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偏差行为及其人类生态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学论文,偏差论文,青少年论文,人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青少年偏差行为现象近察
有关青少年偏差行为的现象可谓形形色色，在现实社会中表现突出的典型例证略举如下：
例1，2002年6月1日，江苏省南京市某重点中学一名初一学生在厕所大便后发现未带“手纸”，旋即若无其事地从皮夹中，连抽4张币值为百元的钞票，擦屁股后扔到地上（注意：是扔到地上，而不是便池或专门装脏手纸的垃圾桶中），然后旁若无人地扬长而去。同窗学生观者悄然，事后有学生偷拾并洗净藏身。
例2，成绩一直优秀的某初中毕业生，因意外失手而未能升入当地重点中学，于是花了3000元好处费买通关节，顺利地实现了借读于某重点中学读高中，并且在升入高二时，冒名顶替地获得了另一学生的学籍卡得以参加会考和高考，凭借自身实力被东北某重点大学录取就读多年。毕业前，他被物色为入党培养对象，并面对是否该恢复其真实姓名的困惑，陷入难堪境地。
例3，广东省深圳市计划生育科研所立项的《深圳青少年性知识、态度及行为比较研究》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与香港同龄青少年相比，深圳青少年性知识显得贫乏，但性态度和性行为却更为开放。如，性态度方面，在对待婚外性行为和约会行为，深圳有近50%的男生及42%的女生接纳非婚同居；50%的男生和35%的女生接纳婚前性行为；50%男生和23%的女生接纳观看黄色品；30%男、女生有多个约会对象；性行为方面，深圳学生所接触过的色情物，其中尤其是互联网上色情内容的比例明显高于香港学生；但男、女生首次约会的平均年龄，深圳学生比香港的要分别晚1.8岁和1.7岁。
例4，在我国西部沿海某著名风景都市的热闹街区，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青年人突发生财之道，沿街摆开了专卖“偷电器”的地摊，并当场向过往行人兜售、演示。
例5，福州市仓山区的学生街等地段出现了出售造型以恐怖的小人头、骷髅、蟑螂为模型的不良玩具和以黄色画面填充镜头的相机玩具，形成污染儿童心灵世界的垃圾。
在上述5例青少年偏差行为典型例证中，例1反映了一种炫耀家富万贯的纨绔子弟的扭曲心理，对于一个年仅十余岁的初中生来说，其后果的严重性尚不在于他不懂得这一损坏人民币的行为实际上已属违法的法盲状态，而在于一位处于21世纪、已经接受了6年小学启蒙教育并且正接受跨世纪现代基础教育的儿童，却滋长了一种可怕的“一掷千金”封建没落阶级的畸形金钱观。
例2中的冒名顶替者，虽不同于那种自身不具备考大学的实力而采取盗用他人录取通知书（即盗用他人的录取资格）并伪造档案材料而混入高校者，但根据现行高校管理规章制度，他仍有面临严重处分甚至开除学籍的危险（即使不予处分，为要纠正假名，其程序、手续的复杂程度也令人有望而却步之艰）。
例3则使笔者联想到当今美国，那里青少年性意识与性行为的现实状况是：在初中阶段有30%以上学生有过性行为，进入高中后则有70%以上有过性行为；到了大学，如果某个女大学生被发现是处女，则被周围人们普遍视为“一定是生理、心理方面不正常”。该例足以表明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青少年的所谓性意识觉醒程度同美国这一以性自由、性解放开风气之先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已呈现趋同化。
例4、例5则一是青少年所为，一是以少儿为对象的非法对城市社区环境制造破坏的违法性严重偏差行为。
鉴于任何例证数量上的枚举最终都难免落入挂一漏万的窠臼，我们不妨突破国人事不过三、举一反三的思维习惯，透过这5例青少年偏差行为来围绕论题展开论述与思考。
二、偏差行为的认知背景与现代理念
偏差行为(deviant behavior)，即越轨行为、异常行为的英文别译。所谓偏差、越轨或异常（在本文中作同义语通用），通常系指偏离或超越社会规范，其中主要是伦理道德与法制、纪律规范。因此，从派生关系而言，首先是有了既定的社会规范，然后才有可能出现偏离这一规范的差异，即不正常或超越正常规范的现象。也就是说，一般而言，偏差可以理解为，由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所存在的互动作用而产生的偏离某一特定规范状态的人类社会中的个体或群体的特异现象。因此，可以将偏差行为概括为违反某一社会集团所共同遵从的价值观所支配的行为。
由于当今所处社会时代的复杂性、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社会群体的分合聚散，导致社会规范本身处于一种“失范——规制”动静转化、严疏移位的发展之中。就是像法律这样经过极为严肃的思虑、极度严格的程序而制订出来的社会规范也屡屡会出现几度修订的变故。至于道德意识规范，则早已无法困守其千古不易的金科玉律，每每遭到现代人类强烈偏差的震撼性冲击，这已成为人们体验、感悟颇深的一种现实。
有目共睹的一点是：现代社会群体几乎都在市场经济运作的驱动下，朝着一定程度有别于昔日志同道合的事业共同体的所谓利益共同体的方向发展，这只不过是其利益的目标指向有所区别罢了。在此情况下，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无不因其共同利益的需要而制订出一套适合于这一需要的规范。因此，广义上而言，偏差行为的认定变得越来越宽泛，不仅仅包括国家制订的法律制度和社会公认的传统道德准则，也涉及对所加入其中的社会群体章程、纪律的违反。
