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转换和廉政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廉政建设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像人们治病一样，首先要弄清病因，才能对症下药，收到疗效。急病乱投医，反而会延误病证，或使病症加重。贪污腐败是附在经济社会机体上的一种顽症，首先也要弄清病因。在我们看来，它的产生和蔓延有体制上的原因，因此，也只有在体制转换中才能收到疗效，实现加强廉政建设的目的。
一、中国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体制遗产
“历史家昌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从另一个视野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
这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资本论》最早全译本译者之一王亚南所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见该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页）中的一句名言。这部著作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贪污腐败同官僚政治体制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的代表作。王亚南教授在本书序言中说，他写作本书是受到长期研究中国技术发展史的李约瑟教授的启示。李约瑟教授是自然科学者，但他对一般经济史，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史，有浓厚的研究兴趣。1943年，他向王亚南教授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这个题目，希望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予以说明。王亚南历时五载，于1948年发表了上述著作。1948年正是国民党为了维护官僚资本的利益，发动内战，面临失败的前夕。王亚南教授抱着冷静的科学态度研究“当作一种社会制度来看，官僚政治究竟如何存在，如何取得存在，最后，它将如何丧失其存在。”（见同上书第15页）这种科学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中国的官僚政治的起源应该追溯到秦始皇。在周初，还是盛行着封建割据。到了秦始皇时代，中国实现了统一，逐步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政治制度。
王亚南的贡献是把“官僚政治当作一个‘特定的形态或体制加以论述’”（见同上书第19页）。他说：“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的场合，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见同上书第39页）
这种体制的经济社会特点是由皇帝为中心，由中央来任命各部门和地方的官员，来管理国家和地方的事务，从而使他们获得了对于土地和土地的收益的支配权，也就是说，对于资源的配置拥有了决定权。从此以后升官和发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升官才能发财，那些官僚和地主富商的子弟作为官僚的后补者或者称之为士大夫阶层也被预定了这种支配资源的特权。
由此王亚南教授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一句话，中国的官僚阶层，或者，换一个表现方式，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不代表贵族阶级利益，也不可能代表资产者阶级的利益，而是陶希圣讲对了的一句话，‘自有特殊利益’。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支配者阶级，自己就是一直同所谓‘自由’农民处在对立者的地位。”（见同上书第61页）
官僚阶层对资源的支配运行方式可以概括如下：国家以赋税方式获得的农产品转化为商品和货币，从而转化为官员的俸给和其他开支，同时刺激了商业和高利贷事业的发展。于是，官员又控制商业、高利贷事业，使之成为官营，从控制商品和货币的流通，逐渐使盐、铁、油、布等变成官营对象，从而管制流通过程，进而管制生产过程。
在国家管制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情况下，在历朝历代，都曾作过规定，禁止商人去当官，或者禁止地主去经商和放高利贷。但是，在国家财政发生困难时，有时也起用商人当官，或者商人有钱，可以买土地，当了地主，再去当官。在这种体制下，官员、富商、高利贷者和地主是穿联档裤的，用王亚南的话来说，是“通家”。
在官僚阶层掌握资源支配权利这种资源运行方式的条件下，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虽无明确规定，但却拥有十分实在的实利和特权。简单地说，做官可以发财，发了财之后，又可以买官和买通官吏，控制更多的资源，进一步发财。做官和发财的这种连环套，揭穿了中国官僚政治腐败的体制原因。王亚南教授正确地指出：在中国的官僚政治体制下，“始终把政治作为达成经济目的之手段，而这种倾向，就是直通贪污之路的便桥。”（见同上书第116页）
中国这种官僚体制的直接对立面是中国广大的农民。尽管自秦始皇以来，这种体制都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为目标，在皇朝更替时，都采取若干轻徭薄赋的政策，以缓和同农民的矛盾。但是，由于这种体制使官员的贪污腐败同商业、高利贷、地权兼并、差役摊派配合得十分周密，归根到底，负担都落到了农民身上。王亚南教授指出：“中国农民困苦的基因，与其说是由于正规租赋课税太重，毋宁说由于额外的、无限制的、不能预测到的苛索过于繁多……所在社会的一切大小官僚封建豪劣，乃至与他们姻缘为奸的商业、高利贷业者，都能找到机会和口实，个别地或联合地给予他们以社会经济的损害。”（见同上书第129页）“官逼民反”，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不举行起义。但是，在农民中间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可能产生新的体制，“亦就因此之故，中国同性质同形态的农民战争或农民的社会动员虽然重复了无数次，而每次的结果，总是再产生一个同性质同形态的政治体制完事。”（见同上书第134页）
