是具体问题，具有特殊性和临时性，对中国来说不宜采用。
3.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化。这种思路认为，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有区别的，经济学是最基本的，属于基础理论科学，具有普遍的使用性，而政治经济学则是经济学的一种派生形态，如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一样。中国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作为基础理论科学的经济学。以魏杰等人为代表，认为经济学应该既研究人与物的关系，又研究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统一才是完整的经济学。
4.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这种思路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国情，主张要在评判过去的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弊端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注：关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界大体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二是认为中国经济学是指形成一个经济学的中国流派；三是主张在批判过去的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弊端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其实质是指要编撰一本有别于既有的教科书，具有内在理论逻辑、体系完整、能够充分解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并能得到学术界共同认可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本文自然是在最后一种意义上使用中国经济学的概念。）。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应创建自己的经济学，西方的和传统的经济学都不能采用，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经济学必须扎根本土，“以研究时代为基本任务”，“从踏踏实实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问题入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论的圣殿。”（注：熊映梧：《中国经济学之根在本土》，《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政治经济学应研究过渡经济学问题，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关系。（注：参见张军：《过渡经济学：理论的回顾与争论》，《上海经济研究》1997年4月号。）
5.政治经济学邓小平理论化。这种思路认为，“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必须存在，而且有必要加强。”（注：袁文平：《创建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财经科学》1998年第1期。）因为，我们正处于具有中国特色的、 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其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目前重要的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此，必须研究这一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即生产关系。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予以突破，建立了新的体系框架。（注：孙自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理论建设》1997年第2期； 冶成云：《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攀登》1997年第5期。 ）“尤其重要的是，邓小平经济理论所论述的就是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阐明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这一理论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注：袁文平：《创建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财经科学》1998年第1期。 ）邓小平理论“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一场深刻革命”（注：高林远：《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4期。），“邓小平经济思想，不仅是现实经济生活的指针，而且是经济学创新的典范，为我国经济学创新指出了努力的方向。”（注：唐国增、刘运河：《论经济学的创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 ）要“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注：李四平：《政治经济学向何处去？》，《改革与理论》1998年第5期。）。
6.政治经济学综合化。这是许多观点都共同具备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共同要求。各派总的来说都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中国实际问题为对象，运用更多的学科，如发展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国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以及信息科学，还要考虑新科技、新材料的发展，信息时代到来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总之，它应当成为一个跨学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经济学。但各派主张综合的切入点或侧重点有所不同。如张旭等主张马克思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魏杰等主张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结合；余瑞祥主张西方经济学和邓小平理论相结合：“将西方经济学使用的范式同西方经济学的制度主张分离开来，使其同邓小平思想相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改造和进步，这就是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正确态度”（注：余瑞祥：《论经济学和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萧灼基认为，“要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认真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国家管理经验”，“要深入了解实际，研究显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新经验，逐步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注：萧灼基：《经济学家要与时代一起前进》，《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再就是主张马克思主义、西方经济学、邓小平理论相结合，立足中国经济改革实践，解决过渡时期的特殊经济问题和将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问题，（注：周小亮：《在大综合中构建有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经济学家》1997年第6期。）等等。
三、政治经济学改革的主要模式
这几年，政治经济学学科改革的尝试可以归纳为几种模式，每一种模式都有代表性的教科书作为载体。
1.政治经济学的改良模式。即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任务、方法、体系基本不变，针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问题加以调整。这一方面的代表如蒋学模主编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南方十六所大学共同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宋涛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注：宋涛主编：《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政治经济学新编》（注：邬名扬主编：《政治经济学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以蒋学模主编的教科书为例，其研究对象始终是生产关系，并且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任务是揭示生产关系运动变化的规律并连带研究社会经济运行规律，但强调前者是基础，对经济运行的研究，基本上限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对企业、居民的具体生产经营行为不研究；研究和阐述的方法依然坚持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作为分析制度产生、变化和发展的依据，逻辑分析、规范分析、定性分析为主；体系结构大体不变。但具体的内容却作了重大调整，根据我国市场经济的实践的发展，把邓小平理论和历次党代会的重大决定吸收到教材中去，所以，其修改再版的频率也很高，平均每两年一次。
