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中城镇女性劳动供给行为分析——兼论动态博弈框架下教育决策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城镇论文,性问题论文,框架论文,内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转型国家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即女性经济活动人口在女性劳 动年龄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又称FLFPR)出现了明显下降(UNCF，1999)。转型国家劳动力 市场上这种引人注目的变化刚好与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方说，1992年～2001 年间，波兰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由54.2%变为49.5%，下降了4.7个百分点。而同期，美国 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则由56%变为到了60.1%，上升了4.1个百分点。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 率的变动则呈现出了和其他转型国家类似的特征(参见图1)。为什么经济转型中，会有 更多的妇女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呢?西方国家中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增长已经被证实是一 种长期趋势，那么从转型国家中反映出来的是否也是如此呢?
图1 各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动趋势(1975～2001年)
数据来源：美国、英国、法国、波兰和罗马尼亚的FLFPR根据ILO Bureau of
Statistics 有关数据整理而得。图中曲线不相连处表示有关数据缺省。
中国的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转引自陈钊、陆铭、吴桂英，2002)。(注：这里的数据只包括了中国城镇的FLFPR， 农村的就业和失业人口由于不在官方统计数据中，因此无法估算。并且学生也不算入经 济活动人口内，这一点和国外统计口径不同。此外，1990年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突然扩大 主要是由于就业统计口径变动造成的。)
二、传统理论的解释及局限性
传统的劳动供给理论是劳动供给分析中最常用到的一种方法，联合决策是其假设前提 。联合决策意味着，家庭劳动供给行为是家庭成员为达到联合效用最大化而进行统一决 策的结果。根据这一模型，家庭分工要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市场工资较高的一方将更多 地从事市场劳动，而另一方则更多地从事家务劳动。对于转型期间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 降，传统的家庭劳动供给模型给出的解释是：市场化的改革导致了女性在收入和就业方 面的相对地位有所恶化，改革以后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正是家庭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进 行自主分工的理性选择(潘海棠，2002)。
从工资结构的变化上看，转型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相对 平均的工资结构开始改变，工资差距不断加大。由于与男性相比，女性处于工资分布的 较低一端，所以工资差距的加大对女性不利，将会加大这部分人与男性的性别工资差距 ，减少她们的劳动供给(Hunt，2002)。从经济转型对女性就业的影响来看，与转型之前 的状况相比，市场化改革之后性别间的就业“歧视”更加明显，在转型期间失去的2600 万个工作岗位中，有1400万是女性失去的。在经济的恢复期间，大部分新创造出来的工 作岗位都被男性占据了，而女性却难以再获得新的就业机会。(UNCF，1999)。在我国二 十多年的经济转型期间，女性在收入和就业两个方面的变化有着和其他转型国家类似的 经历(李实等，1999)。对我国家庭劳动分工观念的抽样调查也表明，市场化的改革更支 持传统的分工模式。在被问到“是否认同男人应以社会为主，女人应以家庭为主”时， 有53.9%的男性和50.4%的女性表示赞同，男性支持率比1990年上升了2.1个百分点。分 地区的数据也显示，市场化程度越是高的地区，如广州和上海，这一观点支持率的增长 幅度更大。这些现象都支持了传统的联合决策模型，既然工资结构和就业制度的改革使 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劣势，那么“妇女回家”就成了有效率的家庭分工方式。并且从 传统模型中也可以推出，这种有效率的分工机制一旦形成，就应该能够长期稳定地维持 下去。
然而，通过对我国和其他转型国家具体情况的进一步观察，却可以发现几个与传统理 论不符的现象。这些现象显示，虽然与转型前相比，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的确有 所下降，但是“回家”并不是女性惟一的选择。
第一，根据对东欧和前苏联转型前情况的调查，转型前妇女的就业情况和工资情况和 男性相差并不大，而妇女的家庭劳动时间却大大超过了男性(Elizabeth Brainerd，200 0)。转型开始后，虽然女性劳动参与率在下降，但是家庭的分工并没有像传统理论预测 的那样，向着家庭内分工进一步深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妇联对家庭的调查也显示，从变 化趋势看来，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多于男性的数量是在不断下降的，在19 90～2000年间，两者的差距下降了6分钟。从中可以看出，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并没有 随着市场化进程而变得更加普及。这一点是传统的劳动供给理论所无法理解的。
