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主义虚伪政治的超越与重构＊
龙运杰
内容提要： 西方世界主义思想宣扬的全球化理论是一种传统的人类共同体理论，但该理论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即存在一个“虚伪悖论”——原本宣称人类平等的全球化在其实践过程中反而形成了不平等的格局。西方“逆全球化”运动是对传统全球化的反动，而新型全球化则是对传统全球化的进一步扬弃，在此背景下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与新型全球化相适应、又是对世界主义的扬弃和超越。文章认为，通过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上对世界主义进行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也应该成为中国贡献给全人类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主义 政治虚伪 全球化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新型全球化给全球治理带来更大的挑战，西方国家“逆全球化”行为的凸显也反映出原有西方全球治理的虚伪和失范。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标识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正以其独特的优势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在此背景下，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西方全球治理方案的独特优势，对推进实践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意义。
在传统的教学课堂中，教师扮演着教育资源提供者这一角色，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教育资源变得更加丰富开放，教师不再作为唯一的教育资源提供者。但是，这并不代表教师不再重要，教师的地位和角色在“互联网+”时代反而会变得更加重要。虽然不再作为教育资源的提供者，但教师这个职业却转变成为了网络教育资源的选择者和组织者。可能教师在接受互联网信息技术方面并没有学生的优势，但是在专业理论、实践知识以及对整个知识体系的掌握情况方面，教师无疑有着更加丰富的经验，这样一来教师在选择和组织教学资源上拥有极大的优势和经验。
一、世界主义发展与批判
西方世界主义思想最早起源于古希腊，正是由于古希腊城邦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及希腊世界城邦同盟的出现和发展，人们才逐渐产生一种“即使身处不同城邦的人，也应该同是另外一个更高层次共同体的成员”观念，而这一思想被第欧根尼总结为“我是世界公民”。 因此，“世界主义”这一希腊文词源，从其产生起就有着明显的一体化隐喻：宇宙是一个城邦——事实上，考虑到古希腊人当时对世界的认知水平，可以说世界主义一开始就是在古希腊的“全球化”过程中诞生的。
第欧根尼的思想在罗马时代被塞涅卡和西塞罗等人进一步发展，但进入中世纪后，由于欧洲长期的分裂割据，这一思想始终处于沉寂状态。到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贸易开始把全球纳入到一个整体之中，开始了第一波全球化的进程，这时世界主义又开始被重新提了出来：人们开始有理由重新相信，因为世界性的生产和贸易，人类能够构成一个超越国家的共同体。康德十分相信，在“与战争无法共处的商业精神”(1)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27页。 的推动下，各个民族最终会结合为一体，为此他写出了《永久和平论》，第一次将世界主义进行了系统化和理论化。在康德的设想中，自然状态的人们在实现个人权利的目的下订立社会契约，建成作为共和国的公民社会之后，基于同样的政治逻辑，公民会促使共和国家之间签订契约，建立“自由国家的联盟”，最终形成“根据一个民族的人们的国家公民权利的体制”“根据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国际权利”和“根据世界公民权利的体制”的三层政治结构。康德的理论在20世纪初得到现实政治的呼应，伍德罗·威尔逊在其启发下极力推动成立了类似于“自由国家联盟”的国际联盟。
随着二战结束、联合国成立，人们对全球化开始有了新的信心和热情，世界主义理论得到了新的发展，尤其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后，理论界也开始借用其正义理论阐释世界主义。查尔斯·贝兹(Charles Beitz)将罗尔斯关于国内正义的理论和原则直接推衍到了国际层面，他认为个人在价值上先于国家，是国际政治实践的最终承受者，所以也是国际责任的最终指向；一个国家对他国的公民也负有责任，这一责任表现为(将罗尔斯正义原则的应用对象由个体变成国家之后)——占有良好自然资源的国家(亦即占据有利地位的国家)对落后国家负有了援助的义务。
独立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的思考与实践…………………………………………………………………………王卓雅（1.66）
当代西方对世界主义理论的研究多局限于消除战争、援助落后国家等表层问题，并未深入到如何消除贫穷落后和国际不平等这一根源上来。同时，产生于西方的世界主义理论表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价值观，对“自由国家”“自由政体”存在过度偏执，妨碍了其对民族文化差异与国家政治差异的宽容，使得其在现实政治上并没有足够的实践空间；尤其全球正义理论通常将抽象的理性个体作为其理论推演的出发点，在“个体权利”主张下产生的全球正义理论，往往蜕变成“人权高于主权”的霸权主义背书。正如郑永年所指出的，“普世价值是带有侵略性的政治口号，并在世界各地酿成灾难后无法收拾”。
