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崛起、自制能力与中国战略
陈留俊
(中共扬州市广陵区委党校 教研室，江苏 扬州 225001)
摘要 ：国家崛起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包含多方面的内涵和外延，有不同的界定和解读。国家崛起的多元化认知要求对崛起的方式做准确的细化分析，国家的成长在各个领域有自己的特点和要求，其中对国家自制力的把握是一个非常重要却又长期被忽视的变量。在对过度扩张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担心下，自制能力对国家崛起的影响呈现出正相关的逻辑推论，即自制力强的国家可以更加顺利的崛起，而自制力弱的国家在崛起过程中会有更多的麻烦，且可能导致崛起中断或夭折；反过来，国家崛起是对自制力强弱的检验，有了崛起的事实，才有自制力因素发挥作用的空间，否则只是一种国家膨胀，害处甚多。同时，在不同的领域应该掌控不同程度的国家自制力，一味地自制和一味地扩张同样有害。中国正面临崛起的事实，崛起是否顺利实现取决于众多因素，自制力将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涉及国内和国外对其崛起的承受力和认知度。在此时刻，理清国家崛起与自制力的关系非常必要且紧迫。
关键词 ：国家崛起;自制力;建设性力量;挑战性力量
一、引言
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有崛起的经历,区别只是方式和结果不尽相同而已。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的研究指出,历史上曾出现过16次的霸权更替,其中12次是通过崛起国与守成国的战争实现的,只有4次是相对的和平过渡[1]。为了避免战争,实现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和平共处,认真面对各国崛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实现世界和平发展的先决条件。
(9)规划方案中一般包括矿井及配套的选煤厂建设、电力企业建设、煤矸石等综合利用项目(劣质煤电厂、矸石砖厂、水泥厂、凝石厂等)建设等，这些项目在建设和营运期间会产生一定量的废水，其排放对地表水水质造成一定影响，因此矿区地表水体功能区划、规划中废水处理设施对废水的处理程度也会对规划方案构成制约。项目建设运行会产生噪音以及废气、煤矸石等污染物，影响环境质量，这也是规划实施的制约因素之一。
对国家崛起的界定有一定的困难,它包含多方面的内涵和外延,有不同的定义和解读。有学者从国际关系的三大理论流派解读国家崛起的三种方式:战争崛起模式、制度崛起模式、社会建构崛起模式[2]。有学者从历史中考察国家崛起的印迹,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马克斯·布特的《战争改变历史:1500年以来的军事技术、战争及历史进程》等,都从历史上大国的兴衰成败来探讨国家崛起的规律和进程。也有从国家崛起的背景和结构解读的范例,如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阎学通《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评估》[3]等,深入分析了国家崛起的系统要素和结构框架。还有从各国的发展状况和特色去解读崛起的历程,如西班牙是16世纪崛起的殖民大国，荷兰是17世纪崛起的航运大国，英国是18世纪崛起的贸易大国，法国是18世纪的陆上军事强国，德国后来赶超了法国的地位，苏联又取代了德国在欧洲军事实力上的角色,而美国则在随后的时间里实现了全球性的金融和军事崛起。
因此采取适宜经营措施即选择正确主伐方式方法至关重要，二次渐伐既能使林分经济效益得以发挥，也能保持我县森林群落相对稳定性，同时通过天然更新也可节省造林资金。二次渐伐不但实现了森林资源的三大效益，而且使森林资金越采越多，越采越好，达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目的。
但是,“如果国家崛起成为国家发展的代名词的话,就会失去其应有的意义”[4],因为国家崛起与国家的发展、兴盛、振兴并不完全一致,前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后者则有一些静态的绝对指标值。国家的发展是指一个国家的实力获得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国际地位的变化也不排斥他国的发展;国家崛起则是表明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相对位置的变动,可能是源于自身实力的壮大,也可能是他国的相对衰落导致自己国际地位的提升。所以,国家崛起就是相对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它伴随的是另一个或一些国家相关能力的下降,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可能由此产生,守成国会对崛起国进行打压和控制,而崛起国则力图反抗和推翻守成国的地位及其所坚持的格局和秩序,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随之激烈展开。从历史上看,守成国与崛起国的成败得失交互出现,各具特色。德国、日本打算以军事手段挑战守成国的地位都招致失败,苏联以军事和意识形态模式试图勉强建立与守成国抗衡的局势也导致了自我崩塌;而英国以贸易、航海、殖民扩张结合起来的方式实现了其“日不落”帝国的神话,美国利用世界性战争的契机加上多年的运筹帷幄成功化身“世界领袖”。可见,这其中的诀窍和方式值得深入思考。
国家崛起还是一个文化、社会学概念, 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国与国的互动实践将促使国家间的社会学习和模仿,在社会学习和模仿中形成了国家间的文化选择,文化选择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集体认同变迁的过程,集体认同的变迁最终促成国际体系转换”[5]。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需要国际社会的集体认同才能实现个体的崛起目标,国际社会对崛起国地位和力量的认可是崛起成功的关键。“建构集体认同的核心要素包括物质力量、文化先进性，以及行为体的地区与全球意识。”[6]物质力量及自然禀赋固然重要,但“诸如国家实力等物质性因素不可化约为文化观念因素,而且它们只有通过社会结构才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7]。可见自然禀赋、物质力量并不构成国家崛起的充要条件,如何利用自身禀赋和国际格局将是国家崛起的关键,德国的条件好于法国,苏联又优于欧洲大陆上的所有国家,但它们都未能成功实现崛起,这可以反证物质力量的局限性。
