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旅游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阶段论文,试论论文,旅游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近年旅游业的繁兴，探讨旅游文化产生积累的历史过程已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文化的链条是割不断的。旅游文化与人类的旅游行为相终始，因而不了解旅游文化的历史演变轨迹，可以说就无法深刻地洞察旅游文化的底蕴，从而也就很难全面地、具体地进行旅游活动的文化学审视。
一、古代旅游文化
作为古代旅游文化重要特征之一的物质功利需求，当萌始于原始社会后期。这时，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产品交换，各地区人们出于物质需求跋涉到外地区。罗伯特·路威曾经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指出过：
初民的旅行不是游山玩水，游历观光的。交通工具改良，他的打仗和打猎也就可以进步。……至于北欧，到了十八世纪，旅行还是既费钱又危险的事情。[1]
在古代中国，早自《庄子·逍遥游》就有“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的说法。
尽管由于交通工具不发达，旅行的物质条件有限，自然与社会环境相对恶劣，不安全因素较多，但由于物质欲求催动，伴随着商业活动的活跃，商业旅行和考察刺激了旅游文化诸层面的发展。象“海上民族”腓尼基，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开始了地中海和爱琴海之间的商业旅行。他们西越直布罗陀海峡，北至北欧的波罗的海，东至波斯湾和印度。罗马帝国则被认为是古代旅游的全盛时期，其中重要成因是罗马铸币作为唯一的通货，便于携带。跨地区商业活动借此得以很方便地展开，扩展了时人的旅游文化视野，同时繁荣了罗马城也吸引了众多的观光者。商业兴旺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求美求乐求消遣的旅游文化因子也随之产生和扩散。
以物质需求、异域经商探险始，在外地他乡饱开眼界后，记载并传播了新奇的见闻、传奇性的经历。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的著名游记，启发了后世欧洲文化以航海探险为主要途径传播扩散。物质需求的旅游文化取向，作为西方旅游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的欧洲殖民探险者那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古代旅游文化第二个特征，是求知求学求仕激发了人们外出旅行的极大热情。古代尚没有大众传播媒介，文化传播主要的是人们互相间的面对面接触。异域体验除了战争就是旅行了。求知旅行较早的是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他的足迹遍及埃及、西亚、黑海及南意大利各地，举凡风俗民情、旧闻传说都成了他的巨著《历史》的内容。我国春秋后期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率众弟子周游列国，可算作求仕旅行的最早代表；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们为“楚材晋用”，“朝秦暮楚”地穿行于列国君主间争当策士；直至西汉中叶后盛行的外出求学求仕之风，因古代中国社会官本位的超趋态结构而余波久存。唐诗有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后世求学求仕的“宦游”，突出了古代中国旅游文化的士大夫特征。
西方旅游文化因15世纪后文化复兴而愈益增强了求知猎异的倾向。罗素曾经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怀有漫无边际的好奇心”；“文艺复兴时代人们的好奇心就从向来文学性的渐渐转成科学性的。好一股新事实的潮流排山倒海而来，人们起初只能让这洪流挟持着往前涌进。”[2]随着地理新发现对人们视野的拓宽，这种求知猎异需求推动了旅游文化中传统与现实、传闻与科学结合融汇的机制形成。培根也主张：
游历在年轻人是教育底一部分，在年长的人是经验底一部分”。[3]
