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当代论文,理念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安全理念的探索是西方政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安全构架是几乎所有西方政治学派关注的中心问题。在理想主义者那里，人们一直追求一种永久和平与安全的途径。而在现实主义者那里，安全则意味着一段相对稳定的和平时间。因此，就所有的安全理念而言，现实主义流派总是最具影响力的。其原因不仅在于它的基点不像理想主义那么抽象，也在于它总能深刻而准确地对现存的霸权者作出中肯的批判，因而它的安全观对国际关系领域中权势国家之决策人的号召力就显得更加实际。当今时代安全问题的内涵与外延的增加迫使人们站在更加广泛的高度去研究这个问题，从而出现了试图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进行折衷的思考方式，“温厚的单极和平”论就是一个代表。它针对新的世界形势和霸权的发展对安全理念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从而丰富了这一领域的思维内容。
一
长久以来，安全问题研究的重点对象是国家。首先是在什么人性上建立的国家，然后，由此推导国家间关系，并提出稳定国家间关系的要素。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史》中借雅典人的口说：“我们对于神祇的意念和对人们的认识都使我们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规律，就是在可能的范围以内扩张统治势力……（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史》，商务印书馆1960版，第421页。）由此， 修昔底德为现实主义的安全理念定下了两个基调：一是人性好斗，二是所有国家追求的就是权力最大化。到了英国人霍布斯那里，人类在自然状态中几乎总是处于战争状态，这样的社会是不会有安全感的。所以人们让出了自己的权力，建立起一个权威赫赫的、如圣经中的海中怪兽一样强大的国家。这是唯一能确保国家与个人安全利益的途径。修昔底德与霍布斯的思维方式在欧洲国家的安全思想中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中世纪以来，传统的现实主义成为欧洲国家政治家们制定国家安全政策的主导思想。
1948年，汉斯·摩根索出版了《国家间的政治》一书，使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再次成为国际政治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摩根索对建立世界安全体制的思考也是从人性角度出发的。摩根索大量引用了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描述来解释他对人类自私与权欲的看法。在他看来，权力争夺是无所不在的，从家庭的主导地位直至国际政治生活中的权力斗争。摩根索强调，由于国际社会的无序性与缺乏绝对权威的特点，所以整个国际社会是松散的，也是不稳定的。国际法也是软弱无力的，所以是不可靠的。在这样一种色调灰暗的世界中，确保国家间的安全的方法是建立一个有中央政府的世界国家。条件是世界上各民族国家已经达成一定的谅解，使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程度得以大大减弱。鉴于摩根索对所谓的国际努力如裁军和国际组织的力量不持乐观态度，因此，他的世界安全模式就是拥有一个强大霸权统治下的国际社会，它是霍布斯“利维坦”的扩大版。（注：摩根索的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现实主义道德原则的分析中，参见肯尼斯·W ·汤普森修订，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版，第20页。）
摩根索对安全问题的思索把传统的现实主义安全理念推至顶点。其后出现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只不过是在他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现实主义并没有触动传统现实主义对人性和世界存在形态的基本看法。但是，新现实主义把它的基点落在了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这一特点的考察上。它以宏观的视野看待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把经济生活中以收益与成本差额计算利润的评估方法引入了国际安全研究领域，使得安全的概念更加生动形象，也使“国家体系结构”这一概念更加明确。（注：刘靖华：《力量均衡：还是制度霸权》载《欧洲》1997年第1期，第8页。）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在一个没有秩序的国际社会中，权力较大的行为体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国家在采取行动挑战现有的安全模式时，必须具备充足的条件，否则就是不理性的，要受到惩罚或付出代价。所以新现实主义看中均势。虽然均势可以被打破，从而带来新的不安全状态，但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还强调一个国家在采取行动时的成本与收益是否成比例。因此，在新现实主义者心目中，霸权下的均衡如两极体制是比较保险的。因为双方互知对手，也有能力控制各自内部的不安全因素。多极的世界中不安全的因素太多，从而造成世界的不稳定状态。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美国对其国家安全的追求充分体现了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安全理念。反过来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以及它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也是现实主义学者们最为关注的研究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美国从一个区域性的大国推向了世界的中心舞台。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和美国在其中所处的地处，使得美国逐渐把世界的每个角落看成自己的安全范围，并在与苏联争夺意识形态控制权的斗争中逐渐确立起自己的霸权。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的行为完全印证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安全理念，摩根索以力量制约他国非分之想的观点得以实现。