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的历史轨迹与前景——以台湾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为例论文,媒介论文,轨迹论文,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1)02-0065-06
一 媒介批评界说之我见
任何人对于媒介的表现，都可能不满而发牢骚，这些牢骚可能为时短暂、稍纵即逝。不满的原因可能前后冲突或矛盾，欠缺理性所蕴涵的一贯内涵，因此不一定构成批评，只是批评的局部社会心理基础。其次，如果放弃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二元对立分类，如果把对于媒介再现的批评（城乡、阶级、性别、种族、暴力色情等等的扭曲）与对于媒介生产、消费机制的批评等等融入一炉，转而代之以媒介批评对于媒介现状，也就是对于媒介建制所造成的威胁程度，那么，我们可以将媒介批评所持的视野，分作三个类型。一个源出于法兰克福学派，它认为，作为文化工业一部分的媒介工业，自然也就是造成反启蒙、蒙蔽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媒介批评的必要与重点，正就必须就此指陈。[1]第二种则以媒介批评作为现代性批评的一部分，既然现代性具有暧昧的性质，既代表某种过去优秀素质的损失，也传达了某种未来佳景的可能性，则媒介亦具“恶棍与潜在的英雄”双重身份。[2]第三种媒介批评则认定现有体制的本质无须更动，但应该有更合宜的、正确的表现，从而媒介批评就是媒介的镜子，媒介业主若有见识，就会知道批评对媒介有益无害，理当资助学界广设相关课程。[3]第一种批评以建制为敌，第二类模糊，第三类寄望与之合作，但三者均不满媒介现状及其表现，故作揭发。
本文指称的四类媒介批评，以建制为敌或作为其诤友，只是分类媒介批评的一个宏观概说。这个分类或许如同天际星辰，可以作为确定方位的参照坐标，只是，如果要回首来时路，或是要前瞻未来的走向，就有因地制宜，另作分类的必要。这篇以台湾为个案的文字，因此考虑传媒批评是在小范围“面对面”进行，或是大范围，通过“科技形式中介”而推进，以及这两种限于“言辞”的传媒批评，究竟与采取实际“行动”而组织传媒批评的活动，能有什么关系。据此，台湾1970年代迄今的传媒批评，可以分作四类。
（一）近距的言辞媒介批评
台湾大学传播科系所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陆续开设大众传播（新闻）事业问题、媒介批评等课程。本世纪初开始，这类课程走入中小学与小区大学，名称不一，但都以培育媒介公民而不是消费者的身份为主。这类批评相当重要，也可能是（学院）知识分子在失去或淡出媒介资源以后，尚能进行媒介批评的重要空间。[4]最犀利的例子是，《泰晤士报》与《每日电讯报》曾说，英国“各级学校……诱发学生产生反建制情结……英国每年有二十五万人接受训练，在学习当代社会学以后，变成了具有批判力的潜行破坏者”。未料传媒学者高丁将报纸的不满当作恭维，他说，“这些报纸这么说之后数年，目前这样的人更多啦，很高兴我能这么宣布。”[5]
（二）远距的言辞媒介批评
透过媒介而进行，扣除较难进行内容与论述分析的广电媒介，也扣除出现较晚但数量庞大的互联网文字，本文的分析方式有二，一是个案简介，二是建构杂志与报纸的媒介批评简史。1990年代以前的传媒批评集中在杂志，举5家具有代表性的杂志为例：《中华杂志》（1963-1992年，中华民族主义立场）、《大学杂志》（1968-1986年，国民党自由主义者）、《八十年代系列杂志》（包括八十年代、暖流、亚洲人，1979-1983年，反对国民党的自由主义基调）、《黄河杂志》（1979-1991年，国民党文宣派），以及《夏潮杂志》（1976-1978年，社会主义为基调），以上5家杂志的批评篇数见表1。其后，随台湾解除戒严、政治与报纸经济竞争日渐激烈，传媒批评空间移转至报纸。从杂志到报纸、电视，都是招致批评的大宗。