由上可见，就贪污本身来反贪污，而不从根本体制上来解决贪污由以产生的原因，贪污只会愈演愈烈。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曾经制订过反贪污的各种措施，甚至用严法酷刑来惩治贪污官吏。在明代，设立剥皮亭，凡贪官污吏，一经查明，剥皮以示敬尤。但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至明清，流通现象日益发展，对官吏贪欲的助长已非常明显，惩治措施又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漏洞，更给贪污以合法的藉口。例如，中国官制上关于官吏名额的规定，往往注重形式，而不顾事实需要，地方政务即使年年增加，吏员额数并未按比例加多，按大清会典所载，州县数为1448，在编官员数为5525，实际官员超过此数数十倍，所缺官员经费，由地方自筹。虽清洁自律之吏，一经履任，公事丛集，难为无米之炊，不得不靠各种“陋规”来谋取资金，而不肖者除办公之外悉以肥其私囊。上司心知通省官吏莫不皆然，岂能纠劾，遂阳禁而阴从之，于是地方官员腐败之风日甚一日。在地方官吏如此，京官则另有“陋规”可以借以中饱。六部是各省的顶头上司，各省州县对六部有所请求，均得孝敬孝敬。京官到地方视察或外放，也是捞取钱财的好机会。即使学官清高神圣，以纲常自居的人，利用职权发财，也并不无例外。
因此，王亚南教授指出：“地方官要在地方发财，不得不明通京官；京官要通过地方官发财，又不得不敷衍地方官。他们上下其手，交互造成一个贪污大局面，对于这种局面，用少数认真的清廉人物去感化，固然不会成功，就是用再严酷的法律去制裁，也并不济事。”（见同上书第121～122页）
我们过去习惯于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标准的社会经济形态划分法，比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因而容易把贪污腐败问题同某种经济社会形态联系起来。经过十几年的体制改革，我们都认识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会有不同的体制。贪污腐败不仅同社会经济形态有联系，而且同经济社会体制有联系。我们虽然消灭了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几千年来的官僚体制的影响依然存在，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体制遗产。只有抓住这个历史线索，才能真正弄清贪污腐败产生的病因。
二、我国体制转换中的经验教训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遗留下的秦汉官僚体制的制度遗产，而国民党又恢复和强化了新的官僚体制，发展官僚资本主义，因此，同广大人民，特别是同广大农民处于对立的地位。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走“乡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的道路，终于推翻了国民党的新官僚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肯定新中国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经过共产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讲得很清楚，请看巴黎公社，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防止官员从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因此规定官员必须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二是官员的薪俸不超过工人的平均工资，以断绝人们升官发财的欲望。根据我国农民占大多数的特点，我们强调工农联盟，不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而称之为人民民主专政，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两者共同的原则是改变过去旧的官僚体制对工农的压制，维护工农民主和自由的权利。这就同旧中国的官僚体制有了根本的区别。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还特别指出：“‘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是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对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共产党人要学会做生意，要实行自由的工商业原则，这是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发出的号召。无疑，毛泽东借鉴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经验教训，而且根椐中国的情况还有所发展。比如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人民政权保护和鼓励工商业的发展，是区别于旧的官僚体制和官僚资本与民争利的重要标志。
新中国成立以后，还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严惩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的官员，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同腐败的旧官僚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正因为人民民主政权不同于旧官僚体制的以上特点，人民政府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很快得到恢复，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为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在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由于苏联在历史上是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国家，自然会借鉴苏联的经验，逐渐把苏联的计划体制搬到中国来，把这种休制看作是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特点。