（注：摩根索的这一观点参见汉斯·摩根索：《又一次大辩论：美国的国家利益》，载斯坦利·霍夫曼主编：《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版。）另外，现实主义对国际社会无序性的看法以及以军事实力保障霸权的思想被美国的决策者接受，但是却造成了误解，其后果是引发了美国人的多米诺骨牌的联想。美国人认为弱小国家会被一个敌对的霸权所俘获，并沦为其盟国。这一思维方式导致了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20年间，频繁地卷入亚洲地区的国家冲突中。对于这种做法，无论是传统现实主义者还是新现实主义者都是持否定态度的。现实主义者认为，既要从单一特性考虑去理解问题，以保证思维清晰，也要兼顾其他特性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一国的准则是不能凌驾于它国之上的。正如摩根索阐明的：“最崇高的集体道德是‘审慎’（Prudence），不考虑政治后果就在国际上采取所谓维护道义原则的干涉行动，才是不道德的。”（注：摩根索：《国家间政策——寻求权利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版，第120页。 ）这无疑是对美国人强烈的意识形态责任感浇了盆冷水。在新现实主义那里，问题就更加显而易见，美国的所作所为无疑是代价太高。尤其是多米诺骨牌的思维方式，抛弃了国家的地缘、文化和国家对外来统治可接受的程度等诸多因素，所以显得更加不切实际，因而遭到了现实主义者们的强烈反对。（注：对多米诺骨牌的否定参见P ·奥沙利文：《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社1991版。）
朝鲜战争后，美国很快形成了它在战后的第二种安全模式，也就是火药味很浓的两极对峙模式，并为了维护这种两强争霸的模式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效果却不佳。（注：对美国战后的三种安全模式的描述参见曼德尔鲍姆：《国家的命运——19世纪和20世纪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版，第三章。）因而不得不转而寻求一种代价不高的对抗苏联的策略。比如，向其他国家妥协，维持世界均势等做法。基辛格是这方面的高手。他的大国均势战略是新现实主义均势思想的最好体现，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然而，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的变化导致了对美国建立新的安全模式的思考，使得国家安全理论再次出现突破。
二
20世纪70年代对于国际政治中的安全理念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而言都是一个分水岭。
在过去的现实主义的安全理念中，国家是最为关注的对象，国家间的关系主要是主权者之间的关系。虽然新现实主义认识到了经济在国家间关系中的作用和国际合作的可能，但他们认为由经济关系所引发的相互依赖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力量面前实在渺小。以经济利益达成的合作不能保障国家的安全，战争随时会因对国家利益的争夺而爆发。当旧的安全结构被打破之后，战争将成为国家间关系的最大可能。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美国大为盛行的“相互依存”学说对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提出了挑战。自从约瑟夫·奈和基欧汉的《权力与相互依赖》出版之后，相互依存学说就成为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认为，世界不再是一个单面圆圈，而是一个千层饼。因此，该学派从细致的角度对正在发生转变的国际关系现状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提出了他们的安全理念。他们看到，在70年代之后的这样一个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关系不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处于一种复合性的相互依赖状态。因而，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因素不再仅仅是政治，还有经济等，并且后者的力量在增大。国际主要行为体也在增多，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跨国联盟等在国际关系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作用不可忽视。相互依存学说并不像理想主义那样天真地认为这些国际组织能发挥世界政府的作用，但它也不像传统现实主义那样，认为国际组织只是体现大国利益的场所。而是确信国际组织将会对协调国内国际政策及建立各层次的网络联系产生重大的作用。
那么，这么一个层次众多，利益复杂交合的国际社会是不是变得更加安全了呢？相互依存学说的答案是否定的。它指出，基于军事权力的等级结构的削弱并非意味着世界将更加安全，或向民主化与平等发展，从而最终达到无国家状况。恰恰相反，复杂性的增加和等级结构的日益衰弱，可能只会导致在组织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失去有效的领导。由于国家间不同层次的交往面增多及利益增加，产生摩擦与矛盾的几率也随之增加。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建立一种多元的制度并为之提供合法性的实践。然而，相互依存学说并没有明确地指出如何建立这样一个制度以及合法性的实践的范围又是什么。但是它看到，在这样的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旧的霸权必然会衰落，在不同领域会出现多重领导的状况，并形成一种非霸权性的领导，因而，建立多元安全制度与国家间的政策协调就显得尤为重要。