另一方面，世界主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也开始显露出其理论自身的矛盾。世界主义的想象，其实质是建立在“人性普遍同一”这一自由主义的理论预设之上，同时也继承了自由主义的政治假设，如社会契约论等理论，而当自由主义被推衍到世界主义层面时，却产生了理论上的不协调。如在世界主义的实现途径上，若按照自由主义传统和社会契约理论，将得出个人是权利关怀的原点和终极指向、因而个人高于国家的结论，这要求世界主义借助一种高于国家权威的体系或途径而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主义对人类普遍性的想象有意无意地抹掉了特殊性的区别，而假若普遍性真的如此明显，那么世界政府就是必然的选项；但世界主义者通常并不如此认为，于是“世界主义只有一种道义上的标准，而对于这种标准真正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去论证；对于如何做到在全球意义上对每个人的普遍关注，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应当如何操作，也是语焉不详”(7) 龚群：《世界主义与全球正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同样，出于这种普遍主义的想象，世界主义在个人权利的实现上也是单一的，过于强调纯粹个人，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社群、文化、民族国家对个人经济政治权利的建构性作用——“每个人都是一个道德主体，都可以主张自己的个人权利，如果离开政治共同体的话，这些各自的权利主张之间极有可能发生冲突，最终个人权利本身也无法得到保障和实施”(8) 艾四林、曲伟杰：《民族国家是否已经过时——对全球正义的一种批判性考察》，《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尤其是，在这一视角下的世界主义理论往往忽视世界经济政治不平衡的政治和历史因素而将其简单归结为西式民主的缺位，既失去了对世界不公正体系的批判品格、也在实践上变得不可能。应当说，世界主义这一理论矛盾，也是源于传统全球化的自我矛盾。这种自我矛盾可以称之为“虚伪悖论”：传统全球化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世界主义理论通常宣称人类的普遍平等性，包括人性的同一性和文化的多元平等性，但是在具体的全球化实践过程中，实际上形成了由西方主导的层次化世界格局。在其中，不仅不同国家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分化，而且在文化上，不同国家政治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合理性被有意取消了，西方文明被作为一种唯一合理的文明无差别地推荐给其他国家，最终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以普遍平等性为原点进行的传统全球化实践，反而违反了自己设定的平等性原则。
随着自身矛盾和虚伪悖论的不断暴露，传统全球化越来越难以为继。作为传统全球化策源地的西方开始发生“逆全球化”运动，这无异于西方世界对传统全球化的自我否定。就事物自身的发展而言，存在着“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2页。 。对传统全球化的否定不会止步于逆全球化，而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扬弃，成为新型全球化的世界性实践。这一自我扬弃的逻辑已经体现在传统全球化的过程之中：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参与者、尤其是非西方参与者的增多和经济权、话语权的增强，全球化也将逐渐由西方中心的传统全球化转向新型全球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地球被分割为两个阵营的局面最终打破，“全球化”正式成为一个独立词汇并且被越来越频繁使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也给了西方世界巨大鼓舞，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认为，人类制度竞争的历史，最终将会被西式民主政治所终结。在这一思潮下，世界主义理论迎来其繁荣发展的时期。如罗尔斯的万民法理论(2) 罗尔斯：《万民法》，张晓辉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就设想了一个由自由人民、合宜人民、法外国家、仁慈专制主义以及负担不利条件的国家等五种社会形态构成的世界，自由人民和合宜人民组成的“人民社会”负有帮助其他国家摆脱政治和经济的不利状态，建成良好社会的义务；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更为激进的“积极和平”理论，(3) 熊文驰：《关于永久和平的两种讨论——康德〈永久和平论〉与哈贝马斯〈论康德的永久和平观念〉的对比阅读》，《欧洲研究》2003年第1期。 要求一种实现了“人权”的普遍状态，为了实现这种状态，有必要采取非军事行动以外的一切手段以影响一个国家的内部政治，促使它实现政治民主、国家法治和文化宽容等目标；涛慕思·博格专门从事世界主义研究，提出了一种“全球资源红利”理论，“该国人民必须对它选择开采的任何资源支付红利”。红利由资源的开采国和使用国共同支付，因此“全球资源红利就是对消费的收费”，并且应将这笔红利转移给较穷的国家。(4) 博格：《康德、罗尔斯与全球正义》，刘莘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89页。 值得注意的是，博格在对罗尔斯《正义论》研究的基础上，将自己的研究称之为“全球正义”，认为只有当国际和国内两个领域发生制度变革、在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都实现正义的构想之后，人类才有真正实现社会正义的可能。
二、全球化与世界主义的自我矛盾和政治虚伪
世界主义随着全球化而产生和发展，本质上是全球化的适应性理论，同时也试图为全球化和一体化提供理论依据。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合理的制度框架和实践可能，是世界主义从其产生一开始就具有的理论品格。联合国、欧盟的成立和持续有效运行，已经被诸多理论家视为世界主义的现实范本。
随着传统全球化内在矛盾的显现，在西方世界也开始出现相似的认识并开始主动进行批判，如艾伯哈德·桑德施耐德(Eberhard Sandschneider)和麦瑞德·卡拉奇(Mairead Nic Craith)等都认识到普世价值作为一种文化殖民的危害。(5) Mairead Nic Craith, Cultural Heritage, and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American Anthropologist , December 2015(4),pp.123-128.
