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183;埃杰的科学诠释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丁论文,思想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062(2012)02－0013－06
美国当代哲学家马丁·埃杰(Martin Eger,1936～2002)的科学诠释学观点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玛丽·海西(Mary Hesse)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对照定义，在双重诠释争论的基础上阐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解释”(interpretation)的不同阶段，并从科学教育的角度，将传统诠释学研究对象的自然之书演变为自然之书与科学之书两种域面；二是通过对当代介入科学理解的两种重要思潮——诠释学和建构论的比较，指出两者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相互借鉴并朝向共同的方向发展，但建构论混淆了实验室生产过程与实验操作经验，诠释学的概念与理论则在运用于理解科学研究中要更为优越。
一 科学研究中的解释阶段
玛丽·海西在1980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和重建》中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进行了比照，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并没有质的区别，而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如同人类学家试着理解远古时代文化中的人类行为并作出解释，物理学家则尝试着理解众多自然现象并作出解释。解释作为诠释学的核心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对待解释的问题上，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曾有过双重解释的争论。尽管二者观点存有分歧，但却并不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因素。
吉登斯认为“就像存在于其他意义结构类型中的冲突一样，在科学中，范例的调解或理论规划的广泛不一致都是诠释学的对象。但社会学不像自然科学，它所处理的是一个前解释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意义的创造和再生产都是力图分析人类社会的冲突。这正是社会科学存在着多重解释的原因。”[1]因为早在理论形成的过程中，社会科学就已出现了理解问题。
哈贝马斯则认为，尽管依靠范式对数据进行理论描述需要第一阶段(stage 1)的解释，但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解释首先与观察者所直接使用的语言相关。这种前理论知识不是作为客体而直接使用的。所以，社会科学中解释行为的初级阶段是必要的。对于所有科学来讲，都存在一个依赖语言学习的解释的初级阶段(stage 0)。社会科学的观察者也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客观得到的语言。
埃杰没有否认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他反思吉登斯与哈贝马斯关于双重诠释的观点及之间的分歧，并列出了科学诠释学中三个阶段的解释：
(1)初级阶段(stage 0)：阅读“自然之书”与履行日常科学实践的数据获得初级阶段。
(2)第一阶段(stage 1)：是解释数据、构建吻合数据的理论构建阶段。
(3)第二阶段(stage 2)：以他种方式解释高阶理论。
首先，埃杰认为，人类学家对待传统时，他们对先前世界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他们在进入到场景的同时，就会找到前解释的世界和语言。在自然科学中，如果某人想参与到一项前沿科学或特殊学科的研究中去，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充分了解该学科的常用术语及专业性概念，包括掌握其科学模型与研究成果。在进入任何一个新领域时，任何人都归入到初学者的行列。每当面对新的研究领域时，科学家经常发现没有自己更专业的说明性语言，研究现象的出现也必须依靠语言来解说，从而达到对该现象的把握。
