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华商专题
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的筹设与成立
朱庆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0）
［摘 要］ 清末新政以来，清政府对商业的发展更为重视，对海外华侨也更为关注。清廷在中国各级城市设立商会，并希望在海外华人聚集区设立华商会。张弼士受清廷派遣前往南洋进行商务考察，并劝导当地华商设立商会组织。1905年底，张弼士抵达新加坡，发表演说，劝导新加坡绅商设立中华商务总会。新加坡绅商积极响应张弼士的号召，先后召开六次筹备会议，选举商会总理、协理和议员，向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和清政府申请注册和批准，并积极制定商会章程，置办商会会址和器物，使得商会正式成立。
［关键词］ 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张弼士；吴寿珍
1905年末，新加坡华人开始筹设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先后经过六次筹备会议，于1906年3月16日选出商会总理、协理及议员，又于4月14日获得海峡殖民地政府特免注册存案，最终在6月3日召开商会正式成立大会。颜清湟认为商会在1906年3月16日开会选举议员，因此是商会正式成立的日子① 颜清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清政府的关系，1906—1911》，《东南亚华人之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71页。 。李秉萱专门著文对商会的成立日期进行考证，虽经过许多论证，最终得出与颜清湟相同的结论，即商会的正式成立日期为1906年3月16日② 李秉萱：《中华总商会正式成立日的考证资料》，《文献解读与历史叙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角色和功能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19—224页。 。已有研究对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的筹设和成立过程都是语焉不详，对其成立时间的考证更是错漏频出。因此，本文拟爬梳相关史料，细致分析商会的筹设与成立过程，重新考证商会正式成立的时间，理清商会成立前后的基本史实。
一、清政府派遣张弼士到南洋劝设华商会
庚子之变后，清廷为挽救危亡，推行新政，推出一系列促进实业发展的政策，其中就包括令各省督抚以官爵作为奖励，招揽南洋富商回国投资。1903年3月21日，光绪帝发布谕旨，“南洋各埠，多有华商出洋贸易，熟悉中外情形，尤深明于君国身家互相维系之义。虽侨居海外，心恒不忘故土，其忠爱悃忱，朝廷深为嘉尚。叠经谕令沿海各省，于流寓华商回籍时，设法保护。现在振兴庶政，讲求商务，一切应办事宜，全在得人，尤应体恤商情，加意护惜。各埠华商人等，凡有因事回华者，其身家财产，均责成该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切实保护，即行妥定章程，奏明办理。傥有关津丁役、地方胥吏，及乡里莠民，藉端讹索，即予按律严惩，决不宽贷。着即由沿海督抚，及商务大臣，出使大臣，剀切晓谕，宣布朝廷德意，俾众咸知。”① 《清德宗实录》卷512，光绪二十九年二月戊申日，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册，第7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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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招揽南洋华商的最佳代表是张弼士。张弼士发迹于印尼，在南洋各地区均有投资，是南洋巨富，在华商中备受推崇。例如南洋的廖内以椒蜜业为重要行业，当地华商在选举椒蜜业领袖时推选陈樽为总董，推选的一个重要缘由便是他“与张弼士侍郎为三十载心交，遇事多资倚畀，张侍郎知人有素，宜其克孚众望，深得人和”② 《得人则盛》，《槟城新报》，1906年3月20日。 ，足见张弼士在南洋华商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张弼士在国内也有许多投资，如张裕公司、粤汉铁路等，并且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清政府给张弼士册封了不少头衔，并且担任清政府的官职，他于1893年被任命为清政府驻槟榔屿领事，1895年又升任为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1903年6月14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召见张弼士，赏赐侍郎、三品京赏候补，待商部成立后由商部大臣差遣任用，并派其奉命前往南洋考察商务、招揽华商。张弼士奏陈“振兴商务条议”十二条，其中第十条便是招徕外埠商民。张弼士指出朝廷虽有意招揽南洋华商，但南洋商民对清廷的信任度不高，清廷“息借商款、昭信股票、绅富捐之类，皆不能实践前言”，南洋华商惟恐朝廷政策“朝令而夕改”，“民情已多疑”，“非有一二事昭示大信，恐不足以坚其内向之心”。他建议应在公司注册上给予南洋华商便利，使南洋华商在国内开设公司能受法律保障，不被朝廷官员责难③ 《张弼士侍郎奏陈振兴商务条议》，《日日新闻》，1903年8月11日。 。
1903年8月，清廷设立商部，颁行《商律》《奖给商勋章程》和《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奖励实业，振兴商务。1904年政府颁发《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谕令各省设立商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而于商务稍次之地，设立分会。”④ 《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1904年，第204页。 上海率先于该年年初改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为上海商务总会，同年11月天津商务公所也改组为天津商务总会。稍后，全国各通商大埠和重要城镇亦相继创设商务总会和商务分会，而海外华侨商会的成立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1904年10月21日，张弼士再度提呈招徕华商振兴商务奏折，张弼士呈报自己在南洋考察商务的情形，指出南洋华商仍多有疑虑，担心南洋华商回国投资不能享受与西方商人同等待遇；另外中国官商隔阂，奸商、盗匪横行，资本安全得不到保障。张弼士还指出南洋华商多为闽粤人士，建议政府从发展闽粤农工路矿着手，“动之以祖宗庐墓之思，歆之以衣锦故乡之乐”，同时编练劲兵，对付两广之土匪，维持华侨投资环境的安定⑤ 《张振勋招徕华商振兴商务奏折》，《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4—105页。 。商部对张弼士的奏折颇为重视，并令张弼士再度前往南洋考察，劝设商会，招揽外资。10月30日，张弼士致函商部请求时宝璋一同前往南洋考察，他在函件中指出“考察商务必须亲历各埠，博访周咨，在需才佐理。查有商部保惠司郎中时宝璋，才优操洁，练达商情，共事有年，知之最悉，如调充参赞，一切事宜必能相助为理，有裨要政。”商部认为“时宝璋办事认真，深资得力，从前游历南洋各埠，熟悉情形，现准该大臣咨调参赞商务事宜，拟即派令随同考察，以资臂助。”⑥ 《奏为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张振勋拟调用时宝璋充参赞随同考察》，清代宫中档奏折与军机处档折件，编号164004，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张弼士面见圣上以及即将南下考察的消息很快传到新加坡，他在国内设公司、建铁路、募资金的举动都被南洋华文报纸刊登报道。《叻报》与《槟城新报》等报刊在张弼士作为钦差大臣抵达南洋之前，已用多日的版面连载张弼士奏陈振兴商务条议，对张弼士的条议陈广为宣传。
1905年8月11日，张弼士和时宝璋等人正式赴南洋考察。张弼士首先前往槟城考察，受到槟城华商热烈欢迎，并由槟榔屿华人商务局举办茶会，邀请张弼士发表演说。张弼士在演说中提出朝廷对商务局的法令，“凡各省各埠如有公立公所及商务公会，应一律改为商会，公举总、协理及董事”，因此他建议槟榔屿商务局改名为槟榔屿中华商务总会。槟榔屿商人积极响应清政府及张弼士的号召，改名为槟榔屿中华商务总会① 吴龙云：《遭遇帮群：槟城华人社会的跨帮组织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作室，2011年，第128页。 。1905年12月9日傍晚7点，张弼士一行抵达新加坡，吴寿珍、叶季允等50余名闽粤华人前往码头迎接，并安排同济医院为行辕。“沿街诸铺户悬灯结彩，高挂龙旗”，“冠裳济济，行者塞途，观者如堵，洵极一时之盛事”。是晚，吴寿珍等在行辕设宴公请张弼士等人② 《恭迎星使》，《叻报》，1905年12月12日。 。12月11日，张弼士先后拜访制军和华民政务司，而时宝璋则致函新加坡西商会，“详询商务诸事，并请定期会晤，得以咨访各情，庶便中英商务日益加增，中英商情日益亲厚。”