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中的五大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中国论文,误区论文,体系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产业体系是促进一国各产业间融合互动发展、提升国家经济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英美等国在从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过程中，无一不是通过抓住当时具有高技术进步率和高技术扩散效应的新兴产业，构建起以此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妥善处理产业体系发展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并充分发挥现代产业体系的系统整合功能和结构优化功能实现的。目前，我国还未能构建起较为完整的现代产业体系，这将严重影响未来一段时期调结构、促转型、扩内需战略的实施。
一、产业体系构建中过于注重出口拉动
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在总结日本纺织业发展经验的时候，发现日本某一产业的发展通常依次经过进口、生产和出口等各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雁行形态理论”。在该理论的引导下，日本通过出口棉纺织品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换取外汇，以进口产业升级所需要的纺织机械设备，然后通过对纺织机械设备的替代性生产，带动了机械产业的发展，机械产业的发展又带动了钢铁、汽车、电子等产业的发展。可见，日本通过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成本优势的产品，为该产业和相关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国际市场支持，也为其它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技术、设备支持，为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充分发挥资源和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发展了一大批出口加工型产业，为我国产业体系的构建积累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活跃了国内市场经济。但由于过于注重和长期坚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形成了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使出口导向型部门发展过度，内向型产业的发展相对不足，这对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起了阻碍作用。
1.不利于内需的扩大和培育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迈克尔·波特在其钻石模型中指出了内需市场对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内需市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它会刺激企业改进和创新。”“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不同之处在于企业可以及早发现在国内市场中的客户需求，这是外国竞争者所不能及之处。”而且对于厂商和客户来说，国内市场中“文化和地缘的一致又使彼此间沟通过程中可能构成的误差降到最低。”(迈克尔·波特，2002)而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主要是建立在国外市场需求基础上的“两头在外”的加工组装、代工生产、贴牌生产等产业，这类产业被人为割裂了与客户的需求偏好、满意度、技术设备方面的联系，失去了产业创新的动力和源泉，难以成长为现代产业体系中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2.不利于现代产业体系的高端化发展。由于我国出口导向型产业存在对国外低端产品市场、品牌、渠道、高端技术设备以及其相关的服务等方面的依赖，使得国内低端制造业的发展与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相互隔离，中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缺乏低端制造业的市场支持，整个现代产业体系难以实现高端化发展。
3.不利于现代产业体系的体系化发展。这种“两头在外”的低端产业不利于本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不能有效推进“有质有量”的工业化、城镇化即“无技术的工业化”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城镇化，进而不能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市场和技术支持，服务业也因缺乏坚实的市场基础而难以发展，最终使得国内三次产业之间的互动发展失去了需求和技术基础，整个现代产业体系难以实现体系化发展。
针对我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中过于注重出口拉动所产生的问题，建议采取以下三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限制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及其半成品的出口，以保护我国不可再生资源，提高我国企业加工技术水平、自主创新能力和产品附加值。英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为了扶持当时处于高端产业的毛纺织业，采用了多种严格的限制措施防止羊毛等原材料的出口，根据英国当时颁布的“牛津条例”，“英国所生产的羊毛必须在国内加工生产，不准卖给外国人；人人都必须穿用本国织造的呢绒。”(陈曦文，1995)而且，实际上“除羊毛之外，绵羊、毛线、精纺毛纱、漂泥等‘都在禁止出口的清单上。法律的实施十分严厉，首犯要被砍去左手，再犯者则要被处死’”(梅俊杰，2008)英国正是通过这样严格的法律措施成功地培育出了具有产业竞争优势的毛纺织业，并在此基础上引领了第一次产业革命。
二是限制部分国外高端产品的进口数量和征收较高的进口关税，为我国高端产业发展留下足够的市场空间和利润空间。英国等发达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为了避免低地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毛纺织品对本国处于发展初期的毛纺织业进行毁灭性的冲击，英国政府通过实施高关税保护等措施与低地国家的经济隔离开来，从而为本国毛纺织业的发展赢得了充足的时间和市场空间，为本国毛纺织品占领国际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可以借鉴英国的经验，限制国外高端产品的进口数量和征收较高的进口关税，以此引导我国高端产业的发展，引导科技、人才等高端要素的集聚、引导高中低端产业成体系发展。
