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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年底到今年1月初，日本右翼分子异常活跃， 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制造了几起让人深思和忧虑的事件。他们的活动值得警惕。
事件之一：未签字的联合声明。1998年11月25日至30日，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了为期6天的正式友好访问。 对于世纪之交的这一次重要访问，中国方面希望日本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有个较满意的说法，从而为翻开中日关系新篇章、真正超越“口头上友好”的阶段作准备。在日本天皇在场的酒会上，在早稻田大学的讲台上，江泽民主席都不失时机地提及日本应对侵华战争负责的问题。但日本国内却有一部分右翼势力对此大为不满，提出了责难，说什么：“这是过于纠缠历史问题”、“谢罪外交何时了”等等。日本《产经新闻》还撰文认为，中国总是用“历史牌”的效力“恫吓日本，按住日本的头”。在两国的联合声明中，要不要用书面形式向中国“道歉”更成为日本政客们争论的主题。实力十分强大的保守阵营里相当部分亲台湾，反北京的势力强烈反对在联合声明中写入“道歉”二字。他们认为，通过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和1992年天皇访华，日中之间的历史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况且，一旦书面“道歉”，则是今后中国向日本提出战争赔偿的依据。小渊惠三首相虽然可能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也不能忽视这部分势力在执政的自民党内的实力，因而采取折衷的方法，拒绝写入“道歉”二字，而改为含糊的字眼“痛悔”。最终造成了两国首脑都未签字的联合声明这一怪现象。事后，日本媒体多数对其政府的这一立场表示了支持，认为日本应结束长期以来的“谢罪外交”。
不仅在历史问题上日本没有给中国一个较满意的说法，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也对台拓展国际空间等采取了包容态度。日本当局欲打“台湾牌”牵制中国的用心昭然若揭。
事件之二：东史郎败诉——反省者有罪。1998年12月22日，东京高等法院继东京地方法院在两年半以前作出不公正判决之后，再一次不顾历史事实，宣判揭露当年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罪行的原日军士兵、86岁高龄的东史郎败诉。这一事件再一次暴露了日本司法当局里存在着严重的右倾化。
事件缘于，原日本军陆军京都16 师团福知山步兵20 团东史郎曾在1937年参加了入侵南京城的战斗，目睹了日军的种种惨绝人寰的暴行。1987年，东史郎为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牢记历史教训和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将封存40年的从军日记和战场记录公诸于众，之后整理出版。但这一反省行为立即招来右翼分子的仇视与打击，他们给东史郎打威胁电话，写恐吓信，骂东史郎为“卖国贼”，是“日本旧军人的耻辱”，甚至公然开车到东史郎家门口骚扰。1993年 4月15日，右翼分子怂恿东史郎日记所记载的一起屠杀事件的当事者——桥本光治，以“名誉侵权”起诉东史郎，否认曾有过那样残忍的行径，进而全盘否认“南京大屠杀”。东京地方法院的倾向性极为明显，1996年 4月26日，以“日记记载从常识判断不自然”为由作出了“东史郎支付50万日元名誉损失赔偿”的颠倒黑白的判决。不仅如此，法庭还通过判决书公开鼓吹“南京大屠杀未定论”，判决书中称，侵华日军当年在南京“杀害俘虏和平民也许是不能否定的事实。但是，被害者人数、被害者遭到杀害的原因和现场的具体情况等，在历史学上，尚有许多争论”。这无疑在肯定日本民间右翼活动的同时，警告人们：在侵华历史上反省者有罪。
东史郎不服判决，上诉东京高等法院。在东京高等法院宣判前的两年半时间里，南京市人民协助东史郎找到了大量的物证，如：侵华日军入侵时的南京地图，分明标示着桥本光治杀害中国人的地点前有一水塘可供沉尸；南京邮局出具的1937年标有“中华民国邮政”字样的邮袋规格大号是168×105厘米，2号是138×92厘米，都能容下一个人体；中国军事博物馆寄回的照片也显示，当时日军已使用拉环式手榴弹。但是，在大量的调查和物证面前，东京高等法院竟与东京地方法院和右翼势力沆瀣一气，践踏历史事实，以所谓的“被推认为不存在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残虐行为”为由，宣判揭露战争罪犯的一方东史郎“有罪”，而给参与屠杀的嫌疑犯桥本光治恢复“名誉”。
