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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郭店竹简公布以来，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但一般读者对此还不太了解。请您介绍一下郭店竹简有关情况。
郭沂：在纸发明以前，竹简是主要书写材料，因时间久远，目前保存下来的竹简已经不多。现在能看到的竹简多为随葬品。郭店竹简是我国考古工作者1993年冬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的郭店一号楚墓发掘出来的，共有804枚，13000余字。这批竹简被整理为十三种古籍，其中道家两种，儒家十种，另一种兼综儒道
记者：郭店竹简为什么会在中外学术界产生如此巨大的震动？
郭沂：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时代早。过去出土的简帛以汉代居多，先秦竹简十分罕见。二是数量大，是目前已发掘的楚墓单墓中最多的一批。三是内容丰富，包括十三种古籍。四是性质独特。以往出土的简帛，大多较杂，而这批竹简全部为思想性典籍。我们知道，某些先秦经传有今文和古文之分，古文是用先秦各国文字写的，但后人谁也没见过真正的古文经传。郭店竹简的发现，使我们第一次有幸能够亲眼目睹古文经传，其意义自然非同一般。所以这批竹简不但可以帮助疏理和建立儒道两家的发展系统，而且还为解决一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提供了非常可贵的新线索。因此，郭店竹简对于重新认识先秦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面貌，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
记者：您曾提出要对孔子和老子重新评价，请结合您的研究谈得更具体一些？
郭沂：众所周知，孔子和老子分别是儒道两家的创始人，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而从郭店竹简看，这两位伟人及其思想都需要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
当今研究孔子的著作不可胜数，但所依据的材料多半没有超出《论语》一书。十年前我曾提出，西汉以前古籍中大量的集中记载孔子言行的史料，和《论语》的性质相同，不能看作假托；仅以《论语》为依据来研究孔子是十分片面的。几年前我又提出，《易传》包括形成于孔子之前的早期《易传》和孔子易说两部分，其中的“子曰”都是《论语》类文献。现在全篇记载孔子语的《缁衣》出现在战国楚墓中，其可靠性已无可怀疑，这说明我的推断不是没有道理的。从这些史料看，孔子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礼学、仁学和易学，这三个阶段分别属于孔子的早年、中年和晚年。所以过去那种认为孔子思想中没有形而上学甚至没有哲学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又以郭店竹简为背景提出，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哲学曾经发生过一次重大转变。这就是由对社会伦理价值的侧重，转向对天道、心性等深层问题的侧重，风格也随之由古朴转向高远玄妙，这是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一次飞跃。其转折点就是孔子的易学。所以，不管在文化典籍的传承上，还是在哲学思想上，孔子都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记者：如此看来，您的确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足以改变先秦学术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基本框架。我不由得想起近几年时常讨论的重建或重写学术史的问题。
郭沂：重建学术史一方面需要新的方法和新的视角，另一方面也需要新的材料，后者可能更具实质性。另外，对重建学术史的背景和性质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我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三次意义深远的古史重建。第一次是孔子对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重建。第二次是汉代对先秦历史的重建。第三次始于本世纪初叶，契机是甲骨文的发现。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术史重建，正是近代以来古史重建的继续。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来说，郭店竹简是千年难得一遇的重大发现，汉代以来，只有1700年前的汲冢竹书才可与之相比。在这批竹简公布后不久，国际知名学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就指出：“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诚然，有了郭店竹简，第三次古史重建一定会进入一个高度。
记者：请您进一步阐述一下第三次古史重建的意义。
郭沂：从小处看，这关系到如何恢复传统的本来面目、正确认识传统的问题；从大处看，这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伟业。进行现代化建设，首先必须搞清我们的传统是什么，祖先留下来哪些遗产。包括郭店竹简在内的宝贵遗产，都是现代化建设的文化资源。这就是第三次古史重建的现实意义。
（郭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