三是大力“发展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使之成为我国高端产品的销售市场”。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可以打开我国高端产品的国际市场，为高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资金、技术、经验，还可以打破我国依赖出口原材料、半成品等低端产品换取外汇的尴尬局面，使我国逐步实现从“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端产品”向“出口高端产品进口低端产品”的外贸方式转变。
二、产业选择过于强调“比较优势”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尽管一国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都具有绝对优势，但两国仍然可以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最终将有利于两个国家各自福利的增进。
由于比较优势理论模型严密的逻辑推理、短期利益增进的诱导性以及理论本身的诡辩性，使得该理论提出后很快被许多国家采用，其中既包括发达国家也有落后国家，既有正面利用其积极效应的，也有被动承受其消极效应的。事实上，比较优势理论对于落后国家来说，短期内看似通过对外贸易参与国际分工可以快速获得比较收益，但这种短期收益的代价却是被发达国家长期摧毁这些国家的制造能力。英国在崛起时期就是利用该理论成功地摧垮了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制造业，扫清了英国纺织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过于强调比较优势给我国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从这些年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效果来看，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尽管在经济总量和部分产业的发展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没有在加快我国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方面取得显著效果，反而使我国经济陷入了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以及低端产业产能过剩、中高端产业发展不足、外贸依存度大、内需不足等“比较优势陷阱”和“比较优势依赖”。左大培认为：“发挥比较优势可能是一个陷阱——落后国家短期受益、长期受损，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进程放缓。”(左大培，2009)
事实上，这种过于强调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模式已经对我国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阻碍作用。一是资源密集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不强、需求弹性有限，不仅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对资源、劳动力等初级要素的依赖，而且不利于技术工人等人力资源的积累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统合下，很容易被跨国公司长期锁定在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削弱其向更高技术水平产业升级的能力，阻碍了产业体系内低技术产业向中高技术产业的不断演进。二是强调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使得资源型产业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占用过多的资源、资金和政策，从要素上抑制了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进而导致高技术人才的流失和科技项目立项的放缓，使得本已发展不足的中高端产业雪上加霜，现代产业体系将因失去先进制造业等核心产业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而难以实现体系化发展。
针对我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过程中过于强调比较优势产生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几个方面的措施：一是从理论上提高对比较优势理论的认识水平。比较优势理论较多地适用于促进国内区域间的优势互补和合理分工，对防止区域间产业同构和恶性竞争具有一定作用。但如果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并长期固守，有可能导致越来越不合理的国际分工秩序，引起强国越强和弱国越弱，强国越来越成为发展中心，弱国越来越被边缘化。因此，需要审慎看待比较优势理论的适用性。二是降低或取消我国原材料、半成品等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和补贴，鼓励出口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制成品。三是大力发展以知识和技术密集为特征的高端产业、各产业链的高端环节，以高端产业和产业链的高端环节促进人力资本、技术、信息、资金等高端要素的开发，真正实现从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进而向产业创新能力的竞争优势转变，彻底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三、产业发展过于强调外资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在深入分析战后日本企业和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特点后，提出了适合日本国情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论认为，投资国应该将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边际产业)转移到这些产业能够具有显在和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其结果不仅可以使投资国的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促进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还有利于东道国的产业升级，对双方都产生有利的影响。“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对部分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过积极的作用，而且较好地论证了战后劳动密集型产业由美国、西欧转向日本，日本再向韩国、台湾转移，最后转向东南亚国家和我国东部沿海的转移轨迹。