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新世纪中国文化身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中国文化论文,化与论文,身份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以后，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在科技、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有不同于往昔的特征，主要表征为技术一体化(即电脑网络和高科技的全球化)；经济整合化(资本运作和生产过程的跨国化、非中心化)；制度并轨化(在国际关系、社会制度上走向同质化、整合化)和文化对话化(文明冲突论、文化对话论)。
在全球化问题上，态度多元复杂，但化约而言主要有反全球化和坚持全球化两种观点。持反全球化观点的学者认为：全球化带来了贪婪的跨国公司，造成了无能的政府，带来了“亚洲危机”和“国际帮凶”，形成了“人性漠视”，扭曲了“社会公正”，造成了“国际强权”，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产物”。全球化是西方文明价值观和西方利益的全球化，第三世界则被放逐在全球化的边缘。(注：近年《世界经济论坛》举行时，反全球化者展开示威游行。总体上看，反全球化势力构成复杂，有左翼势力、非政府组织、少数无政府主义者、极端主义者、暴力主义者等。反全球化运动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但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也有相当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到这一运动中，这一动向值得注意。)持全球化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它要求人们突破传统的乡土观、民族观、国家观……是以全球思维替代传统思维方式的时候了。”(注：朱厚泽：《漫议全球化》，载俞可平等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可以说，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坚持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浪潮同样引人注目。全球化的正负面效应、基本形态、价值取向、人类未来的发展等问题，成为了新世纪世界性问题。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交锋和学术争论。我们无法逃避这一问题，也无法逃离全球化话语之外，而只能在这一全球学术前沿问题上发出中国的声音，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回答。
一、对全球化话语的合法性思考
在这个世界性趋同的全球化趋势中，有必要首先考察究竟什么是全球化?谁在思考全球化问题?这些问题的焦点是什么?对当代世界的深刻影响是什么?因为全球化的发展不仅改变着技术内涵、经济指向、制度范围、文化形态等的原本状态，而且正在改写着国家民族的历史状况和文化特征。在考察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听听哈贝马斯、希利斯·米勒、福山、哈维尔等世界前沿思想家的看法，由此找到问题的本源性和延伸点。
1.全球化的负面性问题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中认为：如果一个民族国家在一个发生变化的世界经济和社会情境中遭遇到自己创造能力的界限时，这种组织形式就会在两方面变得很不牢靠，一是对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释放的资本主义从政治上进行控制，二是只推行了一半的表面民主的这个单一范例。而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主权的丧失表明一个单一的国家不再能借助自己的力量充分保护它的公民，难以抵抗“自发性地超越边界”的事件，如环境污染、有组织的犯罪、现代技术造成的安全危险、武器交易、流行性传染病，等等。国家、社会与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在同一个国家的边界内共同发展和扩张，国家间的经济体系在市场全球化的过程中演化成为一种超越国家的经济，对一个国家的地位的评价是由全球相联的金融市场进行。国民经济不再陷于国家的界限内，而是国家陷于市场之内。
哈贝马斯注意到全球化的负面性：在“全球化”关系中的国家会在主权、行为能力和民主实质方面遭到损害，国家丧失其权力——丧失国家进行控制的能力，在做出决断的过程所出现的不断增长的合法性论证的亏空，在提供合法性和有效的控制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出的愈加增长的无能为力。进而，哈贝马斯对全球化表现了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担忧：国家不仅承受社会不公正性的急剧增加和社会的破裂，还要承受道德标准的败落和文化基础结构的败落。可以说“全球化”主题词的发展趋向，不仅在国家内部对人民间的和谐的共同存在产生威胁，更重要的是世界经济和社会关系中的国家会在主权、行为能力和民主实质方面遭到损害。这才是全球化的要害所在。
可以说，哈贝马斯相当关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问题：为达到全球化目的所要承受的社会不公正性、社会的破裂，以及承受道德标准的败落和文化基础结构的败落。这使这位思想家深深不安，他充满诗意地追问和清理全球化负面效应——“全球化代价”：“缓慢走过‘泪水之谷’到底要持续多长时间?它需要多少牺牲品?为达此目的会有多少边缘化的命运停留在这条道路的路边并得不到注意?有多少不能再被创造的文明成就会因此而陷于创造性的摧毁?”(注：哈贝马斯：《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访华讲演录之四)。)不难看出，哈贝马斯对全球化表现出一种质疑精神，不仅看到了全球化的必然性，也更多地看到全球化中的负面性和非公正性，并发出了思想家的忠告。