③ 《钦使行辕初志》，《叻报》，1905年12月13日。 12月14日中午，新加坡绅商复在同济医院大堂宴请张弼士，散席后张弼士登台演说，指出“至于叻中商局所最要者，系在勿分畛域，无论闽潮粤琼客籍，均视同一体，有事则彼此通融，互相照应，其最要者则在创设商会，不但使商情联洽，声气相通，且商权可由此而兴，商权既兴，则诸事易于措办，即学堂一事亦可由商会设法成之。我中国近因贫弱之故，每每见轻于外人。商会之兴，即为富强基础，故甚愿诸君亟成此事，倘仆之力有能办到之处，无不勉助诸君一臂。”时宝璋随后发表演说，认为“商会之益，不特有益于国，并且有利于商，协助扶持，彼此均可通融交际，甚有国家所难办到之处，商会亦可设法为之赞助，克底于成，可知商会之要，实不可以缓图。仆近日身历坡中，目击商货通流，商情联洽，私心切慰，惟奈近年商况颇不如前，是正宜设法以挽救之，惟愿诸君即选定日期，传单邀请坡中诸商号共谋创兴商会，当乘星使在叻，观成此事，尤为妥惬。”④ 《钦使行辕再志》，《叻报》，1905年12月16日。 新加坡华商亦认为新加坡为商贾云集之地，但商会犹未创设，诸凡要举，多付缺如，是皆由倡率乏人。张弼士在答词中再次谈及“商务联则团体固，团体固则魄力强，将来商会既成，即可与内地各处商会联为一气，则办理诸事，呼应通灵，惟愿诸公勉力劻勷，无分畛域，不特华商宜相联络，即与西商亦宜推情相处，以期共保利权。”⑤ 《新加坡中国绅商上张弼士侍郎颂词暨侍郎答词并录》，《叻报》，1905年12月18日。
二、新加坡各帮华商召开六次筹备会议
新加坡华人社会是一个帮群社会，华人与华商都以其籍贯所在地分为各帮群，整体上可分为闽粤两帮，更细致地划分又有漳州、泉州、永春、潮州、广府、客家、琼州等帮群。张弼士倡导闽粤诸商合作共建商会，得到闽粤商人的积极响应。为筹备商会成立事宜，新加坡各帮华商先后召开了六次筹备会议。其中前两次为各帮商人共同集议，后四次为各帮单独筹备。六次筹备会议的时间是1905年12月18日至1906年2月22日，历时约3个月。前两次筹备会议在《叻报》上有详细记载，后四次会议内容并未登报，笔者翻阅1906年新马的华文报刊如《叻报》《槟城新报》等，均未发现相关信息，其会议情况不得而知，因此本节只能介绍前两次筹备会议的具体情况。
第一次和第二次筹备会议由各帮群华商共同参加，讨论成立商会的意义、商会的职责以及成立商会的具体方法。尤其是第二次筹备会议公举各帮理事员，暂时督理会务，并征求意见制定详细章程，对商会的成立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后面仍有四次筹备会议，档案和报刊资料都未刊载相关情况，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后四次筹备会议都是分帮举行，由各帮理事员负责，商议商会成立的具体事宜。
参加第一次创设商会会议的华商或店铺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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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寿珍 颜煌年 林欣荣 陈子缨 吴显禄 沈联芳 陈德润 张万庆 陈云秋 黄松亭
钟癸添 林秉祥 李风严 吴荣申 苏彬廷 李星严 华利号 冯衡山 吴显桢 发盛号
郭泰合 曾兆南 鼎和兴 叶季允 顺泉成 绵锦号 华章号 张裕和 潘华生 琼源丰
庚 凡商家货品有假冒招牌字号、作伪乱真、损人利己者，当必互相稽查以除积弊；
郑誉锦 莫翰卿 鼎盛兴 泰裕栈 大和堂 协瑞祥 许子麟 德裕和 恒美号 裕顺号
综上所述，良好的旅游房地产开发能形成旅游业和房地产业双赢的局面，旅游房地产开发成功的关键在于明确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要确保项目建成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文化效益良好，这样才能长期持续地带动城市经济发展。
裕源号 丰记号③ 《本坡华商第一次开议创立商会情形登录》，《叻报》，1905年12月20日。
丙 凡会友在外洋被人倒欠账项逃回内地者，可由商会函达该处商会及地方官按址追究；