（三）近距的言行媒介批评
随着“中央”与院辖市政治人物的产生过程，由行政权直接任命或间接选举，慢慢扩大变成直接选举之后，大众传媒的各种表现及其公正与否，日趋成为候选人发表演说时，经常检讨与抨击的一个公共议题。除此之外，诉求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或游说当中，经常透过演讲或现场传单、小册等文件，面对面向他人散发批评媒介的原因及其诉求重点。这部分的文宣作品，有些结集自伴随该运动而来的报纸文章，有些则纯属现场传单或口语阐述，见表2。
（四）远距的言行媒介批评
1990年代以来，台湾的媒介批评进入了“行动”阶段，从表3辑录的数据显示，这些活动大多没有自己的媒介，退报运动虽然出版文集（台教会，1993年，1994年），但除了书册的流通效果较低之外，其文章几乎全部已先在报章发表，党政军三退运动（1995年）亦出版小册子，唯以条例的问答为主，未见已发表过的报纸文章，流通效果又低了些。因此，在表4（见P10）各项媒介改革运动的诉求是否能为社会知悉，几乎全部取决于外界媒介是否报导与评论，其中，公共电视正名与建台运动，得到最多的媒介报导与批评。
二 台湾媒介批评的发展历程
1990年代以前，《联合报》与《中国时报》两报团（拥有七家报纸）控制台湾报纸发行量四分之三以上，其创办人与国民党渊源深远。由商业控制但国民党经营的台湾电视公司、中国电视公司，以及中华电视公司（三台），占有全部的电视广告收入。在这个结构的限制之下，对于两报三台的批评，主要由杂志承担。如表1所示，《中华杂志》三十年间所载的151篇媒介批评文章，批评两报达27篇，其中23篇出现在1978年以前，且都涉及中华控告联合报。如果扣除这种两报互控，真正抨击两报的文字以《夏潮》与《八十年代》系列刊物为主。《夏潮》在27篇媒介批评的文章中，有18篇直指两报。上世纪八十年代系列略少，52篇有18篇与此相干，并有若干短篇，以报导形式，传达了批评之声。《夏潮》杂志的批评文章，最有特色，如1977年3月的《从廖明方事件谈新闻报道的“喜剧”》一文说，“无论是电视、《中央日报》，还是《中华日报》，④都不隐瞒廖明方被解雇这一事实……为什么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却偏要制造骗人的‘喜剧’呢？……其目的就在于袒护老板……而老板就是袒护自己，因为两报都是员工数以千计的大老板啊……所以把新闻报道搞得烟雾蒙蒙……说穿了，不过是‘丑剧’表演罢了。”1979年，《夏潮》结合其批评文字，出版《给中国时报把脉》。1978年有李庆荣等人将《台湾日报》刊登的文章集为《替联合报看病》。当时，两报发行量均号称超过百万，国民党为此延揽两位创办人进入党的权力核心。
国民党的《大学杂志》与《黄河杂志》对于两报毫无异议。前者仅在1982年与1985年两次谈及两报，但报导远重于批评。黄河只在1980年正面谈中时一次，该刊发表很多评论新闻自由的文章，不过，不是批评国民党钳制媒介，而是指党外（指反对国民党的）杂志“滥用”新闻自由。报禁在1987年解除后，曾有短暂期间，报纸“身陷批判火网”（《天下》月刊，1990年7月专辑），但仅限于杂志批评报纸，报纸“免疫”，也就是报纸不批评报纸、互不揭短，到了2003年前后，党派之见与统独激烈的效应，衍展至报端,2007年，已经出现“戳破那些御用媒介的伪善面具”的标题，中国时报这篇社论抨击的是自由时报。其后，两报与自由时报继续互曝对方之短多次，并不掩饰。