2.文化全球化与网络交流空间
正在发生的全球化，在技术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交往跨国化等特点之外，最显著的就是文化冲突化和边缘化，昔日的文化书写传递解读方式遭到了重大的挑战。解构哲学家J·希利斯·米勒认为，“全球化既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同时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许到完成还非常遥远。我们大家一直都在全球化，今天人们都感到全球化已经达到了一个双曲线阶段。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里，都可以确证他是一个独特的决定因素。”(注：米勒：《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应该说，伴随着全球化出现的形式中有两种重要的影响，即全球化不仅导致新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而且新的电子群体或电脑空间群体的发展导致感知经验变异并产生新的网络交流空间。在这一日益彰显的全球化状态中，传媒文化以其强大力量淹没日渐衰退的书本文化，新的电子阅读方式在文学研究领域引起了变革，电脑写作使文学研究文本永远不能完成，网上杂志的增加正在改变文学研究的出版合法性条件，改变了文学作品对批评家的存在方式。
除了这些因为高科技的发展而引发的人类文化文本存在方式的改变而外，米勒还从政治文本角度提出，伴随着民族/国家衰落而出现的情况：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和全世界文学的研究所取代。同时，“文化研究具有更明显的社会功能，使它成为解放妇女、少数民族和在后殖民、后理论(post-theoretical)时期一度被殖民化的那些人的工具。文化、历史、语境、媒体、性别、阶级、种族、自我、道德力量、多语言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这些现在已经以不同的混合形式变成了新历史主义、新范式主义、文化研究、通俗文化研究、电影和媒体研究、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各种少数话语研究以及后现代主义研究等等的标示语。主体性和自我业已返回，同时还有个人的力量、身份政治、责任、对话、互为主体以及群体。”(注：米勒：《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米勒认为：全球化文化具有集中明显的特征：文化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一生从事的职业日益失去其重要性无疑令人痛苦，新的电子设备在文学研究内部引起了变革，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和全世界文学的研究所取代，文化研究迅速兴起。这些问题使得米勒的思考在数码复制时代中上升到全球化新文化形态的高度去认识，从而走在了当代理论思考的前沿。
但米勒的问题在于，他看到了全球化中生命存在方式的读取变化和意义关联的变化，并注意到文本批评(criticism of text)或文本主义(textualism)存在的基本结构的问题，进而将文化研究看成全球化中的一种软体伸张的空间，但是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这里，历史记忆的丧失不仅成了文化和多元文化诸多被涂抹的记录，而且成为一种没有聚集的“泛文化”的文化叠加。更无法说明在全球化扩张中，东方或第三世界在面对先发展的强势文化时，具有怎样的命运和转机。
3.全球化与“拯救人类”
问题是，全球化问题不可回避，因为人类已经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文明圈层里。思想家哈维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具有清明深邃的理性魅力。他认为：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地球就被一种单一的文明所覆盖，这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还是第一次——这种文明基本上是技术性的。世界已陷入电讯网络中，它们不仅高速度传递各种各样的资讯，而且还传递着一些一体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模式。在这种状况下，哈维尔认为必须抛开人类中心论，而对那些超越我们的事物——宇宙、地球、大自然、生命、现实加以尊敬。这意味着人类前途必须以一种精神特质浸透着自身的文明，而张扬精神性的人意味着要履行人类对世界的长远前景的责任。
哈维尔强调：现在的问题是“拯救人类”，也就是要把现代文明当成多元文化和多极文明来理解。要把注意力转移到人类文化尤其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精神根源，要从这些根源吸取力量勇敢地创造世界新秩序。在各民族和各种文明、文化及宗教之间共存的问题上，需要呼唤超民族或宗教社群的出现。(注：哈维尔：《全球化的祸福》(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哈维尔的观点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是当全球化不可避免时，对他者文明和存在的尊重；其二，在全球化中将现代文明看成多元多维的，其中精神的力量凸现为创造新文明的契机。
4.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政治扩张