第二，如表1所示，1994～2001年，我国的女性经济活动人口数量从整体上看的确在不 断减少，而与此同时，高校女生人数却在不断增加，并且高校女生增加的人数在女性经 济活动人口的减少人数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2001年时该比重甚至达到了53.36%。与 西方国家统计口径有所不同的是，我国的在校生不属于经济活动人口范畴。虽然没有关 于我国女性经济活动人口变动情况更详细的数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校女生人数如 此大幅度的增长，必然会造成这一年龄段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因此女性劳动参 与率的下降，不仅反映了部分妇女回家的现象，更加反映了年轻女性更多地追求人力资 本投资的趋势。
表1 女性经济活动人数VS高校女生人数(1994—2001年)
FP
△FP
GS △GS△GS/△FP*100%
1994年5898.28 ——
96.4————
1995年6030.6
132.32 102.9
6.5 4.9
1996年6038.09 7.49
110.1
7.2 96
1997年5898.1
-48.99118.5
8.4 -17.15
1998年4980.63 -1008.47 130.6
12.1-1.2
1999年4817.75 -62.88162.1
31.5-50.10
2000年4726.35 -191.4227.9
65.8-34.38
2001年4586.93 -139.42
302.3
74.4-53.36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说明：FP表示城镇女性经济活动人口(单位：万人)；△FP表示与相邻两年FP的变动大 小(单位：万人)，即1995年的△FP等于1995年的FP减去1994年的FP，以此类推；GS表示 高校女生人数(单位：万人)；△GS表示相邻两年GS的变动大小(单位：万人)。
在传统观点中，教育是可以通过影响工资而改变劳动供给行为的。研究表明，教育程 度越高，工资增长得也越快，其劳动参与率也越高(Juhn，1992；Hirao，2001)。如果 更高程度的教育确实是与未来更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相联系的话，那么我国高校女生比重 上升，必然会导致这部分女性在未来更高的劳动参与概率。因此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 下降与其说是总量的问题，不如说是结构上的问题。未来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的变化可能 更多地体现为年轻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推迟以及未来的市场归属加强。教育对未 来女性劳动参与变化的影响方向就很难断定了，这和传统理论所预测的很不一样。而这 一点是需要今后加以验证的。
从表面上，高校女生人数增多这一现象的产生并不奇怪。作为高校近年扩招的政策性 后果，女生人数当然也会增加。转型国家中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不断提高，这也会激励人 们更多地对自身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但是，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又可以发现，不仅高校 女生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而且我国高校女生占高校学生总人数的比重也在持续上升。19 94年，我国高校女生所占比重仅为34.5%，到2001年时，该比重上升到了42%，增加了近 8个百分点(参见图2)。
图2 高校女生所占比重(%)(1994～2001年)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女性在教育、参与市场劳动与退出劳动力市场之间进行选择，实际上也是女性决定如 何在生命周期内最有效地配置自己时间的决策过程。这个问题不光涉及到了人力资本投 资决策的问题，还涉及到了劳动供给决策。然而人力资本的有关理论和传统的劳动供给 理论都难以解释上述现象。
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看来，虽然转型国家中男女的教育投资回报率都在不断上升， 并且从量上看，女性的教育投资回报率甚至要高于男性，但是研究表明，女性教育投资 回报率的增长速度要低于男性。这也是为什么转型国家中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但 是她们与男性的工资差距却仍在不断加大的一项重要原因(ELizabeth Brainerd,2000) 。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那么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随着男女工资差 距的拉大，女性会比男性更有积极性增大教育投资。