表1（见P9）至少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此即国民党主办的杂志之外，批评三台的篇数（中华、夏潮与八十年代，合计13篇），远少于批评两报（63篇）。媒介之内自有批评的分工吗？杂志批评报纸，报纸批评电视？这是奇想，但1970年6月却有事例，却又正巧与此若合符节。当时，中视开播不及一年，与台视竞逐广告日趋激烈，双双争先播放大约八成台人的母语（闽南语）节目（布袋戏与歌仔戏）。对于党所经营的电视不播国语（普通话），却播方言，党籍“立法委员”大举挞伐，但党营的《中华》与《大学》两杂志反而对此事未曾反应，台北的报纸则掀起罕见的大篇幅报导与评论。两报之外，本文还查阅该月《自立晚报》，以及中央与中华两家党营日报，总计五家报纸。分析之后，有三个发现与心得。
(1)中时、联合的“社论”与其“专栏作家”的立场，明显不同。社论虽然同意“粗俗”之说，但认为电视既然走商业制度，此为无法规避的后果之一，而方言节目的存在对于国语的推广并无妨害。这些代表主流意见的建制社论也认为，所谓方言节目，若有流弊，也不宜让国家直接介入管制，而是应该诉请电视界自律。专栏作家的立场则与资深立委同调，憎恶电视的市侩与地方戏曲节目的粗鄙，并且强调政府管制的正当与必要。中央、中华两家国民党党报的社论，以及强调“独立自主”的自晚之专题报导，都与两报社论接近，差别只在于两家党报狡猾，似有窄化电视问题的意图，自晚则不假掩饰，连续十一天以专题报道的形式，生动地传达了在野民代及专栏作家的说法。
(2)1970年台湾电视节目的“粗俗”，放在当年的背景，可能不无“进步”的表现。它是庶民以“粗俗”取得自己的娱乐，对抗官方假电视进行教化的意图。当然，若是没有商业竞争，电视也未必就不能以不“粗俗”的方式，尊重庶民并不“粗俗”的偏好。或者，应该说，若无此竞争而电视既能服务庶民的“粗俗”却又不失合理的娱乐需要，或国家介入国家节目时段的安排而使两台不致同时竞争“粗俗”，那么，电视节目的整体表现，从“高雅”、雅俗共赏到“合理的粗俗”之混合比例，就会更为合适均匀，这个时候，资深立委的轰击与方块专栏作家的响应，就会更欠缺正当性。
(3)依照美、英、德、意的媒介发展轨迹，报纸为减少广电袭夺广告，都会运用或创造机会，要求拥有广电公司（的股份），或者，敦促广电走公营体制且不播或少播广告。1970年6月资深立委发为雷霆之怒，要求“国家”介入，文化局局长王洪钧顺势提议，拟向观众征收执照费，减少电视对广告的依赖。此时，各报没有加入倡议，未曾探讨电视公营化是否可欲、是否可行。反之，各报与其专栏作家同台不同调，两报比较温和，自晚则相当强烈，但三报支持电视完全取广告收入作为财源的立场，并无不同。何以当时台湾的报纸作此表述？中时与联合虽然与“党国”亲近，但仍然忧惧，若是支持“党国”强力管制电视，那么将不免授予国家权柄，危及报纸的营运，因此两报社论有此表现吗？这样的政治疑虑压过了阻止电视与其竞逐广告收入的经济盘算吗？自晚不免有相同的戒心，加上它的本土色彩，于是更为尊重台湾多数民众的收视习惯（偏爱方言节目），于是发为远较鲜明的反对资深民代及文化局的言论吗？虽然自晚的这种表现，放在另一种意识解读，反而变成是对于官营但商业控制之电视台的支持！另一个解释是，1970年的台湾对于西欧广播电视的公营体制虽有了解，知悉政府若能重新分配广告收入，或者，同时提供广告以外的经费，就比较能够节制利润竞争，从而促进电视台竞争节目内容与观点的多样，但因为对国民党政府没有信心，是以未见报端披露这个见解。无论是那个情况，彼时报纸对电视批评的主流，上限是责备广电媒介，指其欠缺自律、未能善尽社会责任。