文化研究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对全球化问题有一种更自觉的理论敏感性和阶级分析模式。在《全球化：批判与分析》中，他从全球化中看到了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全球化的根本问题：“全球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用来为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平等，更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以及将越来越多的国家资源转移给资本作辩护的。它本质上是为着一种政治目的而服务，即把不断增长的阶级不平等加以合法化的一种意识形态。”(注：詹姆斯·彼得拉斯：《全球化：批判与分析》，《中国与世界》1999年第7期。)这里，彼得拉斯着眼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政治扩张，导致了人类分配形式的新的不平等事实，强调了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并坚持全球化扩张的结果给资本输出和输入国家的不同阶级都带来了不同的利益。他进而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强调：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存在三大主要“阶级”：全球化的提倡者与受益者，全球化的敌视者与被剥削阶级和被剥削国家，受剥削又从中受益的动摇不定者。全球化的提倡者和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拥有霸权的国家；全球化的反对力量在金钱上处于劣势但在人数上众多，尤其是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的农民运动。全球化的反对者们由于受“公民社会”的夸夸其谈以及“民族国家已经过时”等观念的误导，夺取国家权力的斗争被降到了次要地位。这种错误在于没有看到：民族国家仍然极其重要，它塑造着各阶级的空间，影响着不同阶级在世界经济中所起的功能。(注：参见詹姆斯·彼得拉斯：《全球化：批判与分析》，载《中国与世界》1999年7月号。)在我看来，詹姆斯·彼得拉斯从阶级分析模式出发，从经济地位的角度分析全球化中的不平等问题，有一种深切的价值关怀。但如果仅仅局限于此，同样有可能忽略全球化给后发展国家一种机遇或尽快利用先进资讯进入全球化体系的可能性。逃离和排斥全球化具有政治对抗的激情性，但是也可能失去在国际事务中参与调整的能力，尽管我们应对“全球化陷阱”保持警惕。
5.全球化是“市场加国家”
从中心和边缘方面分析全球化对不同国家的意义，使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当代社会的管理》中注意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对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意义。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中心，拥有资本、生产技术、营销网络并攫取着绝大部分利润，其他国家则只是充当全球化生产的劳动力。因此，全球化将资本主义逻辑无情地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不是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充当劳动大军，就是失业成为后备军和蓄水池，在这个意义上，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工业化并不能阻止全球化进程，只是加速自己被中心的金融、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所统治。同样，全球化在中心国家产生了生产过剩危机，只能将过剩的资本导向外汇和股票投机，以阻止生产体系的刚性崩溃，这将导致危机的永久化。在阿明看来，必须抛弃自由主义乌托邦，改变越来越不平等的趋势，民族国家应该负起发展的责任来。在遭遇全球化的挑战中知识分子应该重新进行意识形态和社会思考，逐步解除全球化危机。(注：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当代社会的管理》(Samir Amin,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The Manage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Zed Books,1997.))
阿明的提醒当然有其合法性，但是这种过分的意识形态化和冷战意识，有可能使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在背对全球化时走向新的闭关锁国。阿明《五十年足够了》还认为：全球化的推进并不仅限于贸易，也影响到生产体系、技术、金融市场和社会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同时发生的一个现象，是开始工业化的那些第三世界国家也被整合。新的全球化侵蚀着民族国家经济管理的效率，然而，它并没有取消民族国家的存在。资本主义的扩张建立在决定再生产和积累的空间与政治和社会管理空间的重合上。通过“市场”进行管理的思想是空想，资本主义的实际管理需要“市场加国家”，全球化的经济空间和分割成片的政治和社会管理空间之间的冲突是不可承受的，这必将导致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兴起新的社会斗争，向危机期间所追求的全球化的空想提出挑战。(注：萨米尔·阿明：《五十年足够了》，《中国与世界》1998年8月号。)不难看到，作为经济学家阿明看到了全球化中的根本问题，但是却无法对这个跨国性问题从本质上加以解决。全球化问题成为当代世界性难题，仅从经济角度对此进行解读很难有定于一尊的结论。
6.对全球化的乐观态度