现象与语言同作为客体密不可分，语言作为交流中介首先应该被当做客体来对待。埃杰认为除了把语言作为认识主体的一部分而存在双重诠释的观点之外，哈贝马斯的双重结构的研究范式，忽略了人作为主体进入到了科学研究，因为有参与者的意愿。当研究者进入研究领域之前，他必须具有“主观意向”，通过不断地努力而成为“局内人”(go native)——这可以用具身化理论来作出诠释，通过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概念、发展历史、常用术语的学习而掌握基础信息。埃杰借用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那个著名的例子对其进行了简单阐述：医学专业学生在有经验的医生的教诲下，领会了X片中影像的含义。之后，这个学生便拥有了独自阅读X光片的技能，这种技能成为他自身的经验应用到今后的X片的判断中去。这样，他掌握的医学知识的意义才真正地显露出来。以概念的意义为例：在他作为初学者的学习中，医学概念作为客体，它本身的意义对于主体来说是晦涩难懂的，类似读者对一句话的每一个词单独进行分析一样，他不会把握整个句子的意义。只有减少对概念本身的关注度，使其从关注中心转移之后，概念的意义才发挥出来。
其次，埃杰关于“科学之书”的论证表现了他的多重诠释的观点。即科学文化领域构成了“科学之书”的一部分，这在语言的学习之前已经进入到研习者的研究之中了。埃杰将传统“自然之书”扩展到了“两本书”。[2]一本是对“自然之书”的阅读。例如医生通过辅助设备亲自检查身体结构并直接获得X片；另外一本是“科学之书”(book of science)，比如医学者根据以往经验与学识所著的论文与著作——这与波普尔的“第三世界”理论极为相似，它记录着理论、实验报告、问题与解决方式等内容，是“客观思想内容、特别是科学思想和诗歌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3]自然之书面向“真实的”对象；科学之书面对的是科学语言描述下的自然，它包含着科学家自身。对科学修辞学的关注也体现出科学之书理应得到更多的分析，分析不仅局限于科学之书是如何形成的，而应该关注“科学的文献”。[4]309科学的研究工作可以是一个实验、一种规则、一个模型或理论，它构成了科学之书的某个章节，科学家不可能完全展示科学研究活动的所有部分，因为它涉及科学研究的本体论问题。科学家“撰写的”科学之书有着自身特殊的解释，并且在一定的语境之下，它不能穷尽所有科学研究活动的条件与环境。[4]318－319埃杰认为科学的诠释学所要面对的是科学之书而不再是自然之书，诠释学中的解释行为建立在科学之书的构成而非阅读之上。也就是说，科学知识通过研究而产生，并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再通过传授者的社会化普及，最终被研习者接受。在这个过程中，传授者承担着传播、复述的任务，研习者成为了科学认知产物的受益者。之后，他们又成为了相关科学的“局外人”介入到该项科学本体中。[4]323
二 社会建构论的协商思想
社会建构论观点中有科学诠释学因素的体现，尽管诠释学与社会建构论都强调科学研究中建构的作用，但二者之间的区别仍不容小觑。埃杰以对比的方式论述其科学诠释学思想，一方面展示了诠释学与社会建构论观点的关联与差异；另一方面指明了诠释学的概念与理论在科学研究中的运用优于社会建构论。
社会建构论在推进知识的社会性研究的过程中，否定了自然界对科学知识形成的影响，特别是强调人工环境和非自然因素在知识生产中的绝对作用。认为知识的建构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是人类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者相关的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5]社会建构论者将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作为先声：在库恩看来，社会共识(consensus)决定了“自然”而不是自然决定了科学共识。[6]据此，社会建构论者提出了“协商”(negotiation)理论。
“协商”(又称协定、磋商)原指人们为达成一致而进行的正式谈判。通常被认为是指不同团体为获得经济或政治利益的目的而达成的一致。协商在社会建构论者那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它将所有活动都与社会兴趣关联起来，这样的结果就是同化了不同种类的活动，并将其全部冠以“社会的”标签。社会建构论的代表柯林斯(H.Collins)所强调的协商的受益者，包括了科学家群体及广泛的社会集团。他认为“只有通过社会构造，科学争论的‘逻辑’才能得到支持。几乎没有科学家真正深入观察过争论过程中的其他观点——都是协定”。[7]