但是，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是从发达国家的视角来研究怎样使发达国家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产生的，不加分析地接受这些理论都会产生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发达国家将牢牢掌握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从而不断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发展中国家有可能被长期锁定在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脑体分离)，从而沦为被发达国家和企业剥削、压榨的对象。事实上，外资作为一种资本形式，不仅存在资本的追逐高额利润的本性，列宁曾经指出：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①，而且在全球化时代还具有掠夺他国资源、控制他国产业或经济命脉甚至颠覆他国政权等多重目的。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过于注重外资对产业发展的作用，并采取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外资引进战略，希望借此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我国产业升级。但对外资的负面影响重视不够，加上反垄断规制、产业安全等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对外资的进入领域和并购行为不加干预或干预太少，结果给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1.削弱了我国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外资通过对华实施技术封锁和对自主知识产权收取高额费用等方式压缩我国企业利润，使我国企业无力进行技术创新，并“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转移低廉的过时技术，减少我国自主技术的利润，打击我国自主创新企业；在牢牢控制核心技术的情况下，在我国高科技产业大规模建立‘装配线’，抢夺我国市场和终端客户，把中国的自主技术扼杀在市场化之前；通过直接专门挖掘我国的高级智力，打击自主知识产业的人力资源；通过收购和兼并等方式，摧毁我国的自主知识产权或将其据为己有。”(贾根良，2011)达到打击我国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掐住我国产业发展的“咽喉”。
2.控制我国高端产业和产业链中的高端环节，削弱我国现代产业体系演进的基础。在产业安全等法律法规不健全和产业安全控制意识不强的情况下，外资往往利用其在资金、技术、管理、品牌、渠道等方面的优势，把我国民族企业的生存空间压缩到产业链的低端环节。这使得我国低端产业因缺乏高端产业的先进技术和装备支撑而难以演化升级，高端产业本身因内部相关产业发展不足而难以获得技术集成效应，现代服务业也因整个工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分工不足而成为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整个现代产业体系失去了向结构更合理、功能更完善的更高级的现代产业体系演进的能力。
针对我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过程中由于过于强调外资对产业发展促进作用而产生的几个问题，我们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一是要辩证看待外资对国家产业发展的作用，既要看到外资对国家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更要认清外资进入国内的真正目的及其可能对国家经济造成的危害。既要合理适度的引进外资弥补我国产业发展的不足，又要防范和限制外资在关键产业和产业链关键环节对我国企业的并购和控制等行为，实现适度适量、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二是建立健全防范外资控制我国产业的反垄断规制政策和法规，加快制定《国家产业安全法》，完善涉及蓄意泄露国家产业核心技术、个人和机构的机密处置办法，制定全国统一的外商投资领域、税收标准、细化产业指导目录等政策措施，规范和引导外资向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产业和企业投资。同时，建立健全我国产业安全的预警机制，并健全相应的行政、司法等处理程序。三是把那些控制了我国国内产业价值链和该行业中处于骨干地位的外资企业、资源行业的外资企业以及阻碍民族企业自主创新的外资企业收归国有。
四、产业发展中片面追求GDP考核
GDP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和财富。保持合理的GDP数量和增长速度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础，正常情况下，GDP越大说明这个国家经济总量越大、综合国力越强、人均生活水平越高，国家具有让广大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生活的能力。
但由于GDP中包含了外资创造的收入、重复性投资产生的过剩产品等非正常指标，一个国家GDP中外资创造的收入越多，表明经济自主能力越差，重复性投资产生的过剩产品越多，表明经济结构失衡越严重，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浪费越多，应该正确看待GDP的增长速度。我国产业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由于片面追求GDP等短期经济指标的考核，在地方财政税收、短期低水平就业、地方公共服务和GDP考核的激励和约束下，地方政府往往对房地产、钢铁、水泥等投资大、见效快、技术不成熟项目产能过剩的项目等有较大偏好。表现为大量政绩工程加快上马，对一些项目盲目求高求大，为了短期经济利益不惜牺牲民族企业的发展，而给予外资过多优厚待遇，使得民族企业发展空间越来越小。这种发展格局对构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形成了三大危害。
第一，从单个地方来看，这种注重短期经济效益的经济发展方式可以迅速增加地方财政和税收收入，在领导短期任期和政绩考核的激励和约束下无疑是最优的选择。但从整体来看，这种注重对短期利益的投资偏好，不仅会导致低端制造业的产能过剩，而且会导致某些有利于提高整个产业技术水平的、投资周期长且见效慢的关键基础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不足，导致整个国家的产业体系因缺乏先进制造业和关键基础产业的支撑而难以构成完整的体系和不断向前演进。
第二，部分地方政府为了短期利益盲目地求洋求大，不惜提供最优惠的政策让外资占据高端产业和产业链的高端环节，而国内民族企业却不能享受相关优惠政策，这给拥有技术、资金、管理等优势的外资企业并购我国关键行业和关键企业提供了优势。外资在控制企业品牌、渠道、核心技术等关键环节之后，把核心技术和高端环节转移到母国，不仅摧毁了我国先进制造业的研发和生产能力，而且打破了企业原有的供应链关系，而转向跨国公司母国或跨国公司在国内的配套生产企业，从而打击我国原有企业的配套企业和原有产业的相关产业，最终摧毁该产业相关的整个产业体系。
