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分裂与中国社会主义的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苏论文,走向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1)01-0085-04
像民主革命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曾与苏联有着难解之缘，以至于在5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伊始，即有两条路摆在我们党面前：一条是走苏联的路，紧随其后，亦步亦趋，这在当时会没有任何风险；另一条是走自己的路，独立探索，别辟蹊径，这将充满风险和曲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毅然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而苏联领导人却不能容忍这种“离经叛道”。由于苏联“大国主义”、“老子党”作风日盛，中苏关系破裂。中苏分裂，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一个沉重的话题，给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造成了深刻和深远的影响。
一
中苏分歧和分裂是在五六十年代世界形势和社会主义内部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在中苏双方都开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就当时的世界形势来看，一方面，以冷战为特征的两极格局形成，国际形势日趋缓和的走向渐渐显露；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潮流的到来，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得到恢复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也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就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来看，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第二代领导人能够于一段时间内在平等的基础上调整同各国的关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气氛比较正常。同时，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时期的一些阴暗面，波匈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各国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认真反思。
因此，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国都开始了对各自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或再探索。由于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不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双方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具有相互影响的某种趋同性的同时，其中的差异性也在逐渐增大。
这首先表现在毛泽东不再迷信苏联经验，大力号召反对教条主义。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对于苏联的经验“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8月，他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修改中进一步强调，中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1]。此后，在这种“以我为主”的发展思路下，党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但随后急于过渡的“空想”思想也不断发展起来，有别于苏联模式的道路逐渐走向歧途。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认为中国有可能比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并批评苏联忽视甚至阻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2]。这时，中联部曾明确表示希望苏联方面“在报刊上积极评价”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然而，苏联驻华使馆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认为，在经济如此落后的条件下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等，只能促使中国民主主义情绪的膨胀，而不会带来任何积极的结果[3]。1959年1月，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尤金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7月，赫鲁晓夫在波兰一个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公开批评和嘲笑中国的人民公社。毛泽东认为这篇演说是抬出马克思的原则当法宝，“祭起来打我们”，指示将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4]。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因而具有很重的分量。否定人民公社，显然是毛泽东所不能允许的。
在政治方面，毛泽东不仅愈来愈严厉地批评赫鲁晓夫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错误，是“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而且对赫鲁晓夫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日益不满。赫氏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指出斯大林“在1937年关于苏联愈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的错误公式，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党和国家内的民主的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而苏共新的提法是，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苏联的阶级斗争矛头已转向了国际舞台[5](P487、485)。波匈事件发生以后，东欧局势动荡，国际上反共高潮迭起，毛泽东据此断言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于是，毛泽东把匈牙利事件与中国国内右派分子活动的情况联系起来，发动了反右派运动，并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发生‘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从此，他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而与毛泽东的思路相反，赫鲁晓夫在1958年4月的共青团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人民自动调节”的思想，并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在苏联社会主义已取得完全彻底胜利的情况下，苏维埃国家组织发展中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民主”，国家消亡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组织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自治组织的问题”[6]。这进一步否定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方式，成为促成毛泽东断定苏共在搞现代修正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出于对“中国赫鲁晓夫”的警觉和对社会主义命运的担忧，毛泽东后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总之，在中苏双方探索各自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存在着冲破还是固守苏联模式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但每一种思路并非绝对分属于哪一方，事实上，体现在中国党身上的除了冲破苏联模式的要求外，还有不自觉固守苏联模式的思想；而苏联党不容许对“经典模式”的任何怀疑，却也有某些突破旧有模式的意识。这种状况正反映了社会主义探索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两种不同思路的冲突是导致中苏分歧和分裂的惟一原因，但中苏分歧和分裂的确是伴随着两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而出现并发展起来的。中苏分歧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告别旧模式、探索新模式旅程中的一段插曲。
