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巴核试验事件告诉我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核试验论文,告诉我们论文,印巴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曾经几时，冷战结束后，人们以为世界终于可以摆脱战争恐怖的梦魇，都在为冷战后世界的普遍和平谱写和谐乐章。但事实上，冷战后的世界并不太平，中东、巴尔干、非洲、中亚等地区都陷入了纷争与动荡。有人统计，从80年代末冷战结束，到90年代中期为止，短短六七年时间内，世界各地爆发的大大小小的地区冲突，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冷战40年内总计发生的区域性冲突，于是，各种悲观的哀叹与警告又纷纷出笼。人们不禁要问，世界到底怎么了？
最近，南亚地区又爆出了一个引起全世界为之注目的热点。1998年5月11日，印度宣布它在时隔24年后的当天，进行了三次地下核试验， 巴基斯坦对此立刻作出反应，发誓将采取行动对付它所感到的威胁。 5月13日，印度又进行了两次地下核试验。5月28日， 巴基斯坦宣布进行了5次核试验，30日又进行了2次。南亚地区陷入了一场危险的核游戏，国际社会对此纷纷谴责和深表忧虑，人们也因此对冷战后的世界捏把冷汗，对冷战后世界的发展趋势感到迷惑。印巴核试验对冷战后正形成中的国际秩序提出了严峻挑战，其影响绝不仅限于南亚次大陆。
现实主义的困惑：权力模糊、安全两难、均势危险
有人认为，印度政府之所以在1974年5 月作出向核武器国家冲刺后，再次选择发展核武器的政策，是因为它想向世界表明它是一个大国，它有资格进入联合国安理会，成为常任理事国。在外人看来，世界上目前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是公开的核国家，这给人以一个错觉， 即要成为常任理事国，拥有核武器似乎是其中一个条件。对此，人们不禁要问，事实果真如此吗？
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唯一的任务就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强权，国际政治归根结底就是“争取强权的斗争”，而在诸多强权构成要素中，战备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但是，这种现实主义权力观早已遭到人们的批驳，在过去时代，至少是在二战以前，权力的标志也许是军事实力、领土征服，而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军事实力虽然仍是构成国家实力的重要要素，但要将这一力量转化为国家权力，已越来越困难。军事实力只有通过两种途径才可能转化为国家的对外权力：一是直接的军事征服，但对军事行动本身的成本及维持对被征服领土统治的成本预计使行动决策者不敢贸然走上这条道路；二是利用军事实力的相对优势，通过威胁使用武力迫使他国奉行自己所希望的政策，改变自己所不愿看到的政策，但武力威胁与军事征服同样被世界道义所谴责，而且，这两条途径都越来越难以行得通。
从当今时代特征来看，符合时代精神的权力要素，更多地来自于这样一些方面：经济的繁荣，既促进了本国人民的福利，又能带动世界经济的增长（通过进出口贸易、吸引投资和向外投资）；文化的吸引力和包容性；在国际社会上负责任的精神和行为，等。如果以这些方面来衡量印度政府的追求大国行为，那么结果很可能与其愿望背道而驰。6 月4日中美英法俄五大国外长紧急磋商后，一致同意尽管印、 巴进行了核试验，两国在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前都不能被视为核大国，也不能加入由现有的五个大国组成的核俱乐部。因此，印度现政府追求大国地位的努力看来难以被国际社会所承认。其实，从对世界的价值贡献这一角度看，倒是在50年代印度和中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的国际准则时，它所享有的国际地位比现在要高得多。
当然，追求权力是外人对印度发展核武器战略的一种分析，印度自己却是精心编织了一些安全理由。在印度核试爆的一周前，印度国防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散布了中国威胁论，他公开煽动说“中国是潜在的头号威胁”，“中国的潜在威胁要超过巴基斯坦，任何一个关注印度安全的人都会承认这个事实”，并说看来印度下一步不可避免地要研制核武器。可惜，国际社会当时对费尔南德斯所发出的这一信息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核试爆后的5月13日， 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给美国总统克林顿写的信中，再次污蔑和攻击中国，为其核试验辩解。
其实，无论印度政府怎样借用安全理由为其遭全世界谴责的行动辩护，它都从现实主义的一个误区跳入了另一个误区。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对权力的争夺，这一理论遭批驳后，现实主义的修正者——以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或称为结构现实主义，改而强调国家的首要目标不是争夺和扩大权力，而是确保生存和安全。因为国家的生存环境从根本上说是无政府的，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自助，因而其首要的、也是起码的目标就是安全，舍此，就谈不上其他目标。新现实主义揭示了国际体系的特点，但它没有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国际体系的特点，因为每一个国家追求安全的努力都会被有关国家看成是对它们安全的损害，迫使它们作出提高安全的努力，而后者的努力又损害了前者的努力，安全因此而进入一种两难，沃尔兹的理论构建也因此而走进了死胡同。