首先,挑战性力量自制可以避免被战略围困。历史无须溯远,近代世界以来,相互制衡是最为重要的特征,挑战性力量的盲动立即会招来战略性的围堵,甚至封杀。两位美国学者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杰克·斯奈德发现:“政治机构较弱的新兴民主国家特别有可能诉诸战争。”[26]16世纪前半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企图以宗教的名义统治欧洲,很快遭受所有在宗教改革影响下的新教国家的联合抵制,枢机主教黎塞留是法国首相,他不顾自己的天主教身份加入到反对教皇野心的行列中。当路易十四的法国追求其“天然疆界”时,又受到了以威廉一世的普鲁士为首的邻国的集体限制。拿破仑在军事上的成功是出类拔萃的,他的作战原则运用极为灵活,这使得“没有两次拿破仑战役或战斗是相同的”[27],但又遭到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盟的打击。“实际上正是一国的侵略政策才损害了该国的安全。”[8]法国的一系列挑战行动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法国的疆界和战略意图再也无法超出西欧的范围,在没有其他大国的保证之下,甚至不能独自承担自身的安全,滑铁卢战役之后,法国事实上再也未能成为欧洲霸权的挑战国,相反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其他挑战国羞辱的对象,在普法战争、一战、二战中都是如此。二战后,法国加强了挑战性力量的自制,参与美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一度接受北约的军事保护,放弃核计划,这使它在欧洲迅速成为政治领袖,尽管它的经济实力很快被超越,但其政治地位却是过去几百年的多次战争所力求而未得到的。
在崛起国的战略中,管控崛起的领域、力度和方向是成败的关键,也即要成功崛起,首先得学会自我控制,在自制中找寻准确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畏首畏尾与盲目扩张都是危险的错误做法。最成功的两个霸权国英国和美国的崛起就曾一直伴随着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争论,其实就是掌握崛起过程中要不要自制的问题,过犹不及,国家的崛起需要一定的自制能力才能稳妥实现。
二、理论假设:国家崛起中的不同领域需要不同的自制力
对国家崛起的关注往往是伴随着对崛起失败和过度扩张的战略焦虑而产生的,崛起失败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挫折,那可能更多的是由于自身的禀赋所致。而过度扩张则非常可惜,“过度扩张在这里的含义是,国家由于自身的好战行为而遭到他国的围堵,或由于自身错误而陷入边缘地带的泥潭,抑或两者兼而有之”[8]。一个国家的崛起如果演变成过度扩张,将对周边地区、全世界乃至自身造成无法挽回的负面影响,因而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对过度扩张所做出的解释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现实主义的解释,强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的迫切要求;认知(cognitive)理论解释,强调在战略评估中所发生的纯粹思维方面的错误;国内政治方面的解释,强调利益集团、统治阶级以及它们所提出的战略意识形态。”[8]不同角度的解读揭示了过度扩张的种种根源和背景,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过度扩张已经在事实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且在历史上反复上演着这样的故事。战略设计者和决策者们不能等待结果出现再去解析原因,防患于未然才是解决之道,也即在国家的崛起过程中坚决防止过度扩张的出现。
国家崛起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国家实力的相对提升,有关于物质力量的具体衡量标准;二是国家力量的国际认同,影响力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这方面的检测相对困难。前者要求崛起国加强自身建设,在经济、军事、金融、地缘战略、行政能力等各个方面不断强大起来;后者要求崛起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在法律、道德、责任、文化等方面融入并影响当今世界。就国际政治的发展看,后者的难度更大,风险更高,它要求崛起国能够准确、有效地使用自己的力量,既不可过度扩张、贸然激进,也不能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只有在正义、合法的目标下才能长久发挥效力。”[9]这是对崛起国自制能力的考验,一个国家想要顺利的崛起,在物质力量具备的前提下,要密切关注自制能力的培养,才可能实现崛起的目标。所以,自制能力强的国家比扩张能力强的国家更能崛起成功,相反有一定的扩张能力而不能自制的国家往往会崛起失败,国家崛起的程度与国家自制能力呈正相关的关系。
“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否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合理的组成方式,二是有效的协调机制。”[10]这表明在国家崛起过程中一方面受制于本国自然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密监控,特别是守成大国的密切关注。逻辑上讲,有步骤的、渐进的、能自控的方式是国家崛起的必然选择。“渐进主义之所以常常是更为可取的方式,是由于其手段更为和缓,避免了你死我活的解决方式,它所累积和沉淀的进步也更为牢固,但也恰恰因其‘缓慢’和不那么‘痛快’而需要有更大的智慧和勇气。”[11]自制有时就是一种对崛起的渐进主义态度,为了更好地崛起,必须学会更有智慧和涵养的方式。只是在不同的领域,自制力的培养和运作须有不同的强度,这当中的程度与相互配合至关重要。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自制力的培养亦是国家崛起的重要支柱和主要形式。现实主义理论强调相对收益的重要性,认为权力是在无政府世界中的生存法则,“权力用来维持秩序,武力的使用则标志着崩溃的可能”[12]。即要控制对权力的使用,均势和制衡是现实世界的必要条件,追求绝对霸权绝非理智的选择,即使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也承认现实的权力追求也应该是基于地缘特征的考虑,必须将霸权的冲动限制在某一区域范围之内,否则得不偿失。自由主义认为制度建设是国家获得认可和尊重的必由之路,“国际机制不仅与自身利益是一致的,而且在一些条件下对有效地追求自身利益来说是必要的”[13]。考虑到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国家即使在蒸蒸日上之际也应该增强自制力,谋求通过国际合作、制度融入和创新来增加影响力,而不是选择自行其是的单边行动,这样必然招致既有制度体系的反制和冲击,最终将崛起国的梦想扼杀。建构主义认为“权力的意义和利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观念决定的”[7],强调心理认同是国际社会中不同角色存在的关键,没有集体认同的崛起国永远只是游离在国际社会之外的失败者,而赢得认同的前提就是稳妥而又理性地运用自己的崛起力量,需要培养张弛有度的自制力来实现对自身崛起的承认。
本文将国家崛起中的力量发展分为建设性力量和挑战性力量两种,分类依据是针对现存国际体系所展现出来的属性和作用,建设性力量指崛起国所增强的力量融入、丰富并壮大现有国际体系,是对现有体系的补充;挑战性力量则是崛起国试图修正或改变现有国际体系的力量格局,对守成国的国际地位构成一定的威胁。建设性力量是国家崛起的前提,但并不必然带来国家的崛起,除非崛起国开始使用挑战性力量改变现状,那就需要掌握一定的方法和技巧,也就是一定程度的自制力问题。当然,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建设性力量和挑战性力量常是难以区分的,建设性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会自动转换成挑战性力量;挑战性力量往往是一种综合力量的展示,极易引起警惕和抵制,刻意谋划有时也会影响建设性力量的发展,从而成为崛起的障碍。培养及掌控自制能力的前提在于正确认识建设性力量和挑战性力量的分布、构成、运作方式、效果及反馈,熟悉各种力量的状况及运用逻辑将为崛起国成功提升自制力，为崛起国挑战守成国奠定基石，详见表1。