由于上述偏差行为本身的动态变异性与人们对其认识理解上的广义宽泛性，本文在对论题的探讨过程中有必要将偏差行为严格界定在：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并经常发生的违规或违法行为。与此同时有必要强调的是：
1、因为通常意义下的一般偏差行为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不胜枚举，又由于社会制度体系、意识形态方面的客观差异，人们对偏差行为的认识、理解与评判的标准并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然而有一点却是必须认同的，这就是对于发生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反叛性思想、行为、活动不宜纳入偏差行为范畴。
2、偏差行为不一定都属于违法行为，但却有可能发展为违法甚至犯罪行为或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为此，无论在何种意义上的个体或群体的偏差行为都应尽力预防为先地加以遏止、控制，以免恶化。
3偏差行为的成因非常复杂，但大体上都难以摆脱社会生态因素的影响作用，这是本文后半部分拟作深入探讨的内容。
4、偏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于，它不仅影响社会稳定，还有可能伤及社会成员的人身安全、加剧人际交往矛盾冲突。虽然如前所述5例行为表现都并没有直接危及他人的人身安全，但都会给社会投下阴影，带来额外的麻烦，造成严重的隐患甚至难以预测的恶果。
此外，按照西方偏差者类型划分原理可以将所举5例偏差行为中的例1归入生物生理意识偏差行为，即由于个人的生物、生理、意识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行为偏差；例3则应归入功能性反叛偏差行为，即由集体意识形成过程中按照集体意识行动的行为偏差；其他3例则大体上均可归入异常偏差行为，即在病态社会圈中没有完成真正的社会化过程的行为偏差。
三、偏差行为产生原因的生态特性
对偏差行为的成因，传统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提出过多种解释，如，认为系由社会个体自由意志对行为选择的结果的“自由意志决定论”；认为系由社会中对法律拥有行使立法、执法生杀大权者的“行为判断”与“标定”，并非行为本身固有的结果的“社会标签论”；认为系由人体素质缺陷造成某些社会个体行为异常的“体质天成论”；认为系由社会满足个体需求实际所提供的机会不平等造成的“机会结构论”；认为系经由社会个体在与他人交往联系中通过“学习”所致的“随机交往感染论”，等等。在这些犹如瞎子摸象般各执一方的青少年偏差行为成因解释的社会学理论中，人们印象最深、相对而言最为接近偏差行为成因全貌真实情况的当属所谓社会多元理论，即认为青少年偏差行为的产生，系社会生活环境多方面影响的结果。
现代人类学向人们揭示了人类所赖以生存的三种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为自身之间即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人类社会中的组织、结构、制度、习俗的社会变迁关系；人与自身内部心理机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人类行为的心理活动起显示或隐示作用的那些基于知识、思想、观念、信仰、态度、价值的精神世界的心理机制。
毫无疑问，正是以上三类关系的彼此协调、统一整合，构成了现实社会生活环境中千变万化而又万变不离其宗的人类各种行为规范及其生存方式。
在上述三种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自身之间的关系（即人际关系，它实际上构成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主要方面），可以统称为人类与环境（含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即人类的生态关系。
在人类与环境的生态关系中，环境本身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生态系统”，且生命系统越是变得复杂、越具有自主性，它就越是依附于生态系统，因为任何生命有机体本身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与生态系统建立起了多种多样的关系。这样不同层次结构、具有不同功能的系统关系正是维系人类生命所必需的。
人类作为自然界的有机体，作为整个生物群中的一个物种，其生命系统的复杂性，其生命活动的自主性，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物种生命有机体。因而决定了它对生态系统的依附性，它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必然地要强于、高于其他生物物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区别恰恰在于，它不仅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还受到社会组织、社会群体乃至人际关系的制约。这就是人类行为的生态学基础。