在签名簿中的华商或店铺共计52个，以吴寿珍的签名排在最前面，签名者包括了新加坡各帮群的主要华商，但也有部分著名华商姓名或店铺并不在此列，其中就包括1896年倡导建立跨帮群的华商会馆的李清渊、佘连城、陈若锦等。目前并未发现史料可以直接说明他们几位缺席的原因，但笔者猜测可能由于他们与英殖民政府关系较为密切，李清渊担任新加坡市政府华籍委员和华民政务司参事局委员，佘连城担任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新加坡华籍议员，陈若锦担任华人参事局委员，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参与到英殖民政府的体制之中。1900年8月17日，陈若锦、佘连城、林文庆与宋旺相等一群受英文教育的海峡华人发起组织英籍海峡华人公会，他们批评传统侨领墨守成规，惧于改变，盲目崇拜权威，以及不敢据理力争，坚守华人过时的传统思想，反对女子接受正规教育，穿着旧式服饰，留着长辫子等④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Vol.4，1900，p.83. 。海峡华人表示要效忠于英皇与英帝国，从而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欢迎。英籍海峡华人公会招募会员有800多名，其领袖为受英语教育的商人、律师、医生等，他们协助英殖民政府从事市政管理，对中国事务往往不感兴趣。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他们没有参与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筹备会议的原因。但是，从商会征信录中可以发现陈若锦是中华商务总会的会友。
农历己巳年十二月初一日（1905年12月26日），新加坡华商召开了第二次创立商会筹备会议，距离第一次会议仅隔八日。张弼士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并捐出了一笔庞大的经费，即筹办商会银三千元和兴办学堂银二万元，该笔经费对商会成立无疑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会议发起人将商部颁发的《清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分发给参会人员传阅，并请与会诸位签名盖印，共谋公益。参会华商“众情踊跃，乐赞其成”。发起人指出“此可为本坡商界前途贺也，惟开办之初，头绪纷如，非集思广益，审慎周详无以收其实效。试就坡中情形而论，各项商务，华商占其多数，西商占其少数，故何以西商独操胜算，华商反见腐败，以西商有会，华商无会，散不敌整，私不敌公故也。各商多属闽粤两省之人，乃闽商则分为漳州、为泉州、为永春，至福州、兴化两府之商家尚少，不必论也。粤商又分为广州、为潮州、为客籍、为琼州，其余各属之商家亦不多见，更无论矣。籍贯既有不同，语言亦有互异，由是划界分疆，视同秦越，情意不能相孚，彼此弗克联络，商务衰败，良由于此，外人见轻未始不由乎此也。今欲痛除积弊，共兴美利，是宜仿照西例，设立商务总会，以通声气，以保利权。”⑤ 《本坡华商第二次集议创设商会记》，《叻报》，1905年12月27日。
甲 如华商与华商交涉等事，可由商会持平办理，免致涉颂破费；
第二次筹备会议拟定了一份包括商会职责、立会、选举以及会费等在内的初步章程，其具体内容如下：一拟商会应办之事，其大纲如下所列，至细目尚须参酌。
由图1～图3可知，不论是温度、湿度还是光照度，随着测量时刻不同曲线波动幅度较大，这是因为测量当天天空有云层影响。从图中可见云层影响对光照度的波动最大，温度和湿度曲线较为平缓，且比光照度有一定的滞后性。
乙 华商与西商交涉等事，可由商会代为伸理，不受屈抑；
我的儿子在2岁8个月时，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他发现洗澡的时候大人是不穿衣服的，于是，只要家里有人进入浴室洗澡，他便端上一个小板凳，坐在浴室门口像看电影一样，不允许洗澡的人关门，否则就大哭。
丁 凡会友在外洋要回内地者，可由商会发给护照请地方官保护；
戊 凡会友或其眷属在内地被人欺侮，情节较大者可由商会迳达商部转饬地方官秉公办理；
客帮：张让溪、钟癸添、曾生益、陈荣光、钟小亭、汤湘霖
衡昌号 黄江生 源和成 益泰安 益泰丰 悦生栈 佳兴号 来成号 新万和 陈卓然
辛 凡商家有新造货品送到商会察验，果属精良适用者，可由商会奖给美名，以广销路；
壬 凡商家有能自出心裁制造新器、编辑新书，如奏定章程第二十六条所云，可由商会验明属实，代为禀请政府给予专利年限；
癸 凡能有益商家之处而为商会权力所能办到者，当必极力赞助以慰众望。一拟创办伊始，暂借同济医院之议事厅为办公之所，俟宽筹捐款，另图购地建造总局，以垂久远。一拟调查西商会章，参互考订，择善而从，方能详订章程，以臻美备。
一拟目下先就各帮公举理事员若干名暂理会务，俟规模已定，然后凭众推举总理一员，协理每帮各一员，董事约共四五十员，接理商会事宜，禀请本坡英宪，照例注册，并请北京商部照准立案。
一拟各商家之愿为会友者，每年输银若干元，以资办公之费，如选用考察各项商务正副司事及中西文案记室律师局丁人等，均须开销薪水，至总、协理董事各员，或按期酌贴车费，或全行豁免，俟各帮理事员斟酌妥议，再行宣布。
一拟此次所议节略刊出之后，甚望通达时务诸君各抒所见，详拟章程细目，以便下次参酌择用，或拟定后将稿寄交理事员汇收亦可① 《本坡华商第二次集议创设商会记》，《叻报》，1905年12月27日。 。