表 1崛起方向与自制能力关系表
表1展示出国家成功崛起的过程中不同领域所需的自制力情况,所需自制力弱的领域可以放开手脚去发展、提升和加强;所需自制力强的领域要谨慎行事,甚至低调行事,不到最后的必胜阶段不可轻易出手;所需自制力中等的领域则要适度运用,把握时机、运筹帷幄、有所作为。从力量发展和崛起的方向看,基本上可以大力提倡的是建设性力量的培养壮大,自制力要求不高,而在挑战性力量方面则须严谨、小心管控自制力。
三、历史检验:崛起国的自制能力
历史从不欺人,人类的群体发展与个体发展一样,差异性与竞争性交互发挥作用,引领着社会的进步。“历史从来不曾赋予任何国家永久地超越其他社会的权利,那样将意味着冻结自远古时代以来就存在的增长率、技术进步和军事发展这种种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14]差异在所难免,只有精心培育自制力,准确掌握自身发展的进度,才能真正崛起于世界。
(一)国家崛起与物质建设性力量自制
国家崛起需要建设性力量为前提,物质建设性力量更是重中之重,它包括一个国家的金融能力、经济实力、科技水平、人民生活质量等,崛起国需要在可见的力量建设中不断壮大自己,在这方面无须过多使用自制力,而是要找准方向,使得国家的发展更加快捷、更加健康,更加有助于未来崛起战略的实施。
从坐标系oxyz所观察的车轮上的一点，其位置既可以用直角坐标(x，y，z)来描述，也可以用柱坐标(r，y，θ)来确定，此处环向角θ定义了一个过轮轴线的截面，称为θ面。
全球性世界体系发轫于欧洲,欧洲能够主导世界体系源于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二者在物质力量的建设上突飞猛进且不遗余力。1492年哥伦布到达东印度群岛时以为是来到了亚洲,因为亚洲才是航海家们向往和想要超越的地方,而意大利作为崛起国的代表要挑战东方古老文明在历史上神话般的地位。得益于跨海航行的收获,葡萄牙、西班牙先后分割霸占了美洲大陆,剥夺了当地资源。这些资源除了用于宫廷的奢靡和军队的保养外,大部分还是流向了经济、科技领域,这也促成了后来的欧洲工业革命,为欧洲在近代史上的霸权地位奠定了基础。荷兰的大洋航运能力为它赢得了“海上马车夫”的称号,那是荷兰早期的海洋渔业发展为它带来的成果,以至于最高峰时荷兰包揽了全球70%的海上贸易,为了利益,荷兰甚至是第一个向中国皇帝行三叩九拜大礼的欧洲国家。纺织机和蒸汽机让英国的实力后来居上,它们先后挤压和消灭了印度和中国的纺织业,辅以利益至上的鸦片倾销,破坏了东方原有的经济体系,也揭示了后来西方国家对亚洲发展模式凭空指摘的道德伪装。工业生产能力和运输能力为欧洲各国带来了巨额的经济利益和全球领导地位,也削弱了其他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崛起的可能。沃勒斯坦认为,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16世纪开始形成的,该体系得以维持的三个依靠是:“依靠高利润的世界生产体系,依靠主权国家(特别是处于中心地带的主权国家)的社会内聚力,依靠相对稳定的国家之间的关系”[15]。生产体系的分工不同和不平衡发展事实上成为不平等的现代国际体系的根源,也是崛起国和守成国争夺的焦点,在这一点上的差异造成了500年来东西方实力变化的巨大落差,而且西方绝无自制到要缩小此差距的动机。
如果物质建设性力量发展尚不够,就去挑战守成国的地位,势必遭受失败的结局。在历史上有一个GDP“60%怪圈”,那就是崛起国的GDP发展到守成国GDP的60%左右时,往往会在其他领域对守成国进行挑战,如航运、贸易、海外扩张、军事对抗等等。一战前法国GDP是德国的60%左右,而德国是美国的60%,二战前德国、日本的GDP都是美国的60%左右,它们都用军事手段直接挑战原有的国际体系。苏联GDP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美国的60%左右,于是开始在全球挑战美国的霸权,在美国深陷越南危机时形成了“苏攻美守”的态势。在美国支持下飞速发展的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美国的60%左右,日本人号称可以买下华尔街,“据说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成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16],可是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立刻迎来了“失去的十年”,至今未能恢复。
习近平强调:“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7］236环境工程涉及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要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创新思维，制定政策，严格制度，到位措施，重在行动。习近平绿色发展理论从这五个方面切实发力，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美国学者和官员已在探讨“结束‘太强大而不能失败’的金融改革路径”[18],反映了守成国的清醒与理智。现如今,美联储任意一次加息或减息的举动都可以引发全球性的金融乃至经济动荡,可见美国这个守成国作为霸权国的影响力之强。对于崛起国而言,更应该全力以赴发展自己的物质建设性力量,这里需要的不是自制,而是智慧,一方面可以确保本国的健康发展,一方面可以赢得守成国和国际社会的接受,这样才能实现崛起的前提之一。
(二)国家崛起与精神建设性力量自制
“工业时代的大国表现出一种惊人的自残倾向”[8],物质力量的强大掩盖了潜藏的危机,也催生了使用的欲望,工业化国家在早期几乎都经历过类似的迷茫,如葡萄牙的航海时代完全忽略了国内建设能力的提升,法国在殖民时代走向了资本寄生的发展路线等,它们渴望检验自己物质力量成果的同时忘记了精神力量的作用。所谓精神建设性力量可以约略等同于约瑟夫·奈“软实力”的内涵,指一个国家在文化、制度、政策上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对内增强凝聚力,理清发展目标和实施方案,调整公民及领导人的心态,稳步推进国家战略;对外融入并影响国际体系,增加影响力和亲和力,为崛起创造和谐的国际环境。韦伯这样提醒上升时期的西方国家：“至于资本主义财富的生产,禁欲主义反对贪婪。它这样做是为了对付贪婪给社会秩序带来的危险，以及和贪婪的冲动性特征。”[19]