12月22日，在法庭宣判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东史郎发表抗议声明。他说，从军日记的真实性通过此案的审理早已一目了然。高等法院袒护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原告一方，作出不公正的判决，天理难容。他表示将继续向最高法院上诉，不断将东史郎日记和“南京大屠杀”真相广泛地向世人公布，斗争到底。随后，关注此案进程的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部发言人支持东史郎，南京、沈阳等地群众也纷纷举行集会，声讨日本司法机关的右翼行为，表示做东史郎坚定的支持者。
但是，日本国内对此事结果的反响则让正义的人们义愤填膺。东京高等法院宣判后，右翼分子们在欢庆自己的胜利时，又扬言要对东史郎进行攻击和骚扰。现在东史郎一家只好处于警方保护之中。而一向对新闻及其背景十分敏感的日本媒体却对东史郎反应平平，NHK 等重要新闻单位只有只言片语的简介。日本媒体的态度耐人寻味，不能不让人们猜疑，隐藏在媒体后面的究竟是什么。12月29日，日本外务省人士的发言解开了这个疑结。外务省官员称，“东史郎案只是普通诉讼案”。言下之意，该案不值得炒热。究竟是“不值得”还是“害怕”炒热？对于这样一个“普通案件”，政府又何必强令舆论界淡化它，其意欲何为？其实，他们深知东史郎案根本不是什么“普通诉讼案”，它牵涉着日本司法当局对侵华战争历史作何评价这一重大问题，东史郎案的审理结果根本经不起任何推敲，其恰恰暴露了日本国内越来越明显的右倾化。
东史郎败诉的实质是，日本右翼分子借助法庭恫吓揭露日本侵略历史的证人，阻止原当事人进一步公布自己的日记、手记等资料和提出证言，妨碍传授真实历史，抹煞“南京大屠杀”的罪证。这一卑劣的做法必会遭到正义者们的批判与唾弃。
事件之三：为东条英机“恢复名誉”。正在东京高等法院宣判东史郎案审查结果而引起争议之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8年12月23日，恰逢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绞死整满50年。 东条英机的孙女东条由布子公然积极活动，妄图为东条英机翻案。
这一天，在东京的九段会馆，东条由布子及其追随者们举行了题为“珍惜吧，我们祖国的历史”的追悼会和演讲会。会上，在谈到描写东条前首相的反动影片《自尊——命运的瞬间》引起轰动的现象时，东条由布子充满希望地说：“这也许说明了人们对了解被掩盖的真实历史的渴望”。会后，东条由布子还准备筹钱在日本许多二战时的重要战地，如日本军人战死者较多处兴建论述“昭和历史”的“昭和纪念馆”等活动，以此来致力于积极“纠正”东京审判的历史观，为东条英机“恢复名誉”，为日本“正名”。
东条英机的孙女公然为其祖父“恢复名誉”的行为不但没受到日本舆论的谴责，反而赢得了许多追随者。外电称，这一事件反映了近期日本人在翻案问题上的一种普遍情绪，即“不管应该由谁来承担发动战争和战败的责任，东京审判都是战争的延续，它不过是无视国际法的一种复仇行为而已”。
事件之四：法务大臣扬言“修宪”。今年1月4日，在日本法务省举行的一次有法务省、检察厅等官员出席的新年联欢会上，日本法务大臣中村政三郎公然发表了敌视和平宪法的讲话，他说，日本现行的宪法是一部“不承认国家交战权，不能进行自卫和拥有军队的宪法，让人窝火”。为此，他公开表示要修改宪法。中村发表的“企图阉割永远放弃战争的宪法第九条的言论”立即遭到舆论和在野党的严厉谴责，日本民间要求中村辞职的呼声也高涨。6日， 中村不得不表示要收回一天前他主张“修宪”的讲话，并解释说，他并不是想要修宪，只是想表达“最近关于日本如何参与国际和平活动的议论很多，在现行宪法下，日本参与这些活动自然受到限制”这样的思想。
其实，“修宪”在日本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早在和平宪法实施之初，1951年就有一些右翼分子扬言删除宪法的核心内容第九条，即：日本永远放弃战争，不能拥有国家集体自卫权和军队。但迫于战后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修宪派”暂且不成气候。之后，日本人励精图治，使国家发展起来了，“修宪”言论又甚嚣尘上，八、九十年代进入了“事实修宪”的阶段，如：壮大有军队性质的自卫队、通过PKO 法案向海外派兵、强化美日安保体制扩大军事合作领域等。如今，在这些事实修宪已逐步架空了和平宪法的背景下，中村的“修宪”言论便不再是无根无据无实现可能的“胡话”。因此，他的言论立即引起了正义舆论与人们的紧张。正如日本政论家木泽二郎所说的那样，“中村是法务大臣，应是宪法的捍卫者，连这样的人都否认和平宪法，这表明日本存在着一股很危险的逆流。”人们可以预见到，多几个像中村这样的官僚制造“修宪”氛围，则突破文字修宪这一最后防线，给事实修宪以更大的空间，最终实现军事大国的梦想将不再遥远。