与上述学者不同，另一位有影响的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对全球化持一种较为乐观的态度，他不同意米勒的看法，认为在很多方面全球化仍然相当表面，起码全球性经济仍很有限度。比较充分的全球化的层面仅限于资本市场，制度仍然完全是地方性的。文化像政治制度一样可能最终变得同质化，不过这种同质化进程将要缓慢得多。福山坚持：并非像有人认为的那样由于开发出先进的通信技术，能够向全世界传播全球性电视文化，因而必将导致更深刻的文化层面上的同质化。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尽管存在着某种由麦当劳、可口可乐之类的公司所传播的“全球性消费文化”，但是透过这一表象去考察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们在价值层面上忠诚什么，如何看待自己的家庭，如何对待权威，其间的差别巨大。全球性消费并不能影响人们存在差别的根本原则，因为消费仅仅是文化的最表面形式，真正构成文化的是那些把人们联结起来的更深层次的道德、价值、宗教、语言范式。这些文化的内核构成了种族文化本土认同的关键。在哈贝马斯的“对话”之后，福山强调“信任网络”(networks of trust)。因为只有在不同的文化中形成良性的信任关系，才能在商业关系后面形成文化精神的互动。福山不同意全球化将导致普适文化的发展的说法。认为经济现代化必然伴随着一系列文化属性，包括更大程度的个人主义。关于全球的讨论中有些人过高地估计了全球化导致同质化的效应，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实际的自由贸易制度和经济互相依赖，事实上将使人们以从前不可想象的方式凸显其文化差异。(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与福山博士的谈话》，《秋风》2001年第2期。)
在我看来，在全球化问题上是言人人殊的。其中原因很复杂：最为主要的是人们感到昔日的经验已经不再能够阐释当今世界的新现象，因此从不同的问题角度，不同的学科层面，不同的话语权力感受，不同的价值观定位，不同的未来发展观出发，在全球化问题上形成了若干不同的派别——或者强调全球化的经济模式一体化的乐观主义，或强调文化全球文化衰退的悲观主义，或者强调第三世界对全球化的中心主义的拒斥立场，或强调全球化消费主义的单面化。注意到全球化负面效应的人强调，在全球化中西方文明价值观的涌入带来了人性漠视和全球化开放型市场经济道路，不同民族的文化被淹没在西方文明中，因而全球化是一种“迷思”(myth)。可见，全球化问题不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或发展问题，而是一个话语权力争夺的问题，一个世界利益重组和重新分配矛盾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并将要引发更多的价值选择问题。
二、全球化与中国立场定位
由于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不再局限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投资、生产和技术和信息的跨国流动使地球变小，生成诸多新的跨国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新的利益分配和国家发展战略，使“全球化”在不同阐释群体中歧义迭生：有理解为跨国的全球相互依赖，有理解为“世界体系”的重新组合，还有理解为全球范围的资本积累或地球村的空间改变等。总之，这个世界已经重新洗牌，正在创立新的游戏规则，新的特权结构和制度体系。世界新秩序不仅重新组合全球性的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正在取代以前的民族国家体制中的话语运作结构。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作为第三世界怎样既具有全球性的眼光去审视当代文化问题，又具有本土化的意识对全盘西化加以警惕，不可谓不重要。深一层看，“全球化”和“本土化”是后冷战时期两种相辅相成、相对立又相统一的重要现象。本土化和全球化其实从来都彼此依存，而作为文明载体的民族自身发展是在冲突中融合而成，又在融合中产生新的冲突并进而达到更新更高的融合。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纳入到统一网络而形成新的“经济格局”时，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体制等如果不能相适应，就将发生政治经济层面的话语断裂。因而只能通过“后政治”(postpolitics)时代的差异性“对话”，求同存异，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达到微妙的谐调，在冲突论与融合论之间获得一种良性的参照系。
事实上，全球化问题牵动了中国学术界近年的神经，人们总是在思考问题背后的问题。我们需要同时警惕两个方面：一是以西方中心话语为方向，将中国现代化看成全盘西化，成为分享第一世界学术强势的权力知识分子；二是以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为理由膨胀为一种极端的后殖民敏感性，受个体经验和本土经验限制而过分强调对西方的抗拒，在一种不切实际的变形的自我巨型想象中，成为一种新冷战思维的播撒者。这两种方式，看似不同其实有内在的相通性，即都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身份重建丧失了信心，本质化了的本土文化独特性，从而成为当代世界文化的消费者而非创造者。
全球化问题进入中国学者的视域，引起了持续不断的争论。在这种不乏尖锐的争论中，不仅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在技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中冷漠化，而是以自己的知识性眼光和心性为中国未来发展做出艰苦的探索，寻求全球化时代中的中国文化价值定位并力求做出当代人的价值选择。李慎之在《中国应取什么样的风范》一文中提出，“在世纪末更应坚持全球化”。他认为：“后进国家实现现代化而取得公认的成效的，前有日本后有新加坡。”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100多年来几经曲折，实际上真正进行现代化只是近十几年的事情，比日本晚了100年，比新加坡晚了30年，偏偏这个时候先进世界的问题日益暴露，而世界又进入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日趋容易，接触多了，彼此间的了解比较具体，磨擦自然日益增加。可忧心的是：中国刚刚从世纪初害怕“亡国灭种”的恐惧中摆脱出来，就立即产生了一股虚骄，甚至横霸之气，俨然21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今后的世界“必定要以中国人的价值观为中心”。这股思潮虽然还不能说已成为中国人的共识，但因为爱听奉承话是人之常情，因此来势相当猛。