其实，计划经济思想并不是新东西，在我国古已有之。例如，井田制，把土地划成九块，中间一块作为公田，向国家交税，其余八块分别为农民所有，收成归农民。这是中国自古以来企图保持农业社会稳定的理想模式。但是，由于全国土地和土地的占有千差万别，税种也是五花八门，井田制尽管设计很周密，实际上很难行得通。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采用计划体制，其本意是为了避免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使经济能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使资源能够合理配置，但实际上正像井田制在农业中很难行得通一样。在工业化过程中，计划经济很难行得通，因为工业部门五花八门，各地资源条件也是千差万别。采用一刀切的办法，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经济大起大落，造成更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实行计划体制的后果是把资源的支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的行政部门手中，从而使各级官员成为资源的主要支配者。虽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官员即广大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这同旧的官僚体制是不同的。但是，由于这种体制限制了自由的工商业原则，特别是自从我国实行统购统销和集体化以后，同农民的自由交换权利处于矛盾的状态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旧的官僚体制的影响得以恢复和加强。这种被我们称之为“官僚主义”的现象具体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加强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权力往往集中在少数、甚至个人手中，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民主权利进行压制；
2、在集中的计划体制下，资源的支配权集中在国家手中，特别是中央各部门手中，压抑了地方和民间、特别是广大农民参与工业化的积极性；
3、由于在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中，各级干部在不同程度上成了资源的实际支配者，而又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滋长了从占有资源到贪污腐败的可能性。人们把这个过程概括为“懒、馋、占、贪、烂”。这反映了某些干部从追求个人私利，到占有公有和集体财产，最后发展到贪污腐化，从“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的过程。
这一切明显地背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即巴黎公社原则的设想，也背离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设想。因此，党中央根据社会主义各国发生的种种事件，一再研究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发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著作，最后落脚到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其中提到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以农村为市场，使全国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参与市场的建设，这可以说是接触到了当时存在的各种矛盾的核心。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主要可能还是由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缺乏系统理论上的认识，所以，并没有沿着上述正确的思路继续走下去，而是换了个方向，把计划体制下形成的由各级官员支配资源的方式看作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把由这种资源配置方式造成的腐败看作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因此，重提阶级斗争，逐步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导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
“文革”一方面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派”，另一方面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商品交换看作是同旧社会差不多的东西，看作是产生干部腐败的基础。这里把中国的历史和理论的逻辑颠倒了。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官僚体制下，正是限制了民间、特别是农民自由交换的权利，把资源的支配权掌握在各级官吏手中，才造成了官员贪污腐败的温床。市场平等交换的权利，即做生意的权利，是我们战胜了国内外的反动派而取得的权利，是区别于旧社会和新社会的根本标志。反对和限制市场平等交换，只能是强化各级官员对资源的支配权，因此，“文革”反对官僚主义只是一种假像，实际上是为了强化官僚体制。
在中国历史上强化官僚体制过程大体上都会出现以下现象：
1、树立最高权威。对于其言行，无论合理与否，都得心悦诚服；
2、平衡各派势力。任何一方势力的突破，将被视为最强最先反的祸害，而加以消除；
3、如何使全体人民“安分守已”，而使豪强分子有机会参加统治（参见王亚南同上书第64页）。
在林彪和“四人帮”的导演下，“文革”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诸如此类的闹剧，最后以江青想当女皇失败而告终。
在“文革”中流行的“有权，就有一切”的口号诱发人们为了争夺资源的支配权而斗争，实际上仍然是鼓励人们走升官发财的老路，这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继绝升官发财欲望的巴黎公社原则完全背道而驰。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那些“夺权者”姿意侵吞公共财物，贪污腐败有增无减。