（三）学生情感的教育，对其影响和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更不是在教师强行指导学习情景下能够完成的。它需要的是教师和学生交流合作的基础上，经过理论学习到实践升华再到实际运用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所以在对初中学生的情感教育上，教师应该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由容易到困难、由近期目标到长远目标的合乎发展的教育教学规律，从培养一个积极向上、热情奔放、善于助人的中学生到以后养成良好教育的优秀接班人的一个过程，这是符合孩子们身心发展规律的。因此，教师应注意从点滴做起，在细小之处关爱孩子们，这才是为孩子情感的成熟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中对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处理方式处于精神建设力量首要的位置,“在最根本的层面上,观念规定着行动可能性的领域”[20],它也事关国际评价和认可度。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自然在国际上可能会赢得一定的支持者,但至少同样多的反对者会质疑崛起国的精神建设力量,如苏联的模式在二战结束之初掀起了世界狂潮,即使在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从而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惕,并最终促使东西方的决裂。其实在发展中本无必要做泾渭分明的划分,淡化处理价值观分歧对崛起国的好处更多,至少它可以减少一个被遏制的理由。美国在崛起之初除了在美洲大陆上些许有节制的扩张行为外,从来不对欧洲事务有过多的参与,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尽量不付诸行动,这就避免了许多非理性的纷争,也为美国默默地顺利崛起奠定了基础。米尔斯海默给美国的定位就非常明确,“任何大国的理想局面是成为世界唯一的地区霸主,那一国家将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它可以尽情地保护现有的权力分配,今天的美国就处于这种令人垂涎的位置,它支配西半球,而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没有霸主”[21]。
事实上,崛起国在某些物质力量,如金融、科技领域的建设需要格外小心。首先，崛起国会遇到守成国的遏制,后者掌握着世界各国发展的关键要素和重要节点,如美国的美元优势和军事霸权,利用这些优势阻止别国对自己的挑战几乎是守成国的必然选择,即使崛起国可能力图与其保持良好的关系。早在1841年,德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评述“蹬梯行为”时就这样写道:“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精明策略,当任何人抵达伟大的巅峰时,他会蹬开借以攀爬的梯子,以剥夺他人在其之后攀登的工具”[17]。其次,崛起国会遇到发展战略的障碍,大部分时候,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发展模式并不完全相同,可能会有早期的模仿和学习,但是超越战略则必然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既要融入既有体系,又要改变既有体制,对崛起国的战略性顶层设计有非常高的要求。更何况,在正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还会遇到中等收入陷阱、环境恶化、资源能源价格波动等制约因素,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中止崛起国的发展趋势。
美国的成功是很多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结果,地理位置、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文化软实力等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美国从1892年开始成为全球GDP总量最大的国家,至今未被超越,实在是一个奇迹。地球上并不缺乏可以超越美国的国家,中国、俄罗斯、日本、巴西、印度、德国等都具有这种可能,但至今尚看不出实现的迹象。究其原因,美国社会的包容性特征是一个关键,它可以包容不同的种族、人群、文化、信仰、思想等。“事实上美国依然是这个世界的领导者,它只需要通过界定相关的利益范围,创造一个和他人合作的网络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22]但是,“美国士兵、水手和空军的永久部署按照任何成本—收益分析都是非理性的,他们的文化、生活方式、财富和生理外貌造成了他们与居住在中东的人民的冲突”[17]。所以,美国最大的危机就是不能在国际社会展现其精神上的巨大包容性。冷战结束后,美国发起了“十字军”式的全球反恐行动,其中掺杂国家利益的私货,让世人很快看出它过度扩张的衰落之象。“那种觉得不应对经济扩张和财富作任何限制、真理已然在手、历史已然判定、进步之路只此一条的情感,实乃衰落之源。”[23]假如美国善用自身强大的精神力量,辅之以物资能力,它的国家领导力的持续性将使人难以企及。而2017年入主白宫的特朗普所推行的“美国优先”理念和一系列“退群”行动,将首先是对美国自身吸引力的伤害,是守成国走向相对衰落的标志,也是其他崛起国可以利用的机会。
现状水质达标的水功能区，污染物入河量大于计算纳污能力的，以水功能区纳污能力作为限制排污总量；污染物入河量小于计算纳污能力的，以纳污能力或者小于纳污能力的入河量作为限制排污总量。
对于崛起国而言,运用得当的精神建设是崛起道路上的护身符和加速器,反之则是障碍物和狙击手。“如果国家是比较好的学习者,那么虽然它们可能也会引发包围圈,但它们其后却可以避免战争,甚至还会对自己的一些敌人执行绥靖政策。英国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好的学习者和机敏的绥靖者。”[8]英国曾经是工业革命和宪政民主的典范,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包括美国在内;但由于后来对殖民帝国的保守作法和孤立主义的傲慢销蚀了英国在精神上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从而慢慢从巅峰跌落。这是一部关于崛起国演变成守成国,进而衰落的整个过程中对精神力量建设把握的绝好教材。
“各种文化无所谓谁好谁坏;它们是多样的,它们的多样性是至关重要的。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所摧毁,正如一个现存物种的消失一样,是令人不快的。这两个过程都在减少差别,而差别与整合相连正是一切成长和发展的先决条件。”[24]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文化的相互摧毁是不可想象的,甚至相互指摘和贬低都是不道德的,精神领域的自制表现在对自身文化的信心和对异类文化的尊重相结合,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既不诋毁异类,也不放弃自身文化的传播。在二战后,美国及西方的精神文明成果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和学习，这是西方精神力量的适当展现和即时成果。“一种自由可能使另一种自由中止;一种自由有可能阻碍或者无法创造使别的自由或更大范围内的自由或别人的自由成为可能的条件。”[25]2011年开始于突尼斯的中东北非的动荡则是美国强推“大中东民主计划”所致,被他们称之为“阿拉伯之春”的现象是指多年之后一系列国家的动荡、混乱及战争,在利比亚、埃及、伊拉克、也门、叙利亚等国一直还没有迎来“春天”,这事实上是美国及西方国家过度使用其精神力量的表现,文化的传播永远只能潜移默化，而不是不顾当地情况的强行推动,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A：近年来，上海印刷企业和高校确实获得了许多奖项，但我认为要理智地看待这件事。在参评国内外印制奖项时，我们会派出专家组，深入地与企业交流，帮助他们选择参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行业的整体水准并不高。获奖的印制作品只能代表部分企业在部分印制领域的水平。以我个人看来，国家提出的“高质量的产业发展”不是说尖端产品的高质量，而是说普通产品也要达到高质量，全行业的水准都要提高到这个层次。集中精力去做一两件精品是容易的，但是整体达到高水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至于奖项，是起到一个激励的作用，需要企业有更多的创新，不断提高自身印制水平。