2.嫁接模式。以国家教委推荐教材《政治经济学》为代表，该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方法体系上都与传统教科书有很大区别。该教材虽仍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大块，但每一部分的理论体系都有重大突破。该书资本主义部分（注：吴树青、卫兴华、洪文达主编：《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国家教委推荐教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由吴树青、卫兴华、洪文达主编，主要论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运动规律，压缩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基本理论的内容，增大了垄断资本主义部分的理论分析，而对垄断部分的分析，也与传统框架有所不同。它把列宁在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论述，概括在垄断部分的最初一章，以后则以当代资本主义为重点，分别论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劳资关系及其调节；资本国际化，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发达与不发达，最后以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作为结束。在分析过程中，既注意坚持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同时又着重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和变化，力求把对当代资本主义新现象、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分析提到理论的高度。该书的社会主义部分由吴树青、谷书堂、吴宣恭主编，“主要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即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要背景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注：吴树青、谷书堂、吴宣恭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国家教委推荐，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其在体系、结构上，不再按“生产、流通、再生产”的传统方式编排，而是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四个层次展开论述。在分析过程中，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指导，力求对我国改革和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其目的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善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注：吴树青、谷书堂、吴宣恭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国家教委推荐，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与国家教委推荐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制度+体制+微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的嫁接模式相类似，将体制和制度作为一部分的“制度体制+微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模式，如谷书堂等著《社会主义经济学新论》（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魏杰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论》（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还有将体制并入制度、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从宏观经济运行中分出单列的“制度+运行+发展”模式，或“制度+运行+发展+对外开放”模式，如，高校公共课丛书之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钱连源主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这一模式的共同特点是，第一，既研究经济制度，研究生产关系，同时又研究经济运行；第二，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发展和党代会作出的重大决策，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及运行作出新的解释，其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部分；第三，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时，大量借鉴西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使其对现实市场经济的解释力增强；第四，运用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作出解释。总之，这类教科书采取一种开放式的、讲求实际的心态，博采众家之长，密切联系中国实际。这类教科书在目前的中国可以说是主流，至少从数量上是如此。
此外，处于第二种和第一种模式之间的有刘诗白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原论》（注：刘诗白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学原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等。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模式。代表性的教科书有伍柏麟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程》（注：伍柏麟主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郑方辉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注：郑方辉主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其体系结构基本上是“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微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发展”，该模式强调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对西方经济理论的运用最为彻底，淡化制度，突出运行，但同时考虑中国特色，即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分析中国经济的实践。
4.“经济学”模式。以魏杰主编的《经济学》（上、下）（注：魏杰主编：《经济学》（上、下），全国高等学校经济类各专业基础课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为代表。这一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全过程及决定和影响资源配置的全部因素的科学。”（注：魏杰主编：《经济学》（上、下），全国高等学校经济类各专业基础课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首先，它要研究资源配置的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大问题；其次，还研究资源配置的基本过程，即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也就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第三，它还要研究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因素，如资源配置的手段，财产关系，生产关系及相关因素等。全书除导论外共分五篇，第一篇，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第二篇，微观经济分析；第三篇，宏观经济运行分析；第四篇，经济制度分析；第五篇，国际经济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唯物辩证法、抽象和具体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的方法、系统分析的方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均衡分析和过程分析、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经济学分析的工具主要是数据和经济模型。经济学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寻求各个经济单位之间的经济联系及其数量关系，二是为社会提供影响经济结果的可能的选择。全书上下两册共11万字，内容上不仅包括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如萨缪尔森《经济学》的内容，而且增加了经济制度分析，即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相类似的内容，以此为经济学基础教材，给学生以更丰富的经济学知识。