从本质上说，传统全球化是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化，因而世界主义一开始就体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色彩。传统全球化实际上是试图将世界纳入一种统一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体系的实践，尽管西方世界始终回避西方主导全球化的争论，但这种统一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事实上正是起源于西方、建立于西方、也发展于西方，并且以西方世界为起点开始主动向全球扩张；也就是说，这种被认为是平等对待不同共同体成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其建构权和解释权一开始就被西方世界所掌握，某种意义上，这种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化，以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盘西化为其终极目标，正如福泽谕吉在其《脱亚论》所提出的那样，要“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而世界主义作为传统全球化的适应性理论，本质上也在有意无意地鼓吹着这一点，最终在其政治设计上，形成了以平等原则名义扩大不平等的虚伪政治实质。
w为离子动能，为W⊥垂直直于磁场方问离于能量的分量，H0为腔中部的磁场，H磁镜为两端的磁场。在离子运动过程中设动能和磁矩不娈条件下：在纵向磁场柱体中的带电离子将被封闭在磁镜内。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主义虚伪政治的批判与超越
层次性的教学评价体系，能够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教师可以根据反馈信息进行教学模式的不断调整和优化，不断提升课堂教学效率。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总结性评价和自我评价、小组互评等，都是比较先进的教学评价体系[4]。诊断性教学评价，能够帮助教师了解学生对道德与法治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有利于教师制订教学计划。小组互评的方式，能够在学生之间形成有效的监督，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课堂教学氛围。多元化评价体系的构建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
新型全球化是“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全球化进程再平衡；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好处”(10)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的全球化，新型全球化旨在适应全球化的新形势，重新引导经济全球化，消解传统全球化遗留的负面影响，使全球化真正惠及全球各个民族和国家。这种新型全球化是一种共同参与、协调关系、建立国际机制、遵循国际规则，共同推进全球治理，解决全球性挑战，最终协作共赢的全球化，它从一开始就旨在一种新型互惠共赢的国际关系，因而表现出明显的广泛参与性特征，与传统全球化的“平等性悖论”截然不同。以西方为中心的传统全球化，通常夹杂着大量的西方利益，甚至西方对亚非拉地区经济援助也受其影响，频繁附带“民主化”等西方色彩浓厚的政治条件，在其过程中充满了“搭便车”的傲慢。而新型全球化则奉行平等互利、自由参与、尊重各国传统、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譬如作为中国的新型全球化倡议——“一带一路”不仅追求沿途国家共同发展，甚至欢迎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如此，“平等性悖论”在新型全球化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妥善解决，而作为与新型全球化同步兴起、与新型全球化相适应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也能够解决世界主义所面临的自我不足和矛盾。
传统全球化在实践上明显有利于西方，但是就西方国家内部而言，由资本主义生产带来的阶级分化使得问题复杂化了。全球化进入资本输出的阶段之后，西方国家的生产模式已经不再是“掠夺原料—本国加工—倾销外海”，而是变成了输出资本，在劳动力价格洼地直接投资建厂，凭借低廉的产品成本争夺市场。这一新的生产模式给其国内带来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工业产业转移到海外，本国产业由实体工业开始逐渐转向金融行业，金融资本创造利润的速度急剧上升；二是随着工业产业在本国的撤离，本国的工作岗位不断萎缩，工人阶级面临日益严峻的失业和收入降低问题。一边是金融资本的不断膨胀、另一边是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日益凋敝，更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分裂，也正是这一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逆全球化”运动——当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为全球化感到鼓舞、为初期的廉价进口商品感到兴奋之后，他们终于发现，全球化的红利实际上已经被资产阶级全部夺走，而全球化的苦果却被留给自己来承担。
不久，江帆再出高价雇私人侦探，终于查到李辉和吴霞各有一个用于单线联系的手机号。江帆拨通妻子这个手机号，对她说：“你和与李辉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回来吧，不管我们还在不在一起，我都承认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也有责任……”吴霞放声大哭：“我伤害了你，可我……”刘珊珊也给李辉打电话，表达了同样意思。后来，李辉主动和江帆通话，说：“我知道现在你和珊珊关系亲密。我愧对你在先，所以我不恨你。”
“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的新概念，用以区别西方的“世界主义”，一经提出就受到了西方的关注，而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和史蒂芬·安格尔(Stephen C. Angle)(6) Stephen C.Angle， Western, Chinese, and Universal Values,Telos ,2015(Summer),pp.87-93.等则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已经开始有意识矫正西方的世界主义观念并构建自己的全球治理和价值观念体系。马丁·雅克认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就是摈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更是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已经开始受到世人瞩目。