李慎之进一步强调：“现代与全球化是同义词。哪一种主义，哪一种做法最值得效法就都应该学习。各民族对自己的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学习都是为了现代化，向他民族的优点学习也是一样。”(注：李慎之：《中国应取什么样的风范》，《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应当说，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是文化日益世俗化，而精英文化却在日常理性中日渐衰颓。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中为中国文化定位，成为一批思想家的迫切工作。汤一介《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中华文化定位》中坚持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统一，认为：目前世界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两股不同方向的有害潮流，一种是“西方中心论”立场，另一种是固守本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的回归民族文化传统的部落主义。一方面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承认和接受多元文化，充分理解和尊重人类各种文明、各民族、各群体，甚至每个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另一方面要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承认和接受多少世纪以来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和互相影响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批判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狭隘心理。这种以历史为鉴的真诚之言，使得那种文化部落主义和以为崇洋的殖民主义均变得不合法。汤一介认为，应该在这两条死路之后走第三条路，既应该以“互为主观”、“互相参照”为核心，重视从“他者”反观自身的文化。中国文化要想在21世纪走在人类文化的前列，必须在充分发挥其自身文化内在活力的基础上，排除其自身文化中的过了时的、可以引向错误的部分，大力吸收其他各种文化的先进因素，使我们的文化“日日新、又日新”而不断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在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和人类终极关切的问题上作出贡献。对汤先生的看法，我常想，有的人很年轻，但思维僵化，目光短浅，心灵极度老化，而汤一介、王元化、李慎之诸先生年事已高，却能保持敏锐的学术思考，对当代中国错综复杂的问题全力探索解答，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对全球化倾力译介并影响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俞可平，在《全球化研究的中国视角》中分析了全球化的基本特征：首先，全球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或者说单一化与多样化的统一。一方面，全球化是一种单一化，它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某种趋同化。另一方面，与单一化过程相伴随的则是特殊化和多样化。其次，全球化是整合和碎裂，或者说一体化和分裂化的统一。全球化是一种整合，是一体化，具体表现为国际组织的增加，尤其是跨国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增大。但在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地方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强调。再次，全球化是集中化与分散化的统一。互联网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大的信息集散地，它储存了来自世界各地、来自各个不同部门的无数信息，各种信息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集中，但任何人都不能垄断这些信息，每一个上网的人都可以享用这些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这些信息又具有最大限度的分散性。最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统一是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统一。各国在接纳和遵守普遍的国际准则时，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本国的传统和特征，都将国际准则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国际准则本土化。俞可平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全球化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个合理的悖论：全球化的内在矛盾是合理的、必然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即使是开放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本民族的胎记；反之，最保守的民族也不可能没有全球化的痕迹。而且全球化的矛盾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本身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多元一体化也好，一元多体化也好，都应当是人类发展的真谛。(注：俞可平：《全球化研究的中国视角》，《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