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日本政府对侵华历史拒不正式书面“道歉”；司法机关袒护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嫌疑人；法务大臣扬言“修宪”；民间翻案风再起。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日本政坛和民间的右倾化如此集中地表现出来，而且这几起事件都发生在1998与1999年更替和人类即将迎来新的世纪的时候？也许从日本目前的经济政治状况和它的国家发展战略中才能找到根本的原因。
一、日本经济萧条导致政局不稳、右翼势力抬头
人们不能忘记，二战的爆发就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造成德、日等国的右翼极端势力上台进而挑战人类和平的后果。因而经济危机必然导致政治不稳定。日本近期右翼思潮泛滥就与东亚经济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
1997年发端于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北上形成了东亚经济危机。日本作为环太平洋西部最大的经济体受到沉重的打击。1997年财政年度出现了战后以来幅度最大的负增长（－0.7%）后， 又在1997年第四季度、1998年第一、二季度出现了连续三个季度的负增长。日本金融界更是问题成堆，多家金融机构濒临倒闭。日元汇率大幅下降，导致进口价格猛升，本国居民负担增加，开支被迫压缩，国内市场更加消沉。此外，令日本人更难以容忍的是，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其货币却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由强币变为弱币。日本经济主要问题在于内需不振，刺激内需又面临国内市场饱和、生产人口下降、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日本政府曾以降低利率、扩大公共事业、扩大信贷等传统方式来刺激经济，结果不仅没产生预期效果，反而形成泡沫经济，财政赤字增加，恶果无穷。日本经济企划厅在1998年12月27日发表的1998年版《经济的回顾与课题》的“小经济白皮书”中也检讨了政府处理经济危机的无能。有关人士估计，1999年日本经济将继续收缩2.5%。
经济形势的恶化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首先，引起内阁更迭和有利于保守势力的政界重组。由于日本经济陷入日趋严重的衰退局面，加之政府政策失误，日本国内对政府的怨气沸腾，致使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在1998年7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遭到惨败，1996 年上台的桥本内阁被迫下台。能否扭转经济颓势，成为关系到自民党政权生死存亡的政治任务。为此，自称“经济再生内阁”的小渊内阁为阻止金融恐慌的发生，除制定了稳定金融的法案外，在政治上日趋强硬，1998年12月采取重要的措施，决定同以小泽一郎为首的自由党实行“自自联合”，企图通过两个“本是同根生”的保守政党的联合，重整保守政治的阵营，以对付日益险峻的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自由联合”的政界重组，对壮大保守党势力起了很大的作用。众所周知，以小泽一郎为首的自由党在对侵华历史和台湾等问题上比自民党走得还要远。这样，日本政坛更加保守化、右倾化已成为必然。
其次，右翼势力抬头，反华情绪影响日本的外交。经济的颓势使日本人民生活一落千丈，处于“最黑暗时期”（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语）。社会经济和生活秩序的紊乱为右翼势力的抬头创造了氛围与活动空间。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影响日本的行政、司法、立法部门，制造事端。与此相对应的便是政界反华情绪极为严重。在自民党内，有一个很大的亲台湾反北京的游说集团，他们“保留了日本对幅员辽阔的邻国、也是其东亚潜在对手的中国历来就有的厌恶情绪和不信任感”。公开否认侵略事实，并最终迫使小渊首相作出不书面道歉的决定。而且由于日本财政日益困难，国内充斥着反对对中国大量日元借款、反对中国扩大军备的声浪，日本政府也因此而削减了对华的日元贷款。对于中日构筑的“21世纪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日本青山学院教授天儿慧撰文认为，这一关系将决定“未来日本应对中共进行产业技术转移，允诺共同进行产业研究开发，同时，代为培训中国大陆所需的中小企业人才和共同进行环保改善等，这些洋洋洒洒的计划不是运用日本民间的技术、资金，便是日本政府的资金。”可见，其对中国的不满，溢于笔端。