青少年处于暴风骤雨般的生理、心理青春期，其偏差行为的种种表现实际上是人类生命系统复杂性与生命活动自主性处于一个特定的生理、心理发展阶段的必然反映。
如果“根据越轨行为的结构及其对社会系统的影响结果”来区分“非遵从行为”和“违规行为”两种主要类型的越轨行为，那么正如一位西方社会学家在论述到“越轨行为分析的中心问题”时所假设的：“越轨或遵从的结果是一种积累性和集体性的产物，而且越轨行动的历史就是互动系统的历史，而不是行动者偶然产生了这类行动的结果。”
生物进化论论证了人类的行为是生物个体经由漫长的进化过程而形成的一种适应性反应，是指人类在生态环境所提供的生存条件下作出的有益于自身生理、心理和行为的调整方式。而所谓适应性反应，即这一调整方式的具体动态适应模式运作过程。总之，“适应”从生态学观点来看，就不仅仅是生物体为求生存在其生态环境中所做的调整，而且还体现了该生态环境中物种或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
提出“青少年偏差行为的生态特性”这一命题，即意味着强调在“人类是生态的人”这一理论前提下来研究青少年偏差行为形成的基本原因。这也就是说，对青少年偏差行为的互动系统的适应性反应过程的探究内容，应立足于从“人类行为的生态学基础”这一视角去深化认识：具偏差行为的青少年群体在其所处生态系统中的状态；具偏差行为的青少年群体如何适应生态环境；如何认识、理解这一适应过程中的青少年偏差行为的特征表现。
生态系统在人类学家看来，不过是一种用来描述人类群体既影响其生存环境，同时又被这一环境所影响的理论工具。在人类社会中，每一个生态系统就像一个相互依存的网络，整个社会大系统由一个个的网络构成一张硕大无边的恢恢之网，它们有着统一的意志、秩序、准则，即不容随意潜越的一整套社会规范。现实社会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类组成了网络，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无不既作用、影响着他所构成并依存的社会网络，又无不受这一他所构成并依存的社会网络的作用、影响；每一个网络中的个体或群体都依赖、支持着其他个体或群体的存在，同时也被其他个体或群体的存在所支持、依赖。
生态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力决不亚于生物学上的遗传继承基因。为此，在对人类行为机制的研究中，历史上一度出现过主张“生态决定论”的思潮。
这一理论思潮建立在以下三种人类生态学适应机制及其相互作用影响观念上：一是人类本能性的自我保护意识与原始动力；二是人类对社会生存价值与生活质量的自觉追求；三是人类对所处环境的认识及对序化现象的维系与推动。这三者事实上也构成社会功能形态的基本要求和共同规划，从而使复杂的人类生态系统能够通过自组织方式解决自身生存与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矛盾。
从青少年偏差行为的生态特性这一视角来看，当前祖国大陆一些娱乐场所出现的新一代吸毒青少年对冰毒、摇头丸等新型毒品大量吸食，就是在特殊环境（舞厅等）里、以特殊方式（群体性消费）、处于特殊的心理状态如将吸食摇头丸后的疯狂舞姿称之为“摇头玩”，因而其偏差行为成为一种特殊的生态形式。
四、青少年偏差行为的人类生态学观
偏差行为的产生、发展、终结是一个经过不同阶段前后联系的进程，是一个由量变积累到质变飞跃的过程，其中严重的偏差行为（犯罪过程）尤其是如此。在这一过程中，偏差行为的主体处在各种生态系统因素相互作用、交叉激化的感染之中，并通过一定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
上述偏差行为的发生、发展过程，不管如何复杂，也不论如何表现不一，促成青少年实施偏差行为的总是其个体所处生态环境的因素系统作用的结果。这是由于偏差行为是人类的意识活动，而人的意识无一例外都是人脑对外在客观世界的反映。
如果说偏差行为是青少年个体的意识活动的产物，那么我们所要表达的即是：作用、指导这一意识活动，使之滋生偏差行为意识的是这些青少年个体周边的生态系统因素的特性。生态环境总体功能从而成为处于其境的青少年个体偏差行为发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俗话所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十分通俗、明快地表述了这一人类偏差行为滋生的生态学原理。概而言之：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实施无一不是特定生态因素影响的结果，而任何青少年偏差行为也都发生在特定的生态系统之中。
通常我们把人类生态系统或称之为人类生态环境因素系统，划分为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两大类。其中，前者是人类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人类的偏差行为一般不产生直接影响；后者则对人类偏差行为构成了一种功能性的整体影响。这一社会生态系统的功能整体可以简略地展示为：