同样，对走第三条辩证道路的呼唤在彭富春在《谁在全球化?》中同样可以感受到。在这篇文章中他坚持认为：对全球化任何一种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都是无济于事的。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超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理解并进入全球化。信息时代促成了全球化，是技术或被技术所规定的人在进行全球化。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也引发了文化的全球化。每一种民族文化都主张自身的普遍性，所以世界产生了“文化的冲突”。为了克服“文化的冲突”，人们试图寻找一种全球伦理，这又必然否定某些文化的独特性。在他看来，关键问题在于全球化浪潮已经将中国席卷其中，中国不是全球化的主动者而是被动者。这一被动的进程使中国不再可能闭关锁国自给自足，这促使中国向世界开放而成为世界大家族的一员。这使得中国面临两难：如果中国现代化则不可避免会西方化，这会丧失其民族的同一性；如果中国不现代化则将脱离世界历史的进程，这同样会丧失其民族的同一性。对此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关于中国在全球化中的策略：一是走向西方，另一是回到传统。前者要求非中国化，后者要求再中国化。
我注意到，彭富春的分析的切实性和深刻性，他看到了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是一种被动关系，也就是说是一种不得不进入的语境，关键是怎样进入，并怎样为自己在全球化格局中定位。论者的学术眼光使他不仅看到了中国面对现代性问题，而且必须面对后现代性问题。“西方的现代性已经终结并进入到后现代时代。后现代不是对于现代性的简单的否定，而是要克服现代性的弊端和危机，从而建立一个更开放和更多元的社会。中国是由前现代性到现代性，而西方是由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意识到这种区分，是促进中国进入到全球化的关键。对于中国来说，首先借鉴的是西方的现代性，然后是西方的后现代性。”(注：彭富春：《谁在全球化?》，见人文珞珈网站(xueshu.whu.edu.cn)珞珈原创，2001-10-7。)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中国由于进入了全球化进程，因而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与第一世界的西方之间的矛盾，正在转化成为全球化现代性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矛盾，这种社会类型的转型使得冷战意识形态的对立已经不再重要和明显，而是应该注意在进入现代性的同时怎样克服现代性的弊端和危机。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仍是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国家观念并存的时代，全球化远没有导致民族国家时代的消失。
质疑全球化成为王小东等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的主要问题。他们认为：全球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实际上中国人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折射出“全球化”的色彩，孩子们吃着麦当劳、肯德基，前卫少年带着MP3哼唱摇滚、蓝调，商务人士手不离爱立信手机、IBM笔记本。我们已分不清生活中的哪些场景是“土特产”，而哪些又是“舶来品”。“新殖民主义建立起来一种新世界经济体系，建立了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从过程的角度看，人们也把它称之为‘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生产活动超越了某一国家的疆域，更意味着生产关系的扩张，即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资本国际循环的建立”。(注：房宁、王晓东、宋强等著《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在我看来，他们对问题的分析，具有经济分析框架，有些看法可能偏激了些，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抓住了问题某方面的实质，值得人们再深思。但仍然需要进一步更深层地解释全球化的诸多层面的相互依存问题。
事实上，每个人对全球化的态度以及对自己言述的定位，都代表一种写作的态度、一种发展着的思想，其间能感到个体自由生命意志伸张的气息和全球语境中的世界性眼光。我们只能在共识中寻求差异性经验，也只能在差异中求得共识性经验。这二者彼此胶着缺一不可。
一般而言，信息和经济的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文化互补化，起码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使得任何国家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而封闭发展。在这种全球化整合中只能不断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本特性，打破全球格局中不平等关系，使得自身既具有开放胸襟和气象的“拿来主义”，又坚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的发扬光大，进而认真分析当代国际文化的基本动态，对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同时保持充分的注意，在研究中不以冷战的方式一味对抗，丧失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机会。历史已然说明，中国20世纪中对现代化的延宕，已经造成了重要的民族生存问题的根本症结，如今，只有在全球化语境中切实地从事自身的现代化建设，才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策略，成为新世纪中国形象重新书写的基本保证。
