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推动的视角看20年来的历史唯物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论论文,视角论文,年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的2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发展最迅速的年代，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核心历史唯物论最出成果的年代。
建国以来的头20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发挥了宣传、普及和群众化的功能，以及为政治路线做理论论证和阐释的功能。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其后的“文革”十年，则是哲学完全陷入整体沉寂和严重困境的十年。相比之下，近20年尽管在市场经济的急功近利压力下，纯哲学的学术活动显得有点“捉襟见肘”，但仍然可以说是生气勃勃、学术繁荣的年代。
“九洲生气恃风雷”。要问何以学术较前有点生气，我以为是：因为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实践出真知。所以我要从实践推动的视角来谈谈20年的历史唯物论的进展。
一、使一度被遗忘的思想重新被发掘
在80年代初，一位老哲学工作者对我说，他主张“回到马克思”。起初我以为他的话是激愤之言，后来细想，这话很有道理。多年来，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似乎被禁锢在一个无形的精神框架里。这个框架就是从“老大哥”那里传过来的哲学版本。这版本因为被封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所以多少年来动不得。然而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那里有许多东西是同马、恩时的实际情况和实际想法不符的。
例如，所谓历史唯物论是自然领域的辩证唯物论向社会历史的推广。稍有一点马哲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与历史事实相悖的。
再如，马克思把实践观点引入社会历史领域，创造出实践的唯物主义，但在苏式的哲学版本中这个根本观点不见了。随之，“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个唯物主义地把握社会生活的钥匙，也很少有人提及。与此相应，历史领域中的主客体关系、人的主体性等观念也就长期销声匿迹。
又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对于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有十分重大现实意义的哲学概念：“世界历史性存在”，（应当说，这是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概念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代的应用）长期被人遗忘了——这大概同前苏联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有关。这样一来，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都必须是“世界历史性存在”，而不可能是民族的、地域性的存在的命题，也从此无人提及。
………………。
上面列举的（当然是不完全的）这些被遗忘的思想观念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近20年来人们讨论与研究的热点。它们之所以被研究者发掘出来，一是思想禁锢放松了，学术环境改变了。二是实践的需要，实践的推动。
试想，当中国人从十年动乱的噩梦中惊醒，发现自己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周边国家的后面，自然急于要有一个大的转变。而旧的哲学框架又无法提供他们一个迅速实现大转变的恰当思维方式。于是人们就必然热衷于那鼓励人们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现实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热衷于谈论主客体关系和主体性的弘扬。随后，当我们从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人们更强烈地意识到：这个转轨意味着从个人对整体的依附性向人的独立性转变，从生产者毫无自主经营权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转变……。从此，对主体性的研究便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至于“世界历史性存在”的问题被人们重新提起（约在80年代初），无疑同我们国家的对外开放和战后世界一体化客观进程日益强化有关。每一个民族和国家成为世界之网上的一个纽结的事实，同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以及全球性问题的日益突出而变得再明显不过。这时候，人们终于认识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观念在今天是何等正确，这个概念无疑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外开放的一个理论基础。
二、使历史观与价值观得到了统一
让价值论进入历史观领域，是这些年的一个重大成果，许多人把历史唯物论纳入科学主义的范畴，这样的历史唯物论只不过是历史规律性知识的总汇。
历史唯物论被弄成这样一种东西，从根本上说，与人们摒弃实践的唯物主义不无关系。马、恩说过，社会发展史的秘密在劳动发展史。而全部劳动过程无非就是：在劳动对象中自觉实现劳动一开始就已经形成了的目的。人的活动的目的性表明，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价值关系。所谓目的的实现，意味着劳动的结果（产物）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对人是有价值的。自然，目的的实现需要借助人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黑格尔把它叫作“理性的狡猾”。他说，“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间接活动，这种间接活动让工具和劳动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就是说，主体通过理性的认识关系，依靠对规律的把握，达到用一种自然力反对另一种自然力，从而驾驭自然的目的。——引者。）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理性自己的目的。”（转引自《资本论》第1卷，203页，1975）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实践过程中认识关系与价值关系交织、融合在一起，以各自的功能为实现人类改造世界服务。
由此可见，对实践过程固有的认识关系与价值关系不应人为地割裂。否则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歪曲。
不过，马克思很少像纯学者那样只从学理上讨论价值一般的本质。对他来说，哲学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而社会主义则是哲学的归宿。因此当他用历史唯物论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他既合规律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如何因自身的基本矛盾而必然灭亡，让位于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他也对这一客观过程作出价值评价：既批判资本原始积累的血与火的掠夺，又充分肯定“资本的文明作用”，肯定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有“暂时的价值”。对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不仅把它看作合乎规律地出现的代替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同时他也从价值论视角指出，社会主义的价值在于通过消除私有制和生存竞争而最终把人类在社会关系方面从其它动物提升起来，成为真正的人。