就数量来说，报纸的媒介批评要到1990年代才大举增加，若在政治大学中文报纸论文电子数据库键入“电视”一词，从1974至1998共得1565篇，其中1989年以前合计是196篇，平均一年12余篇，而自1990年起每年均逾20篇，1994年起更达数百篇以上。就批评类目来说，美国及台湾本土选举的电视表现及其他问题占据大宗，政策案亦多，如1975年台湾首部电子法（广播电视法）实施、1993年有线电视法通过，该年相关评论分别达7与23篇，占当年篇数33%与28%，公共电视法在1997年意外完成立法，相同情形再告出现，详见后文。
其次，报纸的媒介批评何以能够出现？如前所言，历年来选举、法案之评论，一直是最主要类目，可见某种类型的媒介批评与国家密切相关，政府行为是批评动力的重要来源，也设定了批评题材。其次是媒介本身在社会所占据的经济、政治、文化与休闲地位的上升，反映在媒介数量的暴增及其竞争转剧，也就是媒介资本化的广度与深度之强化，而这正是1990年代以来，台湾媒介生态的重要特征。
国民党解除解严之前，多方力量已在串联，表现在媒介批评的具体成绩之一，应该是李金铨的文集。1986-1987年间，李金铨在中央研究院担任客座研究员，适逢其盛而运势崛起，蓄积多年的涵养得以稍吐一二，于八个月内在台湾多家媒介广泛撰述评论，稍后并结集为两本文集（李金铨，1987b，1987c）。此外，在1987年至少另有3本媒介批评的文集出版（陈世敏、潘家庆与郑瑞城），并有以“媒介批评”为名的教科书问世（黄新生，1987年）。报禁解除的1988年，媒介批评的出版品市场，似乎前景看好，又续有3本上场（郑瑞城、政大新闻系与张作锦）。换言之，1987与1988两年呈现了“小阳春”荣景，继政治力、社会力释放之后，媒介自省或提供版面检讨其他媒介的机会，水涨船高，于是有9本相类书籍出版，即便扣除作为教科书形式的2本，亦达7本，如表2（见P9）所示。越此高峰以后，媒介批评文集的年出版量，逐次递减，至本世纪几乎已经消失。
三 台湾媒介批评的总体特点
配合前述说明，表2（见P9）至少另有两个讯息，值得一谈。一是作者身份。除迷走（1990年，1991年），作者若非来自传播学术社群，就是业界人士，前者文集的数量（21本）是后者（10本）的一倍。学界立论从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现代与后现代、保守与自由主义及左翼，政治经济学以至文化研究，一应俱全；业界多集中在传媒“内容”的表现专业与否，以及对于消极新闻的捍卫及讨论。不过，1999-2009年章评传媒论结集成书的分布，学界只有1本（陈炳宏，2003年），资深报业从业人员有4本（王健壮，2006a，2006b；胡元辉，2003年，2007年）。假使加入与传媒有关，但出于规划，属系列写作且批评色彩比较不明显，大多也未在报端先行登载者，则资深媒介人的文集得再加二本（刘旭峰，2006a，2006b）。然而，这不是说传播学界的传媒批评活动减轻，刚好相反，他们的活动转趋密集，表现在学院师生为主、新闻人为辅的“媒介改造学社”在2003年春成立，加上稍候转型的“台湾媒介观察教育基金会”，都尽力与相关社团结合（如台湾记者协会等）。他们对于传媒的批评，不再只限于报章撰述，举凡游行请愿或示威等活动，都在这个阶段出现，部分相关文字并结集推广，包括《电视改革，针锋相对？》（政治大学传播学院，2001年）、《无线电视台总体政策及结构改造项目小组结案报告》、《电视改造无望？无线电视公共化可行性评估报告》等作品的出版，部分在这段期间发表的评论并由英文《台北时报》(Taipei Times)翻译后，选编行世。但这些作品因性质不同，未列入表2（见P9）。