美国芝加哥大学自创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以来，迅速发展为人才荟萃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的圣地。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欧内斯特·沃森·伯吉斯（1866～1966）率先提出了社会学的生态学研究的主张，倡导用人类学的观察和描述方法研究城市生态状况。该学派的许多著名学术思想理论观点，如，城市发展同心圆论、环境解组论、少年犯罪地带理论等，成为分析研究偏差违法犯罪行为与社会环境相关关系的独树一帜的生态学学派理论。
芝加哥生态学学派以芝加哥地区的青少年偏差、违法、犯罪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以下一系列迄今仍然颇具理论解释力和广泛传播力的学术思想：芝加哥各个不同市区地段青少年的逃学、不良交往、吸毒等偏差、违法行为的程度、规模的差别十分明显；城市中心区域是青少年偏差违法行为的高发区、城市中心与城市边缘之间的过渡（中间）地区往往因建筑物破坏、市民流动性强、社会结构松散，每每成为青少年偏差、违法行为的滋生区域，这是由于在此类地区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孕育容忍偏差、违法行为产生和存在的亚文化价值观和负面理想；偏差、违法行为高发区还呈现家庭、学校、社区对青少年行为的监督薄弱、道德滑坡的状况，致使青少年伙伴、群体之间互相仿效并交叉感染不良行径和病态心理。
显然，美国芝加哥人类生态学派具有鲜明的以生态学思想描述人类社区形象特征，并以此作为理论范式去分析研究青少年偏差行为，从而凸现其产生、形成的生态特征，揭示与青少年偏差、违法行为有关的生态环境因素系统结构及时对此类行为矫治、防控功能，形成有利的系统结构平衡、稳定机制，这将成为一个透视青少年偏差行为的新视角。
美国芝加哥人类生态学派还将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引入整个人类社区问题研究，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这一错综复杂的整体在其生态发展方面，既依赖于社会有机体，又与人类社会系统中的其他群体、个体之间相互依赖、彼此共存于一种生态系统之中的动态平衡网络型联系而彼此依赖。这使得人类社区，即便是在当今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由统一政令组织化了的人类社区，各种生命个体活动斗争力量仍然处于生态系统整体功能的制约、控御之中，惟此方能维系人类社会系统的均衡与发展。
奠定西方现代人类生态学理论的基石有二：
其一是源自植物生态学中植物群落共生现象的研究结论。
在植物与环境的关系中，特定区域的植物群体，存在诸多与组成它的个别有机体的特征相似之处。于是在植物生态学中，把这样的一群共同生长在某一特定生态环境中的所有植物种群的组合体，称之为植物群落。在这一生态群落中，所有的植物种群，合则共同生存良好，分则各败俱伤，故谓其为共生现象。
此类植物群落中司空见惯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植物物种，由于不能各自独立生存而共生共长，或干脆一种长在另一种体内（植物学上称为寄生，许多藤本植物系处于寄生状态），但各自获得共同生存、发展的营养与空间的现象，在动物物种中也类似地存在（狼狈为奸中的“狼”与“狈”即为动物物种共生现象典例）。
人类这一物种也存在群落共生的生态现象。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种族、类型的“人类群落”，因历史背景生活在以既有着地缘关系、风土习俗为分野的自然区域，就像植物群落生态区一样；也有着以职务、职业、收入、亲缘区分的利益群体或事业群体所组成的农村区域、工业区域、商贸区域、教育区域、科学园区、娱乐场区等林林总总的社会区域。不管是自然区域还是社会区域，人类社会中总是存在着诸如“屠夫需要面包师的面包，面包师也需要屠夫的肉”之类形形色色的个体或群体共生关系，而且各自然区域与社会区域之间也存在着彼此之间的区域共生关系。因而，可以说每个生态区域都是作为整个人类生存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其二是生物学中的源自物种入侵现象的生态区域内部与生态区域之间的自然平衡过程研究结论。
自然界存在当某一新的物种侵入某一个生物物种生态区，并进而控制该生态区，取而代之地将原来生长在该生态区的物种驱逐出境的生物入侵现象。
在人类生态系统中，这一过程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所谓的相对剥夺之类的社会现象。在人类社会生态系统中，历史上屡屡出现过的种族入侵不仅存在于地区、国家内部的替代关系，甚至演化到地区、国家之间的统治易位。
对于西方学者将生物生态学理论延伸、迁移到人类生态学范畴及其演绎过程的真理性，当然还有待作深入的论证，这恐怕是一个很难避免会出现近代生物学史与社会学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生物进化论、生存斗争学说是否同样也是人类社会普遍现象和规律的敏感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