这个转折点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标志，甚至可以以2001年“9·11”事件为标志。“9·11”事件直接打击了西方世界“历史终结”的信心，并且产生了“文明冲突”的疑虑，美国在国际政策上也开始进入“后‘9·11’时代”，以小布什“先发制人”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开始抬头，围绕当代自由主义核心议题之一的全球化产生的争论也开始不绝于耳；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危机全球化凸显，西方世界并未像其承诺的那样将现代化的福音传给世界，反而使得世界经济陷入普遍危机，这也让更多的人开始发现西方世界的虚弱，并且反思传统全球化究竟能够带来什么。
就传统全球化的现实推进而言，这种实践经历了西方世界从人口输出到商品输出再到文化输出与资本输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主导者都是西方，受益人也是西方，因此西方世界一直以来都是倡导和力推全球化的首要力量。甚至西方学者们自身也开始相信这种虚伪政治，不无真诚地相信其他国家、地区的传统和落后是政治文明差异使然，力图通过“普世价值”的导入将这些国家和地区带入符合他们想象的现代世界。应当说，这种思想的产生，是与传统全球化的实践相适应的，在西方主导全球化的进程中、或者说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世界由于其技术和经济上的相对优势，得以产生了一种西方自身难以察觉的虚伪和傲慢，正是这种虚伪、这种傲慢，使得他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他们所称颂的全球化，已经走到了一个全新的转折点上。
世界主义由于将自身的理论建立在“人性普遍同一”这一预设之上，最终也在实践上变得不可能；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未试图寻找一种唯一的真理或者预设作为理论起点，而是一开始就将自身建立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上,“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基础”(11) 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求是》2013年第4期。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也是各国人民得以平等交往、合作共赢的基础，自20世纪开始的全球性环境危机和战争威胁等问题也越来越使人类认识到确立共同的价值原则和行为准则的重要性。尤其在环境问题上，“只有一个地球”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的共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污染没有国界，在环境问题上，各国共享同一个家园、共在一个环境共同体，而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蝴蝶效应”已经从环境领域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越来越相互依存、休戚与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为当代国际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理念，开辟了新愿景，形成了崭新的中国国际秩序观和系统的国际战略思想”(12) 石云霞：《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年第9期。 。
群监员大部分是兼职，他们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又多了一份责任，我们采取了经济补助、评选先进、考察学习等行之有效的激励措施，并每年对考核合格的群监员每人发放500元岗位津贴，对考核不合格，不能履行工作职责的，取消群监员资格；各级工会组织对群监员发现或查出“三违”行为的，发现并及时避免重大事故发生的以及提出安全隐患、安全合理化建议的都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在安全生产月期间召开优秀群监员表彰大会暨工作经验交流会，评选表彰一批优秀群监员；积极向对口援建省份和师市安委会申请群监员工作经费40万元，为群监员管理培训等工作提供了资金保障。形成了“人人争当群众监督员”的良好氛围。□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明确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人并不是自由主义所设想的抽象原子化个体，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存在者，人与人、人与社会高度统一，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随着人类实践的不断扩展和深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页。 。正是在这种由民族的、区域的历史向世界的历史的转变过程中，人类命运越来越相互交织，越来越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依据；与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虚假共同体不同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于全人类共同价值、致力于维护和实现这些价值、倡导积极合作并且共赢，这正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现阶段世界历史中的自我展开和实现。建立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开始就有着高度的现实关怀和开放胸襟，马克思主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和现实根基，也赋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和重构世界主义的现实可能。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主义虚伪政治的重构路径
世界主义的问题并不在于其所欲实现的目标，而在于其理论基础带来的自身矛盾、虚伪以及由此而来的在实践过程中对这一目标不可避免的背离。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主义的重构，正如新型全球化对传统全球化的重构一般，并非是前者对后者的彻底推翻重建，而是对现有机制的合理扬弃。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新型的世界理论、又是一种新型的世界实践规划，在对世界主义的重构上，也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上互动前行。