看来，新现实主义无法为印度政府的核政策辩护。5月20日， 印度内政部长拉尔·克里希纳·阿德瓦尼声称：“到目前为止，印度对类似的挑衅行为一直是被动地作出反应，在两天前召开的（政府）会议上，我们作出决定，将以主动的方式对付未来发生在印度领土上的不幸事件。”而巴基斯坦被迫作出相应的增进安全的举措后，印度就难以再进行核讹诈了。它对自己的安全估计，不见得就比拥有核武器前乐观。
确实，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其中任何行为体都无法逃脱安全两难的困境。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旧的零和安全观，要走出困境也不难。放弃谋求绝对、单方面安全优势的企图，树立相互安全的观念，这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唯有互相承认对方的合法安全，并逐步建立确保相互安全所需的信任和沟通机制，真正的安全才是可能的。
南亚地区陷入核军备竞赛的泥淖，与现实主义的第三个误区——均势观念也不无干系。虽然西欧300 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均势并不能保障国际社会的稳定，但许多人对此仍念念不忘。美国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的世界地位相对于其他力量的兴起而言，正在走向衰落。不过，即使衰落的美国也仍将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只是在领导世界、维护其领导地位的方式上，不得不有所变化，从发号施令转而借助联合国、借助在其他新兴大国间维持均势。
其实，均势概念本身就是含混、不确定的，厄恩斯特·哈斯曾经列举了8种均势概念。但有些是相互矛盾的， 例如实施均势政策的国家本来的愿望是保持体系秩序稳定，但体系内成员间力量的消长又是无法逃避的铁律，这势必要求体系作经常性的力量调整，以避免力量消长所造成的失衡，而这种调整又带来了体系的动荡，有时甚至是大规模的动荡，近代欧洲体系内部力量的平衡就是以每个世纪发生一到二次大规模多国战争为代价的。显然，旧的均势理论与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目标不相符。
把均势理论运用于南亚次大陆，很可能产生难以预计的后果。首先，它会加剧该地区内部的军备竞赛；其次，南亚次大陆并不处于封闭状态，很多观察家估计，该地区拥有核武器可能会刺激中东阿拉伯国家，伊拉克新闻部长哈利克在6月5日对记者说，“阿拉伯国家的最大利益莫过于拥有自己的武器来对付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扩张主义政策和这个国家的核武器和战略武器库造成的危险”，并批评英美对伊拉克实行双重标准，“虽然在伊拉克拒绝让美国武器核查人员进入一座大楼之后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一项威胁要对巴格达进行军事打击的决议，但是安理会并没有召开这样的会议来审议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试验。
事实上，均势理论否定了某一国来领导世界的可能性，这是对的，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强大到能有足够的财力、物力支撑其领导世界的地步；但当均势理论片面强调国家之间的对立和竞争关系时，它就迈入难以自拔的误区。国家之间只有本着友好协商、合理竞争、共同管理，世界才能赢得稳定和繁荣。
自由主义的困惑：制度失灵
冷战结束，自由主义的继承者——制度主义曾以为他们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印巴的核试验，却使他们不知所措。
制度主义首先接受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前提，但他们又认为不应仅停留在现实主义的层面上，国家之间除了竞争、夺权外，还会根据理性预期，艰难地发展出起初的合作。这种合作为国际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而制度又能使国家之间的交往减少不确定的风险，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各方都受益。
制度主义并不想给人以理想主义的印象，它指出尽管制度能使各方都受益，但国际制度的后果不会是政治中立，制度肯定会比较有利于那些制订规则的权威国，因此，在国际行为体中肯定会存在不服从的现象。但是，制度主义认为至少有两方面因素可保证制度不至于因不服从而失灵：一是处于劣势的国家难以负担建立新制度的费用，这使其即使获利不大，也只能接受大国供给的现有制度；二是制度制订国可利用自己的声望胁迫他国服从，例如在海湾战争中，美国利用了自己的声望劝止以色列对伊拉克的导弹攻击实施报复。
在制度主义看来，国际制度，是由有能力的大国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置身其中的大户、小户都能享用。小户虽然无能力对规则制订施加影响、从中的收益也许相对较小，但好处是可免费享用制度公共产品，无需为此付出成本，如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就搭了美国的安全便车，从而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制度霸权主义还认为，即使最初为大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贡献国，在自身实力衰落后，也可借用制度的稳定性继续保持其霸权地位。