从体制转换角度来看，“文革”是一场使官僚政治体制复活的大倒退。这里给我们的深刻教训，是靠所谓阶级斗争的办法是不可能解决贪污腐败问题的。
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廉政建设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阐明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我国体制转换和加强廉政建设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同志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为我们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他提出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同志指出：“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体制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87～288页）在这里，邓小平同志抓住了我国原有经济政治体制中的根本弊端。由于权力高度集中，资源支配权掌握在各级行政官员手中，于是造成办事拖拉，不讲效率，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以至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现象。向市场经济过渡，就是要改变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资源支配权主要由企业来掌握，而不是由政府官员来掌握，而政府主要集中于捍卫国家的主权，保持政治的稳定，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维护市场经济的良好秩序，从而使廉政建设和各级官员的民主监督有了体制上的保证。
因此，邓小平同志具体地指出：必须改变经济领域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以及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改变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切实保障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完善民主和法制，健全干部和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和轮换制度。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官僚体制的影响，他还科学地预计到，“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同上书第302页）我们应该按照他指出的方向继续前进。
当前突出的问题是贪污腐败仍有蔓延的趋势，虽然加强了反贪污的力度，查处了某些大案，但是，这种蔓延趋势似乎并没有被遏制。对此，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忧虑，是否由于发展市场经济和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造成腐败昵？是否需要重提阶级斗争，才能牢固无产阶级专政呢？过去的老问题在新形势下又摆在我们面前。
早在1988年，我们《比较》杂志发起了关于寻租问题的讨论。所谓寻租，是指寻取租金，而租金是指政府干预或行政管制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入或超额利润。例如，在存在着行政管制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轨制条件下，谁得到了前一种价格的物资，再按市场价格出售，就可以从中牟取暴利，这就为官员的行贿受贿开了方便之门，权钱可以交换。“官倒”之风盛行来源于我国的资源配置方式，来源于资源支配权在根大程度上还是掌握在各级行政部门手中。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阶段，采取了行政性分权的措施，把权力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而使各级地方政府部门都有了投资权，兴办各种经济实体，这对调动地方积极性，加快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近十年来我国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同广大干部辛勤劳动，为企业服务分不开的。也是同资源配置逐渐按市场方式进行，同各种类型的企业成为资源的支配者分不开的。这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主流，对此决不应忽视。
但是，由于旧体制的影响，“官商”、“官工”、“官农”作风以及经济工作中的地区行政划分和管辖现象依然存在，各级政府官员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资源支配者，并且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在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官、商、工、农、金融是一家，其前提是必须服从整体利益。当然，在实际工作中行不能。在实行行政性分权、市场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在中国历史上官、商、工、农、金融成为“通家”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出现。寻租活动从商品流通领域逐渐渗透到货币、金融、生产等各个领域，从土地的批租、贷款的发放、项目的审批等等中都可以得到巨大的利益，这是通向贪污腐败之门的捷径。这种寻租活动不仅会深入到各经济领域，而且会逐渐蔓延到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例如，在执法部门，由于经费不足，有些经济案件被看作是“生财之道”，判决有失公正；各种罚款和收费成为执法部门的“财源”之一，于是乱收费乱罚款现象时有发生；一直发展到出现了买官卖官现象，更不用说有偿新闻等等了。