二是台湾从1987年解严以来，各方人马攘臂振衣，亟思有所作为。文化人当中稍具社会意识者，自有感应，不能无动于衷。于是，表现为有些报社副刊的编辑，想要延揽社会及文化等运动的力量于媒介。他们在改造社会的路途中，不再袖手旁观，而是积极以版面进行言论参与，其中最为醒目者，恐非《自立早报》莫属，从其创刊（1988年1月）至报业主易手（1994年9月）的短暂7年，提供了7本媒介批评的资源，多于中时、联合两大报团（以P9表2计）共7家报纸10数年的表现。该报在吴丰山主持下，1993年10月12日创刊“大地副刊”，设“媒介观察”在内的专栏十个，由学院人6位除周日外，每天提供相关评论一篇，直至1995年8月31日。
当然，在“副刊”刊登媒介批评的文字，不只是出现在自早。《民众日报》、自晚、《中时晚报》，以及《联合晚报》亦扮演相当角色，两报也没有缺席，包括中时的“人间副刊”从1990年底推出“截波台”，每周有传媒批评至少一篇，延续两年多。除有张作锦与张继高等该报资深记者与作家兼事媒介评论，1995年晚春起2年，联合报副刊设“弯弓集”，介绍作者时，特别标明渠为“传播学者”。
1990年代中后期以降，这些副刊回到传统的文艺及其评论的路线，淡出媒介批评的舞台。与此同时，“新闻版面”出场填补、扩大媒介批评的空间。造成转变的原因可能是台湾在1990年代以后，由市民社团与学界发动的媒介改革活动趋向（相对）频繁（见P9表3），也就催生了更多的报导与评论篇幅。1992年底的“退报运动”后，联合在1993年改版，将台湾各报之前零星散落，时有时无的读者投书固定为特定版面，每日均有一整版刊登读者来函与编辑邀约的评论稿件，其后数年间，台北多数报纸跟进，包括2003年创办的《苹果日报》，也从首日起就设置外稿言论专版。既然如此，先前副刊的传媒评论功能不得不弱化而终至消失。另一方面，由于媒介批评与时间要素扣合得更为紧密，于是批评的文化厚度可能减薄，现世取向趋于浓厚。表2（见P9）提及，1994-1995年而特别是1999年以后，媒介评论的文集，出版数量减少，可能的原因之一，或许在此：每日都有评论，结集出版更不容易，或说更无必要。2000年起《立报》在二版，中时在2003年8月至2005年7月在四版，设有媒介观察周评，撰述者大多出身学院；2005年前三季对台北十家报纸的统计，显示传媒评论文章646篇当中，151篇是学院作者所撰。
表3（见P9）的数据显示，媒介社会运动，或说以行动直接进行媒介批评或改造的情况，直至1990年代方告出现。较早出现的是退报运动，但为期短，且首当其冲的是报纸，又以统独争议为核心，当事报纸（联合）曾在一两日内，以较多篇幅指责并至法院控告运动发起人，中时几乎不报导，自由与自立等报连续多日有最多发挥。地下电台的抗争激烈，包围新闻局、火烧汽车，行动者流窜街头，尽管触犯社会主流价值，却与反国民党的力量结合，所有报纸也就无法不给予大量的报导，从中评论跟随频繁出现。与这些传媒改革活动有关，但也独树一帜的是公共电视的“创建”，以及在2000年以后，为了要求政府对非商业电视投入更多资源，因此就有“扩大”公共电视的诉求活动与评论，断续出现，至今未歇。
如表4（见P10）整理的资料所示，政府未提公共电视台之前，只有1篇谈公视（张心如，1975年），到了1980年行政院长孙运璇示意要创建时，当年也是只有1篇。1984年，公视（还没有频道）开始在三台播放其制作的节目，评论增加（10篇），其后沉寂至1991年（5篇），虽然该年新闻局已经成立委员会，准备筹办公视专属频道。1992年，历来沉静的传播学者首度集体联名具函，公开要求公视要有合适的财政与人事安排，评论才增加至10篇。1993年旱地拔葱，增加至43篇，原因是当年文人社团组成公视“民间”筹备会。与官方打对台，43篇评论有35篇出现在该社团出现之后。其后历经两年蛰伏（1994-1995年），1996年又如休眠火山爆发（45篇），且有35篇是“公共媒介催生联盟”在入秋组成后刊登。1997年更是戏剧化，筹备与立法多年却未能如期竣工的国民党，入春后突然宣布废台，群情哗然，政界元老与学院无不强力反弹，其后14天内，78篇评论有如岩浆喷射四散而出，占当年总评论量102篇将近8成。2000年后，推动公视扩大的活动与论述持续进行，当年大选时，竞选政见表明要扩大公视的人当选，赋予该诉求更大能量，表现在其后数年，报端出现“公视”一词的频次，显然高升（2000起连续3年，都超过400篇）；虽然公视从2007年起，扩大为五个频道、员工约在1500人，惟其扩大的成因复杂，并非完全与该政见有关，并且，公视频道群对于台湾电视生态所起的作用，仍然嫌小。