(三)国家崛起与挑战性力量自制
现今世界眼中的中国崛起主要是被经济力量的增强所刺激的感受,美国人自己认为中国的GDP总量可望在5年内超越他们,而这是他们百年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已经处于世界首位,是绝大多数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保证了中国在邻国中的影响力。中国在国外的投资额明显增长,“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投资范围从亚非拉欠发达地区扩展到欧美发达国家,投资领域从资源、能源转向文化、科技、服务等高附加值领域,而一次又一次的投资审查、耗时日久的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和美国不断拉高的关税壁垒，则可以从反面反映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这样的繁荣景象远远不能掩盖经济崛起过程中的巨大不足,如中国的出口有一半是“加工贸易”,且大多数出口产品并非由中国企业主导。世界银行的数据也很有代表性,以“知识产权使用费”[注] 知识产权使用费，即版税与许可费，指在授权许可的情况下，为使用专利、版权、商标、工业流程、特许权、电影和手稿等进行的付收款。 为例,2013年美国收到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是1 280亿美元,约为排名第二的日本的4倍,而中国则是10亿美元;另一个指标是三方专利,即在欧美日都进行过注册的专利,2012年有14 000个三方专利来自于美国,而只有2 000个三方专利的所有者是中国人。可见中国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和高成本,经济方面的真正崛起还有赖于高质量的发展模式,这一点中国还相去甚远,这里无须自制,只要加大力度。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安全型依恋模式的个体经历失独创伤后易发生 PTSD，尤其是恐惧型依恋模式个体；经历失独创伤，女性 PTSD 症状的检出率高于男性。本研究为我国 PTSD 的早期预防和干预提供了参考，下一步我们将针对不安全型依恋模式，尤其是恐惧型依恋模式，寻找予以纠正的科学训练方法。
取96孔板,加入100 μL不同浓度(0.625、1.250、2.500、5.000、10.000、20.000、40.000 mg/mL)的挥发油乙醇溶液,然后再分别加入100 μL新配制的ABTS工作液,室温条件下静置反应10 min后,用酶标仪在波长405 nm下测定其吸光度。分别以无水乙醇和维生素C作为空白和阳性对照,每个挥发油浓度重复3次。
其次,挑战性力量自制可以提升崛起国的国家形象。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外在表现,是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重要的砝码,也是国际制度建设的主要依据。正面的国家形象可以使崛起国的行动赢得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也可使崛起国的力量延伸显得不那么具有侵略性;反之,则可能使崛起国的每一次行动受到掣肘,再善意的举动都会被曲解。在美洲的历史上,“西印度群岛的印第安人在他们被发现时估计人口超过100万,但大多数岛上的印第安人很快就被疾病、驱逐、奴役、战争和随便杀害消灭了”[28]。西欧列强在美洲的作法残暴而自私,进而在整个殖民地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弹,殖民帝国家基本上是建立在武力强制和资源破坏性掠夺的基础上,因而在二战结束后,殖民体系面临着来自内部的瓦解,西欧的殖民国家也基本未能在殖民地区获得真正的认可,崛起就更无从谈起。相反,美国及西方世界针对苏联的战略则获得了某种成功,“遏制是一种了不起的理论——一度充满理想色彩、对苏联动机的评估深刻,可是对如何开药方又抽象玄阔。它的乌托邦思想彻彻底底属于美国式,它假设可以借由良性方式达成极权敌人的覆亡,虽然这个理论形成于美国绝对实力最高峰的时期,它却宣扬美国的相对弱势”[29]。正是这种对自身实力的弱化处理和极度的理想主义色彩,使得欧美国家在二战后成功应对了内部的动荡和外部的威胁,保证了西方世界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并最终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实现了由美国与苏联对峙的两极体系到单极独大局面的转变。
再次,挑战性力量自制可以确保崛起国长期战略的实现。崛起国的长期战略就是崛起本身,包括目标和成本的计算,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准确掌握挑战性力量有助于长时段的崛起目标。“检视拿破仑的失败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拿破仑本有数次机会巩固既有成果,但是他既没有提供足够的补偿,也没有通过有效的制度约束对既有成果进行保障。最为致命的是拿破仑军事上决定性的失败出现的太晚,而失败却最有可能导致认知基础的改变进而引发战略变革。”[30]可见拿破仑的急迫的时间观念导致了其突然的崛起和仓促的失败,使得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过早地夭亡于封建君主之手,而继续肃清封建残留成了百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之一,这原本是拿破仑就可以完成的任务。美国在一战前就独享世界经济老大的地位,可是它一直避免用军事手段在西半球之外挑战英国及欧洲的世界主导权地位,直到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取得胜利后,摇身一变成为全球霸主。其后美国致力于制度建设,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雅尔塔体系控制全球的经济政治进程,其效果显然好于历史上许多以军事力量挑战主导权的野心国家。而“如果大国倡导建立的制度安排能够具有经久的适用价值和较高程度的独立组织能力,那么即使将来该国的实力地位相对下降,这种制度仍然有可能继续为其带来有利的结果”[31]。如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并未导致美国的急剧衰落,物质和文化方面的建设性力量的稳固地位是重要的原因,假使继续铺张军事力量在各个地缘战略上斤斤计较,则很可能让其一蹶不振。
关于自制力的论述多见于各种对过度扩张的提醒式的文章,也多有丰富而翔实的历史叙述,并成为众多政治家引以为鉴的典范。本文在历史材料的选择过程中力图将过度扩张的界定更加具体和细化,指出并非所有的过度扩张都是弊病,正确而适当的自制力培养才是国家崛起战略中的关键。