5.“新政治经济学”模式。即试图打破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编排方式，建立统一的政治经济学。如张炳光等编著的《新体系政治经济学》（注：张炳光等：《新体系政治经济学》，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采用纵横交叉的新体系进行编写，由绪论和七篇构成，其中第一篇为商品货币理论；第二篇为直接生产过程；第三篇为分配过程；第四篇为交换过程；第五篇消费过程；第六篇社会再生产过程；第七篇国际经济关系。
四、政治经济学学科的进步与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的进步
政治经济学目前这样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是改革开放后西方经济思想的大量涌入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快速变化的实践的产物，也是对这种现实的反映。正是这样一种自由争论的环境，使政治经济学在不断的尝试中逐渐形成新的理论体系，它摈弃了原有教条，吸收了现代经济学的新内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问题，成为能够解释并指导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理论。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
1.研究对象不一致。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十分明确，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它所揭示的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性，而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什么呢？似乎什么都研究，既研究基本经济制度，研究生产关系，又研究生产力的发展，研究经济运行，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那么，它基于中国的特殊情况所揭示的规律是否具有一般性？
2.概念不连续。已有的教材改革基本上集中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样，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仍然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母本，而社会主义则基本以西方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为主要理论来源，即在社会主义部分大量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于是就出现了要么前后概念不一致，要么使用同样的概念名称，但其真实的内涵和外延都不一样。前者如资本主义部分一直用商品经济概念，社会主义部分便用市场经济概念；资本主义部分使用成本价格概念，社会主义部分则使用边际成本、平均成本等概念，等等。后者如利润概念、工资概念、国民收入概念等，两个部分的含义是不同的，致使政治经济学一门学科内部概念不能一以贯之。
3.方法不统一。与上一点相联系，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仍然采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科学抽象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系统分析法、规范分析、定性分析，而社会主义则采用新古典的边际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等方法，甚至采取实用主义的方法，什么理论、什么概念用起来便利、解释力强，就用什么。
4.缺乏科学的独立性。政治经济学的“既是经济学基础课，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的双重身份使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几乎成为中央文件的解释本，每开一次大会，每形成一项重大决定，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必定要做较大的改动，其理论的观点、体系框架是很不稳定的，学生一年级学的内容未出校门到四年级考研究生时就已“过期作废”了。
5.与其他经济学在内容上重复。如与西方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在内容上重复部分过多，在教学中就出现了许多矛盾。限于篇幅，政治经济学在运用西方经济学时往往只用其基本概念和结论性的东西，而将其分析前提和推导过程省去。由于政治经济学是在一年级开设的，普遍未学过西方经济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任务就显得特别繁重，并且事实上不可能在一门课中讲清三门课程的原理，致使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的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时的松懈态度，认为都已经学过了，结果影响了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解和掌握。
五、关于政治经济学改革的基本设想
（一）政治经济学改革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新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什么关系？与西方经济学应该是什么关系？如何定位？
马克思经济学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威廉·配第建立起基本的概念后，由亚当·斯密第一次确立了经济学的框架体系。其突出的特点是，建立了“经济人”假说，从而把人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它一方面研究人与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关系，另一方面又研究财富生产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生产和交换等关系，这样斯密既要关注现实又要从经济现实中去挖掘本质，从而使他在方法论上具有“二元”的特征。只有马克思经济学才真正贯彻了一元方法论，使经济学在经济社会的本质和趋势上把握发展的脉络。也是从马克思开始，政治经济学成为“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变动规律的科学”。并且，政治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一切社会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是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
一门学科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但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调整也是经常发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从亚当·斯密到卡尔·马克思的变化就是例子。于是有人认为目前再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拓宽到既研究生产力又研究生产关系，既研究制度，又研究运行正是实践发展的要求，符合学科发展的规律，是政治经济学新生命之所在，于是便出现了目前种种综合或嫁接型的新政治经济学。但是，我们认为，虽然学科的研究对象可以调整，但在统一学科的两个部分，其研究对象必须是前后一贯的，如果资本主义部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部分就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如果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拓宽到制度加运行，那么，资本主义部分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增加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按这一思路建设，最终必然出现与魏杰主编的《经济学》大同小异的经济学。但若如此，该如何处理与我们称之为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究竟该如何定位？
实际上，人们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经济学这一概念，一种意义是经济学基础理论，比如在西方有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在中国也有人把政治经济学称为经济学，另一种意义是所有经济理论的统称。虽然从经济学的发展来看，在某种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同等的，是不同发展阶段居主流地位的经济学所采用的名称。但是，经济学的发展已经使经济学在内部出现了分工，经济学是一个包括各个经济学分支、各个流派在内的大概念，其中就包括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其研究各有侧重，各有特色，无法相互替代，或一个包容另一个。
我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是应该限定在生产关系，这当然不意味着经济运行问题不重要，恰恰相反，目前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十分紧迫，但如上所述，并不是重要的问题都必须放在政治经济学中；同样这也不意味着仅仅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限定在马克思时代的范围。不仅社会制度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而且，在马克思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本身又有了变化发展，有了许多新的内容，而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马克思是无法进行的。所以作为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除了马克思分析的自由的或古典的资本主义外，还应包括现代资本主义部分，这部分的内容，有必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以后的经济理论，如现代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发展的揭示、对现代资本主义新的矛盾的揭露和批判。