这些现象都不是来自市场经济，而是来自于没有完全按市场原则来配置资源，来自对市场的管制，也就是来自于中国二千年以来的官僚体制的影响和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中国特有的官僚主义现象。因此，要消除贪污腐败，单靠精神感化或 严厉惩办，难于收到实效，如果再搞阶级斗争，也只能重蹈文化大革命的复辙。而只能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精神，从消除官僚体制的影响入手，靠体制转换才能见效。
总之，弄清了病因，才能对症治疗：
1、完善基层民主，首先从农村中开始。根据中国的特点，历来贪污腐败的重负，归根到底，是压在农民的身上。历史上的繁重的苛捐杂税和各种摊征是如此，现代寻租理论所说的租金实际上也是如此。在实行价格双轨制时，农产品按行政管制平价收购，而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这种剪刀差是农民缴纳的“贡赋”，土地按国家定价征收，而按市场价格高价出售，这部分租金实际上也是由农民支付的。在农民出售农产品收到白条时，由此形成的利息上的租金也是由农民支付的，等等。农民负担重，在很大程度上是租金太高。西方国家同寻租现象作斗争，是通过议会民主，实行政经分开，但主要是在城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巴黎公社原则也是指法国的中心城市首都。看来，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应该从农村开始。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别很大，在全国实行普遍民主，其操作难度很大，而在农村基层民主没有普遍推行时，很容易变成争取“官职”的竞争，影响全国的稳定，而在农村基层实行民主，选举村、乡（镇）、县三级的领导人，并通过村民自治委员会，县、乡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监督，既便于操作，也便于监督，而且有了基层民主的经验后，在上层便于推广，上层民主也有了牢固的基础。在基层实行民主后，各级领导人不仅要对上级负责，而且要对群众负责，他们直接受到当地群众的监督。这样，贪污腐败就会失去基础，因而也可以防止贪污腐败从基层逐级向上蔓延。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行政管制的减少，农村基层民主必将大大发展。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地说，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农业的市场化，廉政建设的基础也是农村的民主化。
2、实行政企分开，减少行政管制。目前不少国有企业存在亏损现象，但是“穷庙富方丈”的现象依然存在，其原因也是由于租金的存在。一方面，在市场扭曲的情况下，某些国有企业不能面向市场生产，发生亏损；另一方面，在行政管制的情况下，某些国有企业不得不去寻求各种优惠和补贴，于是寻租现象就会出现，某些企业的领导人和行政管制部门的某些官员之间的关系网、寻租链就会不断膨胀，这是产生某些官员贪污腐败现象和某种“穷庙富方丈”现象的根源。因此，必须割断权力和金钱的联系，也就是割断升官和发财的联系，升官归升官，发财归发财，升官发财不能穿连裆裤，成为“通家”，升官按民主原则，发财按市场原则，这样，既可以提高政府效率，保证官员廉洁，又可以迫使各种企业面向市场，满足人民的需要，促进生产发展。即使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某些行政管制不可能完全取消，某种“租金”依然会存在。但是，对于这种租金，必须由各级人民代表及其常设机构加以严格监督。现在，各部门的预算外的收支，实际上往往是由租金转化来的，是有案可查的，也是可以监督的。租金是一种非生产的利润。生产经营中赢利发财，可以转化为投资，用于扩大再生产，可以扩大就业，增加社会福利，而租金虽然是一种暴利，却往往用于各种非生产性开支，为某些官员中饱私囊，造成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在掌握和认识了租金的这种规律以后，我们就可以加强对租金的监管；使这种租金转化为社会投资基金和社会公益基金，以利于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从而减少从租金中产生腐败的可能性。
3、加强对执法部门的监督。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对执法部门的民主监督。事情往往是贪污腐败蔓延，就愈需要加强执法部门，结果执法部门的机构愈来愈膨胀，开支愈来愈增加，又会导致执法部门本身的腐败，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扭转这种恶性循环的方法是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执法部门的民主监督，对一些重要经济案件可以实行陪审员制度，可由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聘请有关专家和工农代表作为陪审员，一方面可以使审判公正地进行，另一方面也可防止执法部门把经济案件作为自己“创收”的机会，出现徇私枉法的现象。一旦提高了执法的透明度和公正度，各种案件就会大大减少，从而走向良性循环。
我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广大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一种官民合作的体制，同旧中国的官民对立的官僚体制是根本不同的。我们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可以解决旧中国不可能解决的贪污腐败的问题。中纪委是党中央反腐败的主要部门。如果中纪委和各级纪委去直接抓各种腐败案件，必然造成中纪委和各级纪委本身部门的庞大，不一定会取得好的效果。如果在弄清病因，对症治疗上下功夫，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而为发展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作出更大的贡献。
（以上是作者向中纪委召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反腐败”研讨会提交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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