核不扩散机制就是当初美国等亲手建立的典型的国际制度。1968年1月7日，美、英、苏和其他59个国家分别在伦敦、华盛顿和莫斯科缔结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核国家保证不直接或间接把核武器转让给非核国家：非核国家保证不制造核武器；停止核军备竞赛，推动核裁军等。1970年3月5日，该条约在联大正式生效，1995年5月11 日在联合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审议和延长大会上，全体成员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决定无限期延长该条约。但是，印巴核试验一例表明：一、人们对制度不服从者无能为力，二、制度违反的成功会使其他制度不满者竞相仿效，制度可能因此名存实亡。
制度稳定论者面临着进退两难的窘迫：如何结束这场制度危机，不了了之？这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非核国可以通过这种途径强行跨越核门槛、跻身核国家之列。美国的重头安全政策——防扩散就会令人怀疑。如果美国自己也因此对此制度产生动摇，认为核武器已扩散到在它看来是不负责任的国家手中，那么它会加紧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制、开发和部署，从而使军备竞赛从区域范围外溢到世界范围。这是全世界都不希望看到的。通过制裁、威胁的途径迫使印巴放弃核武装道路，看来也难以行通。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话：建立公正、 多层次的协调体系
现实主义对国家权力、安全和利益的强调，只会给无政府的国际秩序雪上加霜。他们应在国家本位基础上，增加一些对国际安全、国际利益的关注和界定。人人自助的结果，是集体秩序的崩溃。自由主义及其制度主义，在工业化国家之间确实已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但却无法解释冷战后发生在巴尔干、中东、南亚、非洲等地的事情，在这些地区，经济利益并未战胜民族主义、种族和宗教情感。因此，制度主义借以建立的整个基础——理性预期，在民族主义等带有非理性成分的因素面前难以起作用。
目前，多极化的趋势已定，身处该趋势中的大国，可以有三种选择：单边行动、结盟、大范围的多边合作。单边行动可以逃避国际事务，也可以获取凌驾于他国的权力，通过命令或建立制度进行霸权统治。这种单边政策于己于人都是危害，回避国际义务只会导致普遍的保护主义，而霸权统治从未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但结盟对于和平同样是有害的，1870—1914年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大国协调体系通过结盟走向两极对立的竞争联盟体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看来，可供选择的政策最好是建立大范围的多边合作体系。即：
（一）全球多边合作和协调应是一个开放的民主体系，而非某些制度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个别国家从中攫取利益、维护特权的手段。开放需要文化、精神的开放，人类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不可能有某一种文化和价值能被普天大众都接受、认可，历史只会在各种文化的交流、交融中前进，而不可能终结；开放也应体现在制度上，制度得以建立和巩固本身就需要以促进共同利益、而非谋求特殊利益为前提。就核不扩散机制而言，其目标和宗旨都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但正如前文所说，一、核超级大国首先应明确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然后采取真正的核裁军；二、核武器与整个安全需要是不可分割的，常规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需要一定机制防止扩散；三、在禁止核武器扩散同时，应加快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的和平利用核能建设，无条件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核能，而不是像现在有些国家所做的那样，在技术援助同时施加种种有损国家主权的条件限制。只有这样，才能说服无核国家不发展核武器，核不扩散机制才能有效运作。
（二）多边合作、协调体系应是多层次、立体的结构，国际社会致力于全球大国协调、合作同时，也应充分照顾、考虑区域的、小国的利益和安全需要，建立起区域性的交流、协调机制。否则，区域危机会危及全球的协调和合作。以南亚地区而言，当印度试爆核装置后，某些国家不正面考虑巴基斯坦的安全需要，想以经济援助的利诱换取后者接受其安全损失，这显然不符合现实。
（三）放弃针对特定对象的防御安全联盟，建立真正的集体安全体系。任何针对性的安全联盟，只会促使潜在对象作出增进自身安全的努力，从而有损于世界或区域的和平与稳定。80年代末90年代初所发生的国际格局转换，与历史上以往的几次格局转换都不同。以往的转换是通过战争来实现，有战胜国与战败国之分，转换后的新格局也更多地体现了战胜国的利益。而这一次转换是和平实现的，无战胜国与战败国之分，新秩序的建立需要所有各方力量共同协商形成。但有些国家却视自己为战胜国，认为冷战结束给他们带来了普及他们的制度、价值的机会，这种想法势必会引发新的冲突。
印巴核试验事件本身，给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国际政治理论及某些信奉这些理论的战略家、政治家敲响了警钟。只有谋求建立公正、开放、民主的全球、区域体系，才能赢得持久的和平与稳定。如果固守旧的观念和指导思想，世界就会刚走出一场冷战灾难，又陷入另一场新的灾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