四 结语
人对生存状态的不满，不分社会制度，不分传统与现代，不分文明及蛮荒，与时俱在，只是性质有别。不满的属性，排除此不满的方式之差异，也就说明了人群及其阶级所处生活的历史进程。
因不满而发为批评，事理之常。台湾的电视与报纸成为不满的对象，也就是媒介批评之始，似乎是1970年代。到了1990年代，这个不满不再只是表现为言论的抒发，而是有了人群的组织集结，其中部分已展现为表3（见P9）所载的媒介社会运动（“行”的媒介批评）及其所牵动的言辞层面媒介之批评。至本世纪，媒介批评不再被动，不只是对于传媒所再现的内容指东道西，而是在此基础，主动建构，要求建立更健全、更大规模、更不依赖广告收入与更多频道的公共电视。
媒介批评是手段，真正的目标是从批判与纠正之中，逐次建构合适的传播生态，使传媒不但拥有不必担心动辄得咎的消极自由，并且会有积极权利与充分资源，提供人们丰富多样的信息与娱乐，协助人们藉由传媒而温故知新、领略人生。台湾已经建立公共电视，但距离前述目标，还很遥远，重要原因是政府欠缺传播政策的详细规划，竟连公视的成军亦从早年的主动研拟，坠落到被动响应，意兴阑珊。
台湾公视开播前夕，中国时报（1998年4月27日38版）推出整版彩色宣言：
最近简直不敢看电视新闻，每天都有青少年犯罪事件，而且，手段越来越残酷……台湾的青少年犯罪问题，越来越像美国了！…现在的电视节目越来越无法无天了，在商业利益的影响之下，媒介自律是一则大笑话；政府跟民间，谁也管不住这只越来越庞大、也越来越粗野的怪兽；只有你！你是有权力说“不”的消费者，更是被上帝派来保护孩子的爸爸妈妈们！…我们特别制作这个专题，呼吁大家跟我们一起关掉电视。拒看电视，是为了要求更有质量的电视节目！……
十多年已过，电视环境因为公视5个频道所获得之改善，并不明显，关键原因就在这段宣言。它看到病征，开错药方：它排除政府，乞灵于消费者。但是，对症下药的处方，刚好相反。如果重写，它应召唤与培植公民身份与能力，监督、要求并责成政府，直至有效且民主的传播政策出炉。
媒介批评之后，若有建言，是应该呼吁媒介自律、是应该推广媒介公民教育，但是，如果只在此驻足，那么，它最多只是治标的手段。媒介自律与媒介公民身份的养成都很重要，但如果没有“国家”确认制度，积极介入媒介环境的规划，自律者无法得到自律的条件，阅听人无法得到伸张公民身份的养分。“国家”不具有本然的善，如果公视等媒介运动显示“行动为发言之酵母”，那么，台湾的媒介批评之未来，应当如何以行动推进知识的进展，以知识导正行动的方向，也就不能不是必须面对的课题。
收稿日期：2010-12-06
注释：
①本文架构取自《媒体批评在台湾的发展》一文，收入陈光兴编《文化研究在台湾》，台北巨流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72页，内文有较大幅度的调整，资料亦作更新，文章表中的统计数据均由本研究得出。
②媒介批评文集1999年以后的资料搜集可能不完整，首刊报纸指超过半数文章发表于该报。
③资料来源：本研究1999年以前查询政治大学报纸数据库，其后查询联合报数据库。2010年计算至12月2日。
④《中央日报》与《中华日报》两家日报都是国民创串办与经营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