社会建构论者引以为荣的成功协商的范例之一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科学在行动》一书中提出的：20世纪初期，美国海军建造吨位更大、作战能力更强的战舰却时常在海上迷路。原因是由于传统的磁性罗盘由于处在四周都是钢铁的环境里而失去指南效果。斯佩里(Elmer Sperry)建议海军放弃磁性罗盘而改用陀螺罗盘。他在美国海军的资金资助下，成功地改进了陀螺罗盘并应用于海军战舰。美国海军重新获得海上霸权的能力，斯佩里的陀螺罗盘也成为轮船与飞机的重要仪器之一。
此外，社会建构论者认为任何科学研究中都存在着协商，即便在数学与逻辑中也不例外。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1976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意向》一书便对数学与逻辑学中的协商作了论述。当一般性概括出现与随后出现的一反例冲突的时候，就必须经过协商重新定义或者对其加以限制条件。例如，拓扑学的多面体欧拉公式：P是一个多面体，V是多面体的顶点个数，F是多面体的面数，E是多面体的棱数，X(P)是多面体的欧拉示性数，则满足V＋F－E＝X(P)，当且仅当在简单多面体中，X(P)为2，如果多面体同胚于一个接有h个环柄的球面，那么X(P)＝2－2h。欧拉示性数是拓扑不变量，多面体的定义就是在这样的协商中完成的。这种协商局限于对多面体欧拉公式使用的恰当性的争论，通过协商过程完善欧拉多面体公式的适用条件。
“协商”理论在英美国家获得的广泛认可已经不言而喻，而埃杰真正关注的是“协商”理论如何应对科学工作中的分歧、处理理论之间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在科学诠释学中对类似的情况如何作出阐释。与社会建构论所使用的“协商”一词不同，在上述多面体定义的例子中，科学诠释学用“对话”来替代“协商”，用以阐明前理解的存在及数学家与传统的遭遇及数学家们之间相互的交流。
除此之外，在太阳中微子研究的过程中，社会建构论的协商也显露出其弱点。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就开始测量抵达地球的中微子，然而有关结果仅为根据太阳活动理论算出的几分之一，探测结果与理论不符意味着当前的太阳活动理论或中微子理论至少有一个存在问题。那么按照社会建构论的协商理论，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避免，只要通过协商来协调、平衡结果与理论之间的关系，但事实远不止这么简单。
首先，社会建构论者过分强调实验本身是解决争议、达成共识的过程，实验结果是协商出的结果。那么，按照他们的说法：巴赫恰勒曾说服戴维斯加入到太阳中微子的研究是一种协商，这种协商是针对太阳中微子研究的实验结果的；而在戴维斯加入到实验研究中之后，听取他人建议研究中微子而进行的协商是针对实验过程的，科学实验的结果与复杂的实验过程是两码事，社会建构论将这两种性质的协商混为一谈。
其次，虽然“科学活动中存在着‘磋商’这种社会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知识是由社会条件决定的，而可能是由科学家认识战略失误导致的。”[8]并且由于社会建构论者刻意强调社会性因素对知识形成的制约，使他们意识不到科学家长时间不间断的努力、探测与观察设备改进、新数据的获得等非社会因素对科学研究本身所形成的影响。
埃杰对社会建构论“协商”理论普适性的扩张持批判的态度，并认为在复杂实验中，协商的作用仅限于科学家之间的配合与协作，整个实验的操演——包括实作的程序与实验结果——则不能依靠社会建构主义的协商理论。虽然科学工作“始于与某种具体情境关联及对此情景的深刻理解”。[9]259但协商理论把任何活动都与社会因素牵系在一起并冠以“社会”之名，则过分地强调非科学因素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使人们把协商的结果当做唯一的、客观性的科学解释，使“真相变得模糊，把科学神秘化”，[9]8成为人们认识和评价错综复杂的科学进程的绊脚石。
三 “实验者回归”与“诠释学循环”