从传统的劳动供给模型看来，教育是外生的。但是教育和劳动参与实际上应该是双向 互动的关系，不光教育程度可以影响劳动供给决策，教育决策的做出也是建立在对未来 劳动供给的预测上的。特别是就年轻女性而言，她们考虑的不光是当期的分工收益，还 要考虑生命周期内的预期收益。如果预期未来更大的劳动归属，那么加大教育投资就成 了理性的选择。反过来，假设在一个性别歧视极端严重的劳动力市场上，女性所能获得 的工资相当低，绝大多数家庭遵循传统的方式进行分工，女性就会预期未来较低的劳动 归属，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难想象女性还会有足够的激励来追求高等教育。从这一角度 看，教育就成了生命周期内劳动供给最优决策的内生变量了。从我国高校女生比重大幅 上升这一现象中反映出来的是，经济转型中女性生命周期内劳动归属在加强，而不是减 弱。那么为什么随着市场相对工资的下降，女性的教育投资倾向和劳动归属反而会加强 呢?传统的劳动供给模型也不能对此进行解释。
第三，经济转型同时也给家庭结构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就大多数转型国家而言，虽 然经济转型并没有对已有的婚姻造成强大的破坏后果，但是生育率和结婚率在转型国家 中都发生了实质性的下降(Jan Svejnar,2002)。经济转型对中国婚姻的冲击效果就明显 了。由于中国大量现有的婚姻本身就是有问题或说是低质量的(叶文振，1997)，在面临 着转型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经济压力时，这类的婚姻更容易破裂。因此，除了结婚率和 生育率的下降外，转型对中国婚姻的影响还突出表现为离婚率的明显上升(参见图3)。 这种情况下联合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前提就很难成立了。在家庭破裂或者根本不存在的情 况下，家庭联合效用最大化根本就无从谈起，未婚女性和离婚妇女必须进入劳动力市场 ，通过就业来维持生活。离婚率的上升同时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对家庭的稳定性产生 怀疑，稳定的联合效用也就很难形成。Michael(198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 与率受到了滞后的离婚率的影响，并且其影响作用是显著的。对我国的研究也说明了这 一点(陈钊，陆铭，吴桂英，2002)。联合决策模型在这种情况下的适用性就值得怀疑了 。
图3 中国的出生率(%)和离婚率(%)(1985～2000年)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三、教育内生的动态劳动供给理论及分析
本文改进了Miriam Beblo(2000)提出的动态家庭博弈模型，以说明在考虑到人力资本 投资的战略性作用后，选择暂时不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是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将 成为转型期间女性理性的行为。
个人的劳动供给和相关决策过程被简化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家庭成立之前，这时 男女独立地对各自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时间在教育投资(K)和闲暇(L)之间进行分配； 第二阶段为家庭阶段，时间被配置于市场劳动(M)、家庭劳动(H)和闲暇(L)。
U[,t][m]和U[,t][f]分别表示男性和女性在第t期所得到的效用。第一期在教育和闲暇 之间的时间配置，实际上是个人独立决策的结果，依据的是生命周期内效用总和最大化 的原则，男女独立决策的目标分别
而在第二阶段，家庭时间的分配则是家庭成员纳什合作博弈的结果，即家庭的闲暇和 消费的分配取决于家庭成员合作收益之积。其中合作收益是指个人所实现的效用扣除冲 突收益之后的剩余。如果以离婚作为威胁点的话，那么冲突收益就是家庭不存在的情况 下个人所能获得的最大收益，此处定义为D[,t][i]。于是家庭成员第二期的决策依据就 是
。虽然各期的效用是可分离的，但是前期的时间配置方式会决定后面各期 的冲突收益，因此各期的时间配置决策在事实上是不可分离的。第一期进行人力资本投 资时必须考虑到对后期纳什合作博弈结果的影响。
1.单人单期的决策过程。假设每个人的目标都是最大化其消费(X[i])和闲暇(L[i])所 带来的效用，也就是：
其中消费的对象包括了市场购买的商品X[,m][i]和家务劳动所生产的产品X[,H][i]， 并且购买能力取决于工资率W[,t][i]和市场劳动时间M[,t][i]，而家庭产品的多少则取 决于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总和以及家庭生产函数Z，这是最优规划的两点约束条件。
在以Becker为代表的传统的时间配置模型里，最优的时间配置方式要满足以下条件： 配置于任何一种方式所产生的边际效用相等，即
在(1)和以上的约束条件下，可以得出单人最优决策。在这种最优的时间配置方式下， 个人实现了效用的最大化。这个最大化的效用就是D[i](W[i]，Z[i])，也就是在离婚威 胁模型中，假设离婚发生的情况下，个人所能得到的最大效用，即个人的冲突收益，它 反映了婚姻的机会成本。
2.静态的家庭纳什合作博弈过程。第二期的博弈建立在第一期决策的基础上，就这一 期而言，第一期的行动可被视为给定的。并且由于不用再考虑对今后的影响，所以可被 视为静态的家庭合作决策过程。纳什合作博弈的目标是实现：
与联合决策模型相同的是，家庭成员的最优时间配置同样要遵循(1)式中边际效用相等 的原则。男女在组成家庭后，也是根据比较优势不同，进行家庭内分工，工资更高的一 方将从事更多的市场劳动。家庭分工的好处体现在家庭的效用达到了最大化，家庭总效 用超过了两个独身个体的效用总和，即能够通过分工产生剩余。传统理论对转型期间女 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解释正是基于这一点，即相对于男性而言，当女性的市场工资或者 是预期的市场工资(市场工资乘上找到工作的概率)下降后，家庭最优的分工选择就是女 性将时间更多地配置于家庭生产。如果不考虑家庭内效用的分配和家庭的稳定性，那么 传统的解释的确成立。