事实上，标榜研究资源配置一般问题，特别是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在悄悄地向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转移研究资源。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就是明证。
正如蒋学模教授所指出的，今天我们更加应该加强对生产关系问题的研究。不是生产关系问题本身不重要，而是缺乏方法上的特别是范畴上的创新。
2.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什么？它的基本概念范畴、定理是什么？
学科的科学性往往表现在方法的科学性。在马克思以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有了长足的进步，它使理论更具说服力。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经济关系日益复杂，政治经济学如仍只用传统的方法来解释现代的经济关系，显然是不够的。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方法的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方法，在马克思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后人已经很难逾越，更谈不上创新。从本世纪马克思经济学说发展的基本状况来看，在基于唯物辩证法的抽象研究的方法论框架内，研究方法的运用大体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政治经济学的数学化。从本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博特凯维奇为了解决转型问题，把线性代数引入马克思经济学起，到兰格、森岛通夫、里昂节夫、置盐信雄等人，在劳动价值论、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平衡等有关领域，数理分析或计量分析工具的应用一度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的潮流。数学分析手段的高级化和深入应用对政治经济学的精密化起到积极的效果。不仅在基础研究领域，在政治经济学应用于当代世界经济的分析中，伊曼纽尔等人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本世纪60年代，这种倾向一度成为时尚。
第二，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学化。熊彼特在他的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对马克思作为经济学家的成就不以为然，对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却推崇倍至。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后，马克思的社会学化倾向十分明显。法兰克福学派站在马克思的肩膀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非常活跃且影响巨大。政治经济学往往不再被看作是经济学，而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至少是介于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学科，作为社会学的影响甚至大于经济学。桑巴特、韦伯、哈贝马斯、贝尔等人从马克思理论中得到启示，形成对后人有影响的成果，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经济学作为社会学分析手段的威力。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学化还包括在有关文献中，大量的社会学分析范式被引进政治经济学。如依附理论、中心—边缘理论、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理论成为政治经济学中使用频率很高的理论。在深受马克思经济学影响的新左派政治经济学和新制度学派经济学中，社会学痕迹俯拾可见。在今天西方学术界，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不清。
数学工具的大量运用以及社会学范式的全面影响，是本世纪特别是战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特色，应该说，马克思经济学在这种引进方法的过程中发展了。但是，马克思经济学自身的方法论内涵也在日益丧失。政治经济学失去了鲜明的马克思式的方法论特征。而这种特征曾经是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的巨大科学力量的重要源泉。方法论的消解同时消解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力度，消解了政治经济学的独特性。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变得困难。政治经济学在开放式发展的同时，逐渐丧失了自己，这是今天的政治经济学所遭遇到的尴尬处境。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这一基本方法，放弃了这个方法论基础也就取消了学科的特色，危害了学科存在的合法性。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本人在创立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开放地吸收了当时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一切先进的合理的具体分析方法一样，今天政治经济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具体分析方法的革新。我们不必因为边际效用、弹性、交易费用等概念是西方经济学家发明的就拒绝作合理的借用。数理的方法、计量的方法、统计的方法在今天国内的政治经济学中使用不是过多，而是严重不足，不适应分析问题的要求。现在，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要解决的是正确处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础与数学、统计等具体分析工具的关系。既不能因为坚持辨证唯物史观方法论而排斥和影响其他具体分析工具的运用，更不能因为使用数学或统计学方法而取消了辨证唯物论的基础地位。应该说，在本质上两者不存在必然的矛盾，恰恰相反，两者必须实现互补。因为，辨证唯物论是认识人类社会本质的最为有效的方法，是经济学深入认识到经济现象最本质层次不可或缺的手段，但是它缺乏量的、分析性的范式或工具，在研究精度上有所欠缺；而数学的或统计的方法虽然难以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但是在描述经济现象的量的特征方面有着特别的功能，对于研究短期的、简单的、静态的现象或提高研究精度非常有力。因此，我们主张，政治经济学在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问题、长期问题、动态问题时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但是在描述经济生活的现象形态、短期和静态特征时多引进和运用数学的、统计分析的工具。这样既可以保证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社会本质问题的洞察力，又保证其认识的精确性。
同时，由于数学学科本身也在迅猛地发展着，一些对事物进行综合的、动态的、长期的描述分析的有效手段正在形成。政治经济学应该密切关注数学学科的新进展对政治经济学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分析方法或工具的创新应该围绕若干基本的范畴创新来实现。范畴的创新是最为重要的。但是，范畴的创新不是无中生有，更不是生搬硬造。还必须从马克思等大师的作品中，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中寻求范畴创新的可能性。当年，熊彼特、科斯等人正是这样做的。正是因为不满足于已经僵化的教科书的所谓权威解释，才转向现实重新反思被奉为经典的理论教条的内在缺陷。“创新”、“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赋予新古典经济学以新的生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拯救了新古典经济学。但是这些基本的革命性的范畴的提出，不是丝毫没有前兆的。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今天流行的技术创新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的渊源。只可惜我们国内经济学家惯于在教条化的理论范围内思考问题，同时又长期拒绝开放政治经济学的门户，与学科创新的机遇擦肩而过。
如果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生产关系，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仍然是唯物辩证法，那么，政治经济学面向新时代的发展，需要的是研究范式上的创新，需要的是基本概念的革新。正如交易费用的提出给新古典经济学带来新的生命，我们期待着，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创新，期待着引进或开辟新的科学概念源。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的是科斯式的人物。政治经济学呼唤自己的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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