根据表13显示：拉丁舞练习组女生在上肢快速反应测试中使用时间平均减少了8.17s，拉丁舞练习组男生平均减少了11.03s，P＜0.05，两组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表明拉丁舞对男生上肢协调性的影响大于女生；触杆反应测试和十字绕杆跑测试中，拉丁舞练习组女生使用时间分别平均减少了2.88s和2.67s，拉丁舞练习组男生分别平均减少了3.62s和1.72s，两组之间差异不显著，表明拉丁舞对男、女大学生灵敏素质影响差异不大。
四、实践检验:建构与崛起国相匹配的自制力——以中国为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32],2012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GDP或购买力角度看,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实体是个大概率事件。但是崛起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最大的经济体量只是要素之一,于是有人就断言“就算成为了一个巨型经济体,中国也不会因此成为世界第二个超级大国”[33],其实中国只是要运用好自身的各种资源禀赋,中国崛起需要在自制力的建构上增加足够的注意,毕竟,中国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34]。
(一)区分国家的战略模块及力量
前文将国家战略力量区分为建设性和挑战性两大类,尽管其中难免重叠和覆盖,使用过程中却是可以有明显的区别。从使用的效果对权力结构的影响看,单纯增强崛起国自身的权力主要为建设性力量,而力图改变现有权力结构,即影响守成国相对权力的即为挑战性力量。图1反映了美国人对自己角色的新定位和力量分析,代表了美国作为守成国家的心态和认知。而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在运用目前自身的战略力量时,一定要清醒地区分每一部分力量的构成,尤其是在国家崛起的大背景下。
图 1美国人眼中世界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分布 [35]
韦伯曾强调“资本主义精神的登场并不会促进和平与安宁”[19],在遇到不同意识形态的挑战时更是如此,现代国家的崛起尤其需要慎重使用挑战性力量,在军事及地缘扩张领域加强自制力的培养,历史证实，所有操之过急的力量展示带来的都是苦涩的结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多种文化的星球》指出:“无论是社会的整合或多样化,两者基本上都是文化的过程。”[24]文化力量的培育是国家崛起的必由之路,中国的现行文化有三个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西方输入文化。三个部分的发展和影响各不相同,在崛起中三者所遭遇的反应也不相同。西方输入的文化源于西方,自然受到现有国际体系守成者即西方国家的支持和唯恐不足;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其本性中和、思考深邃而被世界赞赏和认可,其中大部分思想并不具备挑战色彩;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部分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政治印记和倾向。近年来,中国孔子学院在国外的遭遇可以说明问题,孔子学院以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化为主要内容,在中国迅速增强的经济影响力的背景下,深受多国政府和民众的欢迎;但后来由于师资来源和业务扩大的问题而出现了一定的被拒斥现象。要知道,“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内部的自由和外部的危险是成反比例的”[36]。文化的崛起需要适当的自制和一个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过程,过于激进的推动会引起逆反,而过于保守则可能丧失良机。
军事力量的投入和使用是最让现有守成国和国际体系不安的行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军事投入是对早期预算不足的补偿。中国在亚丁湾的护航和在非洲的维和部队是出于保护本国商业利益的目的；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行动是在相关争议国家的争议行动刺激下的被动应对,这些可以理解的举动放在一个崛起国的身份上就会引起巨大的争议和反弹。“权力的拥有不应与武力的使用相混淆,武力的‘有用性’也不应与其‘可用性’混为一谈。”[12]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还是粗放式的,只在少数领域具备挑战者的实力,航母、战斗机、潜艇都与美国有一至三代的差距。政治科学家巴里·波森(Barry Posen)口中“控制全球公域”(command of the commons)的实力,即对航空公共区、太空和公海均有掌控的实力,有14项衡量标准类别(从攻击性核潜艇到卫星到运输机),美国在每一项上都遥遥领先,中国要想在任何一项上接近美国都要耗时不少,更不要说全部赶上[33]。中国军事权力的构建行动在现时期很难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必要性与可行性都值得商榷,而使用武力又是一个可以使崛起逆转的项目,须知“政治与战争处于一个被约束的意志的领域,而不是处于生态决定论的领域”[37]。所以,在军事上潜心努力与加强自制是当前的必要。
医学心理学被认为是医学和心理学的双向分支。从医学分支来看，医学心理学研究医学中的心理行为问题，如各种病人的心理行为特点、各种疾病的心理行为变化等；从心理学分支来看，医学心理学研究如何将心理学的系统知识和技术应用于医学各方面，包括在疾病过程中如何应用相关心理学科学知识和技术。自医学心理学成为必修课以来，虽然教学内容、方法手段、评价方式不断优化，教学模式不断改进，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如课程总学时与现代医学模式要求不匹配，开课学期与学生知识、能力结构不一致；课程教学大纲与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求不吻合，课程教学目标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不符合，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不协调等[3]。
人们争论中国是否很快就要抵达其从普通强国迈向超级大国征程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是拥有必要的经济实力,接下来的挑战在于怎样把所有这些潜在实力转化为全球力量投射所必需的一整套系统,并学会如何将这一系统运用自如,其中的每一个步骤都需要耗费时间且困难重重,从战略力量的分析看,中国还将长期继续徘徊在普通强国和超级大国之间的某个位置。
Many physiopathology mechanisms are incriminated in generating pain in this disease.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pain will help the oncologists adapt the treatment panel to ensure a good quality of life for their patients.