1.项目经费开支不规范。体现在基本支出经费列报项目支出，或者项目支出经费用于基本支出。如在项目经费中开支在职人员或离退休人员经费等。究其原因是会计人员不能规范正确使用会计科目，混淆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的核算口径。
上述章程共计6条，而第1条又包括10项具体内容。第1条内容实为商会职责，包括调解华商之间以及华商与西商的交涉事宜、帮助华商追回逃避回国者的欠账、代发护照、保护会友及家眷在国内的利益、保护铺号会友的司事与工人、查处假冒伪劣产品、宣传精美制造的新货、鼓励商人创新、维护商家利益等。第2条指出暂借同济医院议事厅为办公场所，并积极募捐和购建商会会所。第3条主张调查西商会章程，作为制定中华商会章程的参考。第4条建议先选举各帮理事若干名，暂时管理会务，等到商会略有规模时，再选举总理、协理和董事，向殖民地政府注册，向清政府商部立案。第5条规定入会会友应缴纳会费，商会司事、会计及律师应支付薪水，总、协理及董事或酌贴车费，或全行豁免。第6条则是希望诸君各抒己见，进而拟定详细章程。该章程为中华商务总会试办章程的制定奠定了基础，试办章程的内容是此次章程的详细扩展。
根据章程第4条，应先公举各帮理事员若干名暂理会务，经过闽、潮、广、客、琼五帮分别公举，确定理事员35名，暂时督理会务。各帮理事员名单如下：
福帮：吴寿珍、林秉祥、张顺善、吴荣申、陈子缨、颜煌年、王会仪
潮帮：陈云秋、吴显禄、郭克恭、陈德润、黄松亭、裕盛栈、朱流芳、廖正兴、陈瑞标、曾兆南、薛来春
广帮：朱子佩、黄莆田、邱雁宾、梅百福、梁凤韶、林维芳、朱星衢
己 凡会友在商会注册之铺号，所有司事书记及佣工人等如为该店东所认保者，均得一体享受商会保护之利益；
一是开展省级森林小镇创建工作。为树立典型、鼓励先进，按照省林业厅工作要求，区林业局精心组织、认真开展，于2018年5月正式启动河口区森林小镇创建工作。新户镇、义和镇立足地域禀赋，积极参与创建，经省市专家评审，义和镇被山东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林业厅授予“山东省森林小镇”荣誉称号。
琼帮：王绍经、琼源丰、裕盛隆、荣发号① 《本坡华商第二次集议创设商会记》，《叻报》，1905年12月27日。
1.企业的投资管理。企业投资管理的效果直接决定着企业的战略决策，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企业进行投资是为了拓展企业的发展规模，加大资金投入的表现，企业的投资管理直接涉及到企业财务的存量以及增量资金的管理。因此，企业在进行财务管理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合理地控制投资。
张弼士发表演说倡设华人商会后，吴寿珍等华商在新加坡各地散发传单，召集华商参与商讨商会筹备事宜。农历己巳年十一月廿二日（公元1905年12月18日），五十余名新加坡华商聚集在同济医院，开会商议创立商会事宜，另外有工作人员及从旁观听者一百余人，会议的参与者包括福建、潮州、广府、客家、琼州等各帮华商，这便是第一次商会筹备会议。会议首先由闽籍华商吴寿珍以闽南话向众人陈述此次会议的缘由以及设立商会的有益之处，随后叶季允以粤语、曾兆南以潮州话向参会人员复述吴寿珍的发言。吴寿珍指出创设商会的原因与益处有七点：1.响应张弼士的呼吁，完成其意愿；2.成立商会可以使闽、潮、粤、客、琼帮商人团结成一体；3.商会可以调解各帮商人之间的纠葛；4.商会可以救助个别商号的商业困境；5.成立商会能够追查逃回原籍之诈骗奸商；6.成立商会有利于保护华侨回国之利益；7.商会可以使海外华人的民情直接上达商部。吴寿珍希望参会各位能够速成此会，争取在张弼士侍郎还未回国前速告成功，如此可以由张弼士直接呈请商部，再由商部代为呈奏皇上，从而获得商部颁发的关防，与清政府建立起正式的联系① 《本坡华商第一次开议创立商会情形登录》，《叻报》，1905年12月20日。 。据宋旺相记载，吴寿珍倡导华商组建商会离不开林竹斋、曾兆南和王会仪的帮助，是他们共同起草了一份完整的发起书② 宋旺相著，叶书德译：《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年，第317页。 。
三、中华商务总会的正式成立
丙午年二月廿二日（公元1906年3月16日）新加坡华商齐聚同济医院，开会选举议员。此次选举分为福建和广东两帮，福建帮选举总理1名，协理4名，议员16名；广东帮选举总理1名，协理6名，议员24名。第一次议员选举中并没有分为闽广潮客琼五帮。经过闽粤两帮公举，选出总理2人、协理10人、议员40人，闽帮议员选举吴寿珍为总理，粤帮议员选举陈云秋为总理。依据商会试办章程规定“宜分正副以一事权，开办之首年，可凭阄决之，福建正则广东副，广东正则福建副，递年轮值。”吴寿珍和陈云秋作为开办首年之闽粤总理，需要通过抓阄来决定正副总理，但陈云秋主动将正总理之职位让给吴寿珍，因为他认为吴寿珍年龄更大、资历更深，并且在筹备商会的过程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2.2 临床转归情况 结果(表2)表明：<70分组3例发生心脏破裂或室间隔穿孔，均为女性STEMI患者，冠脉造影提示前降支闭塞；7例发生消化道出血情况；3例心源性死亡。<70分组住院时间较大于或等于90分组长(P<0.05)。