而与联合决策模型不同的是，这里定义了个人的可分离的效用，这是对传统模型的一 大改进。传统模型中，消费被视为公共品。事实上，家庭总消费水平不变时，与消费更 多的服装相比，消费更多的烟草会给丈夫带来更大的效用。因此与传统的时间配置模型 关注于分工方式相对比，可分离的效用则更注重解决如何在家庭成员之间分配分工所产 生剩余的问题。纳什议价方法的采用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途径。(2)式中的纳什合作 议价规则实际上就为家庭提供了一种分配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冲突收益的提高，将能 够使得个人在家庭产品和市场商品在家庭内的再次分配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简而言之，在这个静态的纳什合作博弈过程中，家庭成员根据(1)实现家庭最优的时间 配置决策，再根据(3)和(4)来分配家庭的剩余，从而可以同时实现个人效用和家庭效用 的最大化。其家庭成员效用最大化的结果可以表示为：
即家庭成员在第二期的纳什博弈均衡解是家庭所有成员的工资和家庭生产力的函数。 考虑到人力资本的积累因素后，工资根据第一期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确定，因此第二期 的纳什合作博弈解也就成了第一期决策的函数。
3.教育投资决策过程。第一阶段的时间配置会影响第二阶段的决策，因此要推出第一 阶段的最优解，就必须考虑到第一阶段的决策是如何影响第二阶段的最优决策的。虽然 第一阶段中家庭还未成立，但是理性的个体会预期到今日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会通过影 响工资而影响到未来的家庭收入和家庭效用分配。于是第一阶段的目标就是实现：
由于就全日制学生而言，其工资约等于零。因此时间的影子价格只是包括了对未来效 用的影响。并且由于个人的第二期工资和其人力资本积累通常是正相关的，因此可以定 义：
教育的边际产出体现在对未来效用的影响上，这种影响可分成两个部分：其一是直接 效应。由于教育对人力资本积累起到了正的促进作用，会提高在第二期的工资，从而扩 大了将来家庭对商品和劳动的购买能力，使家庭的整体经济实力加强，也就是说教育会 通过工资对第二期的效用产生直接影响。其二是间接的议价效应。由于教育提高了预期 工资，从而能够提高个人的冲突收益，使个人在家庭的效用分配中占更有利的地位。
即：只要通过增加一单位的人力资本投资做能增加的未来冲突收益，能够大于第一期 减少对闲暇的消费而损失的效用，那么个人就有激励在第一期接受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 。
如果采用传统模型中的联合决策假定，那么个人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时，仅考 虑第一种直接的效应，即
，也就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所能带来的当期个人效 用和未来家庭效用之和。在忽略教育间接的议价效应后，(6)式变成：
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决策依据就是使得增加一单位闲暇所能提高的当期效用与增加一单 位教育投资所能提高的预期总效用相等。这时的K也就是对未来家庭来说最有效的人力 资本投资，定义为
，两期家庭的预期效用总和同时也达到了最大化，定义为 
。个人此时也不会有激励将更多的时间用于进一步的人力资本投资。
但是在本文的动态家庭合作博弈框架下，个体进行大于的人力资本投资， 虽然不能增加将会使个人在最大可能效用中分配到更大的份额， 得到更大的效用。也就是说，即使个人人力资本积累可能不能够提高未来家庭的总效用 ，但是只要过度教育能够使个人在家庭决策过程中处于更有利的博弈地位，那么进行更 多的教育投资将是其必然的选择，即个人对人力资本投资量的理性选择将会导致对家庭 来说过度的人力资本投资。
4.教育内生的动态劳动供给理论对我国情况的解释。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女性 劳动参与率的下降，高校女生比重的增加以及婚姻稳定性的下降等现象是同时发生的。 当外部世界的离婚率升高时，就给家庭发出信号：婚姻和家庭越来越不稳定了。因此当 离婚率升高时，婚姻契约的可执行性就变差，联合决策的家庭分工模式就很难实现。对 女性而言，如果她们仅考虑当期的分工利益，而放弃市场劳动，那么在一个婚姻越来越 不稳定的社会里，她们一旦离婚就很难重新工作或是只能以低工资工作，在家庭分工收 益的分配上也处于不利地位。考虑到这个不安全的因素后，女性就会选择更多地参与劳 动，其形式是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接受更多的教育，提高未来就业能力。虽然预 期未来市场工资和就业状况恶化，但是只要婚姻的不稳定状况不能缓解，就女性生命周 期内最优决策而言，进行更多的教育投资仍是其理性的选择。从人口结构上看，我国女 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就应更多体现在就业年龄结构的变动上。
四、总结
经济转型中女性劳动参与率出现了下降趋势，传统劳动供给理论将其归结为市场化改 革中家庭重新分工的必然后果。然而，中国的事实却表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是和 高校女生比重以及离婚率的持续上升同时发生的。预期到家庭稳定性下降后，理性的女 性将会选择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其未来的冲突收益。其后果是年轻女性的劳 动参与率出现了明显下降，而她们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归属则会加强。就中国将来女性劳 动参与率的变化而言，其大幅度的下降趋势可能将有所缓解，而这是需要未来进一步实 证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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