二
在苏联模式的弊端暴露之初，毛泽东就敏锐地意识到不能“照搬外国”，应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当苏联不断干涉中国内政，强迫中国接受自己的意志，并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企图迫使中国屈服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抗争。这在当时苏联模式长期被奉为天经地义的“经典模式”的情况下，确实需要一种非凡的勇气和魄力。正是中国共产党顶住了苏联“老子党”、“大国主义”的压力，拒绝了让别人支配自己命运的无理要求，坚持了弥足珍贵的独立探索精神，从而为寻求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虽然，此后的20多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曲折道路，犯了许多错误，包括像大跃进、人民公社甚至“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但决不能由此而否定党和毛泽东当时独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深远历史意义。否则，就很难想像其后我们年轻共和国的顽强发展，很难想像苏东剧变时我们国家灾难的避免，也很难想像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
然而，从总结自己历史经验的角度，我们也不应讳言，中苏分裂并没有直接促成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独立探索的顺利发展，甚至还经历了巨大的曲折，从而违背了当初毛泽东和我们党的主旨。就其主要原因来看：
首先，由于历史的局限，我们党在当时还很难彻底冲破苏联模式长期造成的思想和思维束缚。我们摆脱了苏联控制，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固然为探索适合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必要条件，但是，由于我们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真正搞清楚，对于苏联问题产生的症结所在、苏联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关系以及我们要突破苏联模式的哪些方面等重大问题还缺乏真正了解，这时期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简单化倾向。虽然这时期也有过一些新的观念、新的设想，提出了一些新的方针、新的政策，但其中有的或不完整，或不稳定。所以，尽管我们主观上渴望“以苏为鉴”，但实际上未必能如愿以偿。实际上，我们只是同苏联老子党、大国主义实行了决裂，而并未真正同苏联模式实行彻底决裂。比如在对待斯大林错误问题上，当赫鲁晓夫这个斯大林时代培养起来的干部大反斯大林，并把以前的错误和弊端归因于斯大林个人性格和品质之时，我们党反对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主张对其错误进行历史地分析，却也不是从苏联的体制入手，去揭示斯大林时期存在的问题，而只是强调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错误。《论十大关系》作为“以苏为鉴”的代表作，确实反映了当时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较高水平，但即使是这样的一篇文献，也仅仅是批判了苏联的如下问题：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挖得太苦；中央集中管理一切，不给地方机动权；政治上搞一党制和肃反扩大化等等，并不认为苏联模式根本上有什么问题。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原是毛泽东为区别于苏联模式的目的而进行的，集中体现着毛泽东大胆的设想，但是从深层来看，从根本上来说，在许多方面，如在社会主义就是全盘公有和计划经济的观念方面，实际上还是未走出苏联模式的框架。即使当毛泽东感觉到自己在犯错误的时候，他也是向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来寻求答案。特别是“以苏为鉴”的内涵在1962年、1963年发生了变化，从以斯大林的错误为鉴到以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为鉴，直至发展到全面“文革”，遂将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推向极端。因此，我们说，60年代造成我们与赫鲁晓夫分道扬镳的，不是在双方体制模式方面的根本不同，而是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来维护、巩固和发展这种体制和模式。
其次，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分裂刺激了我党“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为了区别于苏联模式而又伴随着中苏分歧的加剧进行的，因此，中苏斗争的现实需要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比如，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这两个问题，在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以后长期困扰着我们党。如果说，最初对这两个问题的某些错误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受以往经验的局限而产生的，那么，随着中苏分歧的加剧和中苏论战的展开，中苏斗争的刺激和影响作用就日趋明显，党的“左”的指导思想就越发严重。不仅由于中苏论战的需要，党的一些错误观点和理论经过进一步梳理而趋于系统化、完备化，而且在论战中，为了驳倒对方，压倒对方，双方都在寻找理论依据，遍查马列经典著作，有时就难免对经典作家的理论缺乏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理解，却对马列主义的词句作片面的甚至是扭曲的引用。而在经典著作中“找到”的理论依据，反过来又会强化其错误的理论观点。这就不能不在本来意义上造成对社会主义理解的教条化、绝对化。譬如当时对社会主义是否是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究竟有无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解。此前我们党接受斯大林的观点，即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前是过渡时期。随着对国内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和中苏之间争论的激烈升级，在八届十中全会后逐渐形成“大过渡”理论，并于1963年6月将此观点正式载入了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按照“大过渡”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都是主要矛盾。这样，就把过渡时期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混为一谈。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理论得到进一步转变和发展，并随之被应用于对苏联的观察、评判和国内“反修防修”运动中。
可见，不能从根本上认识苏联模式的深层次弊端，不能正确处理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这两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是我们党多年以来未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的主要表现。我们不能离开中苏两党的分歧和斗争来认识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曲折历程。
三
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肩负整个民族的重托，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前行。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深刻了解我党走过的历程，因此，在思考问题时总是高屋建瓴，常常从反思国内政策到反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现时代特征，进而又用以指导中国的当代实践。同时，作为30年前中苏之间那场争论的重要“当事人之一”，他又把党在中苏分裂时期的沉痛教训与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特别是与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了丰厚的历史底蕴。