让我们返回埃杰列举的太阳中微子研究的例子中。人们把中微子作为承载着信息的中介，所有的理解都是通过设备与对这些粒子的前期研究所得出的。但是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却发现，中微子有的时候是作为研究客体进入到研究过程。这样就陷入了一种循环：要想了解太阳核心必须通过中微子，但是要了解中微子，似乎必须要研究太阳核心——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太阳产生的中微子及解开中微子是否转化成为其他物质之谜。这就是处在主体的所有前理解与客体的回馈之间，并且可以影响主体前理解的循环，反之亦然。[9]97
社会建构论将此过程描述为“实验者的回归”。在其《改变秩序》一书中，柯林斯通过对韦伯引力波探测实验的思考，提出“实验者的回归”(the experimenter's regress)概念，即“一个原始实验是否成立取决于实验结果r是否为真，r是否为真需要通过重复实验的检验者用适当的仪器来加以检验，而检验者的能力和仪器的适当性需要用其实验结果r′是否为真来衡量，但是我们又不知道这个检验的测量结果是否是真的，r′是否为真取决于r是否被相信为真……如此无限回归循环。”[10]正如柯林斯在跟踪引力波实验时所发现的那样：科学家要探测引力波，首先要知道引力波是否存在；要知道引力波是否存在，就要知道实验操作是否得当；要知道实验操作是否得当，就得看实验是否得到了正确的结果；然而，结果是否正确又要取决于引力波是否存在。[11]
夏平(Steven Shapin)在《利维坦与空气泵》中对实验者重复实验实作的分析再度诠释了实验者的回归。中微子研究过程按照这种方式可以表述为实验客体与仪器设备之间的互存关系。即：为了获得实验的正确数据，我们必须适当地使用仪器、操作得当；为了检验是否正确使用仪器并操作得当，就需要根据实验是否得到了正确的数据。那么，那些持传统科学观的人主张用可重复性实验来确定科学知识的观点，就得不到有效的结果。无论是柯林斯还是夏平都认为，只有依靠社会协商机制等非科学因素进入到整个过程中，才会打破这种回归。
希兰(P.A.Heelan)从科学诠释学维度进行了分析。由于关涉到仪器(或设备)使用，这种主/客体之间的相互牵制作用，导致了主/客体划分界限的改变。他提出“具身”理论，即人们融入环境或“参与”世界的方式，来讨论人工物或技术的应用。他认为，人们通过仪器(或设备)观察某些现象，一旦这些仪器(或设备)成为主体的一部分，便形成主体知觉器官的延展。在这种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具身关系，即人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物质化的技术或人工物就包含在这种关系中，它融入了人们的身体经验中。现代科学的研究离不开科学家对具身的依赖，具身已经成为科学家存在的方式。埃杰接受了这种理论并举例说：就像宇航员一样，他们需要穿着特殊制作的航天服，这种独特的服饰可以帮助宇航员从容地在异己的环境中继续他的研究或活动，它已经成为宇航员身体的一部分，是肢体的一种拓展。航天服是人工技术的体现，它经受各种条件与环境下的测试、并根据使用者的反馈来提升。但是航天服的穿着与使用是一个学习过程，那么，自然科学是否是诠释学的则深入到学习过程本身是否属于科学的一部分了。也就是说，学习的过程与学习对象相关联，这里涉及主体/客体的划界问题。装备完毕的宇航员是属于主体还是属于客体模糊不清。由此我们联想到，当我们谈及科学的语言、实验的设备与仪器的操作时，是针对研究者本身还是整个研究过程呢？如果说航天服只是为了提供一种在外界环境下进行科研的条件的话，就忽视了这样一种事实，即航天服本身已经“具身”到我们的科研过程中。比如说，登月航天服要适应月球引力、压力、辐射及月球温度变化，在整个科研过程中，航天服首先是作为客体进入研究过程的核心，一旦研制成功并装备到航天员身上形成一种具身关系时，便被当做主体的一部分或多或少地忽略掉了。[4]303－328
埃杰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仪器(或设备)被当做主体的一部分，这样，主体被明显地扩大了。而只有产生争论或出现质疑的时候，这些仪器才作为认识客体而重新获得被独立对待的权利。它被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ed)的同时，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内，作为一个实体被重新语境化(recontextualize)成为新的研究对象。这样的结果就是模糊了主客体之间的界限，使一些客体纳入到主体的工具范围之内，成为主体的一部分往往被人们忽略。
除此之外，实验中的众多仪器的读数是作为“中间数据”而存在的，例如温度计、记录指针、计时器等等人们常而易见的仪器，尽管它们在实验中都取得了对实验起意义的数据读数，但却因为“它们并不构成被最终使用在文章里的可见显示”，[12]而作为一个阶段性的辅助数据，失去了其作为客观事物的必然属性。