(二)判断战略力量区块的使用方向
皮尤调查如图2显示,美国人希望他们的下届总统能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这是一个守成国国民对自制力的理性态度,可以想象没有如此承诺和作为的人很难当选总统。相比较而言,实力和影响力要逊色许多的中国更应该注意自制力的掌握,当然这里我们不是要求回到孤立主义或封闭主义,而是在分析完自己的战略力量模块之后,再认真考虑在国外的哪个方向使用什么样的力量。
图 2美国民众对下任总统工作重心的期望 [38]
首先,以人民币国际化带动中国金融战略全球化。当今世界的金融体系是以美元主导的霸权体系,该体系在二战结束初期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在1973的中东危机中又扮演了负面的角色。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也使得许多国家对美元霸权心生不满,所以,对美元霸权的挑战并非是不受欢迎的,只是需要更加负责的态度而已。近年来,“金融外交方略体现了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在面对霸权国时的成熟与审慎”[39]。在人民币贬值的问题上,“过去三年里,中国不是唯一遭受国内需求萎缩的大型经济体,但它的表现要比欧洲和日本更负责任,坚挺的人民币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好处”[40]。与此同时,人民币获得进入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稳步增加人民币国际清算中心的数量和覆盖范围,这些行动虽然让美国颇为不快,却也只能忍气吞声,这既是它自身实力衰弱的无奈,也是世界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要求的回应,更是目前处于困境的世界经济的需要。“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采取了‘进取型(assertive)’的国际制度外交,以期改变中国在既有制度体系中的不利地位。”[39]在这方面,中国完全不需太多的自制力,可以放开手脚推进金融战略,将人民币的“走出去”战略推向全球每一个角落,赢得信任,增加结算、交易和投资的使用量,既可改变自身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被动局面,又可以此为突破点打击守成国。
其次,以“一路一带”倡议推动经济发展走向亚欧大陆。美国著名国际战略学者伊肯伯里认为，“中国已经发现通过在该开放性市场体系内的运作可以取得巨大的收益”[41]。确实,中国从2001年加入WTO以来,取得的经济增长都被看成搭了全球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便车,然而在经济领域的赶超是没有止境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现行国家经济秩序首先遵循的是以实力决定竞争结果的逻辑”[42]。在中国经济的原有粗放模式不能持续,经济增速放缓,改革遇到瓶颈的情况下,“一路一带”倡议既可解决国内去产能和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也可实现区域化的经济崛起,在“一路一带”所沿线的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增加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仅AIIB的59个创始会员国中，包括发达国家的加入即可反映中国方案的吸引力和广阔前景,而且“一路一带”倡议沿线涉及上百个国家的容量。新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在新书《连通地图绘制:绘制全球文明未来的地图》中估算,“仅在未来40年,(人类)修建的基础设施就将超过4 000年来修建的设施总和”,他认为未来的世界将处于“非国家”状态,欧洲的公司在美洲进行研究,在中国实施制造,在中东开展后勤工作[43]。如此分工并不一定是中国的未来定位,但确实反映了现状,中国需要借助经济战略推动亚欧大陆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振兴,推动本国的产业升级,推动国家崛起战略在经济领域的突破。
再次,以中国方案和中国文化吸引第三世界。当今世界有两种主要发展模式广为流传,一种是华盛顿模式,一种是北京模式,两者各有特点也各有弊端。还有几种文明相互争夺,包括西方文明、东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等,各有特色也无法独善其身。在模式和文化的推广上,崛起国需要在争取同盟者的同时注意把握分寸。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现,“一些政策制定者沉湎于过时的经济模型,迷信‘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主张,以其为基础做出政策设计并推销给一些国家,导致了灾难性的糟糕后果”[44]。这是西方模式在新型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下所面临的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拷问。而中国的模式也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学习的,在历史上,“但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因为那整个地区在政治上是统一的。一个决定就使整个中国停止了船队的航行,那个一时的决定竟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已不再有任何船坞来造船以证明那个一时的决定的愚蠢,也不再有任何船坞可以用作重建新船坞的中心”[28]。同时,儒家的文化极具包容性,这又是与其他宗教文明大为不同的地方,我们在伦理、法治、文化、科技上主张包容各种可能性和先进性,这是我们想要向全世界传达的声音。对中国的崛起来说,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杜绝唯利是图或“新殖民主义”,与第三世界国家分享发展经验和模式,宣扬文化的中和与圆融的一面,既无引起文明冲突之虞,也可争取更大的影响力,有助于将崛起的势头融入第三世界的整体发展当中。
最后,以稳健的军事战略团结周边国家。“大国彼此畏惧是国际体系中普遍存在的核心问题”[21]。如在2016年6月的香格里拉会议上,美国防长将中国在南沙的岛礁建设比成自我隔离的“长城”；兰德公司政治学家Andrew Scobell认为，“中美之间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也不是如许多专家认为的不会发生”[45]。守成国对崛起国的关注在所难免,尤其是军事方面的动作。但对于崛起国周边的一些小国就不太一样了,“国际政治中,武力的使用是建立对某一领土的控制的手段,而非对该领土内实施控制的手段”[12]。崛起国的武力发展应该以控制周边的安全局势为目标,而不是相反,更不可由此成为守成国介入的借口,徒损自己崛起的实力。崛起国的周边国家对其军事力量的发展是既爱又恨,爱的是可以维护地区安全,享受安全方面的公共产品,减少自身的安全投入,避免陷入地区安全困境;恨的是担心崛起国剥夺或强占自身的经济利益和资源禀赋,担心自身在大国角逐中成为牺牲品。了解这一点,崛起国在军事上的行动务必谨慎小心,加强自控,以在长远战略上获益为目标。中国的周边有28个邻国,情形比历史上的大多数崛起国都复杂,行动更要思虑清楚。一是在其他手段可以实现目标的情况下竭力避免使用军事行动或军事威慑;二是军事使用必须伴随更加成熟的文化、法律、外交手段;三是尽早使得周边国家在长远地缘战略考虑下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否则就模糊它;四是在主权摊牌行动中必须快捷高效，具有合法性。当然,这其中的细节具有很大的研究和思考空间,需要进一步的探讨,非本文所能及。
(三)调控国际反应弹性
衡量国家自制力的重要标准是恰当和准确地把握国际社会的反应,并做出合理的应对。国际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我们可以认识到差异的存在可以包含在大的系统中。差异的存在并不是要把差异消除,也不是说非要在差异之间找寻重复的点,而只要大家有一个大的系统、一个共识的话,差异之间的共同点就是那个大的系统,它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这样构成中的差异就是彼此互为补足、补充的”[46]。在这个系统中,相互学习和灵活应对是关键因素,崛起国的成败取决于是否能顺利应对国际社会的反应,在准确调控中增强自制力,实现自身崛起的国家战略。
首先要控制反应范围。崛起国的每一次行动所引起反应的地区和方向需在预料范围之内,并且将预料范围外的反应弱化或淡化处理。中国在实施“一路一带”倡议时具有针对性的部署,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中国—东盟自贸区、中韩自贸区、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等,每个计划与实施都会在某一区域产生不同的影响和反应,这都需要调控。如AIIB的59个创始会员横跨欧亚大陆,这个广阔的区域形成的反应是对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资金融通能力、共享发展理念的积极回应,与每一个相关国家和地区都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但“利害关系并不等于争议问题”[37]。每一个参与国都希望在这种制度化的建设中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挑起争议,“如果制度向弱国提供了影响强国政策的机制,则弱国会发现与强国的制度化协调具有吸引力”[47]。而AIIB这样的作法就为中国控制该区域对中国崛起的负面反应提供了良机,事实上该范围内的国家也在与中国相关的国际问题上较少提出不同的声音,至少很少公开表明反对态度,如在菲律宾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的事项上,中国就顺利地争取到了大多数亚欧大陆国家的外交支持。