由于地理、经济、生产方式影响等原因，古代西方旅游文化视野相对开阔，古代中国偏重的是方内、海内。当然，也有西汉司马迁壮游天下以修史，明代李时珍为撰写《本草纲目》进行医学考察，徐霞客遍游海内考察地貌风物的例子。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游览阅历的强调，重点仍偏重在为官求仕上，此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盛行的受良好教育的青年多于旅行游览中增广见闻，在求知求学的深层目的上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古代旅游文化的第三个特征，是宗教旅行占有远行游历的较大比重，带动了众多与旅游文化相关的活动开展。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兴起了宗教朝圣旅行。公元5世纪时古希腊的提洛岛、特尔斐与奥林匹斯山是当时世界著名的宗教圣地，由此进行的庆典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的体育活动，吸引了大批游人，丰富了旅游文化中娱目畅神的审美内蕴。古代中国的宗教旅行以东晋名僧法显、唐代名僧玄奘到印度旅行为代表。印度佛教的东渐，给华夏中土留下了许多富有魅力的人文景观，如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岗石窟以及诸多寺庙等等。道教的求仙求长生欲也激发了中国古人的宗教旅行。从魏晋后兴起的游仙诗为核心的道教游仙文化，直接启迪了南朝山水文化的兴起。在公元8世纪进入全盛时期的阿拉伯帝国，伊斯兰教规定了朝觐制度，让每位穆斯林都在有生之年进行一次长途旅行，届时各地宗教旅行团云集麦加，艺术家和商人也借此献艺售货，较早出现的旅行指南，就是这时驿传局为此实用目的编写的。
古代旅游文化的第四个特征，是政治失意促使主体的畅游山水娱情冶性，带动了旅游审美文化和旅游文学的长足进步。这一点以古代中国最为突出。其以士大夫文人为旅游文化主体基本构成，将山林江海视为政治受挫失意落魄的逋逃薮，由此密切了隐逸文化传统同旅游文化间的关系。西晋至南北朝，“出劣处优”[4]、林泉赏美的山水旅游文化可谓达到了巅峰状态。隐逸文化中素有“朝隐”之说，即便身居官位，仍可“身处朱门，而情游江海，形入紫闼，而意在青云”[5]；以谢灵运为真正开创者的山水文学，不仅开启了诗歌重要题材之端倪，也奠定了山水文化的基础。自此，山水画、山水游记与山水诗词创作都与“士不遇”文化心态结下了不解之缘。据蒋星煜先生统计，“中国隐士的地域分布以庐山最密，蒿山次之，武夷又次之，天台、青城再次之，余则衡山、华山、太白、中条、洞庭、林虑、苏门、终南、罗浮、峨嵋、四明、武当、王屋、鹿门、大涤诸山顺次而降”。蒋先生还认为庐山最受隐士青睐，缘其较适合隐士的理想，因其未得到统治者离官陵寝的占领，得以存留其真面目[6]。以畅游山水调节生活情趣，排遣事功追求中的烦恼，发现并赏鉴山水自然中的诗情画意、高情雅致，一定程度上带有对近现代旅游文化超功利倾向的启迪。
由上可见，古代丰富的旅游文化已预设了不少为近现代旅游文化所承继、所改造的相关基因。
二、近代旅游文化
近代旅游文化的兴盛，除了传统的继承和人类本能驱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欧洲工业革命对交通工具的改进，以及地理新发现对海外旅游的吸引。旅游文化的许多实质性建树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确立的。
近代旅游文化的第一个特征，是旅游主体队伍的驳杂和扩大，打破了古代限于少数人奢侈活动的局面。特别是火车的发明与轮船的高速化大型化，使更多的旅游者得以被载送到较远距离之外。在空间上极大地延展了旅游的范围，从而在旅游文化的物质层面上充实拓展其内容，又促进了更多旅游者以更大热情来参加这一活动。而生产力提高则促进了财富的积累，较多的人有经济能力参与这项活动了。
近代旅游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是旅游文化的制度层面得以全面建构起来。1841年7月5日，第一个旅行代理商托马斯·库克用包租火车的方式组织了570人从英国莱斯特至拉夫巴罗参加戒酒大会，开启了近代旅游业、旅行社服务之先；1845年他还组织了350人的消遣观光团去利物浦，并编发了旅游手册；1872年他还创制了最早的旅行支票，其旅行社编印的世界最早的旅行杂志，曾被译为7国文字。与此相关的许多旅游游乐人工设施，也空前迅速地发展起来。而对旅游胜地、海滨浴场等等的管理经营，更是具体全面地开展了。如在旧中国的上海，相关的游乐设施十分兴盛，被称作外国旅行冒险家的“乐园”。
近代旅游文化的第三个特征，是旅游的消闲娱乐性从根本上的增强确立。为了迎接大批涌来的游客，世界上许多旅游胜地都迅猛发展，尤其是紧靠城市的一些山地风景区和海滨，竞相建设配备先进娱乐设施和宜人环境的综合性服务企业。旅游文化商业气息的日渐浓烈，既是迎合人数众多的旅游主体娱乐消费需求，又得到了后者的不断刺激。特别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战争导致的空前规模的跨文化人口流动，给战后的旅游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刺激，许多直接间接为战争服务的机构设施，都在战后变成了旅游娱乐消闲的机构场所。因战争造成的闲散人口大流动，也是多国别旅游文化主体、多种生活方式、娱乐手段相互模仿又彼此整合的过程，这一过程也促进了消闲娱乐旅游的普及和流播。