相互依存学说改变了传统现实主义片面强调政治行为独立性的缺陷，更为关注经济，尤其是多层次的经济关系所导致的国家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同时又把伦理因素引入了安全理论的讨论。它偏重这些因素对战争的制约力量，并暗示和平是可能的。（注：参见基欧汉和奈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版。）这是美国学者们对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安全理论的一次大胆创新。因此，相互依存学说对美国的安全模式有自己的看法。它看到，世界的相互依赖状态是非对称性的，但是它也摒弃了柏拉图的那种“哲学王”论调，因此不主张美国象世界的“哲学王”那样来指挥世界台球。（注：参见基欧汉和奈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版，第279—280页。）它要求美国的安全要建立在自身保持强大实力的基础上，在各种危机或麻烦中尽量减少受损害或被干扰的程度，从而在多边、多层次的政策协调中保持自己的利益，实质上仍旧是要求美国保持其领导力量的优势，只是这种领导优势的范围和层面的内涵与外延较以前有所变化。尽管鼓吹相互依存的美国学者们不这么提，但他们实际上还是要求美国保持其某种程度的霸权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美国的安全体系。
三
冷战的结束为世界带来了新的复杂形势和更多不可预测的不稳定因素。在短暂地欢呼过“历史的终结”之后，新的国际形势使人们再次陷入“什么是新世界秩序”的思索。（注：See Joseph Nye,"What New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es (Spring,1992)。 ）形势的发展对那些主张回到两极霸权和单极世界的想法作出了不定的回答。多层次相互依存（Multileveled interdependence）的现实使相互依存学说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美国的相互依存学者重新审视了世界格局，认为现代信息产业的发展造成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形成的主权原则与现实的脱节，绝对的主权原则不再适用于当今时代。这是一个部分主权的让渡与分离已经成为可能的时代，但是人们所面对的仍旧是一个混乱的国际社会与复杂的民族关系，世界的稳定仍有赖于大国的力量，那么，这就需要保持现实主义者们崇尚的传统的大国平衡技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种大国的平衡不再单纯是大国间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均势，而是建立在国家内部民主基础上的稳定的国际安全关系。不过，仅仅这样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因此， 推动国际机构（institution）的建设以最终达到世界范围内的和谐也是不可忽视的长期任务。
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对相互依存学派的这种近乎于求全责备的理念进行了不懈的探索。1998年，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库普坎（Charles.A.Kupchan ）提出了“温厚的单极和平”理论 （Benign Unipolar Peace）， 并自称他的这一理论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安全观的折衷。库普坎针对二十世纪末美国霸权地位衰落，全球化、区域化和多极化相互作用的现实，主张在依靠新的经济依赖、文化认同、多边机制以及各集团“自律”（实际上是各集团中主要国家不向其他集团挑战的“自律”）的基础上建立不同区域集团，在这些集团中确保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国的突出作用，也就是在几个不同核心周围组织建立起来的不同区域集团之间的区域集团和平。并以这种安全模式带动全球安全。
库普坎把全球的安全区域分成三大块，分别是欧洲、东亚、北美，在此基础上建立各自的权力中心。但他认为，这种权力模式不同于过去的帝国模式，它类似于美国的国内政治体制，在集团的内部以经济为纽带，保证集团中强国与弱国相互平衡的统治与被统治地位。加上该集团内共同价值观的作用，使得这种联系更为稳固。库普坎所认为的集团内国家间的富国和准富国（soon—to—be）关系就像托克维尔笔下美国非等级社会造成的主仆关系可能随时会发生互换一样，从而使它们在心理上是平等的，这样就不太会出现集团的叛逆者。库普坎像所有当代的国际关系学者一样看到了世界的变化和美国霸权的衰落及其力量限度，因此他将美国的安全构架放在了某一区域内，结合库普坎自己的理论发展过程来看，这个区域明显是缩小了。（注：库普坎曾将世界的安全领域分为两大块，即美欧的大西洋联盟（AU），和以日本为领头羊的亚洲安全体系。参见 Charles A.Kupchan,"Reviving the
west "Foreignaffairs (May/june 1996)）同时， 他还希望其他区域大国能建立起类似稳定的安全构架。
但是库普坎理论的最大薄弱之处在于，他仍将区域安全的稳定性建立在国家的民主化之上，实际并未跳出“民主和平论”的思维圈。必须看到，国际体系绝不同于单个的国家体制结构和体制特色，大国地位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体系演进的必然结果，从历史的经验看这个过程往往不是和平进行的，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此而言，库普坎的集团间“自律”的概念反而突出了在寻求长期的国际安全保障中一个很难突破的障碍。这就是如何在所谓“自律”的基础上维持国际体系的相对稳定，从而符合多数国家的安全利益。传统现实主义强调国家要用理性来规定国家利益从而使冲突的可能性降至最低点，否则就会招致惩罚。这种想法要求以外交手段对冲突利益进行不断的调节以缩小战争和冲突的威胁。鉴于传统现实主义不信任国际组织的协调能力，那么它就得依靠各国对自己国家利益的正确理解和自我约束。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因为人们对国际社会和人类的义务感总是低于人们对本国国家利益的重视。（注：E·H·卡尔：《二十年危机》，载斯坦利·霍夫曼主编：《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版，第 320页。）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传统现实主义就无法告诉人们在何种条件下才能保证必然的和平。在新现实主义那里，霸权下的均势可以保证一段时间的和平，但霸权者对维护霸权的投入却会随着霸权集团内部成员的力量增长而不断增加，最终双方都失去节制。在相互依存学说描述的利益复合和矛盾交织的世界里，对世界保持清醒的头脑就尤为重要。只不过相互依存学说相信国际组织的作用和经济纽带的力量，因而对国家的自我约束力表示乐观。但它也不否认在某些时候会出现问题，并认为干涉是必要的。以上这些对于目前在军事实力上无人匹敌的美国和在国际体系构架的演进中不断有新的需求的其他大国来说，都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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