经过各帮的单独会议，选定了各帮的议员及协理，构成了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的第一届总理、协理和议员，其具体名单如下：
总理二员：吴寿珍、陈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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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理十员：林文庆、林秉祥、吴荣申、张顺善、蔡子庸、陈德润、黄松亭、简仁石、林维芳、汤湘霖
议员四十员：张善庆、陈凤毛王会仪、颜煌年、魏正忠、刘文南、林推迁、周润享、刘水萍、陈子缨、杨清海（查账）、郑缵荣、林竹斋、叶水瓣、刘金榜谢天细、郭克恭、薛来春、谢为章、蓝金升、廖正兴、陈瑞标（查账）、李星岩、黄江永、王邦杰陈琴如、杨缵文、卢新科、麦硕朋、叶季允、黄若衡、朱萱甫、陈敬庭、劳丽生、朱子山、陈荣光、钟小亭、王绍经、黄可辉、王克开②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议记录》，1906年3月16日，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藏。
会议簿上第一届议员名单虽然不像以后各届按照籍贯排列，但是稍加观察即知该名单亦是按照闽帮、粤潮、粤广、粤嘉、粤琼的顺序来排列的，这是由商会的选举制度决定的，即商会试办章程所规定的“各帮会员，由各帮自行推举”。
农历二月廿五日（3月19日），商会选举曾兆南为坐办，专理会中事务。农历三月七日（3月31日）又议请陈德逊为英文翻译司理，尹棣笙为文案及编辑贷表等事，康研秋为书记，管理账目及日记等事。于是，商会的司理便聘请完毕，商会的办公人员已齐备。农历三月九日（4月2日）中华商务总会在《叻报》刊登公告，“商会现在规模初定，拟此近日禀请英宪，择期开会，凡各商家有愿续入商会者，可将店号或人名及门牌号数到安和号或裕丰号报明，限开会日截止。”③ 《商会布告》，《叻报》，1906年4月2日。 农历三月十三日（4月6日）商会案请新加坡辅政司，请求免注册进入华民政务司署会堂册内，农历三月二十一日（4月14日）获得当地政府批复，特免注册存案④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议记录》，1906年3月16日，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藏。Wilfred Blythe，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a historical stud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286. 。根据《1889年社团条例》，新加坡社团分为三类，免注册社团、注册社团和非法社团，其中免注册社团是指只需创会时在政府注册一次后便永远不用再行注册。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获得免注册社团，且享受自由之活动，也不用像注册社团每年都要注册且担心随时被政府取消注册资格。与此同时，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正副总理吴寿珍和陈云秋也致函清政府商部，指出现在商会“规模初具”，成立事宜“已经知照该国地方官立案”，商会“入会者八九百号，皆系正项商业，拟请援照内地商会办理成案，颁给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关防一颗，俾昭信守；所举会员并恳一体给予委札，藉资鼓励”。商部将来函转奏皇太后、皇上，请其给予关防及委札① 《商部奏新加坡创设中华商务总会请予立案折》，《公牍》，《商务官报》。 。农历六月二十五日（8月14日）收到商部颁给关防一颗，商会于二十七日辰时谢恩、拜印，随后启用该关防②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议记录》，1906年8月14日，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藏。 。农历三月十五日（4月8日）起，中华商务总会暂借同济医院议事厅先行开办，并设立议事簿节录商会之缘起以供公览③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议记录》，1906年3月16日，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藏。 