概括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着邓小平对中苏分裂那段沉痛历史的反思：
一、社会主义理论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但是，“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7](P291)这恐怕是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反思当年中苏两党争论时所言“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的关键问题。这里，邓小平实际上深思熟虑地提出了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
科学社会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必然也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化、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活力所在，是马克思主义生存发展的条件。100多年来，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飞跃，无不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的有机结合，因而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在跨入社会主义的门槛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僵化地固守着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却拒绝汲取时代的新鲜养料，其结果只能使社会主义由科学又回到空想。对此，早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严肃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8](P143)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根本在于邓小平理论依据时代条件的变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用新的立场、观点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破解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曾长期困扰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纪难题”，其理论创新就在于提出一系列新的洋溢着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观念。邓小平理论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焕发青春，因而是时代的选择。
二、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列宁曾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9]。这就是说，无论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要适合自己情况，体现本民族特点。然而，长期以来，苏联模式成为人们心目中惟一“经典模式”，在思想上，更在思维上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任何哪怕是细枝末节的变更，都不仅是不被允许的，而且也是异常艰难的。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中苏两党分歧的产生和发展，毛泽东“以苏为鉴”的不成功，无不是历史的最好注脚。对于这种情况，1987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曾鲜明指出：“我想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7](P236)这虽然是就政党间的关系而言，但显然又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道路多样性肯定的基础之上。两年以后，邓小平对来访的戈尔巴乔夫更明确地谈道：“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7](P292)正是按照这种思路，邓小平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大胆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于自身模式不断创新且适合本民族的特点。邓小平的成功之处，是他在继承毛泽东独立探索精神的同时，已从更深层次上否定了苏联模式的“经典”性。他说：“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8](P250-251)因而，他认为，要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必须对不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各种体制进行彻底改革，特别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样，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中国共产党真正开始了由走苏联的路到“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三、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性。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无疑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发展负有重大的责任。但是，这种责任究竟怎样才能具有实际意义——是仅仅凭借对社会主义观念“纯洁性”的捍卫呢？还是通过切实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以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展现社会主义的真正魅力呢？邓小平对此有着清楚的理解。1983年11月，他在会见澳大利亚客人时再一次谈到30年前中苏两党间的那场争论，指出：“如果中国要对国际共运、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话，关键是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国际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比重的增加，而且体现在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10]这与其说邓小平是在总结历史，不如说他是在思考现实。
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相比有了特殊的表现形式，甚至还产生了许多马恩所未曾预料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这就要求共产党人必须从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现实出发，正视社会主义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的薄弱状况，重新研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而不是从抽象的观念、教条出发，混淆和转移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主要矛盾，更不能以此作为简单判定是否是社会主义的标准。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首次将中国的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上，正视现实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回答了新时期人们关于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从而揭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谛，保证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
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是这样认识社会主义的魅力的：“如果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7](P195-196)
收稿日期：2000-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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