图1 科学实验研究中主客体的划分
所以，科学研究中的主/客体分界并非一成不变，它在日常实验者的具体实践中会发生移动。仍旧以太阳中微子研究为例，埃杰把主体、客体的多元划分以图1[9]98方式呈现：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主/客体二元划分已经被多元划分所取代。不同的观察设备进入到主体成为观察主体的一部分，形成了不同的观察角度得到不同的观察结果。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改善了的设备不断地进行观察，拓展观察主体而不断得出新的结论。
关于“实验者的回归”观点，持科学诠释学观点的学者们认为，由于存在意义的理解，这种“回归”或“循环”必定存在，因为理论和实验是诠释世界最科学的方式，这种循环证明了前见所在。太阳中微子的整个研究过程被当做是科学家与传统(理论)或是历史之间的对话。当理论与实验数据吻合的时候，旧的循环被打破，但是作为存在意义基础上的诠释学循环却仍在继续。当某个新假设出现且无法用原有理论论证的时候，会出现新的对话过程。直到科学家找到这种下一个突破点之前，这种由核物理到太阳模型再到中微子理论之间的循环必将一直存在下去。
埃杰把这种前科学与传统之间的互涉认作诠释学研究科学的重点。无论面对任何诘难，诠释学始终关注前理解问题。我们知道，在量子力学的表述方式中，矩阵力学与波动力学是完全等价的，它们只应用了经典力学中的哈密尔顿函数。狄拉克提出并由费曼建立了路径积分的第三种表述——它使用了经典力学的拉格朗日函数。在建立路径积分的过程中，费曼必须充分了解狄拉克关于量子力学中拉格朗日函数的思想，并设想其是正确的，通过从拉格朗日函数推导出薛定谔方程的办法，来佐证路径积分的方式适合对作用量原理的表述以及对量子力学的诠释。所以，“科学工作总是得益于前有、前见与前概念的把握。”[9]54从科学诠释学角度来看，即“预设了关于初始检验条件的陈述，这种理论假设是不可以用来预测实验结果的。这些初始条件的确定反过来又依赖于受理论支持的类似规律的法则，这些法则的证据也同样取决于不断扩大的理论假设。”[13]虽然在对科学的描述上，社会建构论者使用与诠释学循环相平行的词汇，且他们的观点也对公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埃杰仍然主张，在中微子研究例子里，通过对社会建构论与现象学词汇并行比较，还是坚持使用诠释学词汇更适合一些，在自然科学描述中，它更具有前瞻性。[9]100
概而言之，马丁·埃杰的科学诠释学思想是以科学教育中的诠释学分析为筑基、通过诠释学与社会建构论关于解释自然科学现象所使用不同方式的对比建立起来的。他告诫人们必须清楚地知晓社会建构论与科学诠释学之间根本性的差异，包括某些社会建构论观点对科学的误读给科学诠释学研究带来的困扰，同时也提醒人们必须注意到诠释学解读科学所存在的弱点，以及如何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相辅相成。埃杰致力于诠释学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研究，在二者关乎解释、客观性与普遍性的基础问题上作出巨大的贡献，以此视做自己毕生的事业。除此之外，博学、睿智的埃杰成功地将诠释学从人文社会研究触及到自然科学研究，通过对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以及哈贝马斯的诠释学观点中科学诠释学维度的思考，他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诠释学哲学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与后经验主义——例如托马斯·库恩等人关于科学的诠释学维度的观点——不谋而合，这种与后经验主义观点的融合，弱化了后经验主义者在理想化的客观真理上对科学诠释学的攻讦。由此，埃杰的科学诠释学观点开阔了自然科学研究的视野，推进了诠释学向自然科学研究的进发，指明了诠释学的概念与理论在科学研究中的运用，优于社会建构论及其他社会科学。当然如他所言，对科学本身来说，任何探究方法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诠释学接近科学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科学与其传统间的交互作用。
［收稿日期］2012－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