中国学者尖锐对立的争论，关系到怎样重新书写“中国形象”，怎样在国际化的世界思潮中确证自己的“文化身份”。我充分理解本土化思潮的悠长历史和现实力量对抗中的苦衷，但是，如果忘了埋头苦干和积蓄国家总体力量，而急不可耐地张扬新冷战式的民族对抗，毕竟不是世纪之交的最佳选择。因为在后冷战时期，在强调冷战思维的时代错位中，我们得问：究竟应该在西方对东方的巨型文化霸权想象中，宣泄其民族主义的狭隘言辞呢?还是真正以开放的精神同西方进行跨文化的对话呢?我想对这个问题，真正的思想者不难寻绎到自己的答案。
三、全球化语境与中国文化身份
应该说，在全球化的“知识型”转型背景中，中国知识界出现了观念上的分歧，这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差异性”成为了全球化与本土化、公共性与私人性、形而上与形而中的关键词。在全球化时代，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不接受外来文化影响，而只能在多元文化对话和交流的框架中，既保持自身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又使自身文化保持持续敞开性和长久交汇性。这不仅成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而且有可能使边缘文化得以重新认识自我及其民族文化前景。我认为，在全球化的问题上，应该明确以下基本价值立场。
1.超越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峙
全球化理论对东方和西方之间复杂文化关系的揭示，将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对现实语境的再认识，并将对中国文化价值重建的方向定位提供一个清晰的坐标。东方主义话语大抵是边缘学者用来拆解主流话语的一种策略。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二元对立中，怎样既具有全球化的眼光去审视当代文化问题，又具有本土化的意识对全盘西化加以警惕，变得相当重要。
近些年这种不断增长的全球化过程具有技术的全球化、经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和新信息网络技术全球化等新特征。全球化导致许多新的、跨国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组织和各种新的社会群体，并走向后政治组合形式。事实上，“全球化”和“本土化”是后冷战时期两种相辅相成、相对立又相统一的重要现象。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二者间差异，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二者的冲突和融合。本土化和全球化其实从来都是彼此依存，而作为文明载体的民族自身发展是在冲突中融合而成，同时又在融合中产生新的冲突并进而达到更新更高的融合。所以，从宏观上和微观上说，“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融合”具有普遍性，单独抽出任何一维作为未来世界图景来阐释其发展轨迹，认为未来世界是“文明的冲突”或是“天下大同”，无疑都是有其盲点的。
我主张“文化对话论”。既不是完全抹杀各民族自身的特性，走向所谓的“全球化”，融合为一体，形成新的单一的文化(西方化)；也不是完全走向所谓的“本土化”和冲突论，而将人类未来看成一种可怕的互相冲突、彼此殊死搏斗的世界末日图景。我们只能通过对话求同存异，藉此，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达到微妙的谐调，在冲突论与融合论之间获得一种良性的参照系。
2.确立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问题意识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而正是在近代中国遭遇到“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从而彻底改写了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位置，并连带地重新编码了中国文化的心态，即从世界领先的位置降到后发国家的位置，使得文化心态上总是在古今中西之间摇摆，或者崇洋，或者自卑，或者赶超，或者闭关。使中国文化在现代性转型中成为一个政治哲学问题，一个国格尊严或民族存亡的问题。当然，在新世纪，中国学界对这个问题有更开放的心态和新的看法：对中学西学不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学不分古今中西；对西方的器物类、制度类的先进体系能够“拿来主义”式地接受，而对思想和宗教信仰问题也能够展开多元文化对话。
由于全球化对中国而言既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意味着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甚至是一些难以割舍的东西。同时，又不得不接受一些东西，甚至是一些很难认同的东西。因此，对中国而言，全球化问题不是变得简单了，而是更加复杂了。因为不少人将全球现代化看成是一个世俗化进程，进而将世俗化仅仅看成是一种个体生命欲望的张扬。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用“汉语写作”所面对的汉语读者群“在国内”这一特殊语境中，其问题就更为复杂和难以把握。在我看来，如何从更大的跨国或世界文化视野审视自我的“文化身份”和“精神禀赋”，展示个我的真正存在意义和生命归宿，如何从“自我身体”和“他者身体”入手进行深度描述，即不仅从“自我”的中国人视域去看世界，而且也从“他者”的眼光来看“中国”问题，才可以真切地查明自我文化身份，并对当今世界东西方问题有新的推进。尽管在全球化中不少人是双语写作，但母语的优先形式自不待言，这或许会导致某种身份错杂和问题的双重开启或双重遮蔽。在对私人空间或身体欲望重视的同时，同样有个“度”的问题，丧失了这个“度”，就会从有效的意义逆转成为丧失了合法性的无意义行为。