针对我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过程中过于强调外资对产业发展促进作用而产生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健全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降低GDP等短期经济指标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的权重，引入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民族企业在关键产业和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市场控制力，注重整体实力和长远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指标等。二是提高企业税收中中央留成比例、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强中央财政在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基础作用，改变以地方政府为经营主体的区域之间的恶性竞争格局，使政府真正承担起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市场网络等方面的主体作用。
五、产业体系构建中片面套用西方工业化理论
西方工业化理论是经济学家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有关数据和案例的归纳，较好地反映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历史过程。如英国经济学家配第和克拉克通过研究发现：随着社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就业人口首先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就业人口便大量向第三产业转移。可见，西方工业化理论较好地揭示了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演进关系，对促进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但是，尽管西方工业化理论较好地揭示了工业化过程中的内在规律，由于一些人仅仅注意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演化的总体发展趋势，对这些结构演变发生的条件和实质性重视不够，或者对这些条件进行概念偷换，如把人均国民收入偷换成人均GDP，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外资占国内经济较大比重的国家显然高估了人均收入水平。加上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在低端产业产能过剩导致不可再生能源和资源遭到过量开采、环境污染加重、工人工资水平不高等问题出现时，一些人开始盲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理论，把中国此时的人均GDP水平与发达国家彼时的GDP水平相比较，从而认为我国的工业比重过高，要实施“去工业化”战略，大力发展服务业，以调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增加就业。且不论我国GDP中外资所占比例的多少，仅凭我国现在的产业技术水平和高端制造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与发达国家当时的水平相比较就可得知有很大的差异，我国的工业化综合水平还远远不够，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还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业化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因为先进制造业是整个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和支柱，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支撑。而且，“制造业是一个大国永远不能消亡也不该衰落的产业，否则，将失去技术创新的载体，必将会导致整个国家失去竞争力。”(金碚，2011)
事实上，解决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关键，不是采取“去工业化”等回避工业化问题的手段，而是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通过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等方式，提高整个产业体系的技术水平，最终通过提高资源能源的使用效率来加以解决。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管是出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还是主权独立角度，我国都应该建立一个强大的、完备的工业体系。片面理解和遵循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理论，很容易导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本末倒置——认为服务业是制造业的基础，而错失我国加快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战略机遇期，使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成为空中楼阁。事实上，印度现在已经是三二一的产业结构，但不能认为它就已经发展到了后工业化社会。
针对我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过程中片面套用西方工业化理论引起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正确理解和对待西方工业化理论，发挥其对我国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还面临着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和整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双重任务”，西方工业化理论对我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前提是必须从经济史的角度，对该理论提出的背景、条件和理论本身隐含的内在规律等进行全面把握，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简单取其片段运用于理论和实践中。而且在具体运用中还应该紧密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产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以及国家在经济、政治、国防等方面面临的外部环境等因素，真正把西方工业化理论融入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之中，成为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中国化”的理论。
①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