二、1998年中日两国国际影响的差别造成日本的不安
在刚刚过去的1998年里，中日两国的国际影响形成极大的反差。
中国的形象主要通过亚洲经济危机的反应得到提高。中国政府做出了重大牺牲，顶住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宣布人民币不贬值，这对防止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和稳定地区金融秩序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政府也因此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美国财政部长鲁宾称中国为“稳定岛”。而日本则相形见绌。政府在经济政策上有重大失误，没对日益严重的经济现状采取果断措施，却实施了历来的那种以扩大公用事业为支柱的刺激景气政策，不仅没产生效果，而且使财政赤字增加。更令国际社会惊讶的是，日本政府虽不是故意让日元贬值，但却听任日元贬值，这不仅没有减轻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反而进一步恶化了亚洲金融环境，在国际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正如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1998年11月30日的一文中评论的那样，“日本由于没有把本国经济管好，已错过了领导亚洲摆脱经济危机的机会，也失掉了由此而带来的所有善意和影响。”
在处理邻国关系上，中国对印度1998年5 月明显针对中国的核试验和随后的印巴核竞赛问题上采取明智的作法，同美国进行紧张磋商后，通过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日内瓦会议，以国际舆论的方式谴责印、巴。中国因其博大的胸怀、冷静的态度，对地区和平负责任的做法赢得了周边邻国和国际社会的赞誉。而日本则因日美安保体制的进一步加强，自卫队防卫范围的扩大，引起邻国的不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纷纷要求日本将日美安保防卫范围的界定作出具体的解释。
中日之间国际影响的强烈对照使日本人越来越不安，面对国际社会中“大和民族不具备领导世界的素质”、“未来属于中国”等普遍观点，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谴责与批评，日本人极为恼怒。他们更为害怕的是，21世纪主宰亚太的双边关系不是美日是美中。这样，反华情绪便在众多日本政客心中积聚，从而不断表现出来。
三、日本为21世纪的准备：走向政治、军事大国
这是日本近期右翼势力抬头的最根本的原因。实现经济、政治、军事大国是战后日本几代人的梦想和不懈追求。七、八十代，在经济大国目标已成为现实后，日本人便开始通过“综合安全保障”计划等，逐步向政治、军事大国挺进。90年代，日本以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取得和原有五大国同等的地位和通过联合国插手各种国际事务；突破向海外派兵等原有的禁区，作为实现政治大国梦的两个目标。但是在90年代即将结束之际，这两个目标均未很好地实现。不但离做常任理事国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而且，虽突破宪法向海外派了兵，但宪法仍似紧箍咒一样捆住了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手脚。正是这种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使命感”和在现实中的挫折感，使包括法务大臣在内的相当部分内阁成员对“碍手碍脚”的现行宪法不满。只不过，法务大臣把这种不满公开化而已。
另外，世纪末的情绪也影响着日本政客们。当他们面对新的千年即将开始时，他们也在反思和展望。反思历史的结果是，卸下历史包袱，不要过于追究历史，因而中国不必老是用历史“恫吓”日本，日本的“谢罪外交”也应停止。展望未来，日本政客们盘算的是如何明文修宪，如何在21世纪取得亚太地区的主导权，最终一圆经济、政治、军事大国的“大和梦”。由此，近期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终可以找到它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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