理论建构层面上，应该用社群主义的协同发展理论观替代个体主义的抽象功利理论、用文化多元主义替代西方中心主义、用全人类共同价值替代普世价值。传统全球化实践与世界主义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之上，而社群主义则明确地指出了这种理论存在的缺陷。自由主义的权利本质上是一种预设和虚构，这种虚构最终影响了自由主义对人与社群、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判断，“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和目的总是附加在自我之上的，而不是自我的构成部分，所以社团的意义也只是附加的,而不是秩序良好的社会的构成部分”(14) Markate Daly， Communitarianism :A New Public Ethics ,California: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4,p.84.；社群主义则强调人对共同体的依存性，这种共同体的形成，并非由于某种设想的利害关系，而是来自共同体成员相互交往形成的共同经营和相互作用。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其现实性也正在于此，人类之构成命运共同体，并非由于某种虚构的共同人性，而是来源于现实的世界性历史实践。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中心论必须要被摈弃而代之以文化多元主义，只有当尊重全部参与者的传统文化与当代价值，才可能真正地作为共同体的平等一员参与到全球发展与治理的宏大历史之中；尤其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而言，虽然存在领导者，但在其价值上已经去中心化，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制造另一个中心，与西方争霸的对立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性，既来自于新型全球化的现实性、也来自于其价值观基础的现实性，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全人类在全球性生产、交往实践中共同总结的现实的价值观念，在全球化实践中形成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应当取代虚构的普世价值，成为共同体的价值基础，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现实的感召力和生命力。“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不仅蕴含着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奠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而且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提示了现实的道路,那就是必须消解种种把人与人隔离开来的抽象力量,破除‘抽象对人的统治’,不断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团结,推动人与人的自由联合,从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现实的可能。”(15) 贺来：《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研究》2016年第8期。
在现实操作层面，应该用新型全球化替代西方主导的传统全球化，用新型国际关系替代传统国际体系，用各国协同参与、共同发展替代单边方案和单边治理，最终“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16)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传统全球化“平等性悖论”的解决只能通过传统全球化的自我扬弃得以实现，孕生于传统全球化过程中的国际参与、平等协作机制正是新型全球化的内生基础。新型全球化需要以新型国际关系为根基，传统全球化暴露的问题已经表明，“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上”(17)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 。二战以来的国际关系体系曾经在维护和平、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环境治理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时代发展，原有的国际关系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现有世界格局，其提出的方案已经无法解决今天的全球治理难题，平等性的悖论最终只能通过真正的平等来破除，也就是各国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在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地球村’时代,只有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同舟共济,才能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实现互惠共赢”(18) 阮宗泽：《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世界梦”》，《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 。新型全球化的实践应该“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19) 习近平：《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7日。 ，这也是新型国际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共同发展需要各国的共同参与，坚持主权平等、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包容互鉴、公平正义，“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办”(20)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 ，只有在这种协同参与、共同治理的格局下，全球问题才能真正得以解决，全球发展才能真正由全人类共享。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21)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 ，随着全球化的兴起而产生的世界主义试图回答怎样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但其答案并不能让人满意。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立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又面向新型国际关系和共同发展，通过对世界主义的重构和扬弃，作为与新型全球化相适应的理论和规划，将是中国为世界推荐的全球治理的优良方案。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30(2019)02-0001-07
作者简介： 龙运杰，哲学博士，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湖南长沙 41008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价值多元时代道德伪善的发生机理与矫治路径研究”(15BZX11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耿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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