近代旅游文化的第四个特征，是跨文化旅游的全面兴起和盛行不衰。海外殖民与交通工具的发展、世界大战激起的“全球意识”，打破了古代旅行那相对封闭的狭小视域局限。旅游主体常常不再满足于在本国、本民旗的疆土上游历观光，而竞相憧憬并实践着跨海到异域畅游。海外殖民、战争等等屡屡发生，为这些跨文化旅游者提供了较多机缘。自然科学的进步与文化人类学研究，也极大地激发了旅游主体跨文化考察的求知热情，增加了旅游文化传播普及、在新的历史层次上飞跃的动力与契机。
三、现代旅游文化
本世纪50年代初兴起的现代旅游文化，虽然受冷战的影响，但随着各国经济的复苏与飞跃，出现了世界性的旅游文化热。不论以旅游带来的就业人数、经济收入，还是参加的人数，以及各类旅游者的消费开支，都呈几何速度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数量。旅游业，既然已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它所积聚的文化能量也是相当巨大的。因而，旅游文化演变至今，不仅是整个人类文化发展趋势使然，它也强有力地推动了人类各地区、国别、洲际间文化的交流，对整个人类文化产生了某种推动作用。
现代旅游文化的第一个特征，是旅游活动在各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经济的因素越来越多地介入其中。旅游及其规模的扩大，能够给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好处，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共识。旅游产品的换汇成本低于外贸商品的换汇成本，旅游出口是一种无形的贸易，必将给生产旅游产品的地区带来消费。仅以1980年的国际旅游收入为例，就多达925亿美元。而且，旅游创汇是立见效益的，如1987年我国外贸逆差为37.5亿美元，旅游业创汇达18.44亿美元。旅游在国内盛行也会促进货币迅速回笼。1987年，我国的旅游业总共回笼人民币140亿元，缓解了国内经济的压力。
现代旅游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是科技因素的比重大增。科学技术与旅游的关系是彼此制约的互动关系。科技发展直接促使现代交通工具（如大型喷气客机对国际旅游高速发展的作用）的大量使用。而国际性大型旅游组织的建立与工作，也有赖于高科技带来的现代化通讯设备和相关旅游设施等。
由于旅游文化主体素质的提高，他们要求在旅游活动过程中的交通、通讯以及服务设施设备方面，更加迅捷、便利、舒适、安全、卫生、讲求效率，因而旅游产品和相关的设施服务更新进步也相当之快。
旅游者科技考察、商务、会议等旅游活动的增多，促进并刺激了各国各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同时借旅游学习、传播科技或刺探科技情报，也成为不少旅游者的动机之一。
现代旅游文化的第三个特征，是旅游大众消遣娱乐需求空前高涨。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大都市生活的紧张，使相当多的旅游者充满对精神宽适放松的渴盼，到那些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污染较少的地区和自然风景区调节身心节奏，已成为越来越多的旅游公众的选择。
现代旅游文化的第四个特征，是旅游活动的负面价值暴露出来并引起较多重视。一方面是旅游者给东道国或地区社会秩序、价值取向、物价和消费水平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高密度旅游给文物古迹、生态环境带来的消耗与破坏作用（如脚踏、手摸和呼出的气体），还有旅游所刺激的假冒伪劣商品、盲目仿古仿地方工艺品的充斥。如何规划、控制正在由旅游文化研究者和职能部门加以探讨解决。
注释：
[1]《文明与野蛮》，吕淑湘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7—119页。
[2]《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2—33页。
[3]《论游历》，《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3—65页。
[4]出为作官，处为归隐，参见《晋书》卷79《谢万传》。
[5]《南史》卷41《衡阳王钧传》。
[6]《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8—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