。农历三月二十六日（4月19日）《叻报》大力赞扬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成立之盛举，“新加坡拟设商会由来久矣，惜无群策群力相与维持，致二十余万华商竟若散沙撒地，无从收拾。幸亏去年冬天张弼士侍郎、时楚卿参赞以考察南洋商务，驻节星洲，广集坡中华商，劝设商会，以通商情，以维商务，爰自倡捐三千元，以立商会之基础，诸绅商各皆愿意捐款，乃合同志开议六次，拟定试办章程，颁发签名号簿，经发起人分劝各帮商号，联名入会者不下八九百人，并由闽粤各会友投票公举总协理、坐办、议员、司理、翻译等得五十四人，遂暂假同济医院之议事厅，于三月十五日先行开办。昨日已奉英宪明文准其免注党册，至该总会开会之所闻，须另迁广厦，择期陈设，邀请中外绅商，以壮观瞻。星洲有此盛举，是南洋商界上放一绝大光明也。”④ 《商界光明》，《叻报》，1906年4月19日。 农历三月二十八日（4月21日）商务总会开会议定承租黄金炎之房屋为商会办事处，先承租三年，两年为硬租，一年为软租，并商议购置各项器具，商量五日内确定开会日期，并将试办章程二十二条翻译成英文，提交新加坡政府⑤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议记录》，1906年4月21日，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藏。 。农历四月三日（4月26日），议定承租黄金炎在王家山前街的房屋，每月税银一百五十元，改以一年为限期，以后如果遇到新加坡店屋税价有所起落之时，再行参酌续议；商议购置器具等件由总理、协理和议员随缘乐助，然后“列单寄往购办，以便铺设”；还议定选择丙午年闰四月十一日（1906年6月2日）为开会大吉之日。农历四月二十九日（5月22日），商会集议开会时衣冠仪注以及一切章程事宜，再次明确说明“闰四月十一日为开会吉期，所有会员概穿长衫短褂，不用小帽，并预期派单邀请会友赴会，应需茶点等件随时准备”⑥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议记录》，1906年5月22日，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藏。 。
为了告知商会的正式成立，商会在农历闰四月初四日至初十日（5月26日至6月1日）的《叻报》刊登布告，刊载“本月十一日为本商会开会吉期，佥订中午十二点行开会礼，宣读誓章，敢祈众会友于是日各在门前张灯挂彩，用志盛会，并由上午十一点起至下午三点止，敬请台驾临会，少叙茶话，但须执有本商会印送之礼柬为凭，方免门丁拦阻。”⑦ 《中华商务总会开会日期布告》，《叻报》，1906年5月26日。 该布告所指的“十一日”便是丙午年闰四月十一日（1906年6月2日）。商会成立大会如期召开，当时的新加坡和周边地区的华文报纸为《叻报》和《槟城新报》，但是这两份报纸1906年6月3日的报刊都不幸丢失，因此在已有华文报刊中并没有发展对商会成立时的活动报道，这或许也是该日期被已有研究所忽视的原因之一。但是商会纪念日的资料可以进一步佐证该日期是商会的成立日。丁未年四月初十日（1907年5月21日）商会召开会议，其中商量如何庆祝商会开会纪念日，指出“本十一日为本商会开会纪念日，会中应悬挂灯彩以志盛举”⑧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议记录》，1907年5月21日，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藏。 。由此可知，新加坡中华商会是以农历日期作为纪念日，即以每年的农历四月十一日为商会纪念日。
已有研究指出，环境中的自然源重金属多以残渣态形式存在，而人为污染可明显提高生物可利用态重金属的含量（Hu et al.，2016）。因此，相比重金属总量数据，其生物可利用含量的数据特征更能反映人为活动影响。由表6可知，临沂城区道路灰尘中生物可利用态Pb、Cr与Ni间两两呈极显著相关，而Cu、Cr与Zn两两极显著相关（P<0.01），表明它们之间可能有着相似的人为来源。
商会的成立日期是商会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者也曾对此进行考证，但是他们的考证与史实并不相符。颜清湟认为商会在1906年3月16日开会选举议员，因此是商会正式成立的日子① 颜清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清政府的关系，1906—1911》，《东南亚华人之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71页。 。李秉萱专门著文对商会成立日期进行考证，虽经过许多论证，最终得出与颜氏相同的结论，即商会的正式成立日期为1906年3月16日② 李秉萱：《中华总商会正式成立日的考证资料》，《文献解读与历史叙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角色和功能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19—224页。 。笔者仔细梳理史料，认为颜清湟和李秉萱的观点并不准确，一方面商会自身所认为的开会日期并不是选举议员的日子，另一方面商会以农历纪年作为纪念日，而并非公历纪年。
The Prepa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Zhu Qing
（Research Schoo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new reforms in the late Qing period，the Qing government had attached more importa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e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The Qing court established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all levels of cities in China and hoped to set up similar chambers in the areas where overseas Chinese gathered together.Zhang Bishi was sent by the Qing court to Nanyang for a business visit and was asked to persuade local Chinese merchants to set up a chamber of commerce.At the end of 1905，Zhang Bishi arrived in Singapore and gave a speech，trying to persuade the local merchants and elites to set up the China Business Council.The merchants and elites in Singapore actively responded to Zhang’s call and held six preparatory meetings successively.In these meetings，they elected the Prime Minister，associates and members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applied to the British Straits Settlement Government and the Qing Government for registration and approval.Through actively formulating the regulations，setting up the venue and utensils，the Chamber of Commerce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Key words： Singapore；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Zhang Bishi；Wu Shouzhen
［中图分类号］ D634.3.3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19）02-0034-08
［收稿日期］ 2018-11-03；
［修回日期］ 2018-11-14
［作者简介］ 朱庆，男，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世界史流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华人华侨、中国近现代史。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华商通史”（17ZDA22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林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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