其次要调节反应烈度。有观点认为,国际体系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否继续承担一种责任,即维持住人们称之为“深度介入(deep engagement)”的、已经实施了七十多年的全球性大战略(globe-girdling grand strategy),也就是在未来数十年华盛顿都能在维持核心作战能力,与盟友关系,承诺保障关键地区,以及支持全球经济和促进跨国问题的多边合作方面采取积极态度。中国的崛起势必对美国的这些全球性承诺形成挑战,加上与一些周边国家在主权争议中的不可调和性,这种区内外联动的对中国崛起的制衡反应有时会愈演愈烈,也许这些反应在所难免,但控制其烈度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中国需要避免挑战美国的现行霸权和同盟体系,因为“历史上,国家一般都固守同盟,因为背弃同盟的结果被认为比履行己方义务的结果更加危险”[29]。尽管在核时代,这条定律未必正确,但中国同样不能承受迫使美国做出抉择的难以测算的成本。所以反应烈度的问题就是中美合作与对抗的程度问题,因为其他国家既没有实力也没有意愿提升针对中国崛起的反应程度,也无法独自承受代价。保罗·肯尼迪曾指出:“能不能建立对世界秩序、世界体制、世界市场的信任感,关系到21世纪中国发展的全局战略。”[14]这种信任感是要以避免周边国家借助、利用美国的力量提升对中国崛起的反应烈度为前提的。
再次要保持自制弹性。保持自制弹性就是在上述前提下既不能盲目退让,牺牲国家主权和利益;也不能自负冒进,挑起冲突偏离崛起初衷。目前,“对于中国而言,也只是将参与有关国际公共机构决策的权力提升到与其国力相匹配的水平”[48]。联合国有一个新的统计数据能够反映除了GDP之外的中国相对实力,即“包容性财富指数”(inclusive wealth),该指数将一个国家的财富分为三个方面: 制造资本(公路、建筑物、机器、设备等)、人力资本(技能、教育、健康等)、自然资本(底土能源、生态系统、大气环境等)。依此计算,美国的包容性财富指数接近144万亿美元,是中国32万亿美元的4.5倍,而同时中国的GDP是美国的0.6倍左右。那么中国崛起过程中面对最大的守成国的反应如果依指数计算的话,就应该在0.6倍到4.5倍之间,尽管这无法量化,但也许可以参照相关的利益计算标准,即在与美国的直接谈判中所应该争取的利益阈值。如“中美双边关系的障碍之一就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透明性与美国主导的体系之间缺乏沟通和互惠安排”[49]。中美的投资协定谈判中,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比较就是中国的弹性系数所在,保持一定程度的优势增长,在未来获得相对权益和地位的提升就是目标。
中国的自制力培养还需细化和精准,既要考虑内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也要考虑外部的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仔细斟酌,细化措施,精准定位,方可有真正的自制力和崛起战略。
五、小结
新时代里,“上帝淡出,众神隐退,人类只有自己肩负起解决种种困难的责任”[50]。人类困难的根源之一就是不能公正、平等地谋求自身的发展,资源禀赋的分配不均导致了先天不足,人性的贪婪引起了许多的自损和内斗行为。人类本是一家,“人在关系中成长,在关系中超越,在关系中满足、继承”[46]。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和权利,争取这份权利绝不仅仅表现为霸权争夺、民族主义、右倾思想,而更应该是一个励志的致力于发展的故事,这其中的起起落落、兴衰成败既需要符合自然规律,也需要人类的精心运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51]。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用“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来表明他及中国人民的世界理念,人类的共同发展和进步才是人类之福、世界之幸。尽管目前的世界还略显纷乱,那么谋求世界秩序,确保人类获得和平发展的机会就是当务之急,依基辛格博士所言,“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与合法性之间的微妙平衡”。人类需要在发展与自制中寻求一定的均衡才能避免相互削弱和相互遏制。“在制衡的世界里,体现克制和善意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52]中国在崛起战略上的设计非常复杂且众说纷纭,但有两点是一定的:一是追求国家绝对实力和相对地位的崛起,一是避免崛起过程的中断。“思想从来都不会停滞,价值观也会不断发展,而新的机遇和威胁也随之而来。”[53]这需要中国认真考虑崛起中如何掌控自制力的问题,应对威胁,把握机遇,增强自制,实现崛起,为人类的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更为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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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of a Nation ,Capacity of Self -control and Chinese Strategy
CHEN Liu-jun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Guanglin District Committee of the CPC Party School ,Yangzhou Jiangsu 225001,China )
Abstract ：The rise of a nation is a complex concept, it includes many connotations and denotations, there are different defini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diversified cognition of a nation’s rise demands the accurate and detailed analysis of its method of the rise, the growth of a nation in various fields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s. The command of the national self-control is a very important variable which has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 In terms of being concerned about the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practice of Overexpansion Theory, the influence of self-control on a nation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of logical inference, the nation with strong self-control can rise more smoothly while those with the weak self-control will have more troub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rise, and even may lead to the interruption and withering of the rise . In turn, the rise of a nations is the test of its self-control , where there is the fact of the rise, there is a space for the self-control’s developing role ,or it is just a kind of national expansion and there are a lot of harm. At the same time, the rising country should control different degrees in different areas, blindly self-control and blindly expansion are harmful. Now China is facing the fact of the rise, it depends on many factors, the self-control will be one of the crucial elements, involving the acceptability and cognition from home and abroad. So it is necessary and urgent to sort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se of a nation and self-control.
Key words ：rise of nation； self-control； constructive power； challenge power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37(2019)02-0001-13
收稿日期 ：2018-11-12
作者简介 ：陈留俊(1979- )，男，安徽滁州人，硕士，中共扬州市广陵区委党校讲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和世界史研究。
(编辑：李 红)
标签：国家崛起论文; 自制力论文; 建设性力量论文; 挑战性力量论文; 中共扬州市广陵区委党校教研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