3.坚持全球化语境中的话语身份立场
西方文化话语往往通过扭曲第三世界人性的方式而获得自身的话语中心地位，也就是说，个体必得放弃第三世界民族语言身份而换取他民族文化身份，这种由被动到主动的姿态使当代学者不断询问和不断寻找自我身份。这种身份意识的关键就在于受制于西方话语权力秩序而产生西方中心的幻觉，其优越的感觉隐藏一种跨越的暴力和本土意义解读中深刻的文化危机。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在认真思考多元文化问题的同时，还需进一步对后殖民状态中西方对中国文化身份的凝视和歧视加以拒斥和批判，并对其根本片面性进行认真审理和批判。不妨说，全球化理论和实践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一种正常的文化心态，即既不以一种冷战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这个走向多元的世界，也不以一种多元即无元的心态对一切价值加以解构，而走向绝对的个体欲望和个体差异性。而是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重视民族文化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而透视到人类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通性，使我们在新理性指导下，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重新确立被压抑的中国文化形象。在反后殖民话语的同时，过分鼓动民族主义和东西方差异性，却有可能使宽容精神和远景胸怀消失在紧张对峙或者消费性大众文化中。甚至张扬民族差异而差异却不复存在，张扬民族精神而消费策略却使民族精神隐没不彰。如何避免这种反西化、反现代化导致的第三世界的相对贫困，如何在多元历史和多元权力的世界新形式下，使“第三世界”的文化不成为一种“后历史”，并在保持自我相对的差异性的同时，而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标准的认同，确实是非常值得冷静深思的事情。
民族主义是后殖民时代的热门话题。民族主义在张扬民族的正义和民族精神方面有着重要的功能，它不仅可以在有效的范围内团结民族的知识精英和民众，对西方的文化政治凝视和种族阶级歧视做出反弹性批判，而且可以对自身的文化策略和话语机制进行有效的改写，对新的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形象加以定位。但是，如果一味张扬民族主义而对抗世界主义，则有可能走向事情的反面，即对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做出错误的判断，对自身文化形象加以夸张性申述，从而重新走向冷战意识，走向自身的封闭和精神的盲目扩张。因此，对其正负面效应做出公正的评价，是当代知识分子的重要工作。无论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知识分子，都只能从中国的当代实际出发，面对中国开放的新世纪图景，进行切实的有效的文化分析，从而确立自身的话语身份立场。
4.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对话
在多元文化观念的播撒中，不少第三世界的文化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以一种跨文化的眼光对民族精神和对人类文化远景加以深度思考，积极参加这场深入广泛的国际性文化对话的讨论，探讨多元文化前景和自身文化出路的选择。问题在于，在东方西方、男性女性、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是以冲突的矛盾性加以强调强弱的对比，中心和边缘的消解而达到矛盾的化解呢?还是以和而不同的差异思维，强调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从而使得全球冷战后的思维得以消解，使得“和谐”“对话”逐渐取代“冲突”“斗争”，使得差异性逐渐渗入人们思维的统一认同中呢?这些关键性问题，绝不是可以轻轻滑过的。
在当前复杂的后冷战文化氛围中，要使倡导全球一体化理论和坚持民族主义观念的人完全达到共识，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在实践中我们既不可能完全走向西方中心主义，又不可能彻底坚持文化相对主义，而只能清醒地对这二者的问题加以审理。多元文化语境中的问题使我们明白，当代中国问题决非任何单一模式可以解决，这种呈现交织状态的话语纠缠，使问题的任何解决都变得相当棘手。这使得我们必须既认识到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同时也厘清全球化理论的某些误区；既清醒地审理这些日益严重的网状问题，又不是情绪化甚至煽情式地决然对立，从而对新世纪的跨国际语境的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走向，对复杂的文化冲突和对话中的华夏文化策略有着正确意向性判断。
无论是跨国关系问题的来源和结果，问题的转移和遮盖，都逃离不了全球化语境。强调差异性、边缘性、少数话语成为第三世界话语向第一世界表达自己思想的基本模式。这种叙事有两个好处，首先获取小话语向大话语的亲近，以此来获取小话语的合法性。同时这种小话语表明了第三世界的空前的失落，希望获取第一世界的话语的支持。抓住历史的契机，把握全球化构成中的处于低势位的“转型期中国”或“发展中的中国”所具有的流动演化性，追问民族身份认同在价值创构中遭遇到的诸多问题，才能使知识者在话语转型中体认到这种境遇所提出的挑战式机遇，并转变僵化观念抵达多元性对话，从而将务实性思考推进到中国问题与全球化问题前沿，进而为新世纪“中国形象”的确定奠定思想基础，使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输出”和“多元对话”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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