近年来，历史唯物论的研究进展不仅表现在人们注意到了从真理与价值的统一的高度来把握马克思的历史观，而且开展了对价值理论本身的研究。应当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推进。而真正把价值研究广泛引进历史唯物论，成为最强有力的推动力量的，正是近20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当中国的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时，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更新、各种价值观的冲突……。而这些变动的更深层的根子则在于利益关系的复杂化。
人们对周围世界的一定对象的需要，就是他们的利益。利益是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成分日益多样化，因而人们有着完全不同的需要，并为实现这些需要而追求各自的利益。于是，广泛地出现利益关系的重新组合、调整和变动。这种情况还同市场经济密切相关。因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在传统的非商品经济社会里，利益关系本来就比较单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又极力掩饰、模糊这些利益差别。市场经济社会的竞争机制却让日益复杂化的利益分歧公开暴露开来，而且作为利益驱动去促使人们通过竞争实现自己的利益。由此就产生各种各样的价值选择的冲突。这种冲突反映在人们头脑里就形成一种普遍得到认同的看法：目前是价值观念大变动的时代，是各种相反的价值取向碰撞的时代。例如，功利主义与形而上学道德的碰撞、效率与公平何者优先的碰撞、国有企业改革中资本因素与劳动因素的碰撞……。总之，价值问题之所以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价值论之所以进入历史观研究领域，以利益关系复杂化为基础的价值选择冲突是最主要的推动力。
三、使历史观研究向社会哲学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有人认为，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哲学。我认为在原则上这是可以接受的。至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主要是以唯物史观为自己研究工作的指南的一种社会理论。但这种社会哲学肯定区别于历史教科书那种单纯由一堆历史规律组合成的知识体系。它应当是人们对社会研究的哲学层次——相对于对社会有机体研究的实证层次和一般理论层次即实证社会学和理论社会学。
对社会哲学来说，它所涉猎的范围要比历史观本身所关注的宽广得多。除了历史观通常涉及的社会本体、社会发展的本质等形而上学问题外，还会涉及社会起源、社会系统及其运行机制、社会文化、社会价值、社会时空、社会公正、社会的平等与效率关系、社会整体论与个体论、社会的冲突与协调、分工与协作、有序性与无序性……等等。而对这一切具体课题的考察、审视都必须贯穿一个社会哲学特有的根本原则和精神——社会批判。对社会发展的研究之所以一定要有哲学层次，就因为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必须是批判的，即用批判理性去审查社会发展中现存的一切。如果研究者失去批判性，他的研究就不再是真正的社会哲学研究了。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只是被统治阶级手中武器时，突出它的批判性，弘扬社会哲学的社会批判功能，是可以理直气壮的。当它成为了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手中的工具时，还能保持它的批判性（不光对还存在的敌人，而且也对自己）吗？正是因为社会哲学具有这个功能，它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因素。如果社会哲学不再有这个功能，唯物史观就没有必要把自己发展为社会哲学了。
实践告诉我们，坚持社会批判是必要的。
社会主义不是无差别的境界。必将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一个充满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体。比如说，市场经济既带来效率、效益和财富，又给我们造成贫富差别、收入差距拉开，乃至人文精神受损。这就需要社会哲学的社会批判作为一种精神动力来处理，协调各种矛盾，推动社会发展。至于21世纪日益迫近的高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更需要我们以社会批判的精神来回答它们向全人类提出的各种挑战性问题。
我们高兴地看到，国内已有一些学者从事社会哲学的研究。从历史唯物论到社会哲学是实践的需要。如果人们善于倾听实践的呼声，就一定能使社会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学术园地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使类概念及其与阶级、民族关系的研究得到深化
首先是类（作为族类的人类）概念的研究。
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一个最重大的时代特征是：世界一体化，特别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对这一点起决定性作用的，除了国际贸易的日益扩大（现在已经是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外，就是高新科技（信息技术，特别是电脑及其网络化）。这一切反映到哲学思维上就提出一个“阶级斗争为纲论者”不愿谈论的问题：是否存在一种现实的全人类共同利益？
回答是肯定的。自80年代中期，随着实际生活中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引人注目，研究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各国政府首脑会议频繁召开，“科学无国界”、“污染无国界”的意识日益强化，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问题被提到研究的日程上来。类概念因此被一些学者当作哲学研究课题来关注。
其次，当类概念重新受到学者关注时，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抹杀阶级与民族之间的差别、矛盾的现实存在。因此说他们退回到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性质的“类本质”那里去的指责，是缺乏根据的。马克思在晚年用唯物史观考察人类历史发展时也多次提到“类”，而且是作为与阶级、个体并列的概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124-125页。）今天人们之所以要重视“类”概念，因为世界日益一体化，全球性问题（生态污染无国界）的突出。还因为科技革命在为人类提供正效应的同时，它的成果的现实社会应用还会给人类带来巨大威胁——可能毁灭人类自身的威胁。核大战的威胁是人们熟知的。近年来，生物遗传工程带来的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同样引起全人类的担心与恐惧。学者们重视“类”概念，正是对最新科技革命向全人类提出的挑战的回应——就是说，20世纪末的人类必须在科技革命挑战面前学会为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约束自己。在90年代，先是为了解决各国利用高科技开发基因产生的矛盾就开过两次“南北人类基因组国际会议”。1998年1月，面对高涨的克隆人类的恐惧，19个欧洲国家又签署了一项禁止克隆人的条约……。这一切，都说明：面对高科技带来的威胁，人类开始意识到：要有“全人类的意识”，并为此而约束自己。
第三，如果说，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类与阶级、民族的相互关系上，有一段时间存在因对立（差异）而否定同一的倾向（根本不承认有所谓“人类共同利益”）；那么现在要警惕另一种倾向：因同一而忽视对立（差异）。不要忘记，尽管科技上每一种新发现都属于人类的财富，但发达国家不会轻易把高科技成果与穷国分享。例如，被美国垄断的人类基因组计划（1990年启动）的成果，已被美国一些公司运用来通过窃取穷国（巴拿马）的基因资源研制出某种抗艾滋病药物，并申请专利，从而获取巨大利润。这种对穷国不公平的行为就构成了世界经济、科技秩序中南北对话的核心内容。总之，科技革命的实践正在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种种以前未曾面